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三十四章 五四·北大·传统——兼评北大自由主义传统观

　　五四运动至今80周年了。这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新起点，是爱国主义的盛大节日。

　　北京大学作为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与现代中国社会进步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五四运动对北大历史发展及其优良传统的形成也发生了深远影响。作为高等学府，像北大这样与国家命运和民族解放斗争联系如此紧密的，是不多见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北大确是与近现代中国历史同行。因而北大传统同这一历史特点紧密相关，并为后人所继承、丰富和发展。

　　诚然，北大传统的内涵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多年来，北大师生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把它定位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相对地说，这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北大历史的特点和精神，因而得到了北大师生和海内外校友的广泛认同。科学地概括北大传统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要正确对待历史的遗产，而且关系到究竟用什么样的传统精神引导今天的青年学生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

　　在98北大百年校庆时面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选辑了康有为、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一批历史名人的文章，按编者的意图精心编排，主旨是为了说明北大的传统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现在北大师生所认同的那些内涵。特别是一位曾担任过国内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领导职务者，以长者、学者的身份为该书作序，对这种所谓的自由主义传统作了刻意渲染和深化，认为这不仅是今天的北大应该加以“复兴”的“最要紧”的传统，而且还要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这样才“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既然问题被提到如此吓人的重要地步，这倒使本文有兴趣在行文中顺便议及这些问题。

　　一

　　百年北大诞生于民族忧患深重之秋，它作为维新变法进步运动的产物，在它的历史行程中，又始终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所进行的探索与奋斗息息相关。正是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的火炬首先在北大点燃，并由此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内涵丰富的北大优良传统，就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

　　应当指出，本世纪初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革新，对北大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施展了他改革我国大学教育的抱负。他趋时更新，整顿改革，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他网罗各派学者，容纳不同学派，学术民主，自由争辩，对促进思想解放、百家争鸣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改革学校体制，破除学生的旧观念，倡导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培育新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下，这时北大集中了一批像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这样思想激进，勇于寻求救国真理的新派人物，他们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进步刊物为阵地，提倡白话文，高张文学革命，同旧思想、旧道德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革新后的北京大学，一扫过去腐败沉闷的风气，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时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由时代风云激荡下进步师生中高昂的爱国思想直接促成的。

　　爱国，是一种崇高的信念，也是一种激越的情感。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恶性循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我国民族精神中所蕴含的忧患意识的基础上形成了更加明确的爱国主义思想，并在这一旗帜下寻求救亡自强之道。百年北大特别是五四以来形成的爱国传统，就反映了这样深刻的历史内涵，同时又体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其一，显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从而使之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发挥了某种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北大进步师生在各个历史时期，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运动，从三·一八运动到一二·一运动，都是在国家和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们斗争的锋芒，始终是对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们奋斗的目标，始终是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人民革命取同一方向，从而为中国青年运动提供了极可宝贵的历史经验。其二，把爱国主义斗争同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相统一，走历史必由之路。我们知道，不同的时代条件，爱国主义也有不同的思想内涵和要求。在近代的起始阶段，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主义是和他们的忠君思想相联系的，虽然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无畏的牺牲精神是感天地泣鬼神的，但终因这一历史的局限而注定了他们演的是一出悲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主义，则比较自觉地同民主主义的理想相结合，并取得推翻封建帝制这一历史性胜利。但是，时不予我，外国有的，中国却不能有。辛亥革命的结局及尔后的局面，深刻表明近代中国已经失去了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求得富强的历史机遇。经过痛苦的摸索，只有当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途相联系，并获得掌握这一历史自觉的先进政党领导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理想与目标——救亡与自强，才有了真正实现的可能。而这正是当时北大教授李大钊在新的世界观指导下获得的理性认识。从上列两端不难看出，北大的爱国传统，是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对后人富有启迪意义的。而《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的编者却认为，爱国是所有学校共有的，因而不能作为北大的传统。其实这是并不了解北大以至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特点，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很肤浅的看法。

