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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钱史的轨迹

要说明“钱”的民俗事状和文化象征,有必要回顾“钱”的历史发展轨迹。

在中国古代经济生活中,曾经以牲畜、织品和海贝等作为交换活动中的一般等价物。春秋末期,金属铸币出现。这一历史性的进步是以金属原材料的价格变化和金属冶铸技术的进步为条件的。从春秋时期到清代,两千多年间,钱币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先秦时期以青铜制的刀币和布币为主,也流通铜质圜钱和铜贝,还有金饼和金版。从秦代到清代,则主要通行铜质圆形方孔钱。而自宋代到金、元、明、清时期,则又有纸币和银锭与铜钱并行。

中国古代钱币大多为金属铸币,其形状、大小、重量、成色各有规范,上面大多铸有文字标记。

钱币对于考古学中遗迹和遗物的年代断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古代经济生活史和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资料。

在中国古代沿用年代最为长久的铜币,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也曾经出现过不同的形制。

春秋末年,晋地和周地开始通行带銎的铜铲形钱币,这就是布柄带方銎的所谓“空首布”。三晋地区和周地、燕地广泛使用的是柄不带銎,为铜片形状的尖足、方足或圆足的“平首布”。三晋地区和燕地的布币上,往往铸有城邑名称,常见者有晋阳、安邑、离石、蔺、皮氏、蒲坂、襄平等。所见县邑名多达一百多个。

战国时期齐地、燕地和赵地通行的货币是刀币。齐地的刀币上面常见齐、安阳、即墨等地名。燕地和赵地的刀币比齐刀形制略小。燕刀上铸有一“明”字,俗称为“明刀”。赵刀上则有邯郸、白人等地名。

楚地曾经通用铜质贝形币,钱上也有一两个字,俗名“蚁鼻钱”。

三晋地区和周地最早出现了圆孔的圜钱,后来齐地、燕地、秦地也开始铸造圜钱,然而将圆孔改为方孔。

由于铜质的圆形方孔钱币通行的时期最为长久,应用的范围最为广泛,长期以来,民间所说的“钱”,主要是指这种铜币。

战国时期,秦国已经通行圆形方孔的半两钱。秦始皇实现统一后,废除刀布,以半两钱作为秦王朝的法定货币。半两钱有钱文曰“半两”,重十二铢。文献记载说“重如其文”,但是从发掘出土品看,其实并非如此。西汉初仍然通用半两钱,据史书记载,吕后时所铸半两钱重八铢,汉文帝时所铸半两钱重四铢,甚至还出现过极为轻薄的直径仅1厘米左右的半两钱,后世称为“榆荚钱”。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始行五铢钱,直径2.3厘米,重五铢,合今约3.5克。据说从汉武帝到汉平帝,铸造量达280亿枚。五铢钱的通行,标志着中国货币制度史上的重大变化。从此到西汉末,币制不复改变。王莽代汉,建立新朝,以复古为政治原则,曾经发行刀、布以及“大泉五十”、“货泉”等圆形钱币。

东汉初年恢复使用五铢钱,一直沿用到东汉末年。西汉末年和东汉末年,都曾经出现过没有边郭的所谓“剪轮钱”。东汉后期市面还曾流行被凿去钱心的“□环钱”,反映当时社会上凿钱取铜现象之普遍。魏晋南北朝时期,市场上多以谷帛等实物交易,或使用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因此钱币的需求量明显减少。不少政权虽然也铸造各种钱币,但发行量相当有限。而汉以来历朝铸作的各种旧钱,长期以来一直在社会上流通。隋统一后,仍然铸造五铢钱,然而其形制特点有所变化,其突出特征是边郭较宽。

自汉武帝时代铸作五铢钱直到隋代,七百多年间,五铢钱长期是通用货币的主体形式。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铸“开元通宝”。这是中国古代币制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钱面不再以“两”、“铢”等文字明确标示法定重量,而代之以“通宝”或“元宝”一类名称。于是,出现了前引沈周诗句所谓“四字编年代代详”的情形。唐高宗时铸“乾封泉宝”,唐肃宗时铸“乾元重宝”,这两种钱发行数量都较少。从唐玄宗到唐武宗时,仍铸行“开元通宝”。唐武宗又铸“会昌开元”,背面有京、洛等字以标记铸作地点。“开元通宝”是唐代主要的通行货币。这种货币铜质优良,铸工精整,流传下来的实物数量很多,可以证明唐代货币经济繁荣发达的历史。

