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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从一而终”对谁有好处

  贪官污吏的恶行,固然不都是“仁爱”的结果,但是“仁爱”这棵树中,是有可能结出贪污腐败的果子的。

  一

  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后,跑到西方开了眼。“五四”一代人,顿时发现了中国文化中的腐朽之处,其中一个他们注意到的就是“封建的贞节观”。这个观念要求女人不能再嫁,当然更不能红杏出墙,甚至要少出门,以尽量避免和其他男人的任何接触。他们严厉批判这个观念的主要倡导者——宋明理学,以至于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法,最后沦落为举世厌弃、臭名昭著。

  人性解放的洪流从此开始奔流,荡涤着传统文化的泥沼,一时使我们耳目一新。那些不合理的压抑消除后,人性绽放出了灿烂的光辉。时至今日,如果有人谈什么“存天理,灭人欲”,谈什么“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必定会葬身于众人的哄堂大笑声中。就如网络上那些有“处女情结”的男人一样,被新潮人士的轻蔑的板砖淹没,再也露不出一鳞半爪。宋明理学家如果有幸复生,看到今天这种局面,看到婚前同居成为常态,而一夜情、换妻和SM也成为时尚,必定大叫人欲横流不可收拾,随即气死在当场。

  平心而论,我认为古代的贞节观固然很腐朽,但是当代的解放观也有些过头,人往往容易走极端而失去适中处的真理。甚至我觉得,“处女情结”中也未必不含有有价值的东西,至少它也代表着一种珍惜,珍惜身体和心灵,不愿意为一时快乐而轻易付出身体,而愿意保留给未来的爱情更多的完美。——当然我作为一个臭男人说这样的话,很容易招人反感。我必须声明我的态度不同于那种封建贞节观,我也绝对不认为非处女就不纯洁了,更认为不应当只把这样的要求加之于女性……但是,这些都不是今天我要讨论的话题,我更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宋明理学家这些哲人,为什么会这样关心“女人贞节”这种看起来和国家民生大事关系不大的事情;“从一而终”的观念提出,有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

  二

  搔掉几茎头发后,终于有了一点发现。

  听没听说过这句古话“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如果你没听过,那说明你一定很年轻,要知道这句话在过去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如果你听过,那就很容易理解我的话了。——提倡好女不嫁二夫,背后更主要的动机是让忠臣不事二主。提倡女人的贞节,固然有其他作用,但是最主要的作用是:女人守贞如同一个宗教仪式,是给出一个象征;而这个象征的功能是,让男人们模仿,男人所需要模仿的,不是在婚姻中守贞,而是在另一种关系中守贞,那就是对君王或者上司守贞。在宋明理学中,女人对婚姻的坚守叫做贞节,而男人对君臣关系的忠实叫做气节——两者都是“守节”。因此,文化让女人守贞,背后的最主要目的是让男人“守贞”,也就是让男人对君主绝对的忠实,不起一点背叛的念头。文化谴责女人的失节,正是为了避免男人的失节。因此,让好女不嫁二夫,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让忠臣不事二主。通过一个比附,这两者联系到了一起,而产生了影响力,实际增加了男人“不事二主”的决心。

  主要是从董仲舒开始,创造了一种“比附”性的思维方式,比如“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的比附其实很不合乎逻辑,但是却具备实际影响力。其实,在心理学家看来,这倒也不奇怪,最有影响力的语言从来不是逻辑最正确的语言,因为人并非逻辑为主的动物。早有政治心理学的研究者发现,那些政客或政治家的演说,都不是靠逻辑说理来说服听众的,而往往是用一些特别的词来煽动,比如民主社会的政客就会用“自由”、“民主”等词,古代专制中国就会用“忠义”、“仁爱”等词,通过反复地、用充满感情的语调来说出这些词,就会产生影响力。在这样的演说中,不需要明确定义这些词的内涵,词的真实意义可以是空的,有时政客们甚至会故意扭曲这些词的内涵以达到某种目的,需要做的只是带着一种感情重复说这些词。而这些词就会像风箱吹出的风一样,逐渐燃起听众对这些词的热情。——这实际是一种广义的催眠术。

