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冰问道集

第三十五章 鲁迅与北京大学

　　鲁迅在他光辉的55年生命里，在北京生活、战斗了14年。其中，从1920年8月至1926年8月，他在北京大学兼任教师，前后达六年之久。北大是鲁迅任教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

　　这时的北京大学，已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校内的进步力量和民主爱国运动都有较大的发展，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五四时期的鲁迅以他彻底的民主主义立场，向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异常勇敢、异常坚决的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有着广泛影响的伟大战士。他在北大始终坚定地支持进步力量，自觉地和李大钊等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向封建复古派，资产阶级右翼和形形色色的“正人君子”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鲁迅不但写了《我观北大》这样的专论文章，而且在他的许多文章、书信以及日记中，都多次述及北大。鲁迅曾给五四以来的北京大学以很高的评价，并以自己是“北大派”而自豪。

　　鲁迅在北大任教期间，热切地期望英俊出中国，为培育青年学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鲁迅在教育战线上的实践和贡献，正如后来郭沫若所称颂的，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教育家”。在这一方面，同样值得我们永久的纪念和学习。

　　一

　　鲁迅和北京大学的关系，不自他来校任教时起，而是在他到北京工作后，即开始和北大一些教授有过往来；特别是蔡元培出任校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以后，关系日臻密切。

　　鲁迅和蔡元培之间有着真挚的友谊。辛亥革命后不久，鲁迅就应当时任南京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教育部供职，随后由于南京政府北迁而来到北京。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任校长职务，7日，鲁迅由绍兴省亲返抵北京，三天后他就往北大访了蔡元培；此后他们之间时通音问，常相过从。蔡元培对北大进行的改革，鲁迅是关注的。1917年8月7日鲁迅日记载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这是应蔡的要求寄去他为北大设计的校徽图样。他巧妙地将北大二字组成一个圆形图案，这个图样后被采用作校徽而为北大学生长期佩带。由蔡元培主持创办的《北京大学日刊》，在1918年6月25日刊登了鲁迅的《新出土吕超墓志铭考证》的考古论文（署名周树人，后以《南齐〈吕超墓志〉跋》为题收入《集外集拾遗》）。这是鲁迅在北大刊物上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而这时北大学生中出现的社团组织，也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如文学团体新潮社和它出版的《新潮》杂志，曾得到鲁迅的赞许，并向友人作过推荐。这些都反映了鲁迅和北京大学的最初关系。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尤致力于文科的改革。他聘请以编辑《新青年》著名的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同时在北大文科任教的还有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等，他们后来也都是《新青年》的编者。经蔡元培的提议，《新青年》编辑部随同陈独秀迁到北京，直至1920年9月复返上海出版止，这一时期《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完全结合起来了。这样，在北大文科教员中，就形成了一个与旧派相对立的，以《新青年》编者为核心的革新营垒。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向封建文化发起猛烈攻击，积极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中心，同时又是新旧思潮激战的前哨阵地。

　　这时的鲁迅，对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深为失望，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因而这一段时间，鲁迅在公余之暇，只是在幽僻的绍兴会馆潜心抄录碑帖。1917年旧历除夕，“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郁闷心情，由此可见。鲁迅的沉默，是对反动复辟势力的深沉抗议，是在苦闷中努力求索新的战斗道路。恰在此后不久，十月革命的风开始吹拂着中国的大地，李大钊的文章透露了新时代的信息。十月革命对鲁迅思想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里有两件事值得注意：其一是1918年起鲁迅改变了对《新青年》的冷漠态度，给予了热情支持。鲁迅原来对《新青年》态度是冷漠的，他自己曾说那时对“文学革命”，“并没有怎样的热情”。但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对中国未来社会变革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因而也开始改变对《新青年》的看法，终于他成了这个刊物的重要撰稿人，并参加了编辑工作；而这时《新青年》提倡思想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日益明显。其二是这一年他和北大新派教授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交往增多了，如1918年日记载的，钱玄同到绍兴会馆补树书屋访问鲁迅和他们之间的信札来往，就有50多次。这大多和约请鲁迅为《新青年》撰稿有关。特别是在这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改组讨论编辑方针的集会上，鲁迅结识了李大钊，他的“诚实、谦和”，光明磊落，没有宗派气，给鲁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鲁迅对李大钊是始终敬重的，仅日记中提及李大钊的就有11次。他们之间的结识，使鲁迅从此有较多机会接触李大钊等人介绍的共产主义学说，这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诚然，鲁迅这时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十月革命态度也还有保留，但他毕竟从这一历史的变动里看到了新的希望，这使他终于由沉默而呐喊而战斗，并自觉地同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取一致的行动。

