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克林顿访华谱新曲！江泽民迎宾开纪元(4)
中美经贸关系的互补互利性为发展两国合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的互补优势是任何其他双边经贸关系难以比拟的。两国宏大的经济规模，使中美两国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经济优势，在十分广泛的领域进行合作。两国在资源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越来越多的美国工商界人士认识到，目前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潜在的市场，而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市场，发展中美经贸合作的前景广阔。
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决定了两国经贸往来的互利性。进入美国的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给美国广大消费者带来了实惠，并为美国提供了30多万个直接的高薪就业机会和上百万个间接就业机会。而美国的对华投资既为美国企业拓宽了市场，也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两国的经济交流互有需求，互惠互利。
然而，中美经贸合作在某些非贸易因素的干扰下，还受到一些不应有的限制。这种情况与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总方向是不相称的。双方有分歧是正常的，但如果站在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审视中美经贸关系，有些障碍和分歧是可以克服的。
以战略眼光看待和处理中美经贸关系，要有大局观，把积极维护两国共同利益，维护两国友好关系作为基本出发点。中美两国关系能有今日的局面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那种动辄以贸易报复或贸易制裁相威胁的做法是短视的、有害的、不可取的。美国国会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议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有悖于时代潮流，在中美两国提出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今天，就更没有任何道理了。审时度势、永久性解决这个问题，从而使两国经贸再上新台阶，才是明智的抉择。
以战略眼光看待和处理中美经贸关系，要有历史感，理智地看待双方不同的国情，以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原则处理双边经贸关系中的问题和纠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平稳有序地开放市场，并要求在义务与权利平衡的基础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和与世界经济的顺利接轨，有利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和巩固，也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美国作为世贸组织重要的缔约方，理应采取实事求是和合情合理的态度，推动双边谈判取得进展，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发挥积极作用。至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这是两国经济结构、发展阶段、产品结构、贸易方式、统计方法和国际分工等因素的综合反映，要正视造成这种状况的复杂原因及其历史必然性。更何况，中方已为扩大从美国进口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美方撤消对华制裁，大幅度放宽高新技术对华出口限制，对华贸易逆差自然会大幅度下降。这个问题只能靠中美双方共同努力逐步加以解决。
以战略眼光看待和处理中美经贸关系，要有市场观，要采取相应的实际步骤，消除不利于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各种人为障碍。现在的情况是，中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很大，市场巨大举世公认。美国企业界参与中国经济建设投资的积极性很高，但在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下，往往与重大商业机会失之交臂。
当前，中美扩大经贸合作面临新的机遇。两国政府和工商界对加强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性都有进一步的认识；中美在经济上已成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之势；过去双方卓有成效的经贸合作提供了许多经验；特别是中美两国政治关系自去年以来有了明显改善，为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开辟了良好的前景。人们有理由期待，通过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北京会晤，将为两国的经贸合作开拓更广阔的天地。
发展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合作
中国是个亚洲国家，美国也一直坚持自己是个“太平洋国家”。应当说，在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问题上，中美两国有着广泛的、重大的共同利益。
首先，两国都希望看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尽管两国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内容的理解、出发点和目标不尽相同，但一致的是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在亚太地区看到战争，不希望地区出现动荡和危机。
其次，两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实现区域无核化这一重要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领域有着共同利益。在缓和朝鲜半岛和柬埔寨紧张局势等具体的地区安全问题上双方有许多共同点。
另外，亚太地区开展地区对话与合作有利于各国之间增信释疑，改善关系。这既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又符合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
