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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工分

  那次争吵我们很快就忘了,也许我们是强迫自己忘掉它的,因为我俩无论是谁都无法承受失去另一方的痛苦。农场已经走上正规,颜哲不必再像过去那样辛劳了,我们又恢复了过去的约会,很自然地也恢复了约会中的“亲热”。我仍像过去那样,渴望着颜哲的热吻,那会儿我在想,至少俺俩不用担心性欲丢失的问题了。

  时间一长,我们真的忘了那次争吵。

  颜哲那次非常“草率”(在我认为)地宣布取消生产指挥,此后并没出现任何问题。实际上,生产指挥还是有的,不过变成了另外一种不易觉察的形式。现在,每天晚饭时,场里最熟悉农活的几个人都会聚到一起随意交谈几句,就像几只老蚂蚁见面碰碰触角,于是第二天的农活就自动安排好了。这几个人一般是老肖、赖安胜、老初、庄学胥、老庞和郜祥富,有时还加上王全忠,人员并不完全固定。我发现了这个隐在水面下的生产指挥系统,很感兴趣,便对颜哲说了。可是颜哲说咱们不要参与,要遵守这样的原则:凡是能在“系统内”自动完成的程序,就决不要施加外部的影响。

  收完麦,插完稻秧,农活相对闲些,只是不像麦忙期间那样拼命而已。农场地多人少,每人平均七亩多地,每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不过,自从农场进入新境界后,人们突然发现农活不够干了,几乎每天上午活儿就干完,下午人们都在悠闲地游逛,我想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现在场员们的劳动效率何止是过去的几倍!尤其是崔振山、岑明霞和赖安胜这些过去不干活或不干活不出力的人,一下子都成了劳动能手,这么一正一反,差别就大了。

  农场基建期间曾预制了一些水泥桌面,想在男女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弄一个公共活动场所。此后由于农场太忙,这件事就一直被抛在一边,最近这事不声不响地弄起来了。大伙儿自发地平整好一块地,垒起十几个桌面,配上水泥凳子。晚饭后和下午没有农活时,几乎全场人都聚在这里玩耍闲聊,欢声笑语一片。

  这个聚会场所越来越红火,只有颜哲不能参与进去,不是他不愿来,而是只要他一来,人们都会尊敬地站起来向他致意,垂着手同他谈话。

  他去了两次,苦笑着说:“秋云我不能再去煞风景了,以后你代我多去去吧,感受感受那儿的气氛。”

  我其实也不能完全融入那儿,在众人眼里我也是“副蚁王”吧,不过毕竟比颜哲强一些。这天晚饭后我过来,这儿已经聚了四五十人。女知青是以谷阿姨为中心,好像在那儿比着背诵本地的儿歌,什么“月亮走,我也走,一走走到马山口。马山口,出石榴,买个鸡,叨豌豆,买个猴,栽跟斗……”;还有:“小乖乖,睡瞌瞌,睡了瞌睡长大个……”;“月奶奶,黄巴巴,爹织布,娘纺花……”有谁念了一首比较粗俗的儿歌,结尾是:“小鬼磨豆腐,磨你妈一P股。”激起一片笑声,其中属孙小小的笑声最亮。

  这边是老肖等七八个老农,这些老农们蹲惯了,旁边有座也不坐,他们蹲成一个圆圈,每人嘴里都叨着一支旱烟袋,烟袋锅儿会聚在中间,就像是花蕊。他们不言不语地吸着烟,七八个烟袋锅儿明明灭灭,自是一道风景,这中间还有淋病病人陈秀宽,现在人们不再孤立他了。

  最热闹的一群男人有二十多个,围得水泄不通。我走过去,见他们是在掰手腕。这会儿,老魏叔刚刚败下阵,从人群中挤出来,自嘲地说:“不行了,老喽,老喽。”我见里面坐擂的是赖安胜,便揶揄老魏叔:“看你干巴瘦筋的样子,还想和赖安胜掰手腕?年轻时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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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魏叔认真地争辩,说别看他干巴瘦筋,可身上全是紧绷绷的肌肉,没有一点儿虚膘。年轻时他确实是掰腕子的好手,很少输过。我逗他:“我才不信呢,二十几年前的事,你上哪儿去找证人?”老魏叔急了,真要拉我去找证人。这时人群内又爆出一阵哄笑,是崔振山刚和赖安胜比过,赖安胜又赢了,得意地问:“还有谁?还有谁敢上?”

  王全忠挤了过去,不声不响地坐到他面前,颜哲的这位好友平时戴着近视镜,斯斯文文的,行动迟缓,似乎干啥都比别人慢半拍。我对老魏叔说:“你别看这家伙外表是读书人模样,但其实是个蒙古鞑子,身大力沉,耐力和韧力极强,不一定输给赖安胜的。”老魏叔来了兴趣,重新挤了进去,要为他们俩人当裁判。两只大手紧紧握在一起,老魏叔把它们很公平地定位在中间,然后右手一劈,大喊一声:“开始!”

  好长时间,那两只手都保持在原位一动不动,但从手臂微微的抖动和两人涨红的脸色来看,他们都用了全力。这场比赛足足坚持了十分钟,慢慢地,胜利的天平向王全忠倾斜了。他的手缓缓地把赖安胜的手向一边压去,赖安胜努力反抗,可以在角度超过30度后,僵持很快被打破,全忠很干脆地把对方压下去。

  赖安胜从擂主位置站起来,甩着发酸的手臂,笑着说:“输了,俺输了。想不到,俺会输给你这个白面书生。”

  王全忠平和地说:“是我占了便宜,你刚战过三场,已经多少有些劳乏了。”

  “哈哈我还真没想到,就像那次的大字报,想不到你平时不吭不哈地,突然整出来一张大字报来。”

  王全忠笑了:“写之前,我自己也想不到,都怪你那次开会讲话太霸道了。”

  “没错儿,老胡骂我是属驴的,骂得不冤。后来评工分时,我还把你降成九分,这事干得更不地道。”

  “过去的事就别说它了,那时我也不知道体贴老农们家里的难处。”

  别人又开始比赛,这两人就从人群中出来,赖安胜掏出两支大舞台香烟,递给王全忠一支,又用火柴给对方点上,两人吸烟别有风味,不是拿烟卷往嘴里送,而是先把烟定位在面前的某处,再翘起下嘴唇往上凑,偏偏俩人的嘴巴也各有特色,赖安胜是个蛤蟆嘴,王全忠是个地包天(下嘴唇厚),看着俩人翘着嘴巴吸烟的尊容,我忍不住地想笑,同时心里也很温馨:在去年的大字报事件中,这两位曾是两派仇敌的代表,然而现在仇恨已经消融,他们已经能够很平和地闲聊它了。

  会计老霍早就来了,站在圈外,看神态似乎非常焦急,挨个央求几位老农出去说私密话。老农们却都不买他的账,他拉上谁,谁都向他摆手:“不去,不去,我说过不要了。”

  我听见老霍焦急地低声说:“这个月我早该结账了,你们不领我咋办?”