　　这一时期，鲁迅不仅以他的文学创作，“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而且在反对封建复古势力和资产阶级右翼的斗争中，也旗帜鲜明地配合了李大钊等的革命活动。可以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就已经和北大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派融合在一起，在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18年，北大反封建文化思想的斗争继续发展。陈独秀首倡的文学革命说，也因鲁迅的《狂人日记》等现实主义作品的问世，而有了革命文学的实绩。白话文运动也取得很大成就，《新青年》从这一年第4卷起改用白话文，并采用新式标点。白话文在北大还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和鼓吹，由刘半农主持的歌谣征集处也在这一年成立，并出版歌谣专刊。这一切，引起了校内封建复古派的不满和非难。北大旧派教授刘师培、辜鸿铭、黄侃等人，竭力为“国粹”辩护，对新思想和新派人物谩骂攻击犹为不足，并于这年夏谋刊行《国粹丛编》，以与新派的《新青年》相抗衡。对此，鲁迅以极大的愤慨予以痛击。他在7月5日答允钱玄同为《新青年》写稿的信中，尖锐揭露了这班“老小昏虫‘提倡’国粹”是“不过还想吃人”的本质。明白表示自己“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他指出：“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后来他在随感录中，又多次痛斥了国粹派，提出了：“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鲁迅对“保存国粹”论实质的揭露，切中了“国粹”论者的要害，这表现了他维护新事物的坚定立场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具有重大的战斗意义。

　　继之，在五四前夕，在北大和整个文化思想界经历了一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深入和马列主义的传播，顽固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扑更加疯狂。1919年2—3月间，封建礼教的卫道士林纾带头对新文化运动，对北京大学发动了进攻。他在《公言报》上发表了给蔡元培的公开信，罗织北大宣传新文化的罪状，一是所谓“覆孔孟、铲伦常”；一是所谓“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同时，他又连续抛出反动小说《荆生》和《妖梦》，预示要借助“伟丈夫”的武力摧毁新文化运动，并对蔡元培和北大进行了极为下流的攻击。此外，又指使北大法科学生张厚载化名投书京、沪报刊，制造陈独秀等已被逐出北大的谣言。与此同时，反动政府还利用议员在国会提出所谓弹劾教育部的议案，胁迫蔡元培去职。一时间群魔乱舞，在北大和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刘半农后来在追述当时情景时说……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的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地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慄慄危惧中过活。“这反映了这场斗争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引起的波动。这次”林蔡之争，实质是扼杀还是保卫新文化运动的严肃斗争。当林纾的谬说一出笼，立即遭到北大新派和社会进步舆论的猛烈回击。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陈独秀的《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等文章，都作了计锋相对的揭露和抨击。而蔡元培给林纾的公开答复信，则很好地保护了新文化运动。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始终坚定地和北大新派站在一起，英勇战斗。近年发现的鲁迅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两则《随感录》：《敬告遗老》和《旧戏的威力》，证明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他就批判了林纾和张厚载这一对遗老遗少。随后他又发表了《现在的屠杀者》和《人心很古》两则随感，痛斥林纾之流“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种封建卫道者实际是“现在的屠杀者，而”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彻底撕下了封建卫士维护旧道德旧文化的虚伪面纱，露出了他们本来的狰狞面目。对这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鲁迅一开始就极为重视，敏锐地称之为“一大事件”；直到两年之后，他在《阿Q正传》中，还说这部书就是用‘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写的，而这正是林纾攻击白话文所用的昏话，鲁迅再次点出，是又一次给这个卫道者一记响亮耳光。这次战斗以北大和全国的新派取得胜利告终，从而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五四前后，北大新派中发生了深刻的分化和分裂。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代表的胡适，1917年夏由美回国后即被聘为北大教授。他这时作为新派的重要一员，积极鼓吹白话文学，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鲁迅是全力支持白话文运动的，但他对胡适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改良主义倾向，是否定的。他明确主张新文学首要的是“改良思想”，“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这和李大钊所说的“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是一致的。五四以后，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情势下，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加剧了，而胡适便是第一个分裂出去的资产阶级右翼代表。1919年7月，他乘陈独秀被捕和李大钊出走之机，在由他负责主编的《每周评论》上，抛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开用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随即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这一著名的战斗檄文，坚决驳斥了胡适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诬蔑，深刻揭露了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实质。这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第一次大论争。在这场战斗中，同样表现了鲁迅和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默契”。在上述李文发表后的两个月，鲁迅在他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批判了实用主义思潮，指出实用主义只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顺应社会”。认为这决不是正当办法，“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这里所说的改良社会，也就是鲁迅所寻求的社会革新的新路；联系在这之前他写的《“圣武”》等杂文中，对十月革命的热情讴歌，对“新世纪的曙光”的热切期望，就能更清楚地了解鲁迅对胡适的顺应社会、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思想批判的深刻意义。随后不久，胡适又进一步分裂新派队伍，他在1920年底致《新青年》同仁的信中，攻击《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成了《苏俄》（当时在美国出版的进步刊物）的“汉译本”。他提出另创“哲学文学”杂志，发表宣言“声明不谈政治”和“停办”等办法，意图改变刊物的政治方向。鲁迅在给胡适的复信中，明确指出：“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表示要同旧势力战斗到底，“不愿示人以弱”。由于鲁迅和李大钊等“取一致的步调”，使胡适不得不有所收敛，他在一封信里表示：“豫才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

