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给捍总提供的服务也就这些了。那时两派斗争日趋激烈，双方最需要的是派性文章，可我不愿为此握笔，因为这类文章浮浅而乏味，充满人身攻击，我如涉足其间，有失身份。在红联的写作班子中，不少人和我关系不错。他们曾邀我加盟，说明瞧得起我，况且文革初期确实没有写过我的大字报。知恩图报，我今天不能因为观点不同而跟他们打口水仗。

那么闲时我又做些什么呢？首先，毕竟家在一队，我得时不常过去瞧瞧，看看有没有再失火（我承认自己是吓着了），顺便干些家务。第二，身在杭州的大哥对文革颇为热衷，每天都要去西湖边看大字报，搜集各种小报。于是我请他搞点过来，因为北大荒比较闭塞。大哥认为这是他责无旁贷的工作，就三天两头寄给我一卷卷小报。我拆开以后，立即将自己认为重要的或是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摘录下来，贴在路旁的大字报专栏里。马上就有不少人过来围观，指手划脚，发表议论。我则像华东军大时的老刁那样驻足远瞻，由此获得一种满足感，觉得自己为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尽了微薄之力。第三，我对愈演愈烈的派性斗争很不理解，想要追根溯源，由此萌生了学习马恩哲学著作的念头。限于水平，我只能一知半解地啃下去，但毕竟扩大了阅读面，不再成年累月地看小说了。

派性斗争是各地文革中的普遍现象，其成因值得探究。我场造反派的分道扬镳，源自批倒当权派后，如何瓜分农场权力这块大蛋糕。诸如代表名额的分配，由谁挂帅等等，都挑起无休止的争吵。这里面自然又融入文革前的等级制度与利益关系，像上级和下级、党员和群众、职工和盲流、工农分子和知识分子，乃至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都被这场大革命搅和在一起，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小到班组、家庭那样的社会细胞，也能看到双方由于观点分歧而争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大打出手。

还有一种奇特现象：平时最不关心政治，也最缺乏政治常识的大嫂们，在运动中却充当冲锋陷阵的勇士。我在总场大道上亲眼见到两派妇女为了争夺大字报专栏而演出全武行，将一瓢瓢浆糊往对方身上泼，互相拽头发，谩骂撕打。群众似乎有一种好斗的天性，任何可供争抢的饵料，都可以让他们斗个你死我活。这使得派性斗争带有自我推进的特点，不断在冲突中制造新的冲突点。除非有外力介入，派性斗争通常不会“见好就收”，而只能以一方消灭另一方、或者双方斗到筋疲力尽为终点。

总场两大派闹翻以后，头一个月还只是文斗。双方轮流使用广场，举行批斗会和促生产大会，但政治部下属的广播站只播放红联的活动，而拒绝为捍总提供同样服务。捍总怀恨在心，于是在“一线指挥部”成立的前一天，唆使中学“长征兵团”夺取了广播站。“长征兵团”乃“一司”的对立组织，是随着总场造反派的分裂而出现的，其成员多为普通农工子弟，与捍总观点接近。

由于广播站易主，“一线指挥部”成立的福音无法传递到整个总场。严进学大喜之余吞进了一只苍蝇，焉能不发作？在当上拿总的第二分钟，他就宣布：由武装部对广播站实行军管。但武装部没有多少人，就算腰间全别把手枪，也吓唬不了中学生——汤平那样的阵势他们都不怕，还怕几个“参谋”？严进学大话说出口，一时却也没办法“和小孩一般见识”。

等到捍总悍然夺印，严进学终于忍无可忍，要求红联跟他一起保卫新政权，实行革命报复，否则就辞职不干了。红联在运动中比较讲政策，伍涤非尤其不愿在己方明显占上风的情况下再诉诸武力，落人把柄。然而捍总太过嚣张，不收拾也不行，于是就动员四分场的几十名“志愿者”，开着尤特进入总场部，围攻广播站。

谁想中学生异常英勇，像罗马军团一样手执红缨枪和藤筐盖站在门前组成方阵，誓死不后退。农工们虽然带着家伙，面对20多名娃娃兵，还真有点下不了手，于是劝他们放下武器，乖乖交出广播站。结果费了半天唾沫，也没说动中学生，捍总已调集工程大队奔袭上山。后来者训练有素，三下五除二，就把分场的乌合之众杀了个落荒而逃，“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工农造反报》。

红联见攻不下堡垒，就玩起了阴的。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广播站周围的九个大喇叭全部被盗，电线也被割走，这一下连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都不能转播了。捍总怒不可遏，当即向公安局报案，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目的是阻挠广大革命群众听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而破坏农场的文化大革命。但公安局破案乏术，一直没有捉到窃贼。后来听说是红联通过一司找了几个学生干的，然而查无实据，对方也不承认。这么多只半人高的大喇叭消失得无影无踪，实在不可思议，尤其“长征兵团”为防偷袭，在广播站设有流动哨，每晚都会四下巡逻。

随着时间流逝，“九个喇叭一夜之间不翼而飞”，逐渐成为867的民间传说，至今为农场子弟津津乐道，里面几个窃贼都成了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

202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