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神钱的民俗事状和文化名象征

六、丧葬二：口含钱

传统丧葬礼俗有在死者入殓时于口中放置一枚钱币的形式。这种钱币称作“口含钱”。

英籍考古学者斯坦因在对中国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代墓葬区进行考察时，发现了在死者口中放置萨珊王朝银币和拜占庭帝国金币的情形。他在《亚洲腹地》一书中写道：

在阿斯塔那古墓的遗骸口中，实际发现的4枚钱币中，其中3枚是拜占庭金币或者其仿制品，另外1枚是萨珊银币。这自然会使人想到希腊古俗：给死者口中放置一枚钱币，作为支付给摆渡者查朗（Charon）的摆渡费。可是，1916年沙畹热情地告诉我，汉译佛典中也有有关的佛经故事。于是，我翻阅了有关内容，才知道这一习俗并非不为远东所知晓。

中国考古学家夏鼐曾经关注中国出土的西方文物，发表《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一文。在讨论其用途时指出，从吐鲁番出土的30枚萨珊朝银币中，21枚是从死者口中发现的。就此又发表了如下论述：

死者口中含钱的习惯，斯坦因认为是与希腊古俗有关。古代希腊人将一枚“奥博尔”（Obol）放于死者口中，以便给阴司的渡船查朗（Charon）作为摆渡钱。这种说法最近仍有人附和。实际上它是受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流毒影响，事实上证明它是错误的。我国在殷商时代便已有了死者口中含贝的习俗，考古学和文献上都有很多证据。当时贝是作为货币的。将铜钱和饭及珠玉一起含于死者口中，成了秦汉以后的习俗。广州和辽阳汉墓中都发现过死者口含一至二枚五铢钱。年代相当于高昌墓地的河南安阳隋唐墓中，据发掘者说，也往往发现死者口含一两枚铜钱。这种习俗，一直到数十年前在我国有些地区仍旧流行。正像高昌墓中的汉文墓志、汉式土俑和木俑、汉文的“衣物疏”等一样，高昌这种死者口中含钱的习俗应当溯源于我国内地。

夏鼐先生对于“受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流毒影响”的指责，固然因为当时时代文化背景的影响，有将学术争议上升至于政治批判的嫌疑，但是总的观点却是可以成立的。

与夏鼐先生指出“我国在殷商时代便已有了死者口中含贝的习俗”，并强调“当时贝是作为货币的”这一思路有所不同，日本学者小谷仲男似乎更重视死者口中含玉的葬式，并且认为与“葬玉”风习有关联。

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墓葬中就发现墓主口含贝、玉的情形。这一风习延续到春秋时期。死者口中所含玉，称作“琀”或“石琀”。

小谷仲男总结了部分中国秦以前墓主口含贝、玉的资料，我们看到：

新石器时代山东诸城呈子遗址M60墓主口中含琀。

新石器时代上海青浦崧泽遗址M60，M80，M92，墓主口含石琀。

殷墟西区墓（1969-1977）M269墓主口中含贝3枚。M613墓主口中和左手有玉器。

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M36殉葬者口含7枚贝，M101墓主口含17枚贝。M307墓主骨架保存完好，口内含贝。M403墓主骨架完全朽没，相当于头部的位置“有一堆贝”，发掘者认为，“应是墓主人口内的含贝。”编号为83沣毛M3的墓葬中，墓主口内含贝1枚。在1984年至1985年张家坡等地清理的西周墓葬中，多数墓主口内含贝，两手握贝。甚至M10女性殉人的口内也含贝，两手握贝，足上也有贝饰。M3墓主口内含贝的数量多达29枚。

甘肃灵台发掘的西周墓M4和M9，发现将玉片一分为二，墓主口中和左手各半的情形。

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NM9墓主口含一玉鹗及17枚小海贝。BM6墓主口内含30余片碎玉。NDM14墓主口内含10余片碎玉和小海贝。

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中，墓主口含长6.5、宽2厘米的青玉戈1件，又分别长4.4、宽3.5厘米的青玉钺2件。同一墓地第二次发掘收获中，M3墓主“口内有一白玉饰碎片”。

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墓出土含玉2件，M14出土蚕形玉块，M6出土的则为蝉形，首端有穿孔，可以系带。

陕西户县宋村春秋时期秦墓M3共殉葬奴隶4人，按照编号顺序，1号奴隶口含石玦1枚，2号奴隶口含蚌琀1枚，3号奴隶口含玉玦2枚，4号奴隶口含蚌琀1枚。

春秋时期的上村岭虢国墓地中，也可以看到死者口含玉玦的实例。

小谷仲男认为，“纵观中国葬制的变迁，虽不能排除含玉、握玉有时为钱币代替，但是，被信奉为具有神秘灵力的玉石与作为交易媒介的钱币之机能，还是有区别的。”

对于中国内地死者口中含有钱币和手中握有钱币的考古资料，小谷仲男列举了12例，即：

这当然是非常不完全的记录。小谷仲男承认，这只是从最近出版的《考古学报》、《考古》、《文物》中所搜集的一些例证。他认为，“至于汉代口中含钱，除发现地点比较易受西方影响的地域之外，还缺乏有力的证据。”

现在看来，汉代考古资料中可以提供许多“有力的证据”，说明在并非“比较易受西方影响的地域”，依然有墓主口中含钱的大量的民俗史的事实。

如果说西北地方口含西来金银币的情形可以说明希腊神话对于远东民俗的影响，那么，更多的资料可以说明这种民俗现象具有着来自中原远古文化的另一历史源头。

考古学家罗丰对相关现象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中亚地区的这种习俗显然与古希腊习俗有某种渊源关系，但就其深刻含义而言，明显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后者目前推测为与中亚地区流行的某一宗教或拜火教信仰有点联系。中国吐鲁番和固原、洛阳、西安等地死者含币习惯与中亚地区是一脉相承的，表现出一种渊源关系。中亚、中国内地的发现表明，虽然古希腊习俗对其有所影响，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不同。”这一见解，值得关心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人们重视。

元人习用语汇中，“口含钱”已经成为讽刺贪鄙者聚敛财富的用语。李行甫《包待制智赚灰阑记》第二折：“今日个浪包娄到公庭混赖着您，街坊每常好是不合天道，得这些口含钱直恁般使得坚牢。”无名氏《郑月莲秋夜云窗梦》第一折：“待教我冷气虚心将他顾恋，觑一觑要饭吃，搂一搂要衣穿，我与你积攒下些口含钱。”又无名氏《满庭芳》曲：“枉乖柳青，贪食饿鬼，劼镘妖精，为几文口含钱，做死的和人竞，动不动舍命亡生。”本作：“只为折赔口含钱，干折了拖麻拽布子。”

“口含钱”又称“口衔钱”。关汉卿《刘夫人庆赏五侯宴》第一折：“哎，儿也！你寻些个口衔钱，赎买你娘那一纸放良书。”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四折：“笑则笑贾员外一文不使，单为这口衔垫背几文钱，险送了拽布拖麻孝顺子。”徐“口含钱”民俗长期延续。后世含银、含玉等等，也是这种礼俗的遗存。民国二十一年《八寨县志稿》：“死者含银一块，逾时出之，含玉不出。”正是文献记载的实例之一。

“垫背钱”的说法，直到相当晚近依然流行。

在时代更为晚近的民间俗语中，“口含钱”又称“噙口钱”。如捻军歌谣《财主的元宝睡倒看》：“穷人没有噙口钱，财主的元宝睡倒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