[家国] 陶萌萌：被劳教的舅舅和他讲述的前尘往事
Original 点击加盟 新三届 2024-03-25 17:03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陶萌萌，曾任《作品》杂志社编辑，后任香港《大公报》《成报》《明报月刊》编辑，亚洲电视台高级编剧。
原题
长路将看尽 一生莫回头
——最后的长辈和他的前尘往事
作者：陶萌萌
1950年赵忠在中央统战部工作
新疆乌鲁木齐民政厅老人院王院长一行来港旅游，给我带来了中国邮政发行的印有我舅舅头像的个性化专题邮票。题目是：《时代先锋——中国优秀共产党人》系列的“优秀共产党员——赵忠”。
赵忠，是我的舅舅。
前言写道：邮票被誉为“国家名片”，方寸之间，凝结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灿烂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既有收藏价值，又兼具宣传与传播功能……
王院长说，嘿，你们家老爷子现在可有名哪，每逢过年，央视的新闻联播都邀他老爷子出镜呢，哈哈我们老人院真是叨了他的光啦……
王院长如数家珍般乐哈哈地说着，我的脑海里却冒出了舅舅和我说的话——那是从2007年到2014年七年间，我去新疆看望他时，他对我说的往事。责无旁贷，我得把它原原本本，牢记心里。
当我重回思路源头，慢慢翻看初始记忆的时候，一位高瘦挺立的老人出现脑海，我站在地面，从脚底向上，仰视着他——这个身体中浑生着大买办大资产阶级与共产党血脉的人，他一生的经历折射出百年历史烟尘怎样熏染人性，怎样将人心从冰变成水直至蒸汽，再从蒸汽骤变成冰的真实历程；人，是文明的动物；在追求文明的道路上，人必须面临巨大的凶险，那就是被打回动物的原生态。
下面，请听我的舅舅娓娓道来。
01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1895年生在天津，她家祖上都是来自江南一带的官宦人家，后来逐渐北迁天津，母亲有叔伯姐妹14名，在没落的官宦家庭里面，她虽然缠着小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在热热闹闹的女孩圈里长大，很快乐。
19岁的时候，经媒人说媒，母亲嫁入吴家。
我的曾祖父吴老太爷（注释1）祖籍安徽婺源，自幼随父到上海做生意，一步步攀升，在任职上海汇丰银行副买办时期，与同是安徽籍的晚清高级官员李鸿章结成了十分密切的私人关系，而逐步发展成为著名的晚清实业家、天津四大买办之一。
在“西风东渐”的潮流中，官商勾结，曾祖父最早最深地涉猎了洋务运动（注释2）。
光绪十二年冬，曾祖父集资一万八千两白银创办了天津自来火公司，生产火柴，他明确宣布以“抵洋产而保利源”为宗旨。光绪十三年，经李鸿章保荐，他以候补道身份参与津唐铁路官轨总局管理，后继唐廷枢担任津榆铁路官轨总局总办，完成了津榆铁路修筑。光绪帝发布“上谕”中，指定曾祖父作为京师农工商总局的督理，并加三品卿衔（注释3）。
光绪二十四年，他投资了25万两白银创办天津织绒厂；光绪二十九年，他投资15万两白银创办北洋硝皮厂；光绪三十年，他创办天津电灯厂和自来水厂。那时候天津有四分之三的民族资本的企业都由曾祖父投资创建。他最大的投资，则是出资50万两白银，与英商合办京郊门头沟煤矿，并且参与创办近代运输业。在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上，曾祖父起了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作为维新变法的志士，曾祖父被视作帝党官僚，撤职抄家，几遭杀身之祸（注释4），幸得李鸿章的保护，加之与英国关系深厚，方得幸免。
我五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曾经见过一面，但是印象却很模糊。
我的爷爷吴连元（正金六爷）是天津商会的协理和横滨正金银行买办。
丹华火柴厂 “玉手火柴”商标的图案，就是按照我的曾祖父吴懋鼎的手的模样设计的
直到1952年，“玉手”火柴依然以曾祖父的手相为商标。而厂址仍旧是我家的祖居地西沽村
我得说，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以今天中国的主流价值观去观照，确实算不得光彩的事。
我的父亲在这样的家庭长大，从小受着严格的教育，他能写会画，还能弹奏大风琴，就连老和尚念的经，他不仅能全部背下来，还能讲解出经文的意思……
母亲结婚的时候穿的是和服，行的是整套的东洋婚礼。婚后第二年起，母亲在八年内一共生了四个子女，继三位姐姐之后，我出生在民国十二年阴历七月十八。我的名字叫做宗桐，我是爷爷唯一的男孙，大人们都把我当成宝贝，口口声声“大桐大桐”唤个不停。
当时爷爷除了给自家的厂子丹华火柴厂的工人发工资，也给车夫厨师老妈子清洁夫发工资。最特别的是，家里的人都有一份工资，我母亲当然也有一份，工资的增长和生育量紧密挂钩，每生一个孩子就加一份工资。生了男孩，母亲不仅得到重金奖赏，工资也大幅提升。
02
儿时的记忆
小时候，我在天津西沽村著名的吴家大院长大。我家在西沽共有三处房产。分别称作一面，三合，三卷。一面就是一排房，三合就是比四合院少了南面一溜房，只有北东西三溜房，而三卷就是由三个四合院连接而成的拥有北、中、南三个院落的大型卷套，每一卷院的中间便用一幅木头做墙的大屏风相隔，大屏风光滑而整平，中间有门，气派十足。
吴家大院的房子都是家里自己起的，起房子的砖是特制的青砖，叫做青砖磨缝，就是把打磨得非常平滑的青砖砌在一起，砖与砖之间的缝隙很细小，几乎看不见，感觉舒适雅致大气。
院子是用大块的方砖铺地，门口有廊檐；而房子里面的地板都是很结实的木料。
离开这座漂亮的老房子几百米，就是我们家承办的丹华火柴厂的工厂厂房了。后来，在连接厂房的地方又盖了一个三合院，我从6岁到15岁住在三合院，我的大伯和我爸爸都是在这里去世的。
我的二姐宗瑞（即萌萌的母亲）当时上民德中学，三姐宗申上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附中。两位姐姐上学放学各自有自己专用的月包车。
每天一早，两辆干净整洁的月包车便在家门外面静候，车夫不声不响，绝不会发出任何催促。姐姐们穿着校服从容不迫地从家里袅袅婷婷颤步轻点地走向人力车，车夫躬身伺候，烘托出一副阔小姐派头。她们还要跟着人力车过摆渡，才能回到学校。中午，她们在学校吃饭，晚上照样是月包车送回家来。