  三

  词汇本身必须好,如果希特勒用的词汇是“邪恶”、“屠杀”,则德国民众不会跟随他。而他实际用的词是“奋斗”、“荣耀”等,“屠杀”也被改称为“彻底的解决”。这样,就不容易引起心理抵制,也就能渐渐“催眠”德国民众,让他们跟随他去做他们原来并没有打算去做的事情,甚至包括屠杀。

  在这样的广义催眠过程中,如果我们用比附的方式,把两个外表类似的事物放在一起多次重复地说,则产生的效果会是,听者会忽略逻辑,把这两个事物在他们的心中联系到一起。如果这种比附还有和谐优美的节律甚至押韵,表面上似乎有一种合理性,则更容易增加这个联系的强度。因此,当我们一次次听到,“天有三光,人有三纲”的说法,就会产生一种倾向,以为天有三光、人有三纲,这两件事是相互联系的,甚至认为人有三纲的原因就是天有三光。——虽然这完全是胡扯。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实际上可以编写很多句子,“天有三光,人有三妻”——说明一夫多妻是合理的;“天有三光,人有三喜”——然后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最好的三个东西说成是三喜。“天有三光,人有三亲”——然后我可以找三个人说成是你最亲的人……虽然董仲舒的三光理论完全是胡扯,但是有效,古代很多的中国人都以为“三纲”是和“三光”有联系的,而“天有三光,日月星”,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于是大家在董仲舒的催眠下,也误以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的三纲也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董仲舒还有另一句催眠语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更加强了大家的盲目相信。而如果一个人认真地去思考,就会发现董仲舒的说法没有什么根据,“天不变”不能证明“道不变”,更不能证明“三纲”之类的东西就是“道”。但是已经被催眠的人们,大多都失去了正常思考的能力了。

  通过这样的比附性的广义催眠,“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联系到了一起,而且让人感觉这仿佛是一种“天命”,一种不可改变的“道”。因此,好女不嫁二夫的越多,就越能增加忠臣不事二主的决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广义的催眠中,还有一个技巧,那就是通过授予一个“好”的名誉,来鼓励守贞的行为。如果女人守贞了,我们会称她们是好女人,是贞女或者烈女。如果男人守贞了,我们会称其是好汉子,是忠臣义士。这在心理学上称为强化,用这个技巧,可以不付出一分钱,仅仅付出好听的名词,就可以让对方做自己想让他做的事情。

  因此,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宋明以后的中国,不仅很多女人在努力做贞女,很多男人也在努力做忠臣,而从中获益最多的,是那些君王和各级统治者。

  四

  我们读中国古代史,会看到一些很极端的守贞行为。只举一例,饥荒年间,某女人被屠户当作猪羊一样,放到案板上打算宰了卖肉。有个旁观者一时不忍,说要出钱(完整地)买了这个女人做自己的妻妾。女人说:“我就是不愿意再嫁,才落到这个地步,宁愿被杀,绝不再嫁。”于是慷慨就死。

  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男子的一些在我们现代人不理解的行为。比如,很多被俘的将领宁死也不投降,并非是认为对方的军队不好,只是因为自己已经先投靠了另一方而已。为了守贞,这些将领有时候明知自己所在的一方没有胜利的希望,即使胜利了也未必是正义的一方,但还是要把自己和许多兵士的生命毫无意义地葬送在这里面,也只是因为自己碰巧先投入了这一方的队伍中,既然“忠臣不事二主”,那只好随着这个烂主子灭亡了。

