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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动摇了

  武汉的气氛,全然不同于上海。

  “赤色人物”们剐刚踏上武汉码头,便见到墙头到处贴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街上还贴着各式各样的声明、通电,痛骂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4月20日的卢明里,斥责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

  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和共产党人恽代英、林伯渠、董必武等联名发表的《讨蒋通电》,咒责蒋介石为“民众之蟊贼”。

  由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出《讨蒋通电》,振臂高呼:“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

  在武汉,蒋介石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一时间,报界称武汉为“赤都武汉”。

  从上海白色恐怖中逃奔出来的“赤色人物”,来到“赤都”,顿时扬眉吐气。

  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整半个月——4月27日,武昌第一小学变得热闹非凡。校长王觉新早早穿上笔挺的西装,站在校门口迎候贵客。

  来的不是小学生,也不是小学教师,却是一大群“赤色人物”。陈独秀来了;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同焘来了;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恽代英、蔡畅、苏兆征等也来此外,五辆黄包车鱼贯而来,车上坐着共产国际的三员“大将”和另外两个外国人:

  首席代表,四十岁的印度人罗易,他在两个多月前受斯大林的指派前来中国。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担任颇高的职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共产国际代表,四卜三岁的俄国人鲍罗廷,前来中国已经四年。他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不论在中国国民党或中国共产党内,都享有很高的威信。

  共产国际代表、三十三岁的维经斯基,更是一位“中国通”。1920年4月,第一个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前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便是他。

  在共产国际的三位正式代表之后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年方二十六的俄国小伙子,名叫米夫。虽说年纪轻轻,却不可等闲视之。此人在二十四岁时,便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这所大学培训了大批中共干部,可以说是一所设立在莫斯科的中共党校。此次,米夫是以“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的身份,于1927年初来到中国。先是到上海,然后去广州,再来到武汉。

  在第五辆黄包车上,坐着俄国人罗卓夫斯基,他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罗卓夫斯基是老资格的工运领袖。他原是苏俄工会负责人。1921年,当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便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以后,在历次代表大会上,他一直被选为总书记,直至1938年赤色职工国际解散。

  如此众多的共产党高层人物,汇聚在武汉一所小学里,干什么呢?

  哦,主席台上高悬着留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和留着小胡子的列宁的画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大会的主席,他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六年前,当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极端秘密。那时,全国只有中共党员五十多人。六年后,中共党员猛增了一千倍,达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有八十多人。虽说规定对外保密——这不过是指不在报上报道。大会在“赤都”武汉仍是公开举行。主席台上,甚至还坐着国民党的代表徐谦,谭延闽以及孙中山之子孙科,他们是来向中共表示祝贺的。

  在陈独秀致开幕词之后,共产国际三位代表一一讲了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接着,还有工会、学生会、共青团以至童子军代表致贺词。湖北的织布工人、京汉铁路“二七”罢工领袖之一项英,领着一队湖北工会纠察队入场,向大会表示祝贺。

  大会的秘书长,是蔡畅之兄、毛泽东的密友蔡和森。

  湖北代表团的主席,则是罗章龙。

  开幕式十分热闹,陈独秀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可是,那笑容看来有点不自然。

  翌日,大会转入秘密状态,代表们前往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开会。陈独秀手中拿着一大叠稿纸,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政治报告。从那一天起,直至5月9日大会闭幕,陈独秀的脸色一直是阴沉的——这位中共的建党领袖,受到了未有的猛烈批评。三十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强烈地批判陈独秀,批判他的政治报告!

  六年以来,陈独秀一直是中共领袖,虽说那称谓不时变化着:

  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却被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最高领袖。

  在1922年的中共“二大”上,中央局改称“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依然是最高领袖。

  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连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年初召开的中共“四大”,改设总书记,还是陈独秀当选。

  这一回,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彻底动摇了。代表们对陈独秀的批评,归结起来,鄢就是后来由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一句结论性的话:“我们的党,只注意了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陈独秀的错误,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因为他在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时,只求团结,不讲斗争,对蒋介石一味退让……

  就在陈独秀的脸越拉越长的时候,一位二十八岁的瘦弱青年,戴着一副黑框圆形镜片近视眼镜,成为大会中最活跃的人物。他叫瞿秋白,忙着向代表们分发他在1927年2月写的小册子,书名颇怪,叫做《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后来改名《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批判的是“彭述之主义”。彭述之此人,在中共“四大”上,经陈独秀一手提拔,当选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成了陈独秀的心腹助手。瞿秋白的小册子批的是“彭述之主义”,其实矛头所向,乃陈独秀也!写这本小册子时,党内尚未公开批判陈独秀,碍着总书记的面子,瞿秋白便拿彭述之开刀。那时的1927年2月,瞿秋白称病,说自己肺病复发,其实他是藏了起来,埋头写这本小册子。如今,他在大会上分发这本小册子,无疑给了陈独秀重重一击。在小册子里,他批判了彭述之(也就是陈独秀)十七条错误。他尖锐指出,对于党的病症,“必须赶快施手术,暴露其病根”。

  随着陈独秀在共产党内声望的急剧下降,瞿秋白的声望在日益上升。

  一天,黄陂会馆主席台上的马克思、列宁像从正中移到两侧,当中挂起了孙中山像。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在贴身警卫的簇拥下,一个西装革履、小分头油光发亮的人物登上主席台。此人便是国民党主席兼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特地前束祝贺中共“五大”召开。陪同汪精卫一起登上主席台的,不是陈独秀,却是穿了一身中山装的瞿秋白。这一历史镜头似乎表明,瞿秋白即将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领袖。

  会场里还流传“小道消息”: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据说,那是“庄文恭的弟弟韩白聘说的,他才从莫斯科回来,知道这个消息”。

  不过,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再三斟酌,还是建议仍由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这样,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再度当选总书记——他连任了五届。这大抵是考虑到他毕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影响。

  中共“五大”选出了三十一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十四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在中央委员会上,选出八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

  另外,还选出三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在八位政治局委员之中,又选出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另外,选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瞿秋白没有进入常委之列!

  毛泽东呢?他只是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尚未显山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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