　　从上述几次大的斗争事例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鲁迅和北京大学，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派的密切关系。五四时期的鲁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战士，从根本上说，是风起云涌的中国革命时代造就了这位巨匠。同时，也同他本人具有的韧性的战斗精神，深邃的思想，丰富的学识和敏锐的观察力诸条件分不开。而这一时期，鲁迅同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阵地的北京大学的关系，也就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了。

　　二

　　1920年8月2日，北京大学正式聘请鲁迅为文科讲师6日日记载：“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鲁迅受聘后，于这一年12月24日起，开始到校讲课。在此后的几年日记中，常有“午后往大学讲”或“往北京大学讲”的记载。

　　鲁迅在北大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一星期讲一小时，是一门选修课。但它是当时选修和旁听的学生最多的一门课，讲授安排在沙滩红楼一间最大的教室里进行。鲁迅以他渊博的学识、鞭辟入里的精湛分析和密切联系实际的教授法，深深地吸引着听讲的同学。当年一位听讲的学生曾这样描述鲁迅讲课的情景：“每次每次，当鲁迅先生仰着冷静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着四五个人，连门边走道都站满了校内的和校外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学生。”“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句，……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笑声了。他的每句极平常的话几乎都须被迫停顿下来，中断下来。每个听众的眼前赤裸裸地显出了美与丑，善与恶，真实与虚伪，光明与黑暗，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家在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每一事态的甚至是人心的重重叠叠的外套都给他连根撕掉了。……于是大家的眼前浮露出来了一盏光耀的明灯，灯光下映出了一条宽阔无边的大道。……大家抬起头来，见到了鲁迅先生苍白的冷静的面孔上，浮动着慈祥亲切的光辉，像是严冬的太阳。”这就是鲁迅在北大讲课留给学生的深刻印象。

　　鲁迅在教学上的成就，除了他在学术上的深厚造诣外，还由于：首先，有明确的教育目的。鲁迅在北大任教期间，正是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教育界弥漫着反动腐朽的教育思想。1919年五四前夕，经胡适的邀请，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来到中国，他在两年另两个月的、经历十一省的巡回讲演中，竭力鼓吹他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教育学说，使他的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界特别是教育界流毒甚广。他们用“教育无宗旨”的虚伪说教，来抵制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的影响；而这又恰好适应了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因而鼓噪一时。对此，鲁迅给予无情的揭露，他说：“教育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又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这是对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深刻批判。鲁迅高度重视教师的职责，十分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在于培养能够适应新时代思想的新人。他所期望的一代新人，是应该具备”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而他自己正是为了实践这个教育目的，“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他讲授小说史的目的性是很明确的，”是要通过小说史的讲课，培养些能够用笔向旧社会进攻的人。他通过对小说史每一事件和人物的精辟分析，独到的见解，使学生从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的情感里，增强分辨是非和善恶的能力，引导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有人认为鲁迅讲授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因而鲁迅的小说史课成了一门战斗的科学，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当时蓬勃的革命时代连结了起来。