  男人失节,则是人们轻视的对象。比如五代有个叫冯道的人,本来是挺不错的人,一生中做过不少对百姓有好处的事情。但是,因为他身处乱世,先后跟过好多皇帝,所以后世的文人比如司马光等,就对他很不齿。在这些文人看来,他的行为就和那些一嫁再嫁,一生经历过很多男人的荡妇一样,丑陋不堪。在宋明的文人看来,即使他第一个皇帝上司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也应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那个皇帝灭亡的时候,他也应当随着去死,或者至少从此终身不仕才对。

  五

  正因为让男人“不事二主”是真实的目标,所以古代中国不提倡男人在婚姻中“不娶二妻”,不要求男人在婚姻中守贞。过去的人,看到在“贞操”方面,对女人有要求而对男人无要求,误以为这只是因为古代中国是男权社会,男人欺负女人,所以如此。实际上这是误解,男人的“守贞”要求,比女人的一点也不少,只不过对象有区别,男人的“守贞”对象是他上面的大官和皇帝。正是因为男人在这里,要承受的压力很大,所以,让女人在婚姻中守贞,又起到了分担男人压力的一种方法。男人在外要守贞不容易,但是当他相信家里的女人会对自己守贞的时候,心中就会有一些安慰,从而减少自己的压力感。因此,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女人守贞,也间接地起到了辅助男人忠心于皇帝的作用。忠君的军功章,有男人的一半,也有女人的一半。

  男人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被别人夺走自己的女人,这在古今中外的各个社会中,大多(虽然不是全部)是不变的。即使是雄性动物,也都是喜欢占有雌性动物的。因此,封建帝王鼓励的“守贞文化”,似乎给男人一个交换,“如果你能接受‘忠心不二’的要求,你就能得到妻子‘从一而终’的回报”。男人潜意识中,出于保护自己不被人夺走女人的动机,往往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交换。从统治者方面,这是一个很合算的交换,统治者获得男人的尽忠,而由这些男人的妻妾为这个尽忠行为买单。从心理学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过程如同抽水机,把女人的心理能量抽出给她们的丈夫,再把她们丈夫的心理能量抽出给了统治者。

  女人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的最多而又没有什么补偿,仅有的补偿不过是一个“贞洁”的名称而已。为什么女人会愿意接受这样的局面呢?有一部分女性,潜意识中是出于对自己男人的爱,宁愿分担他的压力,出于爱而自发地愿意忠诚于丈夫;或者出于纯朴的爱情理想,而愿意守贞。这些美好的感情不幸被帝王利用,帝王们让丈夫产生了一个潜意识中的误解,误以为妻子之所以忠实于自己,是因为“提倡节烈”的宣传,从而把那些丈夫本应该回报给妻子的感激,掠夺过来变成了对帝王的忠心。

  还有许多女性,潜意识中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局面,于是心存反抗意识。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才在古代中国看到一个现象,似乎女人总是有潜在的“Y荡”的愿望。而这样的女人,会使自己的丈夫非常愤怒,非忠臣的男人还稍稍好些,越是忠心的男人,越是对此愤怒。因为男人觉得自己好像被命运欺骗了,“我按照约定去‘忠心不二’了,期望的回报是女人对我也忠心不二,而女人却没有这样做,我付出了却没有得到我应得的回报”。不仅这个丈夫会愤怒,其他男人看到了也会很愤怒。唇亡齿寒,看到别的男人受欺骗,自己也会心有余悸,自己以后也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受到这样可怕的威胁。

  小时候读《水浒》,感到很震惊的事情,就是梁山好汉对“放荡女人”的深恶痛绝和下手残酷。武松杀潘金莲,下手残酷,还情有可原,毕竟自己的兄长死在她手里。而石秀、杨雄杀潘巧云,剖腹掏心还把肠子也掏出来,下手那么残酷,似乎有些过分了。潘巧云不过是有个外遇,又没有打算谋杀亲夫,何至于受到这样的虐杀?石秀当然也有恨潘巧云的理由,因为潘巧云曾诬陷说石秀对她进行过性骚扰,但即使如此,也不值得恨潘巧云到这个程度。现在的分析解开了这个谜团,这样做的男人都是自认为“忠义”的人,自己很不容易地尽忠守义,所以对女人的“背约”就格外地容易暴怒。暴怒之下,才会有那样的暴行,而其他男人也才会对这样的暴行持同情态度,因此,杨雄、石秀并未因残害潘巧云而受到同伴的任何指责。