　　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反封建（政治的和文化思想的）斗争愈彻底，对无产阶级事业愈有利。经过蔡元培革新的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学术空气活跃，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落脚点和生长点。所以在80年前，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钊首先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曙光里，敏锐地看到人类社会“新纪元”的肇始。“微言如闪首传真”（林伯渠对李赞诗），他成为在中国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并引导一批以北大师生为主的先进分子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从而使北京大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初基地。

　　李大钊以北大为基地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是多方面的。除了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晨报》副刊、《星期评论》、《新生活》以及北大学生创办的一些学会会刊上，发表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剖析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外，他还在北大史学、政治、经济和法律等系先后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讲座，加上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所授的共有十门之多。至今保存在北京档案馆的一份1923年北大政治系贺姓学生的“唯物史观”试卷，其对“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及其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试题的回答，纵以今日之水平视之，其观点也还是全面而正确，应令人刮目相看的。这无疑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一个弥足珍贵的佐证。同时，在李大钊的指导下，1920年先后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社团组织。特别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活动时间前后达七八年之久，它对于在北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和组织青年学生参加实际革命运动，以及推动全国一些地区先进分子研究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等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建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对五四时期的北大以及许多先进分子的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所在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以及他的住宅，成了北大进步师生和革命青年集会和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场所。他不但引导青年了解马克思主义，而且还鼓励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谆谆教导青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在他的教育下，北大的一些先进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工人服，走向工棚，深入矿井。这不仅使他们自身得到锻炼，而且也促进了在工人中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正是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影响下，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等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北大成长起来。青年毛泽东也是“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应当说，李大钊的上述工作，不仅使北京大学成为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基地，而且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个摇篮。据统计，在党的一大之前，在全国8个早期共产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中，有6位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全国早期53名党员中，有21名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参加中共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5名是北大的师生和校友。北大确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李大钊的引导和影响下，北大不仅在五四时期，而且在尔后的历史进程中，都存在一个坚持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群体，许多进步师生在白色恐怖的艰难环境里也仍然孜孜追求这一革命真理。如在40年代后期北大院系联合会设立了两个公开出借进步书刊的图书室，即五四图书室和孑民图书室，前者主要收集进步的报刊，后者主要收集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当时孑民图书室有图书5000多册，中外杂志40多种。阅览室由同学轮流管理，读者十分踊跃，每天借出次数平均为108次，日常流通书籍达到七八百本左右。人们称它是“北大人的精神营养站”。由此可见，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北大优良传统的一个部分，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北京大学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它不仅在学术上有过辉煌建树，而且在政治上也始终处于我国进步运动的前锋地位。而这种进步作用是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紧密联系着的，这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而持北大自由主义传统观的此书编者，仅仅因为后来有过“马列学院”、“党校”，就断言“不能说传播什么，其传统就是什么”。这只能说，武断往往是同偏见相联姻，而偏见则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据这位编者的意见，“近现代中国的基本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文化守成主义、进化论思想、虚无主义等等，都是以北大为重要的中转站和发祥地才进入中国社会的”。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北大的传统。这真是不说还明白，越说越湖涂了。既然都是作为中转站和发祥地，为什么偏偏自由主义能成为北大“最要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却不能呢？试问，在这些政治思潮中，究竟什么是代表北大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呢？答案应当是明确的。

　　诚然，作为政治思潮的自由主义，在北大历史上确曾存在过。如五四时期形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它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五四运动后，随着斗争的深入，这个统一战线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传统，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加以发展；另一部分人则向右发展，走所谓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后来这部分人实际上是同蒋介石政权相结合。这两种思潮、两种势力不同的发展趋势以及他们之间的交锋，可以说是贯串在民主革命时期北大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而人民革命的胜利则为他们作出了公正的结论和历史性的选择。怎么能够把北大历史发展中非本质的方面，也即人民革命洪流中的逆向潮流，作为北大传统加以颂扬，并要求今日之北大给以复兴和弘扬呢？！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桩怪事。