近年来，中美两国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的发展，在安全领域开展了许多必要的和有益的合作，并取得了富有成效的进展。比如，中美两国积极参与了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同朝鲜、韩国一起启动了“四方会谈”；中美两国同东盟各国一道参加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和会”，推动和平协定的实施，为促进柬问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对于最近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在数日内多次进行核试验的行为，中美两国政府均表示了坚定的立场，并积极发起关于南亚核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会议，协调国际社会对印巴核试验的立场。
事实说明，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中美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开展对话合作，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当然，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的对话与合作，也应正视矛盾，努力缩小分歧，以利继续扩大两国利益的汇合点和深化两国的合作领域，尤其是应当在亚太地区安全的性质、目标和一些基本原则上达成更多的共识：
第一，在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应当是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而不是少数国家的安全。在安全问题上，各国都有同等的需求和同等权利，必须对各国正当的主权和安全利益给予基本的尊重。把一两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建筑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基础上的观念和做法是不可取的，是违背时代潮流的“冷战思维”。
第二，亚太各国应当通过对话与合作来实现本国和整个地区的安全，而不靠一两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或军事同盟关系“保证”地区安全。从根本上说，亚太地区的安全靠的是地区内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靠的是各国间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的改善和加强，靠的是各国为了整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多边对话与合作，而不是靠一两个国家或双边军事同盟的“保护”。那种把自己或两国的军事同盟作为整个地区安全“保护神”的意识和做法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军事同盟”之类在亚太地区存在已经有四五十年的历史，它们的存在过去没有使亚太地区幸免于战乱，今后也不可能保证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第三，处理安全问题必须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两国关系中双方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一国领土完整和安全是国家主权的基本内容，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所赋予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亚太地区安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增进地区内各国的安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个地区的安全。各种安全安排，不管是地区合作还是双边同盟，都无权损害主权国家的安全，都无权干涉别的主权国家的内政，更无权将其安全合作的范围“扩大”到别国的一部分。
第四，安全是相互的，地区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必须是互利的。那种只寻求单方面的安全战略目标，而不顾他方正当安全利益的合作是不能持久的，中美两国的安全合作也不例外。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牵动着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也是美国在同中国安全合作中不能回避的原则问题。
我们的世界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亚太地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面貌。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有责任同亚洲各国人民一起努力，扩大合作，减少分歧，将一个和平、繁荣、安全、稳定的亚洲带入21世纪。
繁荣的中国――全世界的期待
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课题之一，是实行稳定两国经济关系的新战略。而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削减在全面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方面尚存的贸易壁垒，并在将中国纳入国际经济主流框架问题上施加影响。
经济问题在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究竟是什么位置，是理解两国关系发展走向的一条重要线索。围绕克林顿政府在对华问题上出现的一系列疑团，触及到问题的本质，美国到底是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克林顿总统在就任之初，曾经对中国的人权政策采取严厉的态度。但是从1994年开始，美国采取了“对华接触政策”。这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经济与安全方面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而在人权问题及其他问题上不采取对抗态度，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来，美国那些批评中国人权政策的议员，每年都提出停止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但是，每次都没有获得所需票票数的支持。从最近几年的投票情况来看，可以看出国会中那些支持限制给中国以优惠待遇的种种尝试的势力，正在逐步缩小。最明显的原因是，取消最惠国待遇将会打击美中两国的经济。据调查，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平均关税就会提高到44%，这不仅会对中国和香港的经济产生不良影响，而且也会使美国进口中国商品时的费用提高30%以上。
总而言之，可以预料，这对美国的进口无疑是一个残酷打击。另外，取消最惠国待遇还会导致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产品增征关税。这可能使从事向中国出口的美国商人蒙受更大的损失。
