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你不知道的晚清

第四章专屠贪官的“屠官”岑春煊

　　晚清时期，官场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有三位：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时人称之为三屠。张之洞用财如水，时称“屠财”。袁世凯迷信暴力杀伐无度，其一生杀人如麻，时称“屠民”。岑春煊嫉恶如仇，对贪官极其仇视，劾罢不法污吏渎职者无数，时称“屠官”。

　　其实说袁世凯“屠民”失之偏颇，他不仅屠民心黑手辣，“屠财”方面更是取之有道颇有手段，极善于揽天下财中饱私囊。说张之洞屠财则很不准确，虽然他“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见《清史稿张之洞本传》）。但其与袁世凯之流有本质的不同，即手过钱财无数却从不中饱私囊，所经手的钱财全部用到了公众事务上去了，严于自律，时有清廉之名。《清史稿张之洞本传》赞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自然，这只是各就其突出之一项标举以特称，一身而二屠并在者自不免，如袁世凯，兼为屠财好手。每有记载，言其好财货，挥金如土，喜以金钱爵禄羁縻人才，曾对人言：天下无难事，惟有金钱自能达到目的耳。胡思敬《大盗窃国记》论袁世凯，“每幸一姬，辄有犒赏。宴客常备珍馐，一席之费，不减中人十家之产。……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张佩纶《涧于集致李兰荪师相》谓，袁世凯“骄奢淫佚，阴贼险狠，无一不备”。袁世凯于屠民、屠财之中，屠民居其首，尤在入民国后为独夫民贼，屠杀异己，摧残革命，其财更为屠民所掩而居于后位了。

　　岑春煊“屠官”则名不虚传。在代理四川总督时，他居然准备一次弹劾300多名地方官员。你想想，一个四川便有数百名官员下课，这是个什么概念？估计很多镇长，乡长之类的小人物也榜上有名！但幕僚力劝下作罢，但他也坚持弹劾了40多人，9个的时间把长期积累下来的官场弊端一一革除。岑春煊仅两广总督任上劾罢不法污吏渎职者1400多位，使全国为之震动。这样一来，弄得大小官员皆谈“岑”色变，皆呼之为“官屠”。

　　岑春煊的屠官之举，以逼令荷兰引渡裴景福和查办广州海关书办、驻比利时公使周荣曜、参劾载振与段芝贵三案尤其引人注目，并不惜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庆亲王奕劻。

　　光绪二十九年，岑春煊调署两广总督，时已在庚子大得慈禧赏识之后，岑春煊胆气更壮，在粤三年，办了两件惩治贪污案，分别简述如下。南海县知县裴景福贪污案。裴景福，进士出身，历官广东数县知县。在南海县任上，贪污受贿经查出者，即达银元二十四万四千二百余元。据岑自述，岑先将裴景福革职看管，后裴自愿罚款充饷，外释，逃往澳门，抗不归案。岑派员赴澳门与统治者荷兰交涉，得以引渡，充发新疆。民国后，裴景福花钱运动，竟平安释回，且在民国三年出任安徽省公署秘书长及政务厅长。此事由于在当时反响极大，被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据实写入第一百零三回中，裴景福之名被改成裘致禄，广东南海知县则被改成福建侯官知县。

　　至于粤海关书办周荣曜侵蚀巨款案的大致情形，岑春煊在其《乐斋漫笔》中有记述，云：“粤海关监督向为膏腴之地，承平时恒为满人所据，积弊日甚。部定额征每年五百万两，历任监督，均由内务府奏派，一年一更。旗员视为利薮，所派之员，每年解部额均在三百万左右，无一人能解足。余奉命监督，即令奏调之冯嘉锡、朱祖荫两人充该关提调，认真整理，是年即征得六百六十万两，奏明以五百八十万两解部，留八十万两充本省经费。奏入，即奉命裁除内务府派员，以后即归总督监督。并查获舞弊侵饷之库书周荣曜，侵蚀公帑，积资数百万，与官绅往还，俨然世禄。当谭钟麟督粤时，王某倚势相结，得其重赂，荣曜亦恃有护符，隐其蠹国病商之罪，益自骄纵。遂纳贿京朝，广通声气，得庆亲王奕勖之援，筒任出使比国大臣，尚未出洋。余发其奸罪，奏请革职查抄，凡积年赃款，达数百万之多。以一簿书小吏而拥赀至此，并得滥窃名器，贻笑友邦，果谁尸其咎欤？”

　　周荣曜以小小一书办，侵蚀之款竟达数百万，他用巨款贿赂庆亲王奕，谋得出使比利时大臣之肥差，尚未出洋，就被岑春煊揭发，革职查抄。岑春煊动得了书办周荣曜，动不了奕，岑春煊在谒见慈禧时多言奕，慈禧问：“汝说奕贪，有何证？”岑春煊讲了周荣曜运动出使比利时事，“斯时奕方管外务部，周犯便伊所保，非得贿而何？”慈禧说：“奕太老实，是上人的当。”

