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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差:从峰尖上跌落的政治流星

夫差,春秋末年吴国国君,吴王阖闾之子(《列国志》中叙为阖闾之孙,这里从《史记》《左传》等信史)。

公元前495年至前473年在位。阖闾在檇李之战中被越王勾践打败,伤重而死后,他继位吴王,立志报仇,经过三年的艰苦准备后,他亲自率军伐越,在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打败越兵,乘胜攻破越都,越王勾践被迫乞和,并随夫差入吴称臣。后来夫差轻信太宰伯嚭之言,放归勾践,集中力量向北扩张。他拒绝伍员的劝谏,忘记越国大敌,生活荒淫。又出兵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打败齐只得乞和于越。后来他一意荒淫,不修国政,勾践因而再次兴兵灭吴,他乞和不得,自杀而死。

夫差执政二十余年,他在阖闾创霸的基础上,上台后励精图治,一举打败越国,伸张了国威。但他轻易相信了勾践和奸臣的佞言,置身后大敌于不顾,北上争霸,终于使实现了的霸业顷刻毁灭。吴国霸业的得而旋失,充分暴露了夫差贪求武功、目光短浅、勇而无谋的个性特征。

报家仇雪国耻顺势称霸

夫差上台时,吴国新败。国耻待雪、家仇待报,强烈的复仇心迫使他发奋图强。当时吴国内部君臣一心,同仇敌忾,夫差使侍者十人,轮番立于庭中,每当自己出入经过时,使他们大声向自己呼喊道:“夫差!尔忘越王杀尔之父乎?”他听到立即泣而对答:“唯!不敢忘!”(第七十九回)以这种方式提醒和警儆自己。当时向越复仇成了他一切政治行为的战略目标。他让相国伍子胥和太宰伯嚭在太湖训练水兵,又在山上设立射棚,让军队练习射箭,经过数年准备后,夫差起倾国之兵,从水路进攻越国,在夫椒与三万越军相遇。夫差立于船头,亲自秉枹击鼓,将士勇气倍增。又值北风大起,波涛汹涌,吴军大将伍子胥和副将伯嚭各乘大舰,顺风扬帆而下,用强弓劲弩射杀越兵。越兵迎风不能抵挡,大败而逃,死伤不计其数,吴兵分三路追逐,在固城包围了越军,勾践率残兵逃至会稽山,只剩下了五千余人。吴国的这次军事胜利,摧垮了越国精锐之师,对其是致命的一击,勾践感叹说:“自先君至于孤,三十年来,未尝有此败也。”(第七十九回)勾践迫不得已,派时楚国尚未恢复,晋国内耗不断,两国霸业渐衰,齐鲁国无良臣,苟安自保,天下惟吴最强,夫差恃其兵力,准备蚕食中原,争夺霸主。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他对南邻越国施仁结恩,放归了勾践,加以扶持,以谋求后方的稳定。与此同时,他连续兴兵北伐齐国,最后在艾陵击败齐师。战胜齐国后吴国声威益强,夫差乃拨数万兵卒筑邗城(今扬州市西蜀冈上),并开凿邗沟,沟通江淮,最后亲率吴国精兵,由邗沟北上,与鲁卫二君会于黄池,又召晋君前来会盟,准备与晋争霸主之位。

黄池之会上,晋吴两国对霸主之位久争不决,迁延时日。夫差在会盟期间突然听到了越国袭破吴国的消息,顿时慌了手脚,他问身边大臣道:“吴晋争长未定,又有此报,孤将不会而归乎?抑会而先晋乎?”大臣王孙骆提议说:“二者俱不可!不会而归,人将窥我之急,乘危生事;若会而先晋,我之行止,将听命于晋。必求主会,方保无虞。”(第八十二回)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夫差孤注一掷,这天晚上,他让三万六千甲士排成阵势,黎明时他亲自指挥鸣鼓,示武挑战,晋军没有准备,非常恐惧,派人前来询问,夫差对晋使讲:“周王有旨,命寡人主盟中夏。今晋君逆命争长,迁延不决,寡人恐烦使者往来,亲听命于藩篱之外,从与不从,决于此日!”各国慑于吴军之威,遂答应让吴国为盟主,排在晋国之前。

黄池之会上吴国实现了称霸中原的宿愿,其霸业达到了顶点,但夫差的称霸是以本国沦陷为代价的,得不偿失,霸业的顶点即是其跌落的起点,他的灭亡之因即寓于创霸的过程中。

政治大忌:迂腐丧志,认敌为友

夫差的霸业直接是被勾践毁败的,但实质上,他的霸业受毁于自身。他没有深远的政治眼光,不能从政治利害上观察问题,而轻信政治对手的欺佞言行,姑息养奸,逐渐落入了对方的圈套,最终被其置于死地。一手创霸,一手毁霸,构成了夫差一生的悲剧。