我们家里也备有马车。爷爷在意大利租界给姨太太吴詹姣媛（我称之好婆）另外买了房子。好婆进进出出，都要乘坐马车。我喜欢马车，黄色的马，蓝色的车，很吸引我的眼球。小小的我特别期待奔跑起来的马车，嗬，马蹄和车轮卷起来的风呼呼而起，那个漂亮的小房子在威武呼啸的风声中抖动着向前飞驰……
那时候，我们家请了赶车的马夫，他坐在前面，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但是我记得那位跟车的随伺，他叫王二，50多岁，你看他笔直地站在马车车厢后面的车尾蹬上，当马车奔跑起来的时候，他的双手紧紧地抓住马车侧旁的镶铜扶手，跟着马车上下颠簸，风吹佛起他的衣裳，就像卫士一样地威风凛凛……
没有马车照片了，舅舅在老人院凭记忆颤颤巍巍画给萌萌看
我喜欢看马车，也喜欢看王二我小时候坐过那架马车，被大人抱上去，还没有过够瘾，很快又被抱下来，很令我不爽，我哭过，叫过，挣扎过，但是还是被抱下来。偶尔跟着大人乘坐马车，也要被大人紧紧地抱着。
爷爷也当过清朝的官。在北屋的大厅里，有一幅一米宽的中堂，是按照真人的原大画的，画工很精致——那就是爷爷，四方脸，小眼睛，身穿清朝官服，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官。
好婆笑着对我说，你看，这是你爷爷。
那时候，家里人吃大烟。我们家有个大烟盘子，两边摆上枕头……
最令我开心的是吃螃蟹，我们那时候吃螃蟹是一筐筐地吃（萌萌纠正我说应该是一筐筐地买。我说不对，就是一筐筐地吃），真正吃得个气势磅礴天昏地暗……我们每个人都吃得非常专业而迅速；前些年，我还听到萌萌的爱人小卢说二姐晚年吃螃蟹风姿不减，不但不用任何工具，而且速度快得惊人……
钟鼎之家，家里少不了老妈子车夫大师傅扫地的下人，而且很多，他们都住在南房，干起活来热热闹闹忙忙碌碌的。我特别喜欢看他们干活，喜欢听他们讲历史掌故，更喜欢听他们讲外边世界的故事。
记得每当大师傅杀鸡，他就会口中念念有词：
鸡儿鸡儿你莫怪，你是阳间一道菜。他不卖，我不买。他不吃，我不宰。鸡儿鸡儿你莫怪，
……
他反反复复地念叨着，直到把杀好的鸡泡进盛开水的木盆里。
听着这声音，我很快活，因为今天，我就会喝到香喷喷的鸡汤了。
姐姐们都是不贪玩的女孩，她们除了上学读书做功课，就是自己聊她们的心事，还聊她们喜欢的做旗袍的衣料，聊怎样搭配丝线去缠一个什么小对象比如粽子啊什么的……我很无聊，我宁肯看母亲收拾家什杂物更有意思。
我记得我母亲手里有象牙扇子、玛瑙小鱼、钻石戒指，包金头的筷子，还有和田的羊脂玉精雕出来的玉如意……嗬，真的是琳琅满目！
我喜欢那一整套镀银的德国西餐勺从巴掌大到小手指那么大的都有，沉甸甸光灿灿的，当当响，我很喜欢。我还喜欢德国的瓦制沙漏缸，里面的凉白开清甜可口。
家里有个巨大的画箱子，里面收藏着满满的古画和近代名人字画，我也说不清是谁的画，但是我记得的，有郑板桥亲笔画的竹子，有溥仪的老师翁同龢送给爷爷的题了字的对联…… 桌上的大盘子里有块很大的端砚，还盛着墨盒笔筒，我后来得到一块小砚台，它一直随着我，到了西柏坡，到了北京，到了和田……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
家里有几个很大的樟木箱，里面有《辞海》，有教画画的《百子全书》，是木板刻的，还有一大箱子字帖，颜柳欧赵，都很齐全，我的毛笔字的底子就是赵孟俯，赵子昂，赵松雪……
03
破败的家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吴家一个极其恐怖的年代，是家运势必走进某个确定的限数，抑或是中了某种魔术的掌控？
这永远是个谜。
但是，从1920年到1930年整整十年当中，我的曾祖父、祖父，大伯和爸爸，除了曾祖父另外的两支子嗣，从我爷爷以下的成年男性全部相继去世。这个亘古难见的剧情，用真人做show，完成了演绎。
我，成了爷爷膝下的独苗苗。
其实我并没有见过爷爷。我的爷爷吴连元，在我出世前两三年就去世了。他当年是日本银行正金银行华账房经理，也是天津市商会会长。
爷爷的原配，也是我的亲奶奶死了以后，续弦的奶奶辛氏未能生养，爷爷从苏州买了姨太太詹姣媛，我叫她好婆，她住在意大利租界里两层小洋楼上，独立生活。听说他每次去北京开董事会，还会给她带回一点皇宫里面的珍宝。
民国24年左右爷爷带着不到20岁的姨太太到奉天（沈阳）开设新银行，因突发脑溢血，客死他乡。
爷爷为好婆留下无数财宝，我记得她有大量纯金的首饰，她的金戒指上面还镶着一块翡翠，是从一个鼻烟壶的盖上面弄下来的。
可惜爷爷死时好婆还年轻，也未生养，她无需照顾我们，只是享清福。爷爷死了后，辛奶奶常常到法国租界那套极阔气的楼房去找正金银行总买办魏信臣，据说他手里还有很多爷爷留下来的财产。爷爷客死他乡，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给我们一帮未成年的孙辈巨大的影响。
为了养活我们，辛奶奶不停地变卖房产，把房子卖给公司，被她卖的房子，我所知道的就有三四栋独立的房子和那三卷房，她把买房子得来的钱存在银行，靠吃利息养活家人。
后排左起：我，二姐吴宗瑞（陶萍），母亲陶履通，坐者为好婆吴詹姣媛，蹲者左起三姐吴宗申，大姐
后来，听说奶奶把能卖掉房子都卖了，于是跟着辛奶奶到城里租房子住了。抗战那年我高小毕业了，我们搬到了辛奶奶城里的亲戚沈家的人住的金家大院。
辛奶奶除了卖房子，也卖火柴厂的股份，我们家是股东，董事，股份原来的持有人由祖父传给父亲，父亲死后，改成我的名字，我看到股票上面写的名字是“宗桐”两个字，我的印章也是“宗桐”两个字。我也去过厂里和大伙吃过聚餐。
爷爷去世后，二奶奶辛氏全面掌管了家务，她妒忌大婆的儿子媳妇也就是我父母夫妻恩爱，处处使小手故意整他们害他们，我的父亲在纱厂当职员，管物资，他见世面很不多，天性谨慎小心，整天被辛氏呼喝咒骂，常常被吓得躲在屋子里，就在我出世之后没多久，父亲疯了，他一犯病，就把家里的铜盘银匙满屋乱扔。于是他就被关在小屋里，脚上还上了铁镣——不知道爷爷看到了会有多伤心！
父亲去世的时候才三十多岁。为了三个儿女，母亲只能忍气吞声。
日本投降前，在通货膨胀，世道艰辛的年头，后奶奶辛氏去世了。辛奶奶的一生，虽然婚姻上守的是活寡，但是“六奶奶“这个响亮的尊称令她保持了家族的荣誉，为吴家子嗣负上了极大的责任。大约在五十岁的时候，她死于女人的顽疾“倒开花”。
04
向往革命
我的大姐十五岁时因为闭经，经药物调理后失血而逝。
四十年代初期，我的二姐三姐在天津美国教会学校“中西女中”读书，受到西方革命思想影响，向往革命。
