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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大力削藩,抑贬诸侯王

  西汉初年,刘邦为加强中央权力,分封了韩信等7个功臣战将为异姓诸侯王。后来,这7个异姓王对于中央政府的稳定和巩固造成很大的障碍和威胁。

  高祖五年,即刘邦称帝的那年开始,到十二年止,高祖先后翦灭了六国异姓王,只剩下势力最弱、对中央政府没有多大威胁的长沙王。刘邦认为秦之所以短促是由于不分封子弟的缘故,刘邦还与群臣杀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无功而侯者,天下共击之!

  于是,刘邦一面翦灭异姓王,一面分封自己的子弟侄儿。这些王都姓刘,史称同姓王。这些同姓王逐渐成了地方上的割据势力,他们有行政权、司法权,所属的官吏也由自己任命,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王国。

  等到汉文帝的时候,不断有谋反的同姓王出现,直接威胁到了中央政权。刘邦原来想让这些同姓王来保护中央地区的愿望也落空了。

  为了巩固中央政权,巩固自己的帝位,汉文帝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如使列侯一律回国,册封自己的皇子为王等。文帝还采纳了贾谊的意见,把一些大国分解为几个小国,借此分散诸侯王的封地和力量等。后来晁错等人提出了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汉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更加激化,解决诸侯王势力“尾大不掉”的问题成为景帝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刘启先提拔力主削藩的晁错做内史,旋即又拜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成为景帝的股肱之臣。

  平定了七国叛乱之后,汉王朝的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汉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首先,对诸侯王国的设置进行大调整。参加叛乱的七国,除楚被保存、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这是对汉初以来诸侯王国的重大打击。接着,在原吴楚7国地区,新置或复置一批诸侯王国,并继续立皇子为王。景帝共有14个儿子,七国之乱前已封王六子,此后再立其余诸子为王。这是以亲制疏政策的新发展。这些景帝之子的王国,大都分布在原吴楚七国境内。通过这些王国有效地加强了对原吴楚七国地区的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

  其次,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根据晁错建议而实行的削藩,刚刚开了个头,就被七国叛乱打断了。叛乱平定后,削藩的阻力被排除,景帝大刀阔斧地推行削藩。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削去燕、代两国的“北边郡”和吴、淮南、长沙三国的“南边郡”,将其收归中央直接管辖,使这些王国封域同匈奴和诸越隔离开来,改变了诸侯王国“外接胡越”的状况。这样,不仅防止了诸侯王国同胡越的勾结,而且有利于汉朝边防建设,并为后来汉朝成功地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和经略诸越创造了条件。

  第二,削藩之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从而导致诸侯王国行政体制的变化。原来的王国—郡—县三级制,已经不复存在,而变为王国(郡)—县两级制,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行政体制的变化,使诸侯王国的独立性大大削弱,汉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第三,削藩之后,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辖郡则由高祖时15郡增至44郡。这一减一增,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汉初以来干弱枝强的局面基本上扭转过来。这一变化,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再次,“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汉王朝的威望大为提高,汉景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严格控制王国,采取了“抑损诸侯王的地位,将王国的权力收回中央”的措施,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剥夺诸侯王的治民权,改革王国官制。改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方面,“抑损诸侯,减黜其官”。这其中包括三点内容:一是降低王国官员品级,“改丞相曰相”。更名后,王国相由金印贬为银印,其官秩降低,与郡守相同;二是“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尉、宗正、博士官”。以上诸官职皆仿照朝廷,省去这些官职,也就等于降低了诸侯王国的地位,从而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三是“大夫、谒者、郎诸官长丞,皆损其员”,即裁减以上诸官的员额。上述措施,改变了诸侯王国百官与朝廷“同制”的旧制,从而抑损了诸侯王的地位和权力。

  另一方面,剥夺王国的官吏任免权,令诸侯王“不与政事”。规定王国四百石以上官吏,须由朝廷任免,即“天子为置吏”。诸侯王只有任免四百石以下低级官吏的权力,其“掌治其国”的权力基本上被剥夺了。

  最后,削减诸侯王的经济特权。景帝对诸侯王国的财政进行改革,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在汉初诸侯王国的财政收入中,按人头征收的“口赋”占大头,其他租税收入仅占小头。中央把大头拿去,留下小头,这是在经济上对诸侯王的沉重打击。不仅如此,经过削藩,诸侯王国封域缩小,封国内田租锐减,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被收夺。可见,削藩不仅是削地,同时也是削租税,诸侯王所食之租税大大削减了。此后,诸侯王财源萎缩,财政入不敷出,甚至出现“诸侯贫者或乘牛车”的现象。随着经济实力的削弱,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汉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七国之乱这场人祸是不可避免的,由于采纳了晁错的“削之,其反亟”的前谋,才把人祸控制在较小程度。大乱而大治,吴楚七国之乱被迅速平定,景帝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使汉初以来的诸侯王的割据问题基本上获得解决,诸侯国基本上名存实亡,皇权却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为汉朝的强盛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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