美国在对华关系中，贸易扩大与对华投资的扩大，使实用主义政治随之抬头。这表明多数美国国民的生活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进入90年代以后，两国的双边贸易和美国对华投资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双边贸易由1989年的178亿美元增加到了1997年的753亿美元，而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的累计额（按合同计算），从1989年的39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401亿美元，大约增加了9倍。从贸易额来看，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第六大贸易对象国；从进口来说，中国占第4位；从出口来说，中国占第13位。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在不断增大。据美方统计，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额，从1989年的62亿美元增加到了1997年的497亿美元。
这种经济关系的扩大很可能成为两国发生新摩擦的原因。贸易不均衡是很可能发展成为政治问题的，特别是在可能引发美国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克林顿政府的确受到来自美国商界和企业界的压力。
一个具体的呼吁就是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作为完全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措施。许多人都认为，应该取消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的讨论，美国国会中正达成共识，认为这种一年一度的讨论是毫无意义的，并提出了给予中国以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法案。克林顿总统在上海之行中也郑重承诺说，他将尽其所能，鼓励美中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并说，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就在他动身来华之前，众院筹款委员会一致通过给予中国正常的贸易待遇――贸易最惠国待遇。他希望国会的其他机构也将尽快批准这一议案。如果不能继续延长最惠国待遇将中断两国的经济关系，美国就不能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获益。
支持延长中国贸易地位的立场得到了更有力的证据。其理由是，中国是惟一能够带领东亚摆脱该地区数十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国家。货币危机已经使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陷入灾难，它们的邻国也遭受了重大的连带破坏。
在亚洲危机期间，中国成了一支稳定力量，现在依然是该地区经济复苏的关键。即使不给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也并不能切断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而只能使美国孤立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外。如果美国中断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对中国产品设置壁垒，没有哪个亚洲国家会跟着走，因为它们在经济上太脆弱，不可能不受中国的影响。欧洲国家也会无视美国的行动而继续同中国签订合同。其结果将使美国公司在世界最大的市场上处于严重的竞争劣势。最终整个美国经济将会受到损失，而不仅仅是“大公司”受到损失。
中国现在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者，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疏远，双方都会在政治上收到不良的后果，因为孤立通常会导致极化。疏远也不能提供多少中国政治变革的动力。美国《商业日报》7月的一期，刊登了美国伊斯曼？柯达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乔治？费希尔的一篇题为《不要忽略中国》文章，作者指出，最惠国贸易地位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最惠”。它是美国对除了极少数国家以外的世界所有国家实行的关税待遇。美国为了履行贸易法中的一项现已过时的、方向错误的条款而继续在每年春天将它同中国的关系置于危险之中，这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都有可能造成非常重大的损害。
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并不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全部，当然更不是政治关系的全部。在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问题而进行的辩论，虽然有1989年的因素，但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更大的问题相关。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是给予所有加盟国以最惠国待遇，因此美国进行的将中国视为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讨论，必然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密切相关。这一问题也许更具有实质性，也是中美两国长期磨擦的焦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遵守世贸组织的主要规则和秩序，通过国际市场公平竞争。但是，遵守世贸组织的主要规则和秩序不能是一句空话，关键在于是否有制度上的保证，如产权制度、关税、信息的透明度、法制等等。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做了一系列的努力，但是仍然有人认为还仍然不能切实提供制度上的保证。最近，有些美国人士主张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样，在世界经济的框架之内，在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下，中美的经济关系将会对美国更为有利。可以在解决多边争端时能确立稳定的美中贸易。由于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克林顿的一次访问，是不可能解决美中之间的分歧，以及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达成共识，即使提出主要课题的要点和拟定加盟的日程表也是困难的。