  老农们都笑:“咋结账是你的事,跟俺们没关系。”然后自顾地继续闲聊,撇下他没人搭理。我想,眼下农场人员中融不进大圈子的,除了被敬意所孤立的颜哲,恐怕就只有老霍了。他总是藏在偏僻的会计室里,就像土拨鼠藏在地洞里,很少同别人有工作之外的交往。即使在喷洒蚁素后,他的秉性也没啥变化。

  我走过去随意地问了一声:“老霍,咋了?啥事弄得你不能结账?”

  我没想到老霍的脸色刷地白了,嘴唇抖动着的,既不敢说,又不敢不说,似乎我问的是什么惊天大秘密。我奇怪地说:“老霍,啥事把你怕成这样?没关系,你尽管说。”

  旁边的老郜叔笑着说:“还不是为老农每月五元的秘密补助。俺们都说不要了,老农和知青娃儿们一样干活,为啥要比知青多领钱。还得藏着掖着不敢让人知道,这事明摆着不地道。老霍不依,说这是场里的决定,他只管执行。”

  “噢——”

  我盯着老霍,这项秘密补助曾在去年惹起轩然大波,后来在王全忠写了大字报后,场里说是取消了。现在我才知道原来那只是障眼法,它早就秘密恢复了。老霍在我的盯视下几乎崩溃,我不想为难这个可怜人,尽量平和地说:“老霍,你别怕。颜哲当场长后有些情况可能还不清楚,你最好找他谈谈,看该咋办。”

  老霍连忙点头哈腰地辩解道:“我原本想把这个月的账结清后就去找场长汇报的,催他们领钱也是为了这,我早该去的。”

  “你这会儿就去吧!”

  看着他唯唯诺诺的身影,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念头:喷洒蚁素后,全场人的精神面貌都变了,唯独他似乎一点儿没变,这是为啥?这个念头我只是随意想想,随之就抛开了。一直到第二天,我才知道我的直觉是对的。

  半个小时后,我见颜哲正往场长室走,就追了过去,想告诉他秘密津贴的事儿。场长室门口蹲着一个人,是会计老霍,仍像往常那样,脑袋夹在膝盖里,两只尖棱棱的膝盖高过肩头。看见我们,他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立着。

  颜哲说:“老霍?找我有事?”

  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房门,请老霍进去。场长室里非常简陋,一张办公桌和靠椅,一张床,一个洗脸盆架,再就是七八只小板凳,是开场部会议用的。墙上挂着木工家什。颜哲坐在靠椅上,我坐在床边,请老霍自己拉一个小凳坐下。可是老霍高低不坐,非要双手贴身、垂眉低眼地立在那里,我看着他唯唯诺诺的模样,不由想起林镜说的“帝王之相”,忍不住想笑。颜哲警告性地瞪我一眼,其实他知道我笑从何来,他自己的嘴角也有掩饰不住的笑意,他平和地问:“老霍你有啥事?”

  老霍哼哼哝哝地说:“关于夏季分红的事,想向场长汇报。”但他看了看我后,不再往下说。颜哲催了一遍,他又看看我,神情更窘迫了。我太迟钝,这会儿才想到他是不愿意我在场,忙笑着说:“你们谈公事,我该回去睡觉了。”

  颜哲止住我,平静地说:“老霍,在咱们的新农场里没有不能公开的事,以后你得改改过去的习惯。何况这是秋云,是我最信任的人,以后凡是可以对我说的话,如果我不在农场,你都可以直接对秋云说。”

  我知道他说这番话是啥意思,一半是对老霍说的,一半是让我听的。他这样看重我,让我很感动。老霍听他说得这样肯定,把心里的包袱放下了,难为情地对我解释:“秋云你别怪我,是赖场长,不,赖安胜当场长时下的死命令,他说只要发现谁走漏了这个风声,一定叫他‘不得好死’。现在场长既然已经换了,我当然不能瞒颜场长。”

  颜哲听得一头雾水,问:“什么秘密?你尽管大胆说。”

  我刚才听过郜叔叔的话,知道原委,替老霍说:“就是场里老农们每月五元的生活补助。”

  “这个补助,去年不是宣布取消了吗?赖安胜还在全场大会上赌咒发誓。”

  老霍苦着脸说:“取消过两个月,后来又偷偷恢复了,连那俩月的也补发了。”

  “噢——”

  “还有……”老霍偷眼看看颜哲的表情,欲言又止。颜哲很平和地示意他说下去。“还有赖安胜的工资,是他给自己定的,每月25元。你知道的,第一任的胡场长是国家干部,工资是从县财政拨发的,不影响咱场的分红。胡场长和另外三个下放干部走后,农场里就只剩下我有工资。赖场长不是国家干部,他的工资只能从全场的分红中扣出来。”他又看看颜哲,小心地说:“当然,你从6月份当了场长后,这笔工资就该发给你。我只是请你指示,赖安胜当场长那段时间的工资还发不发?他的工资还有俩月没发。”

  颜哲沉默一会儿,问道:“还有吗?”

  “还有庄副场长的生活补助,原来没他的,因为那时的生活补助只给老农。后来,就是闹过那场风波之后,赖安胜也给他定了五元,和老农们一样待遇。”

  “噢——老霍你先回去吧,我考虑一下明天给你答复。你做得很对,既然我当了场长,这些情况是该告诉我。”

  老霍如释重负地走了。

  如今腰包鼓胀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仅仅每月五元的秘密补助会在知青中闹出一场大风波,但事实确实如此,这场风波是崔振山最先鼓弄出来的。去年秋收过后,有一天颜哲在我宿舍里闲聊,崔振山匆匆闯进来:“颜哲我告诉你个惊人的消息,原来咱农场的18个老农都有秘密补助,每月五元!”

  “真的?你从哪儿得的消息?”

  “绝对可靠,我从理发员宋三德那儿诈出来的。”

  他与宋三德住在一个宿舍里,昨晚他睡得早,屋里只有宋三德在哼曲剧,另一个老农老初进来,喊:“三德,老霍喊你去领——”

  三德忙咳嗽,指指里屋床上,老初立即闭嘴不言,出门走了。崔振山是何等精明的人,从这半句话里就猜到个八九不离十,也不睡了,坐起来,懒懒地说:“三德你还给我搞地下党呢,你们那事我早就知道了。”

  三德硬撑着抵赖:“啥事你知道?”

  “就是老农们发钱的事!”

  宋三德的心眼毕竟不如崔振山多,连忙央求道:“振山你咋知道的?可千万不能对外人传,胡场长和赖场长都下过严令的!”

  “还用我往外传?好多知青都知道啦,俩月前就知道啦!人家说就是从你嘴里传出来的。”

  “我啥时候外传过了?这不是冤枉人嘛!”

