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

《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是美国著名政经学者福山的成名之作，也是他争议最大的作品。书中福山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此书发表后，由于民主制在全球局部的挫折和中国的挑战，对福山的预言质疑渐多。其实，很多质疑者并未读过此书。福山此书的重点不是预言，而在于不少启迪思考的理念。

民主制和历史终结：所谓历史终结指民主制建立后，基本原则和制度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所有重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福山预言的民主胜利与其说是实践，不如说是理念。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没有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能与自由民主对抗。民主提供了普遍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即使威权政府也不得不打出民主的旗号以获取政治合法性。

福山认同黑格尔哲学中，历史进程由人们的生存与利益和寻求“承认”的两个需要所推动，对承认的追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历史上各种制度（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共产主义制、法西斯制等）所包含的“承认”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导致了制度的更新。只有自由民主制在平等的、相互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所以它导致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均衡。现代自由民主是最能平衡地满足这两个需要的政治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它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自由社会是拥有一定自然权利的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包括生存权、私有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由民主国家的法治，为人们展开竞争、建立联系以及最终达成妥协，提供了公平的竞技场。因此，自由社会是公民之间相互不干涉对方生命和财产的互惠平等协议。尤其是每一个人作为自由自主的人的尊严得到所有人的承认。选择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生活，不仅可以让我们自由地赚钱和满足欲望，更重要且更令人满足的是，它使我们的尊严得到承认。

福山的观点可用一句话来总结：历史上以往的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能平等地满足人类寻求承认的需要，目前只有民主自由制度能兼顾经济发展和人的尊严。

合法性是书中的点睛之笔。合法性是广义的，不仅仅是自身政权的合法，还包括正义，民心和荣誉。国家不是简单地追求利益和权力；它们追求合法性概念下的各种目的。这些概念犹如一套桎梏，强有力地束缚着国家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那些不顾合法性的国家，无异于自取灭亡。英国在二战后放弃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原因之一是因为许多英国人开始觉得殖民主义是一种不合法的统治形式。

合法性成为国际政治的决定因素。美国外交政策中传统的道德主义及其对人权和民主价值的关注，是有一定道理的。亨利·基辛格在1970年代认为，对苏联和中国这些共产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性挑战，道德上是充分的，但在实践上则是轻率的。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要求苏联拆除柏林墙，在德国遭到严厉的批评，因为那里的人们已经长期适应了苏联霸权的现实。但在一个向民主演进的世界中，这种对苏联合法性的挑战，不仅道德上充分，而且政治上明智，因为这些挑战与当时生活在共产主义下的人民想要表达的欲望一致。兼顾了现实和合法性，是道德充分和政治明智。

民主国家必须牢记合法性也是一种实力，而且强权国家常常隐藏着严重的内部缺陷。这就意味着，民主国家基于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来区分自己的朋友和敌人，长期来看可能会有更强大更持久的盟友。在与敌国打交道时，它们不应忘记这些社会之间持续存在的道德差异，也不应在追求权力之时不顾人权问题。

共产主义让人丧失尊严：共产主义是奴隶社会的现代变种，生活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尊严没有得到承认。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原因之一是苏联和东欧人民认识到，唯有在自由社会秩序中，理性的普遍承认才是可能的。

福山引用了哈维尔讲的故事： 某个瓜果蔬菜店的经理在摆满了洋葱和胡萝卜的橱窗上贴了一幅标 语：“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显然这条标语和他卖的蔬菜无关，他对所贴标语的内涵也漠不关心。这条标语传递的信息是: 我怯懦我忠诚，我对上级指示无条件服从。这个标语把他顺从的可鄙和权力的可鄙，都掩藏在意识形态之下。共产主义迫使普通人去做一些琐碎的道德妥协，借此侮辱他们。比如，在商店橱窗上张贴一幅标语，联名谴责不忠诚的同事，在同事受到不公正迫害时保持沉默，以压弯人的精神，摧毁人们的尊严。以递交投名状的方式，把每一个人变成道德上的同谋。蔬菜经理在同意张贴“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这一标语时，就没有了尊严感。党为人民提供的生存附加了浮士德式的条件，即要求他们在道德价值上让步作为交换。以尊严交换生存。于是体制的受害者成了体制的维护者。无耻之事，无论多小，尽管是被迫，一旦做下，便将自己的名誉，与强迫自己的人，绑在一起，渐渐荣辱与共。大多数人的正常生活意味着接受琐碎的、日复一日的道德堕落。

中国模式：唯一可与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竞争的体制是中国模式，它是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高水平技术官僚和科技能力的混合体。但福山预测，五十年后中国在政治上更像美国和欧洲。中国模式是难以持续的。它依赖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随着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转型，这样一种高速增长不会再出现。中国因环境污染而积累了大量的隐性负担，虽然政府仍比绝大多数威权体制更具有回应性，但是，一旦日子变得艰难，中国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不可能会接受现行的家长主义体制。威权中国同样不能满足人们对尊严和被平等承认的需求。

