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位四五十岁的女同事老高，说话带点儿山东口音。她是个爽快人，短短的头发，红红的脸膛，总是乐呵呵的。老高在马列主义教研组工作，是调干生。调干生的意思是这些学生原来就是国家干部，但是没有大学文凭，后来被抽调到大学深造。他们虽然也得到大学文凭，但实质上是培训结业书。无论如何，能进大学学习，也算是干部里的知识分子。 

既然老高是干部，老高先生也一定是干部。那个年代，女干部不嫁给男干部的几乎没有，至少我看到的是那样。有时候，大家也好奇，老高先生是干什么的。别人问起来，她就说在一家工厂工作，哦，那一定是厂领导了。 

有一天，我去找另一位山东老干部，看到她正跟老高聊天，两人压低了声音，全然不像平日粗声大气。见到我，老高站起身来，客气了几句就告辞了。因为我跟山东老干部的关系很铁，她目送着老高，摇摇头，叹口气，“唉，老高，命苦啊！” 

老干部也是心直口快的那类人，说是老高的丈夫又犯错误了。那时文革已经过去，还会犯什么错误？不是经济错误就是生活错误吧。原来，老高丈夫也是老干部，曾在上海市级机关当处长，后来犯了生活错误，被贬到工厂去工作，初始是去当副厂长。可惜去了不多久，又犯生活错误了，就被降职为科长。科长当了不到一年，又犯生活错误了，贬为副科长。之后一路下滑，科员、生产组长、普通工人，最后成了厂里看自行车的老头。总之，每次降职都是他得到的“花心勋章”。 

我说：现在不花了吧？谁看得上看自行车的老头子？ 

老干部说：刚才老高来说，又犯错误了，跟三十多岁的女人好上了。 

我笑起来，这次没法降职了吧？ 

没办法降职，就降工资，以前降过一级，这次降了两级。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老高丈夫可能是花痴吧？花迷心窍，为了花，在所不惜，在所不辞。 

同时也不明白，老高为什么不跟丈夫离婚呢？一次一次犯错误，别的暂且不说，光是家里有个搞腐化的老甲鱼（沪语：老头的贬义词），周围人的闲言碎语就能把人淹死，老高和子女多没面子啊。 

老干部是山东农村来的，封建意识严重，“都三个孩子了，离什么婚？只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 

上海说大很大，说小很小，兜兜转转，你认识我，我认识他，老高的女儿竟然是我朋友的朋友。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六度分离”论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意思是，世界上的任何两个人都存在某种社会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不会超过六个人，如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亲戚的亲戚等等。比如我学生（1）的太太（2）的嫂嫂（3）的弟媳妇（4）的哥哥（5）是我朋友。所以这个学生跟这个朋友是远房亲戚。 

通过朋友，我得知老高的女儿对谈恋爱结婚不感兴趣。从小，她就经历了父母之间各种形式的战争，吵闹、冷战、痛哭流涕、搬救兵、让儿女出面恳求老爸改邪归正，或恳求老妈原谅老爸...... 同时她还三番五次目睹老爸跪在地上请求老妈的原谅，指天发毒誓，再去找女人就“被车撞死”、“被雷劈死”、“被狗吃了”，“不得好死”。结果呢？什么事都没有，活得好好的。一张检讨书还贴在床头，又要重写一张了。她是看不起老爸，也看不起老妈，被他俩折腾得麻木了。 

猜想老高的丈夫一定有神功，彩旗遍地，家里却红旗不倒。红旗一定还迷恋他什么吧？虽说有三个孩子，但是当他成为看自行车老头出轨时，三个孩子已长大成人，都工作了。也许，正是老高的过分理解和宽容，才使得老头子肆无忌惮，一花到底。想来他也有花不动的那天，不过在那天降临之前，我出国了，不知后来他是否又犯过错误，又降过工资。 

我所知道的是，老高女儿终身未嫁，甚至连恋爱都没好好谈过。她觉得一个人生活挺好，清静轻松，不必为别人的错误生气和伤心，不必欺骗自己，好像自己一直在为家庭做牺牲，也不必在别人面前伪装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那样生活太沉重了太辛苦太虚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