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死难者永垂不朽
八九六四过去整整三十五年了。到了八九年那个夏天，我已经是工作了差不多整整三年的高校青年教师了。虽然在那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的学生运动中，我并不是一个参与者，但肯定算是一个忠实的旁观者。从那以后，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六四”这个字眼总会按时来到心里，雷打不动，挥之不去，今年来得更早。尽管后面的几十年中，我的世界观价值观产生了很多变化，但发生在那一年六四前几个月内的各种事件，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正面的。现在一想起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脑子里马上呈现出当时各种火热和激情的场面。
1989年5月13日，我去考了TOEFL。从考场回到家，打开电视，首先看到的是，一队学生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呼口号，铿锵有力，开始了他们在天安门广场的第一天绝食。从那天开始，我经常要么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要么步行上街，观赏那一条条长长的游行示威队伍。有时或去南京鼓楼广场一侧、“英语一角”旁的学生静坐示威中心，倾听学生领袖们的激情演说。有一天傍晚，在离家不远的江苏省委省政府大楼的广场上，大批学生和市民在那里静坐，围观群众把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我和太太也站在围观群众中。这时，走来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把嘴巴凑到我的耳朵上悄悄地传播着小道消息：据可靠消息，邓小平刚刚死在北京的家中......。那时，我的身旁，经常有我的太太，她的肚子里，还有着我们的女儿。女儿隔着妈妈的肚皮，也感受着六四民主运动。据太太解释说，当时，她为什么要跟着我上街呢，那是因为怕我去加入游行队伍。她当时对我说，如果我对国家负责了，很可能对小家和她就不能负责了，孰轻孰重，让我掂量。对于我这种小家重于泰山、国家轻于鸿毛、从来没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感觉的小人物，做一个围观者，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因此，在六四以前，我没有出现在任何游行队伍中。但在六四凌晨北京枪响以后的六月五日，因为出于异常的愤怒，我参加了学校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组成的上街游行队伍。记得游行发生在当天的下午，队伍不长，当走到了南京某部队大院的大门口时，队伍停了下来，为首的人对着部队大院的大门，播放从北京传来的学运领袖街头对暴力屠杀的愤怒控诉的录音。大门口站岗的士兵听了，一动不动。学生演讲录音播放结束以后，游行队伍又向鼓楼方向缓缓移去。整个游行过程中，不记得有任何人或政府组织出面干扰阻拦。
火热的年代早已过去，三十五年的岁月，冷却了每个人的激情。六四的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停滞和大幅度倒退。中共党内的保守派大肆反扑，将改革开放初期由中共高层一手培养和发展起来的政治改革力量扼杀在萌芽状态，以致后来的共产党政府，一届比一届更保守，最终为以习近平为首的极端保守派的上台独裁铺平了道路。他们向毛泽东看齐，把共产党执政75年以来，唯一象征着当代世界文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任职不超过两届”的条文，从中国的“宪法”中删除，赤裸裸地搞起了终身制。如果不是广大人民从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好处，强烈要求维持过去的经济繁荣，习近平政府很可能会为文化大革命平反，全面复辟毛泽东一手炮制的“无产阶级”计划经济体制。
人们对那场民主运动的思考从来没有间断过。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人的思考，对那场政治运动的教训和得与失的分析及反思，往往只带着强烈的政治色彩，不加区别地，把中国学生民主运动和后来的东欧巨变以及前苏联的解体，甚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运动，摆在同一个范畴去考量。
六四表达的是民主政治诉求，但表达诉求所采取的各种行动，从学运一开始到结束，反映的却是中国几千年来各个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学运表达的政治观点非常激进，和中国“一党执政”的现实严重对立，没有可协商的余地，不带调和的色彩，不具备政治改良性和可操作性。所采取的一切表达诉求的方式，带着浓厚的“革命”色彩，即使当时中共处于历史上的最开明时期，也很难为中共政府所接受。在我看来，六四学运，只不过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一切活动，没有超出、根本上还是归结于中国有史以来经久不息的打江山坐江山的历史范畴。推动六四学运的指南，依旧是中国人头脑里根深蒂固的改朝换代思想。 自八九六四以来，中国人中，即使有不少人赞成甚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推动西方民主在中国的实现，但很少人能意识到，西方民主长期真正实施的结果，一个是老百姓拥有民主自由的权利，另一个是社会运行的法治化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一个就是，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能最大程度上享受平等公平公正的待遇。即使在现在，渴望实现民主制度的中国人，大概也只能看到第一点。