　　其实怪事不怪。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北大历史上确是有两种传统，即爱国进步、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它们代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两种截然相反的要求和方向，虽然历史已经对此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但开历史倒车、逆时代潮流者却大有人在。这在过去有，现在仍然有，以后也还会有。这是并不奇怪的历史现象。

　　二

　　持北大自由主义传统观者立论的主要依据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北大正式成为在中国引进和发扬自由主义的基地”。这倒是值得议一议的。

　　如前所述，蔡元培在北大革新时提出的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原则，在当时确是一个具有指导作用的办学方针，同时也是他的大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这一办学思想，就发展新教育和繁荣学术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而言，确是适应了发展文化教育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人才培养和学术进步，因而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文化教育发展客观规律要求的。具体地说，第一，这一办学思想所体现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原则，反映了发展学术、教育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就学术研究而言，它实际上是探求真理的一个过程，而真理是具有相对性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今天被认为是正确的事物，随着新材料的发现或认识的深化而成为谬误，反之亦然。因而学术研究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绝对的标准加以限制和判断。蔡元培曾说我素信学术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允许它们并存，自由讨论。他认为，我国先秦时期思想界所以出现百家争鸣这种”空前绝后之伟观，是因为“种种学说并兴、相竞相攻”使然的，到汉武帝采董仲舒独尊儒术之主张，遂使“诸家之说熠矣。他极力反对这种”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的思想方法，反对封建性政治和文化专制主义对学术思想的束缚。这些认识应该说是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第二，这一办学思想反映了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正确处理。这是发展学术常常遇到的问题。由于我国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又使得这个问题更加突出。蔡元培并不否认学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而且是坚持学术和教育活动必须为民主共和政治，为振兴国家服务，这是发展学术和教育的大前提。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他又把学术和政治作了严格区分，主要表现为：一是不以人废言；二是反对用政治干涉学术，反对封建文化专制思想，允许学术研究的自由。这在当时的教授的聘任和对待不同学派的态度上，都得到了体现。这种对学术与政治二者关系的正确处理，既体现了蔡元培办学思想的反封建性，又反映了发展学术的客观要求。第三，这种办学思想体现了发展学术、教育所必不可少的民主领导作风。这方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蔡元培善于发现和爱护人才，他曾针对旧派势力对北大教员的攻讦，指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对人不求全责备，是深知人才的特点，避其所短，扬其所长，这就是知人然后方能善任的道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蔡元培知人善任的高明之处。他建立在这一人才观基础上的民主领导作风，对北大的革新起了重要作用。上列数端，反映了蔡元培办学思想中所蕴含的对发展文化教育具有普遍意义的方面，这对今天仍有现实的借鉴作用，表现了思想的继承性。

　　这里有必要强调，蔡元培在提出和实施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时，并非像时下一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对新旧文化采取不偏不倚的客观主义态度，而是有所抑扬的。这就是说，这种“兼容并包”并非无原则、无目的，任凭新旧良莠混杂，而是以扶植新派人物，促进新思想传播，适应革新需要为基本出发点的。应该指出，蔡元培主持北大进行革新之际，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的发端时期，这时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支持日益兴盛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旧思潮。他对北大的整顿是以文科为重点，因为文科集中了北大的守旧势力，这样文科学长人选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经友人推荐，又翻阅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他十分赞同对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的评价，遂决定邀请他主持文科。随之，又引进了大量新派人物，形成了以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他曾写信委托巴黎法华教育会邀请法国学者来华讲学，他也提出了受聘者的主要条件，一是要求本人是“新党”，一是能“热心教授中国人，且不与守旧派接近者”。蔡元培反对压制新思潮，认为“要舍湮法用导法，让他自由发展，定是有利无害的”。他积极支持和扶植新派，成为这支新文化大军不可少的竭诚的保护者。五四前夕，当军阀政府对蔡元培施加政治压力和恐吓时，曾有人劝他辞退陈独秀，约束胡适，以缓和空气。他毅然回答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无相干。“随后又公开为新派的”过激之论“辩护。这些都鲜明地表现了蔡元培的政治立场和他的”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基本倾向。诚然，蔡元培是以倡导”思想自由“而著称的，他尊重讲学自由和正当学术研究的自由，对旧派教员的学术性活动同样给予支持，但绝不允许假借学术名义和大学讲坛进行反动政治宣传。当时北大教员中，辜鸿铭是一个帝制复辟论者，但精通英、德等国语言；刘师培是筹安会罪人之一，而对国学研究有素。蔡元培认为他们所授课程与政治无涉，应用其学术专长。新潮社的同学对聘用守旧教员有微词，蔡元培对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这大体反映了蔡元培的基本主张。