  这么三诈两诈,他从三德那儿知道了所有情况,原来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是从建场半年后就实行了,那时是头任场长老胡在位。建场时来了三十几位老农,没过半年就走了一半,走的都是从“河地”来的,河地即傍河的土地,一般来说河地的土地肥沃,农活相对轻一些,收入也相对高一些,所以河地的老农们都吃不了农场的苦。留下的都是岗地来的老农,也是人心不稳,因为知青农场底子薄,分红实在太低,甚至比农村都不如,但农活强度比农村更重,胡场长为了稳住人心,就定了这么一条秘密政策。

  农场和农村一样,一年搞两次分红,即夏季预分红和秋季最终分红。去年夏季分红时,颜哲这样的知青棒劳力都拿的是负数,饭量小的女知青相对好些,平均也只有二三十元钱。如果老农们每年能拿固定的60元,再加上两季分红(他们都是最高工分,所以分红普遍比知青高),总收入至少是知青的四倍到五倍,这个差别未免太悬殊了。尤其对于颜哲、王全忠和何子建这类挑大梁的知青角色,经过一年锻炼,他们在农活上已经与老农们不相上下。

  初听这个消息,颜哲和我都很气愤,不光是金钱上的吃亏,而且这么欺欺瞒瞒的,也不是一家人的味道,那时人们还不知道赖安胜的秘密工资,它相当于知青年收入的十几倍。崔振山怂恿颜哲,咱们不能吃这个哑巴亏,老农的秘密补助从哪儿出?还不是咱知青的血汗!颜哲你威信高,说话分量重,这事你得挑头。

  我给颜哲使眼色,让他慎重,颜哲正陷于沉思,没有看到我的眼色。他考虑一会儿说:“算啦,他们拿就拿吧!老农们家里扔下一堆老老小小的,不像咱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算啦,每月五块钱,确实算不上多。”

  其实全场知青中,颜哲在金钱上是最窘迫的,除了那笔不能动用的钱款外,他得不到家庭或亲戚们一分钱的接济,只有我给他一些,可我能给他的很有限,而且他还撑着男子汉的尊严,尽量不用“女人的钱”。下乡以来,颜哲已经把他的生活水平压到了最低线,没有在衣着被褥上花过一分钱。即使如此,也得买牙膏、肥皂这类必需品呀!这两年他算是尝够了“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苦处,所以,连我也没想到他在这件事上如此豁达。

  崔振山没想到颜哲是这个态度,有点急了:“颜哲你咋这样稀屎?好多知青都说要找场里理论。庄学胥也说,他作为副场长根本不知道秘密补助这件事,他甚至说了狠话,说胡场长和赖场长太独裁。”

  这番鼓动在颜哲这儿起了反作用,他冷冷地说:“那就叫庄副场长出面呗!他甚至不用公开理论,在场部会议上提提就行了。”

  “庄学胥说,由于他的身份,他不宜公开出面,他支持大家去提意见。”

  颜哲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表示要送客了:“那你去提呗,你提最合适。这个消息是你最先知道的,最有发言权。”

  崔振山给呛得愣了一会儿,悻悻地走了。

  崔振山没有说动颜哲,但他并没有止步,因为那几天他在场里到处传播这个消息,很快在知青中闷出一个大火堆。火堆在悄悄地阴燃着,只等一点儿小风就会燃成明火。那阵儿,平素相处基本融洽的老农和知青之间出现了很深的裂隙,别说崔振山、岑明霞这样的刻薄人了,就连林镜这样豁达开朗的知青,也会笑着挤兑老农们:“你们得多干点儿活,你们每月有秘密津贴哩!”

  老农们红着脸,不敢再管教知青们。

  那阵儿,我对古人说的一句话有了深刻理解:衣食足而知礼仪。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在初中的班级里也常常发生一些争吵,像“谁偷了我的红薯”啦,“谁盛饭时净捞稠的”啦!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想想这些争吵都觉得脸红。但在当时,对于饿得前心贴后心的人来说,谁也不觉得它可笑。现在也是这样。每月五元……这个钱数确实不多,但它至少够买牙膏和肥皂的,有烟瘾的人可以去买33盒大舞台香烟(一角五分钱一盒),足够打发一个月的烟瘾;黄瞎子可以去买一顶蚊帐,不用拿血肉之躯去喂蚊子了。所以,尽管颜哲和我都没参与进去,更不打算挑头,心里还是同情大伙儿的。

  这时胡场长已经“解放”,调到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如果胡场长还在,以他的手腕大概能把这场闷火消弭于未发之时。但赖安胜这块“青红砖”(北阴土话,大意为愣头青、莽撞、不会处事)却在火堆上浇了一瓢油,那天晚上他召开了全场大会,会上厉声说:“有人在农场扇阴风点鬼火,这是阶级斗争的苗头!那些想整事的人,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是啥出身?家庭有没有问题?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竟敢反对贫下中农?”

  “0206-1”

  知青们各个阴着脸,奇怪的是,老农们并没有趾高气扬,反倒心虚情怯,低着头,不大敢直视知青们。会场静得像座坟墓。散了会以后,颜哲的好友王全忠直接拐到会计室,找老霍借了一支毛笔、一瓶墨汁和几张纸。老霍太迟钝,啥也没问就给他了。此后大字报出来后,老霍为了这次“丧失阶级立场”,至少是“丧失革命警惕性”,又被赖安胜骂得狗血淋头。

  会场上的沉默推延到了宿舍,老农和知青们都闷声不响地上床睡觉,只有王全忠没睡,坐在自己床上打腹稿,等颜哲拿煤油灯烤完臭虫,他要过煤油灯,趴在床上唰唰地写大字报。班长老肖看出苗头不对,在床上几次抬头看他,可是一直没说话。颜哲下了床,看了看已经写出来的大字报标题:“同工不同酬,合理不合理?”

  王全忠平素属于闷葫芦一类人,从不惹事的,在这次风波中也不是积极参与者。然而泥人有土性儿,而且说不准啥时候发作。

  颜哲说:“全忠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

  王全忠笑着说:“不行,箭在弦上。”

  颜哲叹口气,没有再劝,钻到蚊帐里睡觉去了。当然他没睡着,睁眼盯着蚊帐顶,直到那边写完大字报,熄了灯。

  第二天这份大字报贴到食堂门口,全农场一下子炸了锅,赖安胜听说后赶紧跑来。他的文化水平刚够看懂这份大字报,看后脸色青白。大字报的上纲上线比赖安胜昨晚的虚声恫吓有力得多了,说这项秘密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人为地挑起老农和知青的矛盾,直接破坏了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王全忠经过文革阵仗,办过红卫兵小报,搞这一套自然是牛刀小试,远非赖安胜能比,何况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本身就是不敢公布于天日的事,如果半捂半盖的,场长的权势还能起一些震慑作用。一旦公开,那些作用就会完全失效。

  知青们的情绪已经沸腾,显然是捂不住了。赖安胜这才知道要当场长,自己的手腕还远远不行,只能找老胡求救。他没有多停,立即到牛把式郜祥富那儿要了一匹马。农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没有拖拉机,没有自行车。只有两匹马,那可是老郜的心尖尖,平时决不让人骑的。这会儿场长来要,他不能不给,他心疼地追着赖安胜喊:“赖场长你小心点,别跑得太快!”