夫差攻破越国时,确是具备了灭亡越国的条件,但他惑于太宰伯嚭之言,认为大仇已报,受降赦越后,既可以得到越国的珍宝贡物,又可以显示自己的忠厚仁德,于是决定受降撤兵。相国伍子胥向他分析说:“越与吴邻,有不两立之势,若吴不灭越,越必灭吴。”(第七十九回)力劝他灭掉越国,但他始终彷徨不定,下不了决心,处于两可的心情。后来他把勾践夫妇带回吴国,大概是准备观察考虑一段时间。勾践入吴时,带了国内大批库藏珍宝和数百名美女,以取悦于夫差,又对夫差毕恭毕敬,甘作仆役。夫差将勾践夫妇贬入阖闾墓侧的石室中,令其养马,并暗中派人观察,勾践终无半点怨恨之言。后来,夫差患病,勾践尝其粪便之味为之诊断,夫差非常感动,认为这是他的诸臣和儿子都办不到的,于是放归了勾践。他当时对身边的人讲:“越王弃其国家,千里来归寡人,献其货财,身为奴婢,是其忠也;寡人有疾,亲为尝粪,略无怨恨之心,是其仁也。寡人若诛此善士,皇天必不佑寡人矣。”(第八十回)夫差不具备一个政治家的头脑,他不知道政治斗争是一种你死我活的较量,因而不理解勾践以曲求伸的政治策略,他错误地认为自己没有灭掉越国、杀掉勾践,勾践必然对他感恩戴德,他在送归勾践时甚至对其讲:“寡人赦君返国,君当念吴之恩。”勾践发誓保证后,他又劝勉说:“君子一言为定!”充分表现了政治上的与越交往上连连失策。第一件事是,勾践回国后,月月派人前来问候,贡献不断,为了嘉勉勾践的忠顺,夫差使人为越国增封土地,扩大了越国疆土。第二件事是,勾践为他贡献巨木,支持他大兴楼台,消耗国力;同时又为他献绝色美女西施、郑旦,用于惑乱其心志,他都将这看做勾践的好意而接受,因而坠入了勾践的圈套。第三件事是,勾践假称越国发生灾荒,向吴国大批借粮,实为挖空吴国库存,他对越国信而不疑,大批借出。第四件事是,他闻知了越国日夜训练士卒的情况后,揣测到越国有攻吴复仇之意,曾起过伐越之念,但勾践派人率三千越兵,答应协助他北上伐齐,这时他又相信了勾践,伐齐成功后还重赏越兵。他觉察到了越国的军事举动,但始终没有把自己政治活动的重心转移到对付越国上。除此而外,夫差在政治行为上的最大失误在于处死了与自己政见不和、力主防越伐越的先朝重臣伍子胥。伍子胥身为相国,文武全才,他一直反对夫差的对越政策,言语直率,触怒了夫差,被其杀掉,吴国至此失去了日后得以抵御越国的将相之才。

夫差对越交往中的种种失误,归根到底,在于思想认识上的迂腐糊涂。春秋后期,天下形势的基本格局是晋楚争霸,各国的政治活动基本未超出这一格局。晋国为制服楚国而扶持吴国,形成对楚的战略夹击,楚国为了反夹击,又扶持越国以牵制吴国,而秦国的东向发展势头一直为晋所遏制,因而就联系楚国。例如当年阖闾兴兵伐楚时,曾邀请越一同出兵,越国竟不理睬,而在吴国攻破楚国后,秦国则出兵干涉,越国也配合叛臣夫概夹击吴国本土。在列国的矛盾系统中,基本上楚、越、秦是一方,晋、吴是一方。吴越从天下大局上讲,是分属于两股政治势力的。从吴越二国具体的情况看,它们都新近崛起于春秋后期,各受大国的扶持,又具有临海的地理优势,发展势头很猛,确有相互并吞、不共戴天为:“勾践囚于吾国,却行马前,诸侯莫不闻知。今吾复其社稷,恩若再生,贡献不绝,岂复有背叛之虞乎?”又认为:“勾践业已称臣,乌有臣而伐君者?”(第八十一回)正是这些迂腐之见导致了他一系列的对越政策的失误。

春秋时期的东南沿海属于边陲地区,文化一直落后,不断加剧的列国争霸将这些地区逐渐卷入其中,中原文化随之传入。夫差接触到了中原传统的礼仪观念,但他并不理解仁义的真谛,他向与之势不两立的政敌施行仁义,并希望对方能够感恩戴德,正是反映了他对仁义观念理解上的浅薄。