  如果我们能从心理层面看,就知道在专制社会中的剥削,除了物质财富的剥削,更重要的是心理能量上的剥削,而这样一种心理剥削的基础,就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长期持续的广义的催眠。

  六

  如果说守贞是封建专制帝王的圈套,那么,是不是不守贞,我们就能跳出这个圈套?

  如果是这样简单,那么,我们只要鼓励越来越自由的性生活方式即可。或者,我们只要鼓励婚姻中的人都红杏出墙,鼓励恋人都脚踏几只船,鼓励女性尽量频繁更换伴侣。同时,我们只要鼓励男性不忠于上司,不忠于职守,只顾自己的利益,我们就跳出了封建专制的圈套?

  当然不是。

  盲目的忠贞和盲目的不忠贞都一样错误。

  只有智慧能解开这个死结。我们需要知道,对什么应该忠贞,对什么不需要忠贞。

  忠贞,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依旧还是一种美德。忠贞是一种坚持,是一种抵御压力和诱惑,坚持自己的选择的能力和品质。这样一种品质,是动物所缺乏的而人所独有的,是人性伟大的体现。

  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术语来说,人格是由三个部分组成:本我,是人的生物性的部分,是本能欲望,追求的是自由释放的快乐满足;自我,是人的社会性的部分,它懂得人不能任性行动,而需要考虑到社会的要求;超我,是人的道德性的部分,告诉我们要按照善的原则行动,即使那样做并非最快乐。在中国古代,忠贞,对那些由衷认可这个价值的人来说,就是一种超我的要求。为了符合超我的要求,这些人不惜用超我压抑本我。对一些未必由衷认可但是不敢反抗社会的人来说,忠贞,是自我必须顾虑的一个社会规范,因此,他们的自我会抑制本我。超我、自我有管理本我的能力,必要时能够压抑本我,正是人超越动物的地方。而一个人的这种能力超强,也正是一种更优秀的品质。

  一个男人,自觉地选择了一种积极的人生价值,选择了一个自己追求的事业,或者找到了一个好的领导者去追随,即使有困难和阻碍,也不会轻易放弃。这是一种忠贞,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它本身并非错误。封建专制时期,那些忠臣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并非太忠贞,而是忠贞的对象不对。——如果忠臣所忠的,是为民众造福的事业,而不是“第一个主子”,那么这样的忠贞,今天也一样值得发扬。如果古代忠臣发现,皇帝如李世民,能为百姓造福,所以忠贞于他,像魏征那样,是值得赞许的。如果忠臣发现,皇帝如隋场帝,堕落为国家之害,就不必对他忠贞,那也是值得赞许的。我们应当忠实于真理、爱、正义等永恒价值,而非忠贞于某个帝王。

  如果一个女人,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男人,把全部的心放在他身上,以至于不愿意让其他男人分享爱情。即使面对诱惑,也不会按照本我的欲望行事,而会按照超我的愿望,保持爱情的专一。这样的忠贞也是一种高贵的品质,它是实现最美好的爱情的基础和助力,是值得我们颂扬的。但是,如果女人发现,这个男人并非自己认为的那样好,实际上过去的爱是个错误,所以女人决定离开他另寻爱情,也是值得赞许的,因为她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忠实于真爱,这并非是不忠贞。

  七

  “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这种从一而终的忠贞观可以废了。也许我们需要的是,“好女不嫁错夫,忠臣不事恶主”,即忠贞于永恒的美好价值。珍珠不能扔给猪,我们美好的忠贞也不能让封建专制帝王们掠夺并糟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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