  赖安胜没有理他,甩一下马鞭,嘚嘚地离开农场到公社去了。

  他在胡场长(现在是胡主任)那儿得到了指点。下午回来,立即把所有老农召集到库房,紧闭房门开了半天会,连副场长庄学胥都没有让参加。老农开会时知青都没有下地干活,而是在场里漫无目的地闲转着,实际上都在盯着库房里的动静,农场上空聚着高能电荷,马上就会有一场电闪雷鸣,老农会结束后紧接着召开全场大会。老农们都沉默着,知青们则紧张地等待着,看赖安胜以及公社领导们对这张大字报会采取什么严厉处罚。我注意地看看王全忠,他脸色苍白,但努力保持镇静,就像一个殉道者。

  赖安胜开始讲话了,谁也没有料到他这次是采取哀兵战略,肯定是胡主任为他支的招。平时他一讲话就是“东风吹战鼓擂”这类套话,但今天只是很平实地说:“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是胡场长在位时定的,确实不合理,但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老农们响应党的号召,离开老婆孩子来这儿办农场。他们都愿意和知青们一块儿吃苦,一块儿不拿分红,可是老婆孩子咋办?”

  下面的知青们开始嗡嗡起来,有人小声说:“那我们咋办?知青就不是人?俺们连顶蚊帐都买不起。”

  赖安胜装着没有听见下面的议论,继续说:“这项补助只是暂时的,等农场办好了,每人都会像国家干部那样领工资,那时候肯定就没有秘密补助了。”

  嗡嗡声更大了,谁都知道,他画的是一个空的大饼,永远吃不到嘴的。赖安胜的话风忽然急转直下:“情况我都说清了,对老农的秘密补助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知青们有意见也是合理的。胡主任托我向大家检查,感谢知青们尤其是王全忠同志的意见。我代表农场宣布,这项补助从今天起取消!大家还有意见没?没有就散会。”

  他立即走了,老农们也紧跟着走了,剩下知青们还在你看我、我看你的发愣。他们积聚了十几天的劲头,忽然失去了受力的对象,简直有点儿闪腰岔气。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一场胜利吧,知青们兴高采烈了两天,可是高兴劲儿很快就没了。这不奇怪,只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就能说清。老农们的秘密补助取消了,但知青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最多只得到一点儿心理上的平衡。当然,年底分红时知青们将会多分一点,那也是很有限的。18个老农每年多拿的60元钱,平均分到86名场员头上,每人不足12元。能多12元当然是好事,似乎也值不得为此欢欣鼓舞,何况到目前为止,这还只是画上的烧饼。

  知青们很快忘了这场胜利,老农们却绝不会忘记这场失败,因为他们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每月少了五元,不啻是割去一块儿心头肉。此后农场的风向变了,在这项秘密补助刚被捅出来时,老农对知青心虚情怯;现在风向则正好反过来,老农们各个脸色阴沉,眼睛中闷燃着怒火。

  千夫所指的第一个对象当然是王全忠,一班长老肖是个好人,平素对知青们知疼知热的,自此之后他总是阴着脸。他倒是没给王全忠穿小鞋,可是不再理他了。有一天晚上,干罢农活,我和老肖把牛牵到郜祥富那儿,三人站着聊了一会儿。这时王全忠从牛屋门口经过,老肖取下嘴里的旱烟袋指指他的背影,简短地说:“这是个是非人。”

  郜祥富点点头。

  我和两个老农关系都很好,他们说话一点儿不避我。我想,以老肖和郜叔叔的为人,这恐怕是老农们之中对王全忠最厚道的评价了。那时我想到,人的“善”德,像正义感、公正等,都是有限度的,要看某件事是否触犯你的切身利益。

  勒在王全忠脖子上的绞索缓慢地勒紧了。

  颜哲对我分析,这段时间内的政治操作肯定是胡主任在遥控,因为赖安胜去公社的次数增多了,广播线路拨到电话档的时间也明显增多,甚至有时在官定的新闻联播时间里喇叭也不响,可能是赖安胜正同公社通话,而且……颜哲轻蔑地说:“赖安胜是属驴的,凭他的能耐想不出这些高招。”

  一个高招就是频繁召开老农联席会议,对“再教育过程中知青的表现”做出评议。颜哲和王全忠都对自己的智力比较自负,但这次该他们佩服胡主任了,因为这项评议完全符合政治方向,谁也不敢说它是老农对知青的报复。而且,这些评议是先从外围开始,评了崔振山、陈江和纪科这些参加过大字报风波、又有些小毛病的人,至今没有触及王全忠本人。对知青的评议也相对公允,既指出被评议人下乡后的进步,也指出他们的不足,比如崔振山干活奸猾、拉脚时脚绳老是松垂和爱占小便宜、晒场时偷吃粮库中的芝麻等。这些缺点人所共知,只是没人把它摆到台面上,如今一摆出来,把崔振山弄得灰溜溜的,在人群中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个最高明的招数是,场里公开声明这些评议意见将保存到档案里:“如果将来对知青招工,它们将是重要的参考意见。”这是很罕见的,因为那时在公开层面一直强调“知青扎根农村”。虽然下边风传着马上就要开始招工,而且那也是知青最迫切的愿望,不过在公开场合从来不会提它的。所以,这次罕见的公开声明立即在知青中激起极大的心理波动——也许咱们的盼望真的快要实现了?

  王全忠在农场里成了孤家寡人,就像颜哲在文革前期被孤立那样,老农们不理他,知青们大都躲着他,包括当时曾怂恿他、曾把他当成英雄的人,只有颜哲对他一如既往,甚至比过去更亲密一些。吃饭时他总是和王全忠蹲在一块儿,边吃边笑嘻嘻地说着闲话。刷碗时喊上我:“秋云,我和全忠推水车,你去刷碗。”

  如果不是这样,王全忠恐怕连碗也刷不成,落到淋病患者陈秀宽的地步。

  我看着这种情况,很为颜哲担心,他本来没有参与那次大字报风波,老农们也不恨他。现在他的表现就像是故意把火往自己身上引。但我也没办法劝他疏远王全忠,那样未免太猥琐太没义气了,我喜欢颜哲,不正是因为他身上的正气吗?我心情矛盾,只能悄悄地在一边观察着。

  这种情景一直维持到秋季评工分,农场一年搞两次分红,同样也要评两次工分,分别是夏季分红前和秋季分红前。评工分历来是矛盾激化的时候,这点可以理解。但颜哲和王全忠根本不用操心,一班除了班长老肖是11分外,他俩是铁定的10分,没人会提出异议的。比如最重的“撂垛”或技术性强的“扬场”(利用风力把麦籽和麦壳分离),向来都是他俩搭档。