实际上，克林顿政府所关注的，当然集中在实行稳定两国经济关系的新战略上，但这个新战略不如说是加强“对华接触”政策的一部分。正如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所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增长的世界经济力量，美国政策应把这一事实考虑在内。仅就与美国的经济关系而言，1997年美中之间的双向贸易，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达到了750亿美元。美国的在华投资，根据中国外经贸部的统计，累积价值达到174亿美元。到2000年，估计双向贸易会超过1000亿大关，投资额会超过250亿美元。中国已经是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而且美国是仅次于台湾、香港的最大投资者。
在这些统计数字的背后，这一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经济关系，对美国存在着几个真实的挑战。
美国对中国存在可观的贸易逆差。其实，贸易逆差的数字会令人产生误解，在经济上并没有数字所表现出来那样大的意义。美国对华出口一向被低估了，因为美国对香港出口的至少60亿美元商品是直接转口到中国的。除此之外，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许多商品是在香港大大增值的。最重要的是，中国出口的许多商品中约有75%的组件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但是，逆差在美国产生了严重的压力，就像在任何国家都会产生压力一样，逆差是政治上不能长期承受的。迎接这个挑战的最好方法是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国应该对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开放更广阔的市场，不只是对高科技，也包括柑橘和小麦等基本产品。要在中国市场上出现更强大的美国贸易和商业，确保一个更加平衡的中美贸易关系，意味着中国要进一步开放市场，不仅要开放市场，而且要把中国的市场纳入世界经济的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立场是：中国需要世贸组织，世贸组织也需要中国。美国宣称他们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支持中国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一席之地。
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商业进入中国市场是有障碍的。在对华经济关系中，美国寻求一个对美国产品和服务开放的市场，就像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和服务一样开放的市场，要求中国提供市场准入。
然而，竞争场地并没有铺平。美国认为，创造机会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工业、农业和服务出口，就要减少和消除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所面临的障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会有利于消除这些障碍，对中国来说，也会有诸多好处，如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新的就业，全面改进商业环境。更重要的是，将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一个很真实的意义上说，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所承担的责任，将补充中国的经济改革计划和内部重组。开放将提高效率，改善资金使用，提高发展水平。特别是服务业，将有助于运作更趋合理，为将来的商业成功提供支持。
在中国的外国企业不只是贸易者和投资者，他们也是新的管理技巧和世界经济系统如何运作方面信息的传播者。实际上，近十几年来，国际市场标准的管理机制和市场机制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中国的经济系统和经营管理者的观念。
为了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促进相互理解是不可缺少的。中美这样丰富而复杂的贸易关系需要持续的、高层的和建设性的商谈。在最近的几年里，中国保护在华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体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包括软件、娱乐、制药专利保护及其他领域，中国在接受知识产权国际标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关闭盗版、特别是盗版激光唱盘和激光视盘地下生产线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
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决定了两国经贸往来的互利性。进入美国的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给美国广大消费者带来了实惠，并为美国提供了30多万个直接的高薪就业机会和上百万个间接就业机会。而美国的对华投资既为美国企业拓宽了市场，也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两国的经济交流互有需求，互惠互利。
然而，中美经贸合作在某些非贸易因素的干扰下，还受到一些不应有的限制。这种情况与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总方向是不相称的。双方有分歧是正常的，但如果站在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高度审视中美经贸关系，有些障碍和分歧是可以克服的。
以战略眼光看待和处理中美经贸关系，要有大局观，把积极维护两国共同利益，维护两国友好关系作为基本出发点。中美两国关系能有今日的局面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那种动辄以贸易报复或贸易制裁相威胁的做法是短视的、有害的、不可取的。美国国会对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议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有悖于时代潮流，在中美两国提出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今天，就更没有任何道理了。审时度势、永久性解决这个问题，从而使两国经贸再上新台阶，才是明智的抉择。
以战略眼光看待和处理中美经贸关系，要有历史感，理智地看待双方不同的国情，以相互尊重、相互谅解、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原则处理双边经贸关系中的问题和纠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平稳有序地开放市场，并要求在义务与权利平衡的基础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和与世界经济的顺利接轨，有利于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和巩固，也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美国作为世贸组织重要的缔约方，理应采取实事求是和合情合理的态度，推动双边谈判取得进展，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发挥积极作用。至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这是两国经济结构、发展阶段、产品结构、贸易方式、统计方法和国际分工等因素的综合反映，要正视造成这种状况的复杂原因及其历史必然性。更何况，中方已为扩大从美国进口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美方撤消对华制裁，大幅度放宽高新技术对华出口限制，对华贸易逆差自然会大幅度下降。这个问题只能靠中美双方共同努力逐步加以解决。