　　其次，是严肃认真、高度负责的教学态度。鲁迅有着深湛的文学和史学的修养，但他为了准备小说史的讲授，仍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劳动。他的讲义是从中国小说的起源直到清末止，而“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可以说是开山之作。这一浩瀚的长卷，他总是穷本究源，亲手搜集，一一考订，务求作出准确的论断。后来出版的《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等，就是准备讲义时的参考资料；而这些都是鲁迅亲自从当时的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废寝辍食，锐意穷搜”，阅读了上千种原始资料，其中有许多是一个字一个字抄录得来的。他不但对小说作深入的艺术分析，而且把历代小说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作历史的分析；在他作出的正确论断里，有许多是发前人未曾发的精辟见解，闪烁着他的真知灼见。这部讲义初以《中国小说史大略》为题，曾由学校刊印发给学生。1923至1924年间，鲁迅又把他在北大讲课的讲义整理付印，最初分上下两卷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后合订一册由北新书局印行。这就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一部辉煌著作《中国小说史略》。这部著作从收集资料到最后一次修订，前后用了约二十年时间。从这里可以看到鲁迅备课的认真态度，因而他的课堂讲授总是给学生以新鲜的、充实的知识。

　　再次，也和鲁迅对教授法的重视分不开。例如，他发给学生讲义，讲课时只是就讲义上的论点加以发挥补充，决不照本宣科。1924年《中国小说史略》印行后，他就把正在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论著《苦闷的象征》，边译边印发给学生作辅助讲义，利用小说史课时间讲授一些文学理论。而鲁迅讲的，也并不按照《苦闷的象征》的内容，主要是依据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体会，讲的内容比小说史涉及的范围更为广泛。又如，鲁迅讲课十分注重联系实际，这有如他写杂文的风格，能够发别人不能发的新见解，敢于发别人不敢发的议论，给学生以深刻的启示。再如，鲁迅的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艺术，大大加强了讲授效果。他善于用朴实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思想，从具体、形象、生动的事例中引出严肃的课题，给人以智慧，又给人以美的享受，等等。

　　鲁迅是一位最辛勤的园丁，也是青年最敬重的导师和浄友。当有人问起他是否对上课有兴趣时，他曾说：“那配教什么哩，不过很喜欢年青人，他们也还没有讨厌自己，所以一点钟也是还乐于去做的。”是的，鲁迅非常爱护青年，他为了“造出大群的新战士”，在青年身上倾注了他的心血，确是做到了“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的寓所经常接待一批又一批登门求教的学生，他们之间虽然年龄相差很大，而鲁迅总是像朋友一样亲切接待、交谈；夜深了，他亲自端着煤油灯送出门外，而偏僻的小巷早就没有人声人影了。这种“和蔼若朋友然”的接触与交谈，和他的讲课一样，给学生的教益和印象都十分深刻。这正如他的一位学生说的：“我走过许多绅士、老爷、教授、名流和学者的书斋，在此地我才看见知识和人凝结在一起的典型。”和鲁迅一夕交谈得到的勉励和启示，“已把我从小地主的狭笼中解放了出来，我尝到自由的美味了”。