  评分会开始了,评分会前老肖安排我到机磨房值班,我后来知道他是有意不让我参加,会上情况我是后来听颜哲说的。会上先评老肖,老肖自报11分,没有异议。然后老肖提出评王全忠,非常奇怪的是,全班人都变哑了。马三、小雷和黄瞎子,这些素来与颜哲和王全忠交好的知青都低着头,一句话不说,颜哲和王全忠互相看一眼,对大家的沉默相当寒心,不过此后,颜哲和王全忠才知道是错怪他们了。会前赖安胜已经同一班所有知青谈过话(除了颜哲、王全忠以及没有与会的我),威逼他们一定得把王全忠评成九分。少这一分,在分红时少不了几个钱,关键是要压压他的气焰。但王全忠平时在知青中有威望,他的棒劳力又是有目共睹的,这会儿知青们保持沉默,实际是一种无言的反抗,是在良心和权势之间的折中,这样的沉默令王全忠难堪,实际上令会议主持人老肖更为难堪。

  颜哲和王全忠那时不知道这些内情,对伙伴们的沉默非常寒心,也在这样的寒心中浓缩着心中的郁怒。过了很久,颜哲第一个说话了:“我提一下吧,我建议王全忠评10分。”

  王全忠接着说:“我也自报10分,我这一年干活是啥样,大家都清楚,不用我多说。”

  这时女知青徐杏芳发言了,她最近半年一直被抽到县里某个革命展览会上当解说员,比起知青生活那当然是个美差,吃得好,不用干体力活,每月还有少许补助。她刚从县里回来,就赶上了这次评工分会。

  徐杏芳笑着说:“我有半年不在农场,对王全忠的劳动咋样没有发言权,不过我觉得刚才全忠的发言不大妥当,有点儿骄傲的苗头。咱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可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改造得差不多了。我说的可能不对,仅供全忠参考。”

  颜哲不是傻子,这时已经完全摸到了会议的脉搏,他知道徐杏芳这离题万里的发言实际是非常聪明的,既不涉及实质问题,又好歹向赖安胜交了差。对于徐杏芳来说,不说以后的招工了,仅仅为了保证目前的美差能干下去,她也不敢得罪赖场长。颜哲觉得心中发凉,怜悯、厌恶和激愤兼而有之。

  他不客气地打断徐杏芳的发言:“今天是评工分,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工分只和劳动者本人的劳动有关,不要扯远了。杏芳你说不了解情况那就别说话,让了解情况的人先说吧!”

  徐杏芳脸红了,不再说话。其他人也把嘴巴闭得更紧,老肖十分难堪和恼怒,使出了最后一个杀手锏:“今天的会开不成了,咱班能人太多,我拙口笨舌的,管不住。赖场长放话了,要是一班的工分评不成,就拿到贫下中农评议会上去评,散会!”

  第二天的老农评议会上评出了一班10个人的工分,其他人大致都比较公平,仅王全忠和颜哲被降了一分,郜叔叔后来非常惋惜地对我说,颜哲这娃儿太可惜,原来老农们只想整整王全忠,谁也没打算整颜哲,他是自己硬往枪口上撞。这一分对颜哲秋季分红的影响是:从略略的节余变成略略的负数,倒欠农场两元三角钱。颜哲绝不是看重钱财的人,可也非常看重这一分,在之后好长时间里,他甚至表现得比王全忠更为怨怒。老农们都看出火色,没一个人敢惹他,连赖安胜也不敢撩拨他。

  这次评工分当然不能解决老农和知青们之间的矛盾,反倒激化了它。现在,至少说硬顶着和赖安胜干的人,已经由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其他知青们虽然不敢公开参与,但这两个人的潜势力是不容低估的。

  这场闷火又开始闷起来,只看哪天一阵小风让它变成明火,颜哲不大和我约会了,我知道他是怕影响我。其实我已经看出来,自从颜哲主动跳进这个火坑后,老农们,包括老肖班长,对我的态度已经有了微妙的转变,至少在我面前说话不像以前那样随便。颜哲现在老和王全忠窝在一起,悄悄讨论着局势可能如何发展,他们如何应对。几天后,在一次全场政治学习会上,王全忠突然站起来说:“听说最近有人在附近农村私自买粮,这是破坏统购统销政策的错误行为,希望场里查一查,查证后的结果给大家一个交代。”他笑着补充:“这虽然算不上多大错误,但身为领导干部更得严格要求自己。”

  全场愕然,谁都知道他指的是谁——公社胡主任。他家在县城,粮食不够吃,再加上工资较高,有余力买一些粮食,前几天刚托赖安胜买过一袋麦子。县城里的干部到农村悄悄买点粮食,这是公开的秘密,可这种事没人追究就不算事,有人追究就不好办,因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确实摆在那儿。赖安胜愣了,他知道王全忠提的这件“错误”本身不算啥,查到底也不过写一份检查了事。关键是这姓王的家伙,以及他身边的颜哲,是在借这个由头向他公开挑战,表明他们绝不向压力低头。

  那晚,各屋墙上的喇叭又不响了,肯定是赖安胜在和胡主任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不久,公社胡主任捎来话,点名让颜哲去公社见他,这个消息非常令人意外。老胡已经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又不主管知青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般不会和知青们直接打交道。

  颜哲考虑了很久,临走找到王全忠说:“你放心,我不会听他的离间之词的。”

  王全忠憨厚地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颜哲以为胡主任是想离间他和王全忠的关系,以便对王全忠做出更严厉的处罚,所以他去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有点儿风萧萧兮兮易水寒的悲壮。胡主任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同人谈话,见他来了,做手势让他坐下,示意他稍等。办公室比较大,家具都比较旧,只有一个漂亮的竹圈椅和墙上的全国地图及世界地图,显示出这儿比农场场长办公室高一个档次。胡主任是部队下来的15级干部,文革前一直抓农村工作,文革后因站错队被下放到农场。他个子不高,却很粗壮,满脸连鬓胡须,长相活脱是《水浒》中的鲁智深。据说他在农村工作时,凡是到一个新地方,首先得打听出一个好剃头匠,因为差一点的剃头刀对付不了他的胡子。在农场时他待人很温和,听说颜哲怕臭虫,还特意把自己的狗皮褥子给颜哲用,因为据说它能驱赶臭虫,可惜这个秘方并不见效。不过,虽然他为人温言温语,在农场却极有煞气,赖安胜就很怕他,崔振山等捣蛋鬼也从不敢在他面前犯混。

  屋里的客人走了,胡主任起身为颜哲倒了一杯茶,开口就问:“颜哲,听说老农们给你评了9分,你很不服,是不是?”