1941年，三姐首先离开家庭投奔革命。她开头去了现在的山东德县油房镇（当年属于河北省）。为了安全，她起了个农村的名字叫做吴贵生，到了解放区还这样叫。她打过游击，打过地道战，最艰苦的时候一连三天没有饭吃。
三姐的男朋友叫吴明，当年已经是中共清河县委书记、中共临清县委书记、太行山军分区宣传部长。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吴明在河北巨鹿县赵庄被敌逮捕，敌人抓来全村老百姓，逼他指认自己的同志，面对队列中很多自己的同志，吴明拒绝指认，１０月３１日英勇就义，年仅２６岁。后解放后，被安葬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吴明，生于1917年，河北省霸县人
二姐在中西女中读高中的时候永远是一二名。考到第一名的时候，学费全免，考到第二名的时候，学费免一半。
但是，在1943年，她高中没毕业就走了，到晋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参加革命去了。1945年，抗战胜利了，她考上燕京大学社会系，并且通过燕京大学地下组织去了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后来她把这段经历写小平做报告的故事、借彭德怀的坐骑过河的故事、与刘伯承相遇的故事都十分感人。
我的二姐陶萍(萌萌的母亲)
我小时候，也喜欢听陈铁表哥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我启发很大。后来在两个姐姐和表哥的影响下，我很自然地向往革命，向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6年6月，我加入了天津地下党。油印机就放在我们家里，每天，我们在我家油印共产党的传单，叶欣同志刻蜡版，我就为她们放哨、复印，分发……
不久因为天津地下党的负责人金爽同志被捕， 1948年3月我不得不离家出走，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我悄悄地离开了母亲。
后来，我常常在想——母亲失去了15岁的大姐，又相继不见了“吴家有女初长成”的二姐和三姐。那时候参加革命不能够写信回家，她们俩一去就是六七年，并且杳无音信……母亲是什么样的感受？
而令母亲的心受到致命的打击，则是我的悄然出走；曾经养尊处优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才五十岁多一点，证实了孩子们的全部舍她而去对她致命的打击。
我也“逃”走了。通过地下党组织我到了河北省正定县，到华北联合大学学习，性质就像是后来的党政干部培训班。
在华北联大。前排为姐夫萧殷、二姐陶萍。后排左一是我，左二为二姐的中学同学兼华北联大同事陈颖
在华北联大，我见到了久别的二姐，她已改名陶萍，我也见到了我未来的姐夫，还有表哥陈铁，他们都已经是这里的教职员了。为了避开张家口的战事，他们刚刚从张家口搬到正定。
来到共产党的怀抱，我感到既新鲜又兴奋。
在这里，我看到二姐和姐夫结婚，组织上送给他们新婚夫妻的礼物居然是一领藤席——为此，我偷偷笑了很久；原来，共产党是百无禁忌的。
经过半年的学习，我被分到中央统战部工作。9月，我拿着介绍信，到党中央的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报到。
我的介绍信信封上写的是组织部长“安子文收”。到了组织部，说找安子文，拿出信，办手续，然后给我另外一封信，写着“童小鹏收”，于是找到李家庄，说找童小鹏，叫我找周子建。
当时在李家庄的还有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副部长齐燕铭、汪峰、徐冰，秘书处处长周子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他们。
我找到周子建，办好了手续，我的工作是中央统战部交际处接待员，专门接待民主人士。
因为建国大业迫在眉睫，准备成立联合政府的工作大量而繁琐，当时，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还没有宪法，一切工作必须从头做起——由共产党起草的共同纲领，必须征得各个民主党派的认同，所以当时的接待工作很繁重。
统战部交际处的工作很忙。紧张忙碌的工作不但令我感到十分愉快，而且还交了很多朋友。比如无党派人士、鲁迅的弟弟周健人夫妇和孩子，还有学者翦伯赞。后来到北京又认识了国家副主席李济深、中国文联主席茅盾、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田汉先生以及夫人安娥……民盟的吴晗，他跟我的关系最好，我年轻，常常会给他的家里干点体力活，他们新安装的烟囱管，拐脖子的地方不通畅，我家从小就用这东西，于是我站上去帮他修理烟囱。
共产党的队伍里，我看到无数有知识、有理想的人，我喜欢他们，我尊重他们，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从未有过地心情舒畅——举起双手深情地欢呼，时刻准备着，准备用自己的全部忠诚和热血青春，迎接新中国鲜红的太阳！
05
进北京
1949年1月，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处长周子健作为中央先遣小组四名成员之一离开西柏坡赴北平参与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并负责接收中南海和北京饭店。这期间他带着统战部的同事们多次来往于北京和西柏坡之间。
1949年2月，我正式告别西柏坡，进入北京城。我们坐的是美国敞篷汽车，也叫十轮大卡，同行的还有十几二十辆。副部长金城和我一起，陪同毛主席的老师符定一夫妇乘达同一辆车进北京。车里还有十几个人。
开车前，周子健交给我一包解放区生产的香烟，说是到北京以后送给司机。这些美国汽车是缴获来的，而开汽车的司机也是和这些汽车一起俘虏过来的国民党的人。可以看到，当年我们统战部的同志做工作已经是很周到了。
数九寒天，没有棉袄，我们身上仅穿深蓝色的土布衣，坐在行李上，几个钟头工夫，我们就进北京了。车子开到前门外的一个酒店，住了一个多月。三四月间，作为政协交际处，我们搬到了北京饭店237室。
北京饭店的政协交际处，我见到很多老朋友，李济深、田汉、安娥、茅盾（沈雁冰）……沈雁冰小个子，还留着小胡子，后来他和我的二姐夫成了同事，他俩个子一般高。