　　当时北大教授中也有人对“兼容并包”持有异议，陈独秀为此专门写信阐述蔡元培的学术主张。他写道：“先生说：‘蔡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这话我却不以为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庆、辜汤生、刘申叔、黄季刚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是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剧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常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达；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这里所说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说明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有原则性的，而决不是“毫无分寸”，放任自流的。陈独秀对这一办学宗旨的解释是正确的。

　　这里还须要指出，当我们根据历史的实际，充分肯定这一办学思想的进步作用和现实意义的时候，也并不是把它看作是完美无缺的。应该看到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作为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不能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蔡元培曾用《礼记·中庸》篇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来解释他的“兼容并包”主张。但他对这里所说的“道”，并没有作出性质和内容上的明确限定，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理解；其“容”与“包”的对象，既可以是新的进步的思想、学说，也可以是旧的、落后的理论、流派。他自己曾认为哲学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可以并行无害，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如果对这一办学思想作外在性的理解，那么就会是不分主次地把新与旧相互对立的东西包容在一起，这就否认了对立物的质的区别，看不到发展过程中的飞跃和突变，抹煞了对立物的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也就抹煞了人们在新旧事物斗争中催新破旧的历史责任。由此可见，“兼容并包”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概括，表现了蔡元培思想上存在的折衷、调和的倾向，反映了在反封建文化斗争中的不彻底性。这种概括的外在性，既不能科学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完全符合他自己的教育实践。事实上，蔡元培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对世界大势的深切理解，使他在对北大的整顿中始终坚持革新进步的方向，而不是让新与旧、革新与保守无原则地混合并存。“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所以能够孕育出一个新的北大，能够对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起了催生作用，正是和他扶植新思想、约束旧事物和反对封建旧文化分不开的。所以，具体就蔡元培的办学思想，或扩而大之就一般的历史遗产的继承来说，重要的是要挖掘它内在的深层次的思想内涵，而不是要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重复旧的口号。

　　由此可见，“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作为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有它特定的内涵和特点，决不能仅仅因为它倡导思想自由的原则，就不加分析地据此断言自由主义是北大的传统。这种不顾历史事实的主观臆断，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学风。

　　三

　　持北大自由主义传统观者的本意，不只是为了说明一所大学的传统问题。

　　作序者说得很明白：“自由主义可以是一种政治学说，可以是一种经济思想，也可以是一种社会哲学，它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确如此。自由主义是作为19世纪初出现的资产阶级的一种政治思潮，它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民主”口号按照资产阶级政权确立后的要求加以修改和补充，主张个人活动和发展的完全自由，实现毫无限制的企业主的自由竞争，拥护有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和两院制议会，等等。很清楚，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所要求所维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

　　被持北大自由主义传统观者认为好得了不得的自由主义，已为他们点明“更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含义。这是无需多加一字解释的。在他们看来，这种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曾有九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地‘肃清’”了，现在的任务就是使之“在今天的复兴”，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这里已不存在一层需要捅破的薄薄的窗户纸，也无需有劳旁人来“破题”了。

　　问题在于：北大是不是存在这种占主导的、被认定为“光荣”传统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这还是要让历史来讲话。