  颜哲没想到胡主任会直接提出这个话题,愣了一下,直率地说:“不服。”

  “我也不服。我告诉你,都是赖安胜那个混蛋把事情搞糟了,事情走到这一步,不是你想看到的,也不是我想看到的。我知道你开始并不支持王全忠写大字报,对不对?今天我找你来,是想对你开诚布公地说说心里话,你有啥话也别藏着掖着,行不行?”

  颜哲警惕地看看这位前任场长,他对老胡的手腕是十分了解的。他点点头说:“行。”

  老胡娓娓地讲了很久,先讲了他当时实行老农秘密补助的不得已,说道:“我知道知青也困难,但知青没有家小,再说多少能得到家里一些接济。还有一句本不该说的话:你们在农村毕竟是暂时的,受两年三年苦就会回城,可老农们在这儿是一辈子!你说,我给老农们发那么一点补助,算不算过分?”

  这番实打实的话让颜哲心服口服,点点头:“不算。其实崔振山最先找我鼓动这事时,我就是这样说的。”

  “多谢你啦!在知青中能听到这样公允的评价,我很高兴。甚至王全忠也并不是非写大字报的,要是赖安胜当时找你们交交心,把我刚才这番话讲透,相信全忠会通情达理的,对不对?”他重复道:“可惜那是个属驴的,只会施用高压,把事情办糟了。”

  “对,王全忠是一时冲动,泥人发土性儿。”

  “但你们这样一搞,也把我们逼到绝路上了。尤其是18个老农,你们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能不恨你们吗?这次给王全忠降工分,实际上是有意让老农出出气,等王全忠的9分报到场里后,场里再恢复成10分,这样两边都摆平了。没想到你又跳了出来!这下子,不光是他,连你也受到牵连,因为当时老农们群情激愤,已经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

  颜哲没想到事情的真相是这样,仔细揣摸,胡主任说得合情合理,应该不是谎话。他不服气地说:“恐怕你没有考虑到我的激愤,那也是完全合理的。”

  胡主任大笑:“对,对,我承认这一点。我这次的失误也恰在这一点上:没有考虑到你和王全忠的合理反应。事情走到这一步,咱们该想办法让它回到正常状态上。否则,你恐怕也不愿意出现那样的情况:等真正开始招工时,18个老农都对你俩投反对票。我说的对不对?”

  颜哲不禁悚然,胡主任虽然是在威胁他,但他的威胁确系真情,一点儿都没夸大。胡主任看出了他的松动,亲切地说:“那咱们就想法子挽救吧!你们的9分工分已经成事实,就不说它了,相信你俩也不会看重少到手的块儿八角钱。至于咋样消解老农的怨气,还得你们主动一点,回去劝劝王全忠,主动在大会上做个检查,给老农们搭个台阶下。我以人格担保,这不会写入你们的档案,不会影响你们的招工。”他笑着说:“要是那个赖安胜那头倔驴的敢给你们穿小鞋,你们尽管找我,即使我不在公社了,你们也可以到县里去找我,他赖安胜还不敢不重视我的意见。”

  他实际透露出他马上要提升到县里去,此后不久,他真的被升职为抓生产的县革委会副主任。

  颜哲犹豫着,他无权代好朋友决定,来为并不存在的错误做检查,从情理上说错在赖安胜这边,不该把板子打到没犯错的一方。但如果考虑到政治现实,胡主任的方法又是最可行的。

  胡主任显然知道他的思路,诚恳地说:“希望你做做王全忠的工作,即使那件事上他并没有错,但大丈夫能屈能伸,口头上认个错也不是大不了的事。看问题要着眼于大势,不要当书果子。再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现在的处境就是要和老农们搞好关系,争取早点儿招工,而不是二三十块钱分红!颜哲,你要是认为我这个姓胡的老家伙今天是说的心里话,说得有道理,是为你们好也是为农场好,不是跟你搞阴谋,那你就按我说的办。”

  颜哲想通了,真心地说:“我回去劝他,谢谢你胡主任,你是个好人。”

  “好人!这是我听到的最高赞赏了,谢谢你颜哲,你也是好人!其实我十分器重你,我历来认为,知青中将来能成大事的,你是第一人选。”

  颜哲非常感激他的评价,同胡主任握手告别。回场后他把所有情况如实地向王全忠做了转述,王全忠听后沉思了一会儿:“我承认老胡说得在理,咱这么个小人物,就是低低头认个错也没啥了不起。其实,如果老胡早点找你,或直接找我,把这些话兜底说透,他就不用费心费力地搞那些权术了。”

  颜哲笑了,知道他说的“权术”是指啥——是指前两个月在两人脖子上越勒越紧的绞索。有一段,他俩真以为老胡是存心想把两人勒死呢!

  他说:“这你就是书呆子了,如果老胡不那样做,他就不是老胡了,他肯定先要打一打,让咱们知道水深火热;然后再哄一哄,让咱们顺着他指的路走出火坑,这才是政治场上的高手。不过说真的,我觉得从他内心讲不是一个爱整人的人,他整人只是为了自己始终能掌控大局,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他还算是一个好人。”

  王全忠对他的分析不停地点头,爽快地说:“没关系,我去做一个检查。不过——”他沉吟着说:“他的‘好人’也有限度吧!比如赖安胜对女知青做的那些混账事,他是不是听说过?以他的精明,不会听不到一点风声吧!但他却装聋作哑息事宁人,这恐怕算不上好人。”

  颜哲想想,叹息一声表示同意。

  不久王全忠在全场大会上做了一个公开检查,从此农场又回到往日的正常轨道上,老农和知青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很快缓和了,甚至老肖对颜哲和王全忠也比以前更好,颜哲和王全忠自然不会记仇,努力改善了同班长的关系。不过,只是在这次老霍泄密后颜哲才知道,老农们态度转化最重要的原因是:秘密津贴又秘密恢复了。既然钱已经到手,而且明知知青们是吃亏了,所以那些心地不脱忠厚的老农们,像老肖、老初和郜祥富,又恢复了往日对知青的歉疚心理。

  然而有一点儿恐怕是精于谋略的老胡没有估计到的,那就是赖安胜在经历了这场虚惊后又恢复了往日的跋扈,甚至比往日更甚。因为他至少知道了两点:一、对回城的渴望是知青们普遍的软肋;二、以后再没人敢用大字报对付他了。

  老霍走后,颜哲一直沉吟着。他也问过我,全场的工分体系该咋样调整,我说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可依我看,我的意见对他没有啥影响,在问我的那一刻,他的意见实际已经成熟了。

  第二天他召开了全场大会,这次是在晒麦场,高高的麦秸垛在夜幕下如黑色的剪影,秋风拂面,一轮新月照耀着80多个男女新人。颜哲站在人群的中间,平静地说:“快到秋季分红了,上届场领导班子曾定过几项分红政策,当时对大家保密,但现在咱们已经是新农场了。我向大家承诺过,在新农场里不会有任何不敢上台面的东西。我请会计老霍把那些政策对大家讲一下,它是不是合理,以后咱们采用不采用,完全听大家的意见,现在请老霍讲。”

  这当然是个极其富有爆炸性的议题,但农场今非昔比了,台下的听众都保持着沉静的笑容,等着老霍上台。老霍则是惊骇欲绝的模样,嘴巴张得老大,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颜哲。颜哲催他上台,他的双腿哆嗦着,几乎迈不成步,他总算上来了,仍是那么惊骇地、期盼地盯着颜哲,显然是企盼颜哲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他的这种表情和众人相比,反差未免太大,我心中很深的地方又跳了一下,再次感觉到了某种异常,但究竟是啥异常,我还说不清。

  颜哲平和地说:“老霍,你说吧!”