如果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那么最适合的体制既不是自由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经济与威权政治的结合， 所谓“官僚威权国家”，或者“市场导向的威权主义”。历史上，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纪录的创造者多是这种类型的国家，其中包括帝制德国、明治时期的日本、维特和斯托雷平时期的俄国，以及1964年军人掌权之后的巴西、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当然还有亚洲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民主政权反映了社会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但它作为一个整体则倾向于关注全民福利，通过拉平收入的税收政策来抑制生产，保护败落和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因而导致了较大的预算赤字和极高的通胀率。另一方面，威权政权原则上更能真正遵循真正自由的经济政策，不会为限制发展的再分配目标所扭曲。它们不必对夕阳产业中的工人负责，或者仅仅因为低效率的部门具有政治影响而对其加以补贴。它们实际上能够为了长期的发展，利用国家权力来抑制消费。

平等意识 vs 优越意识：真正的自由或创造性只能源自优越意识，即被承认比他人更好的欲望。即使人人生而平等，如果一个人只想与其他人一样，那他就无法使自己发挥到极致。而一个人要超越自己，就必须要有被承认比他人更优越的欲望。平等和卓越是根本的矛盾。追求卓越是人的本性，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人本质上不是追求平等，而是追求不平等。自由民主制度在内部的颠覆，只能或者由于过度的优越意识、或者由于过度的平等意识。一个文明，如果沉湎于过度的平等意识，狂热地寻求消除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就会很快陷入自然本身产生的限制之中。一个文明，如果无人想得到比他人更好的承认，而且不认同这种欲望基本上是健康的和良善的，那么，它基本上就不会有艺术或文化，音乐或思想生活。它也无法得到治理，因为几乎没有够资格的人从事公共服务。它也不会有太大经济的活力。人们追求优越的意识在日常生活发泄的渠道，是体育、登山、赛车等等体育运动。体育比赛成为人们追求卓越的方式。很难用平等追求和利益追求解释人们的体育精神。在一个所有重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的世界中，一种纯粹形式的贵族风尚，将成为优越意识以及人寻求以高于同辈的地位被承认的欲望的主要表达形式。反过来，业余体育，文艺活动越普及的社会，其文明程度越完善。

未来左派对自由民主的威胁，可能是披上自由主义的外衣，从内部转变其意义。比如，几乎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都出现了大批新“权利”，不仅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现在加上了隐私、旅行、就业、休闲、性偏好、堕胎、未成年人等方面的权利。可以预见，独立宣言和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会由于那些为了社会更彻底平等化而新提出来的权利被削弱，未来权利可能会普及到非人类。

所有左派运动—从布尔什维克和中国共产党人到德国的绿党分子—最终都会遭遇对其领导人的“个人崇拜”的原因是，平等社会中的平等理想，与创建这样一个社会所需的具有优越意识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

民族主义：自由国家必定超越民族主义，也就是说，仅仅因为其公民是人，而不是因为他们是某个特定民族、种族或人种群体的成员，就给予他们承认。

民众一旦被民族主义发动参与战争，他们的激情就会提升到罕有的高度，以至于领袖与敌人进行妥协或变通都受到限制。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出了严厉的最后通牒，在柏林受到欢呼，狂热的公众进行游行示威支持奥匈帝国，尽管德国在这场冲突中没有任何直接的利害关系。在1914年7月底到8月初的关键七天中，外交部和德皇的官邸发生了好几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示威；当德皇在7月31日从波茨坦回到柏林时，他的随行车队竟被要求战争的群众淹没了。正是在这种氛围中，领导人被民众的激情裹挟，做出了导致战争的关键决定。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也是如此：协定无法在欧洲重建一个可行的权力平衡，因为在重新划定德国和奥匈帝国边界时，既需要考虑民族主权原则，又要满足法国公众提出的报复德意志的要求。

联合国 vs 自由国家联盟：康德为永久和平设定的第一条条款是，联盟中每一个国家的体制都是共和制，也就是说，它们应当是自由民主国家。国际法应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盟之上，也就是说，各国共同遵守共和体制。罗斯福错误地构造联合国而不是自由国家联盟。后者更有能力采取强制行动保护其集体安全，免遭来自非民主世界的威胁。斯大林的苏联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并且在安理会占有一席，有权否决安理会的决议。去殖民化之后，联合国大会挤满了来自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它们几乎不遵循康德的自由原则，却发现联合国是推行非自由的政治议程的有用工具。由于在政治秩序的正义原则或权利性质上此前没有共识，联合国自创建以来未能在集体安全这一关键领域发挥真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