当时林彪也住在这里， 从1948年底1949年初他就已经住进来了，直到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
1949年4月，国共和谈终于破裂，周恩来力劝国民党的代表们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但是那些蒋介石的亲信坚持要去台湾，而张治中、邵力子等人被周恩来挽留下来。
这时候我接到一个任务，负责给愿意留下来的国民党人送养老金。
在齐燕铭的安排下，我带了官金和金条到北京六国饭店。
门开了，一个干老头，我唤声：“钟天心钟先生”，答应了，于是进门去，把东西交给他说，这是回南京的车马费，请转交S先生。
没有太多的废话——哟客气，您劳驾，您受累，甭客气……全没有—— 只有点头、“回见”、转身、带上门。
一切尽在不言中。
回机关，一五一十汇报。
嗯，很好。
周恩来当时对张治中说：安下心来，我们会把你的老婆孩子送来。周还说：当年我们对不起张学良，今天不能对不起你。
06
舅舅回国
我姥爷的哥哥有个儿子叫陶履恭（字孟和），因我母亲从小跟着她母亲长大，所以很亲，我们姐弟都叫陶孟和舅舅。1917年，陶孟和舅舅在北京大学教书，常常在李大钊办的《新青年》写文章。后来他当上国民党中央政治研究院院长，我舅母的弟弟则是国民党南京市市长。抗日战争的时候，陶孟和到美国的大学去教书了。蒋介石曾经邀请他为政府效力，遭到婉拒。
刚解放的时候，陶孟和答应周恩来一定会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1951年陶孟和的母亲（我称呼姥姥）去世，这时候陶孟和在美国尚未启程。
我代表统战部去见林伯渠，林伯渠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兼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华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我们谈起陶孟和的事，林伯渠非常高兴说，想不到陶孟和的亲戚中还有自己的同志。我代表家属领取了抚恤金。
不久，陶孟和从美国回来，送给我一把剃胡子刀。他对我说：我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和李四光联系好了，李也准备好回来建设新中国。
因为我和二姐进北京后没有住处，二姐正当临产，于是住到舅舅陶孟和的北京家中。舅舅回国不久，就当上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直到1960年去世。
07
交出私产
无欲无求心如水，可以说是那个时期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思想状态。
我生长在资产阶级家庭，但我从未想过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会有什么样的烙印给我未来的人生带来什么影响；我只简单地清楚地知道，我热爱我的国家，我拥护中国共产党，我敬仰毛主席，我要报效祖国，我和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一道，齐心协力建设建设属于人民的、自己的国家！
解放的时候，三姐已经跟随四野南下广州，三姐夫也是延安来的干部，分在华南分局组织部工作。二姐分在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工作。我们五个人都是解放区来的老干部，这个时期，政府对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实行供给制。简单说，就是一人一份，除了管吃管穿（发衣服）管住以外，每月每人还可以分得一些钞票，可以购买30斤的小米。5月，二姐的女儿萌萌出生了，政府不发尿片，记得二姐他们为此很是焦急。
直到1952年，中央机关实行工资制。我评为行政18级72元。
我和母亲、二姐的合影。当时我们姐弟都在中央机关工作，二姐就住在中南海中宣部的宿舍。看我攥着外甥女萌萌的小手，她笑得多高兴！我胸前的章是政治协商会议的证章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母亲从天津到北京来，住在二姐东总部胡同22号大院后院的家里，目的是带“长了翅膀、脚不沾地”的萌萌。母亲带来了家里的房契，也带来了丹华火柴厂的股票。这家股份制的厂子，从曾祖父到爷爷到父亲，一直传到男孙——宗桐我。解放后，母亲手里仍有很多股票。
1952年二姐陶萍把母亲带来的丹华证卷和房契交给我，说，都交给国家吧，我们都是国家干部了——当时有个词，叫做“职业革命者”。我们三姐弟完全彻底把全身心交给革命，经过革命队伍的培养锻炼，我们知道自己出身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反动家族；我们都耻于一切有悖革命理念的行为，也耻于一切与无产阶级革命不相称的家族历史与经济来源。
我拿着这些东西，不知道交到哪里去。
这是1952年，距离没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财产的公私合营运动的1956年，还有四年时间。
我找到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他听了以后很迟疑，说他不能接受。后来他通过团委书记王仁，才联系到中国人民银行……最后，我把一切都交到中国人民银行资本处，包括地契、写着“宗桐”的丹华的证卷和刻着“宗桐”二字的图章——啊，从曾祖父，到祖父，到父亲，到我……这条缠在我们姐弟脖颈上的枷锁，从此砸碎了，我们也将从此成为真真正正纯粹的无产阶级的一员了。
没有收据，没有文书，没有只字片纸的记载……但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令我从心底里感受到“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轻松与舒畅。
但是——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明白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她已经拿出自己毕生的积蓄捐造了门坎供千人踏万人踩，可是她却永远无法逃出社会主流意识的藩篱……路，早就没有了。