  老霍哀求地说:“颜场长……”

  “你尽管大胆讲,有责任我来担。”

  “颜场长……”

  虽然场长一再放话,老霍仍不敢说,他知道那些秘密政策只要一公布,肯定要惹出大祸,而且话只要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所以,尽管他一向对上级唯命是从,这会儿却出奇地执拗。我心中那点儿“异常”又跳了一下,比上次跳得更猛了一点儿。颜哲也没料到老霍会这样“顽固”,脸色沉下来,在语气中加大了分量:“老霍!”

  老霍脸色惨白,不敢再抵抗了,嗫嚅了很久才把那些政策说清,其实总括起来说只是三条:

  1.老农的秘密补助一直没取消,早就秘密恢复了;

  2.赖安胜给自己也定了每月25元的秘密工资;

  3.从大字报事件平息之后,庄学胥副场长也享受老农的待遇,即每月有五元的秘密津贴。

  老霍说完后几乎不敢看台下的反应,这曾是老农和知青心中的伤口,现在被他把痂皮狠狠地撒开,又撒了一把盐,但台下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人人都保持着沉静的笑容,似乎他们听见的是第三者的事。

  颜哲说:“老霍已经把这些政策说清,你可以下去了,现在大家讨论以后该咋办,我完全听大伙儿的。”

  会场上稍微顿了一下,立即有人发言。老肖先站起来说:“我说点儿意见。老农们拿这些补助不合理,该取消。以后俺们还是吃俺的11分工分,心里踏实。其实在这个会前俺们都拿定了主意,老霍一直催俺们领这俩月的补助,没一个老农去领。”他说完坐下了,又站起来补充一句:“从前俺私心重,在心里记恨王全忠,还报复他,给他少评了1分工分,这事是俺不对,我给全忠赔不是。那次给颜场长也少评了1分,那就更不对了,颜场长我也给你赔不是。”

  王全忠马上站起来说:“要说那时我也有错处,没考虑老农们的实际情况。老农有家小,确实比知青更困难,以后还按那个数目补助吧,我没意见。”

  崔振山也说:“我也同意给老农补助,还有,我过去干活偷奸耍滑——我现在干活是实打实的,可过去耍滑——上次给我评了8分,太高了,我请求降1分。”

  大家争着发言,所有发言都是同样的无私。虽然明知道这是蚁素在起作用,我仍然非常感动:如果农场能永远保持这样的君子国,那该多好!赖安胜站起来几次,都没抢过话头,这会儿终于轮上他说话了。

  “赖安胜给自己定了25元的固定工资,这事做得很不合理。”他用第三者的口吻说:“他又不是国家干部,国家财政不给钱,领这些工资岂不是占大家的便宜吗?应该取消,一定得取消。”说到这儿他恢复了第一人称:“以后我就吃自己的工分,我是11分棒劳力,这样才光荣。”

  庄学胥也站起来,可能是受赖安胜的影响,他也使用第三人称:“庄学胥拿补助也是很不要脸的,他又不是老农,而且还怂恿过知青们闹事,自己却偷偷争来这份补助,太卑鄙了。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说它了,可是这份补助肯定应该取消,以后我只吃自己的工分。”

  郜祥富说:“我提一条,大家看对不对。赖安胜说他不要那份工资了,咱们就依了他的心愿吧!如今颜场长是场长,该把这份工资转给他,他为这个农场操了多大心,咱们都看得见。对不对?”

  我有些吃惊,觉得这个意见有点太“那个”,如果是在喷蚁素之前,如果这番话出自别人的口,我会认为这人是个超级马屁精,郜祥富却说这些显然出于十二分的真诚。我看看颜哲,他显然也愣了一下。

  这时孙小小抢着说:“还有秋云姐!她一直在帮颜哲哥管咱们,别看她不是副场长,比副场长都操心。我建议也给秋云姐定一份工资,就20元吧!”

  庄学胥立即表示同意,还有几个知青和老农也赞同,把我弄得十分尴尬。颜哲看看我,知道不说话不行了:“我刚才说过,对全场咋分红,我完全听大伙儿的意见。至于对我本人,那你们得尊重我的意见,我决不会要这份工资,你们不必劝,劝也不行,我还可以代秋云表态,她也决不会要。不光如此,大家都知道最近我干的农活很少,只是些零碎的木工活。”他苦笑道:“不是我不想干,是大家不让我干。既然这样,那我就拿最低的工分得了,我只要6分。”

  这番话激起一阵骚动,大伙儿很感动,但也坚决不同意:哪能让他们心目中的神拿全场最低的工分?

  在一片喧嚷中,王全忠突然站起来说:“咱们不必为颜场长的工分争了。”我提个建议:“咱们为啥非要评工分?干脆不评得了!分红就按人头均分,再弄一笔公益金放到一个钱箱里,不上锁,谁的需要大,像家庭困难的老农或知青,就自己去拿点儿,我想谁都不会有意见。比如说,黄瞎子就可以拿几块钱给自己买一顶蚊帐,陈秀宽可以拿几十块钱给自己治淋病。”他说完了,但是意犹未尽,想了想又补充道:“颜场长和我是好朋友,在上高中时就给我讲过许多动物中的知识。自然界中所有社会性昆虫,如蚂蚁、蜜蜂等,都没有任何社会内耗。你见过蚂蚁评工分吗?没有。但它们没一个偷懒的,终不成咱们人类连蚂蚁都不如!”

  这个意见把大伙儿都震住了,尤其是最后一句反问可以说是重如千钧!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思路,彻底打破了旧的模式。会场静止片刻后人们纷纷同意:对!不用评工分!按人头均分,谁需要谁就多拿点儿。这个方法最省事,也最公平,终不成咱们不如虫蚁!他们甚至互相取笑:咱们真傻,光想着工分公平不公平,咋就想不到干脆把它取消呢,还是念过书的娃儿们脑子灵。

  颜哲看着王全忠,刹那间热泪盈眶!这是他一生的追求,现在终于在另一个人嘴里听到了,他不想让大家看到他的失态,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不过,他继续讲话时,我听出来他的声音沙哑,显然是在努力压制内心的激动。

  他说:“大家还有没有别的意见?有没有?如果没有,这就是咱们的决议。老霍,就按这个意见做账吧!只用记总收入和农场同外边的财务往来,内部分红在提出一笔公益金后按人头均分。”

  在全场的欢乐中,只有老霍一个人的表现太煞风景,他听着大伙儿的意见和颜场长的决定,不敢反对,但下意识地一个劲儿摇头。颜哲有些不高兴,可是没有发作,宣布了散会,说老霍你可以回去重新做账了。老霍拖延着不想走,显然是想来一次犯颜直谏,他的勇气毕竟还不够,犹豫了一会儿,最终摇着头,唉声叹气地走了。

  人们搬着各个人的小板凳散了回各宿舍,一路上笑声不断,不少人夸王全忠的意见好,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夸得他都有点儿害臊了。我随着颜哲回场长室,他的两眼闪着奇异的光彩,多少年来,这是我见过的他最兴奋的一次,我也为他高兴。

  他说:“秋云,有了今天的成功,我想我父母可以在九泉之下安息了。”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他看出了我的异常,奇怪地问:“咋啦?你有啥话?”