夫差短浅的目光看不到天下政局的实质,他沉醉于吴国一时的强大,伐越之后,一味追求荒淫奢侈的生活。他将阖闾当年兴建的姑苏台重新改建,三年聚材,五年方成,耗尽无数民力,建成后聚歌童舞女于上,极人间之乐。后来又让西施居于姑苏台,并在别处为之大建游乐之所。有一处为“响屟廊”,乃是凿空廊下之地,将大瓮铺平,盖上厚板,令西施与宫人穿屟鞋步于其上,以听铮铮之响。伐齐之前,他预先派人在沿路建一馆舍,遍栽秋梧,命之为“梧宫”,使西施移居避暑,以便伐齐归来能早早与西施相会。总之,夫差自恃武功,荒淫到顶点。勾践后来正是利用他荒淫奢侈的弱点,投其所好,以售其奸的。勾践为姑苏台送来巨木,夫差表示说:“勾践得此良材,不自用而献于寡人,乃其好意。”(第八十回)勾践送来西施,他高兴地了他的价值观,他对两国交往已无法从政治的角度做出判断。一方面追求荒淫,耗尽国力,一方面轻信政敌、姑息养奸,终于毁灭了自己的霸业。元人尹廷高认为夫差正是在温柔乡中迷恋荒淫生活而忘记了对岸生死之敌的复仇活动。他在今苏州市西南灵岩山的宫殿原址作《馆娃宫》一诗云:金绣鸳鸯丝锦茵,水精帘底净无尘。

君王醉枕香红软,人隔重江正卧薪。

清人庞鸣亦作《吴宫词》,讽刺夫差整日沉溺于与苎萝(今浙江诸暨县南)美女西施的两情相悦,而忘记了身旁正日夜做着复仇准备的生死之敌:屟廊移得苎萝春,沉醉君王夜宴频。

台畔卧薪台上舞,可知同是不眠人。

糊涂一世,明白一时

夫差在政治舞台上糊涂了一生,客观地来讲,他尚不是一个昏庸的君主。夫差年轻时,闻听阖闾准备立储,遂事先去见伍子胥,求其为己通融,他料知阖闾必然谋于伍子胥,而伍子胥的意见对阖闾的决定有极大的影响力。与齐军的艾陵之战中,他率三万军队对付齐国近十万军队,当时的作战都是鸣鼓进军,这次作战之始,吴国因兵少而逐渐失利,夫差见势后,下令让吴兵金声大鸣,齐兵以为吴国要退却,遂松懈了斗志,不料吴国却是以鸣金为号,从侧翼冲杀过来,齐兵不曾提防,被杀得七零八落,主将阵亡,吴军反败为胜。黄池之会上,因国内失事,他急于返国,乃向晋国挑战示威,假称周王之令而强夺盟主,也不失为急中一智。

‘狡兔死而良犬烹’。敌国如灭,谋臣必亡,大夫何不存吴一线,以自为余地?(第八十三回)他企图挑拨越国的君臣关系,以求自身生存,当时没有被对方所接受,但他指出的古代君臣间必然性的微妙关系,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谋臣在君王心目中的价值与敌对势力共存亡,这一道理几乎在历史上具有普遍意义,也许只有站在君主的角度上才能自发地看透这一点,而只有处在夫差那样临绝求脱处境下的君王才肯透露这一隐秘的心迹。

文种当时拒绝了夫差的请求后,回书指出了他的六大罪过,其中最后一条是说:“越亲戕吴之前王,不知报仇,而纵敌贻患。”

最后在信中告诉他:“昔天以越赐吴,吴不肯受,致有今日。今天以吴赐越,越其敢违天之命!”(第八十三回)夫差得书后,读至第六条过错,垂泪大哭道:“寡人不诛勾践,忘先王之仇,为不孝之子,此天之所以弃吴也!”他长期昏于政治,在亡国丧命的强度刺激下清醒过来,大梦初醒,开始认识到了自己的过失。勾践逼他自杀,伏剑前他长叹说:“吾杀忠臣伍子胥,今自杀晚矣!”又回头对身边的人讲:“使死者有知,无面目见子胥于地下,必重罗三幅,以掩吾面。”他死后,身边的人遵嘱解衣以覆其面。夫差临死前的心情是极复杂的,生的希望破灭后,他想起了因力主伐越而被自己处死的相国伍子胥,心情非常内疚,他感到自己愧对子胥。他相信人死后有知,遂掩面而死,实际上在潜意识中,是希望自己无颜见子胥的心情能让子胥看到、知道,以略表对忠臣的歉意。他在糊涂了一生后,明白地离开了人间,带去了极度的悔恨。

生活把夫差推到了政治舞台上,使他称君为王,事实上,这是生活的误会。综观夫差的一生,他轻理智、重感情,虽然少具才智,但不适应于充当政治人物。他的伐越之心实起于报仇之情,释放勾践和后来的对越政策都是处于对勾践表面忠顺的感激,他加等等,他是一个感情性格的人物,所追求和看重的是感情方面,而忽视对事物进行理智的透视和分析,犯了政治人物的大忌。

夫差继承了阖闾的遗业,依恃武力伐越复仇、用兵中原、力争霸主,但他凭感情用事,信佞纵敌,在对越国的政治交往中发生严重失误,致使吴国勉强形成的霸业,在成于自身之日,又毁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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