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绿皮火车

 

自一出生，我就和绿皮火车结了缘。

父母一开始就是异地恋爱，结婚后自然也是异地分开生活。我跟着母亲和外婆住在一起，而父亲长年工作生活在邻县，直到1972年我上初中时才调到我们生活的小镇上，我们也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庭。文革之前的那几年，每年总有一两周的时间，不是我跟着母亲去父亲工作的邻县那个小镇，就是父亲回家和我们团聚。但大多时候还是我们去父亲那边，因为外婆家实在太小，多一个人就显得很拥挤。

可能是身体流淌的是一种游子的血液，每次得知要踏上探望父亲的途程时脑袋里面总是充盈着满满的兴奋，不过不是因为又有了和父亲团聚的机会。当年自己和其他几岁的小孩一样，面对整年沒碰过面的大人，即便知道是生身父亲，但还是一个不太适应的时刻。有那么一两次最顺口的就是”叔叔”，当时父亲心里肯定很不是滋味，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一种现实，”爸爸”一词是自己幼年很陌生的一种称呼。

启程了，先要搭乘的是小镇到县城的客车。当年客车每天只有一班，清晨六点半从县城出发，到我们小镇是上午八点，然后八点半到九点时回程。到县城火车站后，要搭乘的是从成都开往重庆的慢车，站站都停，下午两点前后到我们县城。去父亲所在的永川，火车中途要经过峰高，邮亭铺和双石三个车站。三个镇子其实规模和我们生活的小镇差不多大，但因为有一个火车站，在当时幼小的我眼中彷绋先并入了一个现代化的网络。

直到今天，还是最喜欢那时火车站的设计。车站建筑的设计既简洁又经典，虽然都是平房，但外墙是深色调的红砖，屋顶则是厚实而亮丽的机制红瓦。周围的居民住宅都是传统的木竹结构青瓦盖顶，相衬之下，红色调的火车站尤其的引人瞩目。火车站的站牌则是童年另一个难以忘怀的记忆，白色的立柱，同样也是白色的站牌，正中大号黑字书写着本站站名，而下面小一号的黑字则是上一站和下一站。站牌像迎接归客的亲友双手高举着的一个白色标牌，上面的大字就像是归来游子的姓名。那是无声的呼唤，也是这一生永远的记忆。

不过最早的记忆清楚的绿皮火车之行则是六七年的夏天。当时四川全省，上至成都重庆，下到我们这个几千人口的小镇都在搞武斗。到处都停产了，父亲也从邻县的工作单位回到这边的家里，但后来发现还是不安全，又和母亲带着才两岁的三弟逃到相对比较平静的内江市。一段时间后还是放心不下留下外婆身边的我和二妹，托人捎信要我大姨爹带我们俩去30里之外的隆昌县石燕山镇会合，全家然后再去成都。

印象中是那年八月的一天，清早开始就在下雨。家在镇外8里路丘陵山区的大姨爹一大早就来了，和我们一起吃的早饭。大姨爹当时才五十出头，但牙齿已经开始掉了，记忆中很像著名画家罗中立那幅名画”父亲”中的那位老农民。离开外婆家后我们不敢走主街，怕有人认出来后报告给当时控制小镇的那一派。感谢阴雨的天气，我们穿过小巷，再沿镇外小路绕过镇子后几乎没遇上一个面熟的人。一路上大姨爹背上竹揹篓揹着5岁的二妹在前面走，当时才8岁的我怀揣布鞋，赤着双脚紧跟在后面。我们老小三人紧赶慢赶，终于在中午赶到了石燕山，如约和父母他们相会。

下一步是去隆昌搭乘晚上6点路过当地去成都的客车，还有三四十里路要走。那一段是碎石子公路，但比农村的石板路更难走。到隆昌城边后我们抄近路沿着铁路去火车站，更不好走，夏天大太阳暴晒后的路轨和铺路石热气腾腾，烤得很难受。到了车站发觉火车已经进站，买票已来不及，而且即使买上了票，车上人多得也很难从车门挤上去。好在当时我们在另一面，想上车的人不多，很多车窗也开着。父母亲找到一个窗口再三央求之后，里面的人心软，同意搭把手拉我们上去。我们一家大小都从车窗翻上去，想起来不堪回首，但却是那个年代常见的画面。有人至今仍很怀念文革那段时间，他们要么是当年折腾人的，要么是记忆有问题。

不久火车开了，很快不知是父亲还是母亲发现装吃食的那个黄挎包给落在车下了，更重要的是里面还有装满水的水壶。一家大小没吃没喝，又是夜车，沿途不少地方也在武斗，根本沒机会可以买吃的。我这个人有很严重的选择性记忆，一向只记得那些快乐的时刻，而生活中的苦难和艰辛无意识中就会遗忘。但即便如此，还是深深记得那天晚上的种种艰辛。一是燥热，二是口渴，渴得头昏眼花精疲力竭。应该是那次落下的毛病，以后一紧張就口渴，一口渴就头晕双脚发软。

火车站站都停，次日快到中午才接近成都。当时父母很担心上车时没买票，在成都出站时要遭罰款。没想到火车没去成都北面的客运北站，而是去了东边的货站。火车停稳后，十几节车箱车门同时打开，人们提着箱子扛着包袱，一个接着一个从各个车箱汹涌而出。那天，四川夏天炽热的烈日之下，整个成都东站货场上无数的人影晃动，跨过一道铁轨后又急着跨过下一道。好像稍慢一步，就会被车站人员拦下关进黑屋子，重复前一晚上的艰辛。事后才明白当时多虑了，车上都是逃难的，铁道系统也知道这一点，心还沒冷硬到会为难我们大家。

又过了十年，1978年的二月，我又有了乘坐绿皮火车的机会。不过这次不是逃难，而是去成都就学。全家都出动了，先坐客车到县城，然后一起到车站送我上火车。当时的行李也很简单，一床被子用帆布带子打成背包后三弟揹着，我自己竹肩担一头挑一个旧皮箱，另一头是洗脸盆和其它杂物。皮箱是父亲当年在成都空军军部时的供给品，二十几年后传给我上大学，算是自己那时仅有的门面。那次是自己第一次只身乘坐绿皮火车，此后火车乘过不少次，但却再没机会和父母同乘火车了，当然也就成了自己人生的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