以战略眼光看待和处理中美经贸关系，要有市场观，要采取相应的实际步骤，消除不利于发展两国经贸关系的各种人为障碍。现在的情况是，中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很大，市场巨大举世公认。美国企业界参与中国经济建设投资的积极性很高，但在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下，往往与重大商业机会失之交臂。
当前，中美扩大经贸合作面临新的机遇。两国政府和工商界对加强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性都有进一步的认识；中美在经济上已成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之势；过去双方卓有成效的经贸合作提供了许多经验；特别是中美两国政治关系自去年以来有了明显改善，为发展两国的经贸关系开辟了良好的前景。人们有理由期待，通过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北京会晤，将为两国的经贸合作开拓更广阔的天地。
发展中美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合作
中国是个亚洲国家，美国也一直坚持自己是个“太平洋国家”。应当说，在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问题上，中美两国有着广泛的、重大的共同利益。
首先，两国都希望看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尽管两国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内容的理解、出发点和目标不尽相同，但一致的是中美两国都不希望在亚太地区看到战争，不希望地区出现动荡和危机。
其次，两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实现区域无核化这一重要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领域有着共同利益。在缓和朝鲜半岛和柬埔寨紧张局势等具体的地区安全问题上双方有许多共同点。
另外，亚太地区开展地区对话与合作有利于各国之间增信释疑，改善关系。这既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又符合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
近年来，中美两国为了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的发展，在安全领域开展了许多必要的和有益的合作，并取得了富有成效的进展。比如，中美两国积极参与了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同朝鲜、韩国一起启动了“四方会谈”；中美两国同东盟各国一道参加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和会”，推动和平协定的实施，为促进柬问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对于最近印度和巴基斯坦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在数日内多次进行核试验的行为，中美两国政府均表示了坚定的立场，并积极发起关于南亚核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外长会议，协调国际社会对印巴核试验的立场。
事实说明，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中美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开展对话合作，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当然，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的对话与合作，也应正视矛盾，努力缩小分歧，以利继续扩大两国利益的汇合点和深化两国的合作领域，尤其是应当在亚太地区安全的性质、目标和一些基本原则上达成更多的共识：
第一，在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应当是区域内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而不是少数国家的安全。在安全问题上，各国都有同等的需求和同等权利，必须对各国正当的主权和安全利益给予基本的尊重。把一两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建筑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基础上的观念和做法是不可取的，是违背时代潮流的“冷战思维”。
第二，亚太各国应当通过对话与合作来实现本国和整个地区的安全，而不靠一两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或军事同盟关系“保证”地区安全。从根本上说，亚太地区的安全靠的是地区内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靠的是各国间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的改善和加强，靠的是各国为了整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多边对话与合作，而不是靠一两个国家或双边军事同盟的“保护”。那种把自己或两国的军事同盟作为整个地区安全“保护神”的意识和做法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军事同盟”之类在亚太地区存在已经有四五十年的历史，它们的存在过去没有使亚太地区幸免于战乱，今后也不可能保证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第三，处理安全问题必须尊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两国关系中双方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一国领土完整和安全是国家主权的基本内容，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所赋予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亚太地区安全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增进地区内各国的安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个地区的安全。各种安全安排，不管是地区合作还是双边同盟，都无权损害主权国家的安全，都无权干涉别的主权国家的内政，更无权将其安全合作的范围“扩大”到别国的一部分。