　　至于鲁迅在课外为学生校阅文稿，更是他经常的大量的工作。他后来曾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鲁迅为学生办理“投稿，看稿，绍介，写回信，催稿费，编辑，校对”这一切琐事，都乐于去做，这因为第一，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为寂寞的文苑培养更多的新战士。如当时在北大旁听鲁迅课的许钦文，因为在《晨报副镌》发表过小说，引起鲁迅的注意，以后就经常为他的作品修改，指点，以至编定出版。基于培养新人的目的，鲁迅还特意在自己的小说《幸福的家庭》的标题下面，注上“拟许钦文”的字样，为推荐青年作家做广告。仅此一例，就可见到鲁迅对青年学生的殷切期望。第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有助于新思想的传播。如北大俄文系毕业的共产党员任国桢，选译了20年代初苏联文学界关于文学问题争论的文章，汇编为《苏俄的文艺论战》论文集。他译完后便请鲁迅校订译稿。鲁迅对这位初识者，同样给予热情帮助。1925年2月至4月间，鲁迅日记就记载了他们之间的来往书信达11次之多。同年4月16日又载：“校《苏俄之文艺论战》讫。”并为它写了《前记》。鲁迅这样认真校订译稿，是为了把苏俄的新文艺介绍到中国来，正如他在《前记》中说：推翻旧来的传统，“而建设起现今的新的活艺术来。……诞生日就是十月，在这日宣言自由的艺术，名之曰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总之，鲁迅是自觉地把培养青年学生的工作，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鲁迅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和培养，还体现在他和北大学生文学团体的密切关系上。他在北京期间，经他扶植、支持或参加发起的文学团体，如新潮社、浅草社、沉钟社、语丝社、春光社、莽原社、未名社等等。其中有的社址就设在北大或它的附近，有的是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更多的是直接听过鲁迅课的学生。对于这些社团，鲁迅也都倾注过心血。日记中常有他在北大讲课后到那里与其成员交谈的记载。由英文系学生董秋芳发起组织的春光社，就聘请鲁迅作它的导师。鲁迅对新的幼芽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由北大文科学生发起的新潮社，正式成立于1918年12月。成员以北大学生为主，也有少数教员和校外人士。主要骨干有傅斯年、罗家伦、毛子水、杨振声等。它发行《新潮》杂志，宣布“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着广泛的影响。鲁迅对新潮社在提倡白话文、批判封建礼教、鼓吹文学革命等积极方面曾给以支持。但对新潮社因受胡适影响而表现出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他是坚决反对的。鲁迅在《新潮》第一卷第五期发表的致傅斯年的公开信，就是针对他主张刊物将多登所谓“纯正科学的东西”，背离现实政治斗争的错误而发的。鲁迅认为，在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时候，刊物装满了这些东西，只能使封建复古派高兴。他主张：“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提倡科学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口号，鲁迅不主张停留在纯粹科学的宣传上，而是要和现实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服务。“讲科学而仍发议论”这个见地是异常深刻的，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确方向。鲁迅这封信是在五四运动即将来临时写的，对《新潮》具有方向性的意义。可惜杂志的编者们没有接受这一正确主张，五四以后他们迅速向右转了。

　　诚然，这时鲁迅的思想还没有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还笼统地认为青年总比老年好，有时对青年学生也未免过于宽容。但是，对青年学生的缺点，鲁迅是很有原则的。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是位世界语学者，他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1921年漫游日本时，遭到日本当局野蛮迫害并被驱逐出境。鲁迅对他深表同情，介绍他到北大教授世界语和俄罗斯文学。一次，爱罗先珂在看北大戏剧实验社演出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时，对剧社采用男扮女角的演法表示不满，并在他写的观后感中对此提出枇评。这篇文章由鲁迅译出在《晨报副刊》登出后，戏剧社的一位学生极为不满，随即写了《不敢“盲从”》一文进行反驳。他的文章语言尖刻失态，故意在“观”、“看”等字眼上加引号，对一位生理缺陷的人采取不道德的人身攻击。鲁迅看后很气愤，立即写文章斥责他的轻薄行为。但是，鲁迅对青年的缺点并不抱成见，只要改正了就一视同仁。这位学生仍一直听鲁迅的课，后来鲁迅和他也很接近。五卅运动发生后，这位学生发起成立了一所黎明中学，以抗议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他邀请鲁迅为该校高中班授课，鲁迅立刻欣然接受，三天后就到校上课，对他的工作表示了热烈的支持。

　　鲁迅的教学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典范。

　　三

　　对于北京大学进步师生的革命斗争，鲁迅是旗帜鲜明、始终不渝地给予支持和赞助的。

　　1922年11月18日，鲁迅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即小见大》一文，这是他就北大学生风潮发表的一篇评论。当时学校评议会以经费支绌为由，决定此后讲义一律征费。这引起部分学生的反对，10月17和18日，学生先后拥入会计课和校长室请愿，要求收回此项决定。学校主要负责人因此相继辞职，各部门自19日起停止办公，遂酿成风潮。后经各方斡旋，蔡元培于24日即回校视事，风潮平息。这次风潮虽达到取消讲义费目的，但教务会议却将参与事件的预科学生冯省三开除。鲁迅就此事发表评论，指出学生是得胜了，而没有人再去为“牺牲者祝福”；他在“即小见大”的感叹中，包含着对学生必须在斗争中加强团结的希望。