与母亲和二姐、三姐、萌萌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文协大院
08
秋风入庭树
从哪年哪月开始，从什么事情引起，我都说不清楚，但是，一股寒风轻轻地吹拂，轻轻地缓慢地震荡我的心。
不记得是不是从恋爱的态度被人抓住把柄呢？
进城那一年，我二十六岁，一晃我就二十八九岁了。我一直没闹明白，那时候关注我婚姻大事的人为什么那么多，他们为什么那么着急？
不断有人给我介绍对象，全是些农村来的女干部，或者女军人……对这批女人我实在没有什么感觉，接受吧，很违心，不接受吧，立刻就会遭到白眼，我左右为难。
记得有一天在中南海的礼堂看戏，一位副部长在我后面一排的座位上毫不避忌地问我怎么看婚姻问题。
在这大庭广众，让我怎么开口谈婚姻呢？我没有表态。
我真的没有想到，对恋爱的态度也可以导致组织上联系到我的家庭出身，联系到我的阶级感情，甚至联系到我对革命的彻底性。我因此被人指指点点，被人怎么看都不顺眼起来。
我早就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可是组织没有忘记；那个深深的阶级烙印并没有烙在我的身上，却被牢牢地烙在组织的心里。
最让我不能忘记的就是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王育平，是个整人能手。几乎每天，都要找茬要我检讨思想，检讨出身，检讨作风，我被迫像朗诵圣经一样地念念有词：
脱胎换骨，任劳任怨，夹着着尾巴做人，
……
（怎么脱胎？怎么换骨？怎么夹尾巴？英文怎么讲——萌萌按）
无论你曾经怎样地提着脑袋干革命，无论你对共产党爱得多么神魂颠倒，无论你对革命忠诚到怎样地肝脑涂地……到头来，还是因为出身问题，三天两头变着法儿挨整！整到我头昏脑胀，不得要领。
有一次，王育平非说我把部里的文件弄丢了，问我知不知道，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他就指着我身后墙上的窗子说我没有关好窗子，文件肯定是被盗窃了。
其实窗子很小，根本不可能有人爬进来。
但是他一口咬定是我弄丢了文件。我听那话中有话，不就是说我出身不好嘛！但是我也不会里通外国呀！
后来，终于搞清楚了，是文件发出去还没有退回来。
接着，在“打老虎”的运动中，又把我摆上台，怀疑我贪污，查我整我，令我交代工作中与钱有关的所有细节，最后的结论，证明我一丁点经济问题都没有。
最后就是丑化我，说我架着二郎腿瞎晃荡；说我哼反动京剧的小调儿；说我讲旧社会的事情比地主老财还精通；说我太柔软身上没有长骨头；还说我像个提笼架鸟的小老头儿……
在我们共产党里面，有一批专业整人的人才，他们有极高的手段和艺术，他们手中的软刀子层出不穷，所向披靡。
不久，一位新调来的女同志坐在我的对面，她的名字叫做刘淑香，她找我谈话，说是上级准备把我列入援疆建设。在援疆人员的名单中，我将被调到新疆和田工作。
1955年新疆自治区成立，自治区要求派干部去，我只是把工作调动当成革命需要，义不容辞。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出身不好，是被作为“多余”的干部调走的。我说，我听从组织安排。谈不上什么高境界，我的无条件服从分配，证明了我决心作为无产阶级一分子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和我一同出发支持新疆建设的中央统战部人员，只有我和一位伙房的管理员！
不久，我就上路了。
我踏上古道，西去的遥途就在脚下，我再次举头仰望北京的天空，哦，又是中秋，皓月当空，又大又圆的月亮将伴我远行。京津，桑梓之地，生我养我教我成我，今我离去何日还？明天就是国庆节到了，举国欢腾，庆丰收庆发展；而31岁的我，西去阳关路漫漫，路漫漫……
记得六年半之前，1949年我们从西柏坡开进北京城，我们意气风发——新中国即将在我们手中诞生；举起双手准备着，准备着用火热的生命托举起新中国的太阳……那年我26岁。
这次离开北京，我们同样乘坐着卡车，同样坐在行李上，但是，半个多月的古道秋风颠簸摇晃，心里平添几分酸涩与悲凉。
当我们来到南疆和田的时候，抬头看，哦，月牙儿，已经看不见；新疆和田——广袤荒凉的南疆边地，从那一刻起，我一待，就是至今将近六十年。
09
在和田
我被分配在和田地委宣传部的讲师团，作为教员，我负责给和田地区管辖的几个县的党政干部讲课，有时候在大礼堂进行大会辅导，有时候参加分小组讨论，有时候还会到各个县里面开座谈会，也会应当地领导的要求到县里给他们讲课，及时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我力所能及，但是工作以外那些无聊事儿，花费了我极大的精力。
我很快发现，在这里，干部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文化程度和文明程度的矛盾。知识分子的那个款儿，在这儿显得臭得很，人家横看竖看，就是看着你不舒服。有一次，我在说明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时说，我承认我自己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可以革命嘛，周恩来也是知识分子——就是这九个字，这九个字，居然成了反动言论！我的政治生命从此改写。
事实上，周总理自己也曾经说过自己是知识分子的话，意思是说可以背叛自己的阶级，可以学习改造等等。
最后，不容分辩、不容置疑、坚持把我一棍子打死的，是和田地委宣传部长文运贤，他煞有介事地上纲上线，说我污蔑周总理；就凭着那九个字，他恨不得把我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瓶花力尽无风堕。胳膊拧不过大腿。
我被带走了！组织上什么也没跟我说，就说换个地方去劳动。于是，我脑筋也没有转一下，服从了。不久，我从南疆的和田来到千里之外的北疆，这是阿尔泰地区福海县的劳改农场——公安农场，这里地处北疆腹地，插翅难逃。
原来只以为，是来劳动；来了才知道，原来是劳教。
（糊里胡涂……把自己的人交给党，交给组织，可是没人把你当人看——萌萌按）
我被强制劳教。新的生活开始了。
这是1958年春季。
10
在劳改农场