第四，安全是相互的，地区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必须是互利的。那种只寻求单方面的安全战略目标，而不顾他方正当安全利益的合作是不能持久的，中美两国的安全合作也不例外。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牵动着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也是美国在同中国安全合作中不能回避的原则问题。
我们的世界已经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亚太地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面貌。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有责任同亚洲各国人民一起努力，扩大合作，减少分歧，将一个和平、繁荣、安全、稳定的亚洲带入21世纪。
繁荣的中国――全世界的期待
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课题之一，是实行稳定两国经济关系的新战略。而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削减在全面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方面尚存的贸易壁垒，并在将中国纳入国际经济主流框架问题上施加影响。
经济问题在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究竟是什么位置，是理解两国关系发展走向的一条重要线索。围绕克林顿政府在对华问题上出现的一系列疑团，触及到问题的本质，美国到底是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克林顿总统在就任之初，曾经对中国的人权政策采取严厉的态度。但是从1994年开始，美国采取了“对华接触政策”。这项政策的目的，是要在经济与安全方面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而在人权问题及其他问题上不采取对抗态度，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来，美国那些批评中国人权政策的议员，每年都提出停止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但是，每次都没有获得所需票票数的支持。从最近几年的投票情况来看，可以看出国会中那些支持限制给中国以优惠待遇的种种尝试的势力，正在逐步缩小。最明显的原因是，取消最惠国待遇将会打击美中两国的经济。据调查，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平均关税就会提高到44%，这不仅会对中国和香港的经济产生不良影响，而且也会使美国进口中国商品时的费用提高30%以上。
总而言之，可以预料，这对美国的进口无疑是一个残酷打击。另外，取消最惠国待遇还会导致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对美国产品增征关税。这可能使从事向中国出口的美国商人蒙受更大的损失。
美国在对华关系中，贸易扩大与对华投资的扩大，使实用主义政治随之抬头。这表明多数美国国民的生活与中国经济息息相关。进入90年代以后，两国的双边贸易和美国对华投资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双边贸易由1989年的178亿美元增加到了1997年的753亿美元，而美国的对华直接投资的累计额（按合同计算），从1989年的39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401亿美元，大约增加了9倍。从贸易额来看，中国现在是美国的第六大贸易对象国；从进口来说，中国占第4位；从出口来说，中国占第13位。与此同时，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在不断增大。据美方统计，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额，从1989年的62亿美元增加到了1997年的497亿美元。
这种经济关系的扩大很可能成为两国发生新摩擦的原因。贸易不均衡是很可能发展成为政治问题的，特别是在可能引发美国失业率上升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更大。事实上，克林顿政府的确受到来自美国商界和企业界的压力。
一个具体的呼吁就是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作为完全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的一个措施。许多人都认为，应该取消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的讨论，美国国会中正达成共识，认为这种一年一度的讨论是毫无意义的，并提出了给予中国以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法案。克林顿总统在上海之行中也郑重承诺说，他将尽其所能，鼓励美中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并说，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就在他动身来华之前，众院筹款委员会一致通过给予中国正常的贸易待遇――贸易最惠国待遇。他希望国会的其他机构也将尽快批准这一议案。如果不能继续延长最惠国待遇将中断两国的经济关系，美国就不能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获益。
支持延长中国贸易地位的立场得到了更有力的证据。其理由是，中国是惟一能够带领东亚摆脱该地区数十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国家。货币危机已经使韩国、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陷入灾难，它们的邻国也遭受了重大的连带破坏。
在亚洲危机期间，中国成了一支稳定力量，现在依然是该地区经济复苏的关键。即使不给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也并不能切断中国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而只能使美国孤立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外。如果美国中断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对中国产品设置壁垒，没有哪个亚洲国家会跟着走，因为它们在经济上太脆弱，不可能不受中国的影响。欧洲国家也会无视美国的行动而继续同中国签订合同。其结果将使美国公司在世界最大的市场上处于严重的竞争劣势。最终整个美国经济将会受到损失，而不仅仅是“大公司”受到损失。