　　鲁迅不但对学生运动寄予厚望，而且时时总结运动的经验，提出自己正确的主张。他基于对中国反动势力的深刻认识，不赞同对军阀政府单纯采取请愿一类的举动，但当学生行动遭到反动派镇压时，他则明确指出，反动势力的强力压迫，正是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在五卅运动中，北大等校学生前后坚持了三个多月的斗争，把学生运动和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联结起来。鲁迅热烈赞扬学生运动的进步，“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而在“三·一八”运动前夕，当旧势力攻击学生嚣张的时候，鲁迅在大学讲堂上驳斥了这一谬论，他说：“其实，现在的学生是驯良的，或者竟可以说是太驯良了。”这些对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学生运动都有重要意义。

　　鲁迅在北大任教期间，校内进步与保守、新派与旧派的斗争十分剧烈。五四以后，新文化统一战线分裂，胡适等人站到了人民革命的对立面。1924年12月，以胡适为首的一些教授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杂志。这个刊物的主要撰稿人胡适、陈源（西滢）、王世杰、徐志摩等，这时都是北大的教授。这样形成了一个所谓现代评论派。围绕着对待进步学生运动的问题，鲁迅同这个派别有过几次大的斗争。

　　先是在《青年必读书》问题上爆发了一场斗争。1925年1月间，《京报副刊》发起为“青年必读书十部”栏征求书目，于是，胡适、徐志摩等名流学者，以青年“导师”自诩，纷纷开列尊孔复古的书目，引诱青年脱离现实斗争。这并不奇怪。五四以来，在历次学生运动走向高涨的时候，胡适一些人总是用“救国必先求学”的说教，诱使青年“踱进研究室”，埋头于“整理国故”。胡适曾给学生拟过一个所谓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开列了近二百部古书，其中甚至包括《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等二十多部佛教书。这在北大一部分学生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五卅运动前夕的北京，保古之声又嚣然尘上，“反改革”的空气十分浓厚。针对胡适们新“国学”的叫嚣，鲁迅在对《青年必读书》的答复中，只写了：“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而在附注中则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他强调：“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鲁迅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是号召青年要注重社会现实问题和投身实际斗争，是对“整理国故”主张的轻蔑和枇判。

　　鲁迅曾把这次斗争称之为“青年必读书”事件，这实际是同现代评论派斗争的先声，是两种小同势力争夺青年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之后不久，鲁迅在给北大哲学系教授、《猛进周刊》主编徐炳昶的信中就说过，他正是从这一事件中；看出胡适等人提出的“进研究室”的口号，是诱骗青年的一个“圈套”，切忌上当。他明确提出：“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鲁迅正是从坚持思想革命、反对任何尊孔复古倾向的高度，对待这一场斗争的。因而当他对《青年必读书》的答复引起巨大反响，遭到一帮遗老遗少围攻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给予坚决回击。如杂文《聊答“……”》，就是对柯柏森《偏见的经验》一文的答复；《奇哉所谓……》的发表，就是对熊以谦《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一文的驳斥。这些新“国粹”信徒在他们文章中恶毒攻击鲁迅，诬蔑鲁迅是“卖国贼”，是“浅薄无知”，“贻误青年”。鲁迅以充分有力的论据，痛斥了他们的谬论，“这些声音，可以吓洋车夫，但是无力保存国粹的，或者倒反更丢国粹的脸”。当时有人担心这样连续作战会影响鲁迅的健康，鲁迅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表示你只要有一篇不答复他，他们就认为你失败了。我就篇篇都答复他们，总要把他们弄得狗血淋头，无法招架，躲回他们老巢去为止。“鲁迅的工作帮助青年学生认识胡适”整理国故主张的危害性，使他们当中一些人摆脱胡适派的影响。