几十年来，我一直为自己庆幸，是啊，如果当初我讲的不是周总理而是毛主席，我相信自己早被枪毙了；而且，可能到死也没搞清楚为什么。
能够活着，比什么都强啊。
福海公安农场共有13个队，分为劳改队，右派队，劳教队三种，全部是男人，我分在劳教队。我的工资也由刚到和田时的130元，降为31.97元——共22年。但是劳教要比劳改好，劳改的话，连工资都没有。
开头，我们的工作就是挖水渠。按照规定零下25度一下就可以不出工，但是很多时候都是零下20几度，老是不到25度，又冷又得出工，天一亮就出工，天擦黑才能回来。
吃不饱，是个很大的难题。一人一份，只有一个馍馍，我的饭量不大都吃不饱。为了争取吃饱，就得劳动表现好，那样可以多分半个馍馍——馍馍就是奖金。
我的体力不够，从来都得不到那半个馍馍。
因为我们社会地位低，所以进办公室都得报告，队长身上带着枪，他有权打人。听说劳改队的干部用铁锹棒子打那些跳蹦子的人，铁锹棒子都打断了。
队上有人死了，我们就在野地里刨坑，一镐凿下去全是冰碴子，刨很久都刨不成一个坑。想着自己以后死了也是这么个埋法，很伤感。
慢慢地和大伙熟悉了，才发现进来劳教的人很多都很冤枉。
有个人夜里大便，把女儿寄给他的信封擦便便，天亮了被人发现信封上面有毛主席语录，于是抓进来了。
有个人会画画，派去画毛主席像，画还没画完，有人说画得像个鬼，于是被打成反革命，来劳教了。
有个人带着边区通行证来新疆，半路钱包被偷了，于是被扣查，说是没有边区通行证来新疆属犯法，于是劳教了。
一个拉锯子的工人，体力活重吃不饱，花钱买粮票，被扣上倒卖粮票的罪名，来劳教了。
更冤枉的是，有个人在公路上打车，不幸打到一辆公安农场的车子，进来了就无法出去了，于是留下里劳教了。
当然也有很多有趣的经历。
有个小偷，向我们讲授怎么偷东西，他说，你把吊着的衣服口袋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衣服不动就成功了。
有一次，小偷跟队长说，信不信我把你的枪下了，然后再给你送回来。队长说：你敢？不久队长真的找不到枪了，那个小偷真的把枪偷了，还真送回来了。
有个人很有点有文化，和大家相处不错，但是队长（原北京新华门的警卫）得到任务，说要把此人打成反革命。结果队长没办法把他打成反革命，于是大家送给队长一个绰号叫“王善人”。
在劳改农场，那些基层干部很单纯，质量很好，我很喜欢和他们相处。
场长也很平易近人，有一次他和我一起在地里劳动，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困难，就是完不成劳动任务，就吃不饱。
不久，队长说我有文化，又是中央来的，行书楷书隶书都写得好，最重要的是“九个字”的问题不算严重，于是让我当管理员，管食堂，管理肉类粮食，还要我为队里算工分，写帐，做会议记录，搞宣传栏等等。
虽然依然是劳教，但是我的地位稍稍提高了。
杀了一头羊，要分配公平合理，很不容易，我们自己一点油水不捞，大家都很满意。
打土块，我去验收，不合格，我说，我收了你的对不起大家，不收又对不起你，下回可不可以打少一些呢？
骑自行车到场部采购物资，我选好，开好票，等马车来装，我就骑车回去，来回二三十公里的路。
后来，我被派去教书，虽然我的月薪很低，但我还是自己花钱给学生买作业本。学生们都非常喜欢我。
记得有一次，上级领导来讲话，中间休息的时候问：厕所在哪里？
回答曰：真没有。
只能随地大小便。
休息完了，领导继续讲话：你们要建立厕所。
……
文革十年，这里什么风浪也没有。晚上，平静的北疆漫天星斗，亿万颗星星密密麻麻闪闪发光，好看极了。
11
平“反”
我，一个小人物，能够活着走出福海县公安农场就是胜利。这一天给我盼到了。
1980年，右派队的100多人全部解放了，全部没有问题，当时派来帮我摇马车的，原来就是个知识分子，他平反后马上当了校长。
只有两个右派，平反的时候，还被远方的组织惦记着，好歹来人了，说要找回那两个右派。
回答，早就死了。
说要看看坟。
我是管理员，带他们去看了坟——坟在人不在，找到也没用了。
人没了，就算了，于是悻悻走了。
人活着，是右派，可以平反。
人死了，是右派，也白当了！
其他的右派也好，劳改劳教分子也好，都像垃圾一样扔在北疆了——从来没有、也再不会有人来过问了。
1980年，在我57岁的时候，我被通知可以平反，可以办手续了。我来到一间办公室，一位姓桑的女同志接待我。她说：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
（来这白白玩了22年？——萌萌按）
——现在给你平反。
（平的是哪门子的反啊？）
——不过，你没有任何帽子任何结论，没什么反可平哦。
——给你三恢复（即恢复名誉、党籍、工作）吧。
平反的结论是：没有任何问题。一心为人民为群众，这是个好人。
（就那么儿戏？闹了半天，是个好人？）
当然，后来他们也觉得奇怪，专门去查我的档案，才发现当年什么手续都没有办，只有文运贤手写的10个字——诬蔑周总理是知识分子！
所有的人只看了前面的5个字——诬蔑周总理，而没有注意后面5个字——是知识分子。
我听到自己能够三恢复，很高兴，正准备签名，桑女士突然提高声调说：不要签。
我当时愣了。
真的，我没有想到要求补发22年每月被无理扣掉的接近100元的工资，总计两万六千多元。
我也没有想到要求返回北京或者天津工作。
……
是的，我早已不懂得为自己争取什么了。从1958年春天到1980年秋天，春去秋来，整整22年，从35岁到57岁，人生最壮美最辉煌的年华已经被抛在那寒色苍苍的冰天雪地上……人心如铁了。
从农工到职工。从管理员到教员……做平凡的人，做质量好的人已经足够了。
接着，我带着党籍和工作的权利，来到阿尔泰市。在那里，居然买不到酱油和醋。
二姐来信，说萌萌快生孩子了。我寄去了100元。我收到小卢的感谢信，哦萌萌的爱人叫做小卢。
在广州与萌萌一家
1982年，我得到了一份大礼，我来到杭州西湖，在中国十大古剎之一的灵隐寺休息了将近一个月。在那里，我的泪水终于哗哗流淌，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心里憋闷的悲伤、冤屈，就像打开了闸门一样 ……
在那里，我看到很多和尚，他们一世无家，但是很愉快。我受到启发：
没家不是很愉快，但是——
没家也可以很愉快。
这年，我60岁。
12
啊女人
萌萌好多回问我，舅舅您为什么不结婚？
我对萌萌说，那年头，一天能够吃饱三顿饭就已经很幸福！没有饱暖，哪能有什么非分之想？
回想起来，话就长了。
