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阿姨虽不识字,但解放脚,不甘落后,有心参加社会活动,可要跟上这多变的时代不那么容易。保姆身份在新社会变得复杂不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甚至有政治风险。
1958年夏,“大跃进”宣传画出现在毗邻的航空胡同砖墙上,那色调让夏天更热。变形的工人农民形象代表变形的时代,风吹日晒,他们渐渐隐身墙中。对孩子来说,那是激动人心的日子,几乎每天都在过节。
秋天到了,在我们楼对面那排居委会的灰色平房办起公共食堂。钱阿姨响应党的号召,撂下我们兄妹仨,套上白大褂,一转身飘飘然进了食堂。她简直变了个人儿,眉开眼笑,春风得意。曾一度,浓重的扬州口音漂浮在混杂的普通话之上,不绝于耳。钱阿姨仍住在我家,对我们却爱答不理。到底是她跟父母有约在先,还是单边决定?那架势有随时搬出去的可能。我们仨全都傻了眼,别无选择,只能跟她去食堂入伙。我很快就体会到钱阿姨的解放感——独立、无拘无束,集体的空间和友情。
食堂由于严重亏损,没几个月就垮了。钱阿姨脱下白大褂,戴上蓝套袖,回家生火做饭。她整天哭丧着脸,沉默寡言,时不时站在窗口发愣,背后是炊烟浸染的北京的冬日天空。
七八年后,老天爷又跟她开了个玩笑。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阿姨起初按兵不动,静观其变,直到一个“红八月”的早上,她一跃而起,身穿土黄色军装(有别于正统国防绿),胸戴毛主席像章,腰扎皮带,风风火火,把家门摔得砰砰响。她处于半罢工状态。所谓半罢工,就是不再按点开饭,填饱自己肚子时顺便把我们捎上。那年钱阿姨四十三岁,或许是人生下滑前的最后挣扎,或许是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在滚滚洪流中,谁又能看见谁呢?每个人都被革命热情所蒙蔽。据我所知,钱阿姨那一阵忙着跳“忠字舞”,参加居委会的批斗会。她背语录有困难——不识字,扬州话拗口。那年头,我们也处于半疯状态,侧看半疯的钱阿姨倒是挺正常。
可没多久,钱阿姨急流勇退,脱下军装,翻出藏青小袄,像更换羽毛的鸟,准备过冬。到底有何难言之隐?不知道,但可以想象:当一个小人物冲向大时代,有多少伤害埋伏左右。
父亲的单位里贴出大字报,指名道姓,声称雇保姆是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父母有些慌张,当晚与钱阿姨紧急商量,请她暂避,并承诺养老送终。
钱阿姨若无其事,早上照样用篦子梳头,盘好发髻。几天后,她为我们做好午饭,挎着包裹搬走了。最初还回来看看,久了,从我们的视野淡出。忽然传来她跟三轮车夫结婚的消息,在那处变不惊的年代,还是让我一惊。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骑车沿西四北大街向南,终于找到门牌号码。那是个大杂院,拥挤嘈杂。有孩子引路,钱阿姨一掀门帘,探出头。小屋仅四五平方米,炕占去大半,新换的吊顶和窗户纸。钱阿姨把我让到唯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炕沿。我有些慌乱,说话磕磕巴巴的,终于问起她的婚事。
老头子上班去了,她说。表情木讷。
令人尴尬的沉默。钱阿姨沏茶倒水,还要给我做饭,我推说有事,匆匆告辞,转身消失在人流中。没几天,传来她离婚的消息,在家里并未掀起什么波澜。据说离婚的理由很简单:钱阿姨嫌人家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