　　接着，围绕“女师大风潮”同现代评论派展开了一场大的斗争。1925年5月，北京爆发了反对北洋军阀及其在教育界代理人章士钊、杨荫榆的“女师大事件”，鲁迅（1923年10月至1926年8月兼任女师大国文系讲师）参加并领导了这次有名的学生运动。8月间，反动政府焊然下令解散女师大，并在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指使下，竟数次出动武装警察和雇用流氓强迫女师大学生离校，殴打和拘捕反抗的同学。这一暴行在北大进步师生中引起了极大愤慨，8月18日，为抗议章士钊无理解散女师大和他在教育界的倒行逆施，北大评议会通过了北京大学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宣布独立的提案，并发出布告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接受由他签署的教育部文件。北大学生会也发表宣言，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斗争。21日，鲁迅同钱玄同、顾孟余、沈尹默等四十一位北大教员联名发表宣言，严正谴责了章士钊压制学生爱国运动，以整顿学风为名摧残教育等措施，指出这是“示威于教育界，并可借此压制种种爱国运动，达到他一网打尽的目的”。坚决表示不承认这个“思想陈腐”抹杀时代精神的政客为教育总长。

　　女师大事件发生后，现代评论派陈源就连续在《现代评论》上制造流言蜚语，恶意诋毁进步学生运动，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在女师大挑起风潮；继之，在北大评议会通过与教育部脱离关系的提案后，胡适、陈源、王世杰等又纠集一些教授发表致本校同事的公开信，他们公然诬蔑广大师生主持正义，反对章士钊专制压迫的斗争，是剥夺他们“教学的自由”，是造成“叫嚣哄闹的风气”，反对学校评议会的决定；进而，当这一年11月底在党领导下，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空前高涨，章士钊被迫去职，女师大学生胜利返校的时候，成立了以陈源、王世杰、皮宗石、燕树棠等一些北大教授为骨干的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旋即改称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阴谋阻止女师大学生胜利复校，为章士钊、杨荫榆在这次风潮中操纵成立的女子大学打气。他们在《致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中，诬女师大学生返校，是“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乱之际，率领暴徒拦入校内，强行霸占。”对支持女师大学生正义斗争的教员竟然提出“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继续向鲁迅施放暗箭。

　　为了支持进步学生运动，鲁迅以韧性战斗的精神，写下了如《并非闲话》、《碎话》、《“公理”的把戏》、《这回是“多数”的把戏》等一系列杂文，猛烈回击了陈源等人的挑战。他一针见血地指斥这些人“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力地戳穿了这些人为虎作伥的反动面目；他以充分的事实说理，彻底揭露陈源这个“异类”惯用的流言伎俩，指出这不过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把他们玩弄的“公理”的把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鲁迅深刻认识这场斗争的政治意义，他表示：“倘笔舌尚存，是总要使用的。”鲁迅的有力揭露，使陈源之流声名狼藉，他经受不住了，曾央人向鲁迅求情；而这时北大教授周作人、林语堂等人，也出来兜售西方资产阶级所谓“费厄泼赖”的主张，鼓吹“宽容”，用“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的说教来束缚革命人民，为北洋军阀及其走卒解脱。鲁迅不但不给陈源以喘息的机会，并且根据斗争的需要，写下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一著名的战斗檄文，他把那些帮闲文人、走卒喻为“叭儿狗”，指出对于这种貌似折中，公允，调和，平正的“叭儿狗”，“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他深刻总结了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痛打落水狗”这一鲜明的革命原则。

　　北大的右翼势力不但在女师大问题上围攻鲁迅，而且在校内也极力排斥鲁迅。他们一面称鲁迅为“北大派”，指责他对进步师生的支持；一面又以“教一两点钟的讲师”不配与闻校事为借口，排斥鲁迅。当1925年12月北大校庆二十七周年的时候，鲁迅出席了纪念会，并应学生会征文请求，写了《我观北大》一文，回击了他们的攻击和诘难。他热情洋溢地肯定了五四以来北大的进步作用，指出：“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他也严正指出北大同样显出的“一角灰色”，存在“很想勒转马头”的逆流。但是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他以自己作为这一“改进的运动”的一员引为自豪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鲁迅这篇专论北大的文章，是对北大进步师生革命斗争的热情肯定和支持，也是对妄图”勒转马头的复辟逆流的无情批判。