刚刚解放的时候，大部分人心里都会有一种安全感，纷纷安家结婚了。那时我一米七四的个子，粉白细嫩，写一手好字好文章，满口的京剧评剧诗词古画，当然受到女人青睐，问题是那时候兴组织安排；偏偏安排了部队上的女同志甚至农村来的女同志，我觉得不是“志同道合“，有些”说不来“，于是便拖拖拉拉拖到了30多岁。
记得1950年我27岁的时候，在政治协商会议秘书处任联络科科员，认识了一个大学生，叫朱瑞亭，当我们开始来往的时候，有些上级领导说闲话，说什么公子小姐小资产阶级之类的风言风语，很快有人在背后搞了鬼，朱瑞亭以后就不来找我了。我知道她后来和别人结婚了。
我当时心里很不服气，哪有强迫人家结婚的？组织上不同意就搞破坏，这样是不对的。
后来在和田，我是认识了林国德医生。她从香港来，是香港电车公司老板的女儿，为了表现积极，坚决要求回国参加工作，她到中央统战部以后，因为来自港澳，后来也被分配到和田。上面有政策，凡是有海外关系和出身不好的都不可靠，一律分去新疆……
我们认识以后，我有感觉，很想和她做朋友，我们常常聊天，很谈得来，但是因为她在和田得不到信任，被人怀疑她回来参加工作的动机，她郁郁寡欢，不久就回香港了。
她现在在悉尼，也80多岁了。她还给我来过电话。
后来在新疆，组织上介绍过好几位农村妇女给我，我一点感觉也找不到，加上当时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又是那样的处境，心里懒洋洋地一点提不起劲来，看着我很不积极断样子，领导都说我是个怪人。
在公安农场做小学教员的时候，我的学生梁心霞的姐姐梁明霞做会计，是个很不错的女人。
但是如果在那个处境下自己找对象，会被当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批评。
我想起《绿化树》里张贤亮笔下的那个右派，唉，那确是我们当年的生活写照。只是有一样不同，就是我决不肯和没有感觉的女人结合。
还记得元稹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吗？就是这么回事了。
13
孤寡老人
1980年，我又一次完全服从组织安排，来到北疆的阿尔泰县政协工作。三年之后我61岁离休。
——噢，又过了32年。
住在乌鲁木齐老年公寓，我生活安定，心情平静，我成了新疆地区著名的汉族孤寡老人。
我常常上报纸上电视，甚至中央电视台。在新疆很多人知道赵忠——一位善良，平和的孤寡老人……我也渐渐地不记得我从哪里来，前尘往事的的确确早已烟消云散了。
萌萌和小卢今年年初来新疆来看我
这几年，萌萌每次来看我，都喜欢刨根问底要我说些过往的事情，回望如烟来路上鬼气森森，令我不寒而栗。真的不愿想那时空裂变的巨大刺激，不愿说那真魂出窍的巨大痛楚！
但是实在拗不过任性的萌萌，我慢慢地把支离破碎的过去一点点拾起，就像模拟着一个陌生人莫名其妙的虚幻生存；原来，妄图抽离的灵魂依然附体，宿命的慰籍不会药到病除，那深深的创伤经过多年偷偷地舔舐依旧血迹斑斑……
为了这，我突然变得狂躁不安；我有点恨萌萌，你好好呆着不行，干嘛千里迢迢来折腾你舅舅。
我对萌萌说，我怎么觉得自己是越活越没道理了；能够一次次地看到每天早晨的日出，对我来说，太奢侈。
萌萌说，过去您承受了太多没道理，所以现在也该享受一下没道理啦——萌萌轻巧的笑话，我喜欢听。
现在每逢春节，中央组织部就会把慰问信寄到老年公寓来。他们的问候，我领了，就当作道歉，我很郑重地领了。当年对我那样不妥当的处置，边疆的风雨早就令我死去无数次了，而我，偏偏莫名其妙地活着，直到活成孤寡老头——也许，只有上天记得，那年，那一年，我向中央政府捐出吴家半个多世纪的全部家产？是这样吗？
没事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点关于社会问题的论文，比如《人与社会》《警惕封建社会的残余影响》《我国内耗繁重》等等，北京中国党史文献出版社还给我发表。
以后还写不写？不行喽，身体坏了，不能累着，写不了啦，心里边亮堂就够了。
近期，有些人来看望我。他们是哪儿来的？中共党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优秀共产党人编辑部，他们还把我的论文发表在大型文献《时代先锋——中国优秀共产党人》，发了荣誉证书，还出了邮票。
这小小的肯定，我很珍惜；其实我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就是——还活着。
听说王育平后来调到甘肃省委统战部当副部长，文革中不堪折磨跳黄河死了；文运贤后来疯了，进了精神病院，几年前死在精神病院了……
听到这些消息，我一点也不高兴。
我早就不忌恨他们了，我早想明白了，他们不是代表他们自己，而是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思想方法。他们自己也是确确实实的受害者。
我常常会想，赵忠，是谁——封建遗少？买办后代？纨绔子弟？革命干部？劳教人员？离休干部……
在我现在生活的地方，没有人知道我的历史，不论老人院的员工和老人、各个媒体的记者、公益群的孩子们、民族的朋友……在他们心中，我只有一个标签——孤寡老人。
唉，胸中早已没有风雷激荡，孤寡老人就孤寡老人吧，过去的事情说不清，说了，也没人能够理解——那一个，一个，一个，又一个我曾经经历过的时代画面，渐渐苍白，渐渐浓缩在历史的书页里……是时候，掀过去了。
14
将来的事情
最近，脑子里冒出一个从来没想过的事情——吴家的坟在哪？
解放以后，天津市政府说要起工厂, 要我们把天津北洋大学前面那块过了运河的桥以后不远的几十亩建在一片高地上的坟地搬走。当时，我母亲已经到了北京，于是勉强给了一点很少的迁坟费。我的堂哥吴宗元收了。吴宗元是我曾祖父那一代的分支，到了我爷爷这代就只剩下我自己了。那么坟迁到哪儿去了呢？
心里还记得这事。怪我自己，这么多年了，祖坟在哪儿也没问问。
上个月，老年公寓的王院长给我买来了寿衣，还跟我说，按照现在国家对离休干部的政策，我死以后，国家会发给“我”二十个月的基本工资，不包括阳光工资，大约能有七八万。
我说，有这么多，可以买几个“小房子”给我，到时候“我”上这儿住住，住腻了再上那儿住住……
王院长哈哈大笑说：老爷子啊，您别想这儿住那儿住了，我给您做主，您活着就好好享受，钱，我们先垫出来给您用；将来的事，就让萌萌他们去办吧。
后记
写完了舅舅说的话，我拿起邮票，透过这方薄纸，端详一幅活生生的广阔背景下我的舅舅——那个和蔼平易亲切宽容、处处看得透事事想得开的慈祥厚道的孤寡老人——一位蹒跚迈向90岁人生的普通老人。
普通，因为他从来没有个人野心，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丰功伟绩……那细若游丝的生命，沉浮在中国百年政治风暴的漩涡中；背叛出身投身革命步履沉重。