　　由于慈禧的庇护，奕没有被牵涉到此案中。

　　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时任农工商部尚书及御前大臣，其父乃朝中位高权重的庆亲王奕劻。1907年的一天，载振往东三省路过天津，一眼就看中天津艳冠群芳的坤伶杨翠喜，欲纳之为妾，却遭到了杨翠喜的断然拒绝。作为随员的段芝贵听说这件事，即利用手中权力威胁利诱杨翠喜的父兄，给银一万两作为赎身费，杨家被迫应允。段芝贵随即派随从在深夜中将杨大美女送到载振邸中，成了载振的床上物。载振自然是喜出望外，感谢段芝贵玉成美事，他很快面请其父庆亲王奕劻，盛赞庆亲王奕劻政绩卓著，心细才长，请破格使用。护犊子的庆亲王奕劻于是奏请慈禧发出上谕：“钦命天津巡警道段芝贵恩赐布政使，署理黑龙江巡抚，着即前往任事。”

　　杨翠喜在载振府上得到专房之宠，因此不见容于载振之妻妾，而段芝贵献妾求官丑闻渐渐泄露，弄得京城沸沸扬扬，被御史赵启霖参了一本。各大报刊如《申报》、《时报》等也不惜版面作追踪报道。

　　慈禧迫于清议，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查办此事。载沣、孙家鼐与奕劻父子本来就是沆瀣一气，奕劻父子得到事先通报的消息，早就作好了伪证，只说杨翠喜是庆王府所买的使女。

　　载沣、孙家鼐草草调查一下，便以伪证复奏清廷。慈禧也不复查，即下诏将御史赵启霖以革职处分，引起舆论的极大不满。

　　接着，素以刚直敢言而著称、时任大清邮传部尚书的岑春煊上奏折继续参劾：“段芝贵为皂班之子，李氏家奴，献妓取幸，众所不齿！命为封疆大吏，实属有违官箴。”并面见慈禧详细申诉。岑春煊是慈禧的宠臣，他的上奏自然引起慈禧的重视。获悉真相的慈禧龙颜大怒，旋即再颁上谕将段芝贵革职。时段芝贵已在赴任途中，接上谕如晴天霹雳，十分懊丧，只好中途折返。载振也因此事也不得不具疏辞职。

　　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岑家的祖先是浙江余姚人，北宋时随狄青平蛮有功，分封为广西的土司，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少年时放荡不羁，与瑞澄（大学士琦善之孙、奉天府府尹恭镗之子、后官至湖广总督）、劳子乔（大学士劳乃宣的公子）并称“京城三恶少”。光绪五年，捐官主事，十一年中举人，任候任郎中。十五年（1889年）岑毓英去死，岑春煊荫以五品京堂候补，十八年补授光禄寺少卿，旋迁太仆寺少卿，署大理寺正卿。戊戌变法期间岑春煊赶赴京都，与维新派人士诸多往还。百日维新进入高潮之后，岑春煊在康有为的影响之下，屡屡上书条陈变法事宜。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8月23日），岑向光绪帝呈递奏折，主张对内外冗滥官员进行比较彻底的裁汰，“务使人历一官，皆有职守之事，不至虚设一位，徒糜厚禄”。此疏深为光绪帝赏识。1898年岑以此书擢升广东布政使。但岑历官不及三月，便与两广总督谭钟麟发生矛盾，改任甘肃按察使。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与光绪出逃，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因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因功授陕西巡抚，后调任山西巡抚。此后又历任四川总督、云贵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他所到之处举新政，办教育，肃贪惩腐，人称“屠官”，英国人称其为“满洲虎”。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岑春煊顺应历史潮流，于1912年通电清廷放弃帝制，赞成民主共和。1913年宋教仁案发，首倡讨袁的孙中山、黄兴等多次与岑春煊密晤，岑春煊被黄兴等人推举为全国讨袁军大元帅。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岑春煊被通缉，逃往南洋，流落天涯。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发动兵舰起义。陆荣廷电请岑春煊归国主持讨袁战争。1916年岑春煊与孙中山在日本多次会晤，约定联合讨袁。岑春煊并以个人名义向日本政府借得日币100万元及两师枪械。5月1日，在肇庆成立护国军都司令部，众推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岑春煊在就职宣言中说：“天下之督责，不负两广之委托者，惟有两言：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他号召大家“解除旧怨，与子同仇”，集中精力，共同杀贼。两广都司令部的成立壮大了反袁声势，激励了全国各省人民的反袁斗志，岑春煊在这场斗争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岑春煊是广西桂系开山祖师爷，曾极积迎救过共产党党魁陈独秀，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政，明确反对“如不改弦更张，足以断送国家而有余。”岑认为“教育者，政治之首务也”，他任官一地，必兴教一方，两广尤其突出，他为广东、广西的近代教育作了重要奠基。九一八事变后，岑春煊积极主张抗日，1932年，他还为淞沪抗战中的十九路军捐助了3万银元，体现了拳拳之爱国心。

　　岑春煊从政之余，喜好舞文弄墨，著有《乐斋漫笔》，还曾与崂山太清宫道长韩太初合编了著名的琴曲《山海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