　　之后，在1926年，北大等校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三·一八”群众运动。这次反帝斗争遭到了军阀政府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学生群众被杀害四十七人，伤二百余。当鲁迅听到惨案消息时，他正在撰写杂文《无花的蔷薇之二》，他无法压抑胸中巨大的悲痛和愤激，立即在此文的后六节中痛斥了这一残虐险狠的行为。他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断言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这时，北大教授陈源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污蔑运动的领袖有”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他不仅以笔充当段棋瑞的帮凶，并且用行动参预了对进步学生的迫害。北大英语系学生董秋芳曾针对陈源对”三·一八运动的污蔑，发表了《可怕与可杀》一文，怒斥陈源的万分阴狠：“简直是畜生的畜生，这种畜生的畜生，生殖在人类里面，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杀的了。”陈源竟因此滥用他英语系主任职权实行报复，要取消他翻译成绩不让毕业。董秋芳一面公开在学校张贴启事揭发陈源劣迹，一面向鲁迅陈述请求声援。鲁迅在题为《死地》的杂文中，彻底揭露了陈源之流以笔杀人的罪恶行径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他后来还在《通信（复未名）》中，揭露了陈源对董秋芳的迫害，并亲自推荐出版董秋芳的译作，支持进步学生的斗争。

　　鲁迅的无畏战斗，招致了反动派对他更大的迫害。3月26日，《京报》披露了军阀政府要通缉鲁迅的消息：“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闻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即鲁迅）、许寿裳……均包括在内”。北大教授徐炳昶当即将此通知了鲁迅。在亲友的敦促下，从3月底到5月上旬，鲁迅过着避难生活。但鲁迅不顾形势险恶，仍继续战斗。他不但继续著文揭露反动派，而且坚持到各校讲课。4月12日日记载：“上午往北大讲。”从4月26日至5月24日，仍是每星期一次到北大讲课。6月30日日记载：“上午以小说史分数寄北大注册部。”完成了全学年的教学工作。仅从这里就可以看到鲁迅顽强的战斗精神。这一年8月，鲁迅离开了北大和他生活、战斗了十四年的北京，南下厦门任教。

　　鲁迅虽然离开了北大，但他已成为北大进步师生的一面战斗旗帜。1929年5月，鲁迅第一次返平省亲时，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和六位学生代表热诚邀请鲁迅返校任教，后又以国文学会名义请他到校讲演。北大日刊专门刊登了这次讲演启事。29日下午，鲁迅到北大作了一个小时讲演。当时报纸曾报道鲁迅受到学生热烈欢迎的场面离讲演尚差一小时，北大第二院大讲堂已有人满之患，该校国文学会乃宣布将地址改至第三院大礼堂，数百听众一时蜂拥而出，向第三院奔跑争先恐后惟恐不及，马神庙一带警察无意中又饱受一番虚惊。至七时余，第三院大礼堂已积至一千余人；掌声雷动，鲁迅登台。这次盛举给寂寞已久的北大学生以极大的鼓舞。

　　1931年，白色恐怖极端严重，一月间上海一批左翼作家遭到逮捕。

　　消息传到北京，误以鲁迅也被捕，北大学生曾为此发起营救运动。1月31日，北大学校当局给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报告中称：“本校一二三三院及各宿舍，近日发现匿名传单题为发起鲁迅被捕后援会启事，并于各院舍传达处搜获签名簿八册。”国民党北平市党务委员会、教育部和学校当局，还专门发了关于查禁援救鲁迅事件的文件。这一事件反映了北大学生对鲁迅的深深热爱，也说明反动派对鲁迅的极端畏惧。次年11月，鲁迅第二次返平省亲，这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北平，北大进步教授和学生横遭逮捕，革命团体屡被摧残。为了支援北方革命运动，在党的安排下，鲁迅发表了著名的“北平五讲”；其中第一讲《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就是在北大作的。当时为了保证鲁迅的安全，在开讲前三小时才在北大一院布告栏张贴一张小小的通知，即使这样，闻讯赶来的七百多听众仍然挤满了三院礼堂。鲁迅在讲演中深刻揭露了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的实质都是官僚文学，是反动统治阶级忠顺的臣子和奴仆。他还尖锐指出现代评论派所鼓吹的“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的主张，就是这种官僚文学最巧妙的伪装。鲁迅的讲演对广大青年学生是战斗的召唤，这对引导他们摆脱胡适派的影响，走上正确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鲁迅对北大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1948年，北大校庆五十周年时，还展出了鲁迅的遗稿、遗札和遗墨，同时还展出一幅鲁迅木刻像。而这时正处在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北大和全国的学生运动已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鲁迅精神鼓舞着北大师生去迎接祖国黎明的到来。

　　（《北京大学学报》，1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