  我仍是笑,在他一再催促下才说:“我也为今天的成功高兴。不过,你的洞察力今天可不怎么管用,难道你今天没看出啥异常?”

  他努力思索,最终只是茫然摇头,于是我提示他:“比如老霍——”

  “老霍?他今天的表现确实有些煞风景,但我不知道你说的异常是啥。老霍这人过去被赖安胜吓破苦胆了,你看他今天的样子,简直不像是喷了蚁素的……”他忽然顿住,睁大眼睛说,“蚁素!他没喷蚁素?咱们忘记对他喷蚁素了,是不是?”

  我放声大笑:“没错!所以——他的表现一点儿也不奇怪,你不必为此懊恼的,并不是蚁素在他身上无效。”

  刚才我已经仔细回忆过,在对全场人喷蚁素那天,我确实忘了通知老霍来开会。这个疏忽也难怪,他平素活得像只土拨鼠,大家从心理上都不把他当成农场的一分子。不光是这次,其后农场遭遇洪水时,我们组织对全场人的抢救,竟然再次把他给忘了,几乎让他送命,这是后话。

  这个消息让颜哲更为兴奋,刚才老霍的异常表现曾让他感到“完美中的缺憾”,现在他的心里明朗了,原来并不是蚁素的质量问题,而是工作上的一个小疏忽!说来我很同情老霍,这些天他作为未喷蚁素的唯一“旧人”(不算我和颜哲),独自生活在新的农场中,难道他就没有发现周围人的变化?没有感到同群体格格不入?生活在格格不入的群体中,也太难为他了。我想对颜哲建议,干脆不对老霍补喷蚁素了,让一群新人中夹带着这么一个旧人,也许能观察到许多有趣的现象,至少可以看看大家能否把他感化过来吧!不过我没把这个意见说出来,颜哲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不会在新农场中留下这么一块死角的。

  颜哲立即带上那一小筒蚁素,和我到会计室。老霍正趴在桌子上,苦着脸,对着账本发愁,不是发愁改账的工作量,而是担心颜哲这个非常异端的决定在农场执行不下去,最终还得走回头路,那他这个当会计的就费老鼻子的事了。看见颜哲急匆匆进来,他脸上现出喜色,大概认为颜哲改变了主意,或者刚才公开宣布的那个决定只是个幌子。

  当然他的猜想错了,颜哲只是问他:“老霍,上次为全场人喷了疫苗,预防虎拉热的,是不是把你漏了?”

  “虎拉热疫苗?不知道,我没听说,也没喷过。”

  “没关系,这会儿就给你补喷。”他语意双关地说:

  “喷了之后,你就会融入农场的人群中了。”

  颜哲给他喷了蚁素,等到白雾散去,老霍的苦脸变成我们已经见惯的沉静笑容之后,颜哲再次问他,今天会上决定的分红方案有没有不妥之处。老霍这会儿的看法完全变了,微笑着,衷心地说:“没有,农场现在已经成了君子国,哪里还需要评工分。”他轻松地笑着,“我巴不得这样呢,这样子会计就省事了,兴许以后根本不需要会计也说不定,蚂蚁社会中就没有会计嘛!”

  颜哲放声大笑:“你说得对,对极了!咱们的社会成功后,很多职业都会消亡的,像警察啦、士兵啦、律师啦、官员啦、大门守卫啦和出纳啦,以后社会里将只剩下直接从事劳动的职业,不过你不用担心,即使不需要会计,你也不会挨饿的。”

  之后,我们二人高兴地从会计室出来,在叉道口上分手时,颜哲让我喊王全忠来场长室一趟。后来我再次来到场长室时,见到他们两人正促膝而谈,颜哲和王全忠是多年朋友,而男人的友情是男女之间的恋情不能替代的。有时我们三人在一块儿闲聊,偶尔话题会滑到不该我参与的方向上,比如男人之间的荤笑话,比如过于艰涩的哲理思考,这时他们会不约而同地停顿,相视一笑,心照不宣地拉回话题,那种男人之间的默契简直让我嫉妒。不过,在喷了蚁素之后,这种相契多少变味儿了。场员们对颜哲都是带着敬意和惧意的仰视,王全忠多少与他们不同,是亲切的仰视——反正仍是仰视。今天的谈话中颜哲仍像过去那样拍着朋友的肩膀,不过少了往常的亲昵,倒更像是神甫为教民赐福。

  颜哲亲切地说:“全忠谢谢你今天的发言,那正是我的想法,我还担心过于激进,大伙儿不能接受呢!没想到你率先提出来了,而且大家也赞成。”

  全忠笑着说:“我能提出这个方法,其实还是受你的潜移默化,你对我讲过许多蚂蚁社会的知识。”

  “依你估计,这两个方法,即不要工分和公益金自由取用,能实行下去吗?”

  “能,只要你领着我们。”

  这个有条件的肯定恰好戳着颜哲的痛处。他沉吟片刻问:“如果我离开这儿呢?”

  他这个问题只是纯粹的假设,王全忠却认真了,反问道:“你离开?”他认真地思考一会儿,又问:“那秋云呢?”

  颜哲苦笑着看看我,说:“反正是假设,就假设她也离开吧!”

  “那肯定不行!少了你俩,这个新农场肯定会立即崩溃的。”

  看得出来,王全忠异常担忧,看看他,看看我,那神情就像是一个小孩听到妈妈说:“我不要你了。”

  颜哲沉默一会儿,笑着宽他的心:“放心吧,我和秋云都不会离开的,倒是你有可能。给你吹个风吧,县纺纱厂的招工已经开始操办了,你在农场的推荐名单上。”

  全忠眼中闪过一波光亮,那是世俗的诱惑在闪光,它甚至穿透了蚁素的遮蔽而显现出来。回城,拿工资,和爹妈生活在一块儿,过一种相对说正常的生活,哪个知青不渴望呢?不过这种诱惑一闪而逝,他毫不犹豫地说:“我不走,我要跟着你留在新农场。”

  颜哲很感动,默默拥抱了他,送他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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