五代十国各地方政权所铸造的钱币多达三十余种,常见者有后周的“周元通宝”和南唐的“唐国通宝”等。但当时不少货币质量相当低劣。

宋王朝建立之后,随着经济水准的日益上升,货币需求量也不断增长。据说宋神宗时每年铸钱多达五百多万贯,创历代铸钱的最高纪录。南宋铸钱数量也相当大,因而两宋铜钱传世者甚多。宋代钱币体现出若干新的特点。例如,年号钱品种极多,从宋太宗铸“淳化元宝”之后,各代皇帝几乎每改元一次便要铸造标记新年号的钱币。这一特征对元、明铸钱有很大的影响。同时铸作大小不同的钱,也是宋代钱制的特点之一。小钱为小平钱,和开元钱相当。较大者为折二、折三,即合小平钱2枚或3枚,还有折五或当十者。宋钱形制的特征之一,还表现为钱文书体的多样化,从篆体到隶、楷、行、草诸体,形形色色,生动多样,有时还用皇帝的亲笔,即所谓御书体,如出现于崇宁、大观钱上的瘦金体,就出自宋徽宗赵佶手笔。货币铸造能够与书法艺术相互结合,也是宋代文明发达的例证之一。

元代使用纸币较多,因此铸钱较少,民间多用旧钱交易。传世元钱有“至大通宝”、“至正通宝”等。

明代洪武年间铸“洪武通宝”。明王朝和元王朝一样发行纸币,所以明中期铸钱甚少。从嘉靖、万历到天启、崇祯,铸钱数量较以前有所增多。

清代沿袭明制,在各地设局铸钱。康熙、乾隆时国库富足,钱币制作质量也比较好。到清代晚期,随着国势的逐渐衰弱,钱币形制也逐渐趋于滥恶。

两千多年以来,不仅铸造技术有发展,钱的合金成分也随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我们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对实物化验结果得知,从先秦到唐、宋,币材为铅锡青铜,铅含量为1/5或1/3左右。明代则开始掺入锌而成为黄铜。

除铜币外,中国古代还曾经流行过铁钱、铅钱、金银、金银钱、纸币。南北朝以后甚至还有外国钱介入国内市场。

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告诉我们,中国铸造铁钱大约始于西汉,汉墓中曾发现铁半两钱。此后王莽时有铁制的“大布黄千”,东汉晚期有的墓中还曾出土过铁五铢。南朝萧梁政权曾经较大量地使用铁钱。五代十国时南方各地铸用铁钱尤为普遍。如闽王审知铸铁质“开元通宝”,楚马殷铸铁“天策府宝”、“乾封泉宝”。到两宋时期,使用铁钱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北宋时铜铁钱曾经并行,明确规定四川专用铁钱,陕西、晋南一带铜铁兼用。南宋时铁钱铸造量甚至超过北宋。铅钱在汉代已经出现,然而并非通货。五代王审知又铸铅“开元通宝”钱。广州地区曾经出土南汉刘龑所铸“乾亨重宝”铅钱。

中国以黄金作为铸币材料,可能始于东周时期。《国语·晋语二》和《墨子·号令》都说到以“镒”为单位计量的黄金。考古发现的实物金币大致有金版与金饼两种。金版数量最多,金饼次之。金版多为零散的碎块,完整的极少,大多数钤有印文,而以“郢爰”、“陈爰”等字样较为多见。金版使用时可以分割成小块。其流通范围仅限于楚地。金饼为圆形或马蹄形,通行于楚国和其他国家。金饼无疑也是楚国金币之一。然而其数量远远不如金版,而且所发现的大多为碎块残片,完整者罕见。形状大都为扁平的圆饼,形状似龟,上部隆起,底部平整,又有实心与空心的两种。大部分金饼没有钤印文字,少数有文字标明铸地。据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包金箔的铅锡饼,以及湖南长沙左家公山出土的陶饼等冥币的分析资料,楚国至迟在战国中期就已经铸行金饼。河南扶沟与陕西咸阳出土的金饼含金量都在95%以上,有的达到98%。已发现的金饼碎块大多呈半圆、扇形、三角形或楔形等,属于称量金币,使用时是从圆周部分向圆心部分切割的。西汉时期的金币有饼状的麟趾金和马蹄金。白银铸币也始于战国,然而不如金币通行之普及。从唐代开始,流通领域中使用白银愈益普遍。宋代白银开采量显著增加,官府支付已经以白银为主,银币已成为国家法定货币的一种,民间与官方普遍使用。不过,白银在宋代尚未充分获得价值尺度及流通手段这两种基本职能。此外,宋代宫廷还曾经铸造过许多金银钱,用于赏赐、馈赠、殉葬等,也作为服务于礼俗仪式的“洗儿钱”及“撒帐钱”等。宋代银币形式由过去的长条形变为锭形,也即后来所说的元宝。金、元、明沿用此制。自明英宗时起,白银已体现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种基本的货币职能。明代后期,白银终于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形成了以银为主、以铜钱为辅的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

回顾钱币的历史,可以了解中国经济史和中国社会生活史的基本脉络,也有助于认识人们感兴趣的有关的民俗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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