　　五四时期的中国，风云际会，各种社会思潮活跃。这时的北京大学，由于高张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从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五四前期，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新文化运动战士传播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它虽然在当时反封建文化思想斗争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并不能正确回答中国的出路问题。这时李大钊的政治视野也不能不受到这种历史的局限，例如，他这时所热烈追求的民主政治，如他自己所说，是“唯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即企求的仍是以代议政治为特征的欧美式的民主共和国，而他的唯民主义主张的主体，则是“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的中心势力，以为国本所托”。即把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民族资产阶级身上。又如，他孜孜以求的“青春的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提出，还是比较空泛、粗糙的，它的实际内容也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再造青春中华”的途径，也只是从教育入手实现民权，认为“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民力既厚，权自归焉”。应当承认，任何思想家都只能依据历史所能提供的舞台进行活动，在科学社会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还是惟一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出路。问题在于，历史已经判明，近代的中国已经失去了实现这一方案的机缘，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流产就是有力的证明。

　　李大钊在政治上对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观。他在1914年就曾无限感慨地说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能，谋遏洪涛，昌学而已。而当1917年张勋再演复辟丑剧时，他更为自己的“理想王国”梦幻的破灭而慨叹，“一代华声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这种情形并非李大钊一人所独有。鲁迅后来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确是道出了这时一般知识分子的心态。这种”失望“和”颓唐，既反映了他们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革命结局的完全失望，也表现了他们经过对民主和科学的呼唤之后仍然看不到前景的深刻反省。

　　当然，在这种失望和苦闷之中，还蕴含着对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1918年5月，李大钊通过自己深沉的观察与思考后说中国人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的现象，举国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然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这种矛盾的生活，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安慰吾人的性灵。这里提出的“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这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它也将由历史的发展给予正确的回答。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振奋了中国进步思想界，李大钊首先把目光从西方移向了东方，从欧美转向了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北京大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早基地。

　　马克思主义在这时传入中国并逐渐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这决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国无产阶级正在日趋觉醒这一重要的社会条件外，还应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以极端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举世滔天之祸，全欧陆沉之忧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极大的怀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接连破灭，“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噩梦”，陷入彷徨无路的中国先进分子不能不开始新的探索；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新的典范。本来，社会主义对中国先进分子来说，还只是一种书本上的东西，陈独秀在1917年初还说，“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现在社会主义在东方的一个大国成为现实，这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人类历史和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启迪了他们对指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一传入中国，李大钊就敏锐地捕捉到新时代的信息，并给予了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理解。于是，他们开始学习“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诚然，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批先进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都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而都经历了对旧的思想不断扬弃和对新学说的逐步理解，以及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深化和自我改造的过程。尽管这样，在他们初期的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就已经开始显示了这一新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的特有魅力。

　　应当指出，这时李大钊在他的传播活动中，主要的和突出的方面，是第一个向中国人民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倡导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学风。正因为这样，他的传播工作给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注入了全新的因素，使之发生了合乎新的时代要求的变化。

　　李大钊从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比较中，看到代表封建主义的东方文明和代表资本主义的西方文明都面临无法解脱的危机，从而把希望的目光转向十月革命显示的新文明上。他说：“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这里所说的俄罗斯文明是指十月革命形成的历史新潮流、新文化，李大钊把它视为挽救世界危机的新文明的泉源。他把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作了比较，明确判定处在不同历史时代的法俄革命的迥然不同的性质，认定“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认为正是这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新时代，他预言：“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他强调对于这“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我们的态度“惟有翘首以迎”，“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随后他更加明确地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即新的世界革命一部分。这时李大钊已抛弃了要以中产阶级为中心势力的旧观点，断定“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惟一的基础”。他特别指出今后人类发展的前景必将是“劳工的世界”，并在1919年纪念五一的文章中就预测了中国工人运动必然会发展起来。他还提出人民群众要依靠联合的力量去实现解放自己的任务，去“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由于李大钊这时已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的主体和革命的依靠力量，因此他开始用平民主义或平民政治代替资产阶级的代议政治的提法，要求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他在论述平民政治的主张时，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明确指出：“真正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这表明，李大钊这时所指的平民政治，已经是与资产阶级民主相对立的，而且是要求人民民主并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民主政治。