他虽然孤寂哀伤忧虑，但是他从容坦荡无悔无恨……
别的人，能永远活在子孙后代的心上，
而我的舅舅，没有后代，他永远活在——
那张两公分见方的小小邮票中。
……
舅舅，不敢告诉您，在您两位姐姐和她们的六个孩子的履历表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您的名字；因为您那不清不白的经历，那是污迹，那是耻辱，那会影响孩子们的政治前途。
看着舅舅那张平静如湖面甚至近乎麻木的脸，我能够感受到那不平静的身体里面依旧地血液沸腾，三个十年，四个十年，五个十年，六个十年……哦，将近九个十年的历史风云在他长长的却是干瘦凹瘪的身体里面乾坤翻滚，风雷激荡。归纳他89年走的路——
为党工作的一生挨批被整的一生受尽屈辱的一生问心无愧的一生
他彻底献身，直至献出全部祖产；
他一无所求，包括吴家人根子嗣。
这样地彻底献身，这样地彻底捐产，结果就是发落荒冷边疆劳教！从天津到西柏坡，从北京到新疆，从和田到福海，从阿尔泰到乌鲁木齐……
他无愧，但他委屈……
不是瓶花无力随风堕吗？怎么却是炉火灰深到晓温了呢？
多年来他对我和小卢讲得最多的就是健康，比如：
——把精力拿出一部分来养生；
——吃饭可以养生，吃多了就吃亏了；
——人需要五种心理维生素：安全感，成就感、幸福感、满足感、荣誉感；得到了就兼济天下乐在其中，得不到就独善其身安贫乐贱……
我和小卢会记住。
1997年和萌萌在香港
每天，舅舅雷打不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躺在床上听新闻，电视看不清了，那小小的收音机就成了他和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说起时事，他了如指掌，只有一次他搞不清楚。他问我那个玫瑰花还是什么花是怎么回事？闹了好半天我才明白他问的是“茉莉花革命”，我跟他讲了。
哦。是这样。他沉思，有点凝重。
听说舅舅自己在乌鲁木齐的郊外买了墓地，他一生孤单，最后他将葬在北疆；那寒凉孤寂和风雪，令他获得了长寿——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样、也是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够看到2013年雪花飘飘的时节，秋月春风几何？不论如何，那肯定是365天中的某一天。
舅舅说了——
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在永远闭上眼睛之前，我得笑，笑得抖掉身上这辈子积攒的灰，我会对死神说——唉，这遭算是白活了，打起精神去投胎，给我机会再玩一回！
我要对老吴家显赫一时的列祖列宗讲一句我从未讲过的话：
对不住啊，作为两代单传的男孙，我没有把你们精彩辉煌的根儿留下……
对不住啦！
1997年最后一次到香港萌萌家去玩
附注1：9岁时，为避太平天国战火，吴懋鼎随父亲逃难到苏州，在一家笔店当学徒。17岁时经一位老师介绍来到上海，开始时给外轮当跑舱、干杂活，给汇丰银行赶马车，后来学会了洋泾滨英语，逐步接触了洋行业务。在汇丰银行服务十年后，凭着安徽人的精明和勤勉，他当上了该行的副买办。1880年汇丰银行要向北方发展业务时，他被派到天津创办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担任了汇丰银行天津分行的总买办，并且把汇丰银行的业务发展到了北京。那时，正是直隶总督兼以互补，于是成了好朋友。吴懋鼎担任汇丰银行天津分行买办达25年之久，是该行的首任买办，也是银行界买办在天津的开山鼻祖。
附注2：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相反，它是一场由上而下的民族自救运动，是由晚清一帮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洋务大员积极推动的。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左宗棠、邵有濂、聂缉槊等一批晚清高级官员以及与官场拉得很近乎的席正甫、唐廷枢、徐润、吴懋鼎等一大帮买办，他们都是涉猎洋务最早和最深的人。也就是说，“西风东渐”之风通过种种渠道，首先是“渐”到了他们这些人身上，“渐”到了上流社会，通过他们又“辐射”到了全国各个领域。他们为传统的生活注入了鲜活的内容，包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北京、上海、广州举办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培养翻译人才，推行“新政”、“新学”、举办“新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后代，大多被绑上了洋务运动的战车。
附注3：清史稿本纪记晚清政事（节选）（光绪22至27-1896-1901）秋七月 甲寅，诏停新进士朝考，并罢试诗赋。丙辰，诏于京师设农工商总局，以端方、徐建寅、吴懋鼎督理，并加三品卿衔。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初五日。康有为奏上《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建议于各省设立农学局、地质局，于京师设立农商局，各省设分局。同日，光绪帝发布「上谕」：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派直隶霸昌道端方及候补道徐建寅、吴懋鼎为督理；各省设立分局，各省府州县皆设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农报，购农器；其工学、商学各事宜，亦着一体举办，统归农工商总局大臣随时考察。戊戌政变后，八月二十四日，清廷裁撤农工商总局。
附注4：皇清秘史/(民国) - 中华传统文库当时被累及的大臣，革职的有陈实箴、王锡藩、李岳瑞、宋伯鲁、吴懋鼎、张百熙、端方、徐建寅、徐仁铸、徐仁镜等；充军的李端芬、张荫桓等；监禁的有徐致靖、陈三立、江标、熊希龄等；逮捕抄家的有文廷式、王照、黄遵宪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