打江山坐江山、一竿子插到底的革命文化，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这种革命到底的文化，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六四后期，各种学生工人和市民组织，不管是否承认过，其行动最后都证实了一点：它们成了要颠覆共产党统治的激进甚至革命组织。你手无寸铁，却想要共产党的命，共产党当然会先要你的命。
六四期间发生的许许多多抗议活动，和最近在美国，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许多大学里，巴勒斯坦籍/中东籍学生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支持以色列、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大学之间正常学术来往的各种抗议活动，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说，两者有什么不同，那肯定是，六四期间的抗议活动，在程度上，更具有暴力和违法的倾向。
当年在北京和其它一些城市，学生/市民占据着主要城市广场，堵住城市干道和工厂/公司的大门，严重干扰社会的正常运行，而几天前在美国的巴勒斯坦籍/中东籍学生，占据一个个大学校园，堵住学生上教室/图书馆的路。在美国这样一个老牌民主国家里，政府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态，学生的抗议行为是违法的，结果他们只支撑了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强占校园的非法抗议活动就被警察暴力驱散，部分学生就被逮捕。在当年的六四期间，毫无疑问，学生旷日持久占据天安门广场、堵住城市交通要道的行为肯定非法，但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警察没有采取任何执法行为，没有做任何坚持和维护法律尊严的活动，相反，因为中共最高层领导的袒护，一切政治挂帅，结果，学生的违法抗议行为不断升级，越来越激烈。最后，学生的暴力对抗政府行为，还是逃脱不了中国自古以来一切反政府力量的宿命：不是暴力推翻了政府，就是被政府暴力镇压。
世界上所有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走向文明、支持六四民主运动的国家，团体和个人，包括当时那些美国国会山上的政客，也需要做深刻反省，他们无条件的支持，实际上纵容了六四学生的暴力行为。在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出现以前，发生在美国各地旨在反对取缔种族主义的非法暴力活动，不都是象最近各种声援巴勒斯坦的校园暴力抗议活动一样，相继被镇压了吗？在那些镇压中还流了许多血，死了不少人。
很多中国人至今都把法律和政治混为一谈，从法律的角度去看，因为那场大规模旷日持久的抗议活动中，发生了许多严重违法犯罪的行为，所以六四的的确确是一场社会动乱， “动乱”，只是一个法律上的词汇，尽管，六四民主运动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他们自己很爱国。
三十五年过去了，中国社会里发生了许多巨大的变化。从这些变化去分析，坦率地说，因为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局限，中国人至今，即使在六四期间，对民主的诉求并不强烈。八九六四民主运动，声势浩大，尽管学生市民参加和推动那场抗议运动的热情非常高，其程度可以泣鬼神，但现在回头去看，不难发现，当时人民更感兴趣的，不是西方国家人民享受的民主和自由，和政府的三权分立，而是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和老百姓的富裕。那时，在改革开放、向西方打开大门以后不久，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经济高度发达，并天真地认为，只要象西方国家一样，实行民主和三权分立，中国也一样会经济繁荣人民富裕，所以，老百姓推动民主三权分立的热情空前高涨。
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中国的总体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很多人早已改变了他们当年的初衷，他们认为，正因为当年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了，所以才有了后来连续几十年的社会稳定，继而才有经济上的突飞猛进。现在和八十年代相比，中国老百姓享受的民主自由要少得多，但老百姓甚至年轻人中并没有多少怨言。相反，很多年轻人把经济领域的巨大进步，归结于中国政府的英明独裁领导对经济的巨大推动和发展，甚至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今天中国社会中，认为共产党英明支持习近平独裁的小粉红大有人在。如果不是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和感激，在今天的中国，去韶山去朝拜，去长沙看橘子洲头的人为何如过江之鲫？
中国人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程度，对社会平等和公平的追求程度，决定了中国的文明水平依然非常的低。中国人依旧生活在几千年的愚昧野蛮的文化酱缸中，一生中最渴望达到的，依旧是，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