　　这样，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潮，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由原来的旧民主主义开始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这一变化，适应了新的时代要求和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从而也把民主的精神和北大民主的传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历史的进步。

　　这时科学的口号也增添了新的内容。在五四前期所提倡的科学，还主要是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努力传播并运用西方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成就及其中自发的唯物论思想，去同鬼神迷信、封建教条和宗教唯心主义作斗争。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重要建树的，也是近代中国所需要的。但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他们则仍然停留在进化论、唯心论的水平上，因而不能提供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更不能正确回答中国的出路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李大钊就致力于唯物史观的传播工作。他努力运用唯物史观廓清思想界浓重存在的唯心史观的迷雾，并运用这一新的世界观、方法论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变革，考察中国的社会问题。他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以唯物史观取代了唯心史观，以阶级论取代了进化论，奠定了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五四之后不久展开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上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一次论战。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坚持了中国社会问题应当“根本解决”的革命主张。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俄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科学地论证了只有根本改变旧的经济基础，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各种具体的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并强调阶级斗争是实现“经济的革命”的根本方法。这次论争为五四之后先进分子所关注的中国社会改造问题指出了一条惟一正确的道路。

　　由此可见，五四以后的科学思潮，已经包括自然科学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这样两方面的内容，而唯物史观则成为指导革命实践斗争的锐利武器。

　　总之，原来人们企求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造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现在则赋予了民主以新的时代内容和要求，民主已不再是一个空泛的“理想王国”的口号，而成为引导中国人民直接进行政治斗争的战斗旗帜。五四时期北大许多先进分子正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和比较，开始认识和接受这一新的学说，努力使自己的活动与历史发展的要求取一致方向例如这时的鲁迅虽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他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先驱者的事业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使他终于由沉默而呐喊而战斗，并为了“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有意识地“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李大钊也描述过这时史学界的情形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工作所发生的深刻影响，确实显示了这一新理论的特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从以上简略的回顾中，难道可以得出作为政治学说和社会政治制度的自由主义是北大的传统吗？在历史已经作出新的选择，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特别是在人民革命已经胜利半个世纪之久的社会主义中国，继续呼唤这样的自由主义，是令人费解的。

　　四

　　事实上，这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已经由这本书的编者和序者不费解地说出来了。他们对自己的意图是不隐瞒的、坦诚的。他们之所以如此热心为自由主义而鼓与呼，是基于他们的历史观所作出的一个判断：“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显然已大大超出对一个学校传统的议论，而是指他们所认定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历史取向。他们确是对这种自由主义有准确的理解，认定“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一开始就是从经济角度（财产权与经济自由）切入自由主义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制与经济体制问题上的立场一向是旗帜鲜明的”。在他们看来，这正是还受到传统观念影响的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弱点，因此要呼唤“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特别要人们认识“市场经济必须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并强调所谓“历史证明，凡是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其绩效总是最好的”。他们把自己的经济政治主张和要求说得如此明白，这并不奇怪，正是反映了近年来出现的那股来势颇汹的私有化的思潮。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热衷于把所谓自由主义传统强加给北大的真实的和最终的意图。

　　传统是历史上形成并反映历史发展的带主流性的方面，是为后人所认同和弘扬的一种精神力量。对传统的概括必须以历史发展的事实为依据。遗憾的是，持北大自由主义传统论者，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而按自己的主观愿望对历史进行重新设计和塑造，随心所欲地任意打扮历史，这难道是实事求是的、严肃的学风？

　　传统既然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必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用什么样的传统引导青年学生，直接关系到青年学生的成长问题。北大所以能成为北大，是同一代代学子继承和发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分不开的。如果抛弃了这样的历史传统，而要青年学生“最要紧的是弘扬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去致力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这究竟是促进历史的进步，还是逆历史的潮流？究竟是对青年的爱护，还是极不负责任？这值得人们深而思之。

　　（《高校理论战线》，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