中国现在成为东亚地区的领导者，具有重大的影响。如果，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疏远，双方都会在政治上收到不良的后果，因为孤立通常会导致极化。疏远也不能提供多少中国政治变革的动力。美国《商业日报》7月的一期，刊登了美国伊斯曼？柯达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乔治？费希尔的一篇题为《不要忽略中国》文章，作者指出，最惠国贸易地位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最惠”。它是美国对除了极少数国家以外的世界所有国家实行的关税待遇。美国为了履行贸易法中的一项现已过时的、方向错误的条款而继续在每年春天将它同中国的关系置于危险之中，这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都有可能造成非常重大的损害。
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并不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全部，当然更不是政治关系的全部。在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问题而进行的辩论，虽然有1989年的因素，但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更大的问题相关。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是给予所有加盟国以最惠国待遇，因此美国进行的将中国视为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讨论，必然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密切相关。这一问题也许更具有实质性，也是中美两国长期磨擦的焦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遵守世贸组织的主要规则和秩序，通过国际市场公平竞争。但是，遵守世贸组织的主要规则和秩序不能是一句空话，关键在于是否有制度上的保证，如产权制度、关税、信息的透明度、法制等等。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做了一系列的努力，但是仍然有人认为还仍然不能切实提供制度上的保证。最近，有些美国人士主张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样，在世界经济的框架之内，在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下，中美的经济关系将会对美国更为有利。可以在解决多边争端时能确立稳定的美中贸易。由于这一问题由来已久，克林顿的一次访问，是不可能解决美中之间的分歧，以及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达成共识，即使提出主要课题的要点和拟定加盟的日程表也是困难的。
实际上，克林顿政府所关注的，当然集中在实行稳定两国经济关系的新战略上，但这个新战略不如说是加强“对华接触”政策的一部分。正如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最近访问中国时所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增长的世界经济力量，美国政策应把这一事实考虑在内。仅就与美国的经济关系而言，1997年美中之间的双向贸易，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达到了750亿美元。美国的在华投资，根据中国外经贸部的统计，累积价值达到174亿美元。到2000年，估计双向贸易会超过1000亿大关，投资额会超过250亿美元。中国已经是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而且美国是仅次于台湾、香港的最大投资者。
在这些统计数字的背后，这一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经济关系，对美国存在着几个真实的挑战。
美国对中国存在可观的贸易逆差。其实，贸易逆差的数字会令人产生误解，在经济上并没有数字所表现出来那样大的意义。美国对华出口一向被低估了，因为美国对香港出口的至少60亿美元商品是直接转口到中国的。除此之外，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许多商品是在香港大大增值的。最重要的是，中国出口的许多商品中约有75%的组件是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但是，逆差在美国产生了严重的压力，就像在任何国家都会产生压力一样，逆差是政治上不能长期承受的。迎接这个挑战的最好方法是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国应该对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开放更广阔的市场，不只是对高科技，也包括柑橘和小麦等基本产品。要在中国市场上出现更强大的美国贸易和商业，确保一个更加平衡的中美贸易关系，意味着中国要进一步开放市场，不仅要开放市场，而且要把中国的市场纳入世界经济的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立场是：中国需要世贸组织，世贸组织也需要中国。美国宣称他们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支持中国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一席之地。
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商业进入中国市场是有障碍的。在对华经济关系中，美国寻求一个对美国产品和服务开放的市场，就像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和服务一样开放的市场，要求中国提供市场准入。
然而，竞争场地并没有铺平。美国认为，创造机会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工业、农业和服务出口，就要减少和消除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上所面临的障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会有利于消除这些障碍，对中国来说，也会有诸多好处，如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新的就业，全面改进商业环境。更重要的是，将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一个很真实的意义上说，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所承担的责任，将补充中国的经济改革计划和内部重组。开放将提高效率，改善资金使用，提高发展水平。特别是服务业，将有助于运作更趋合理，为将来的商业成功提供支持。
在中国的外国企业不只是贸易者和投资者，他们也是新的管理技巧和世界经济系统如何运作方面信息的传播者。实际上，近十几年来，国际市场标准的管理机制和市场机制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中国的经济系统和经营管理者的观念。
为了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促进相互理解是不可缺少的。中美这样丰富而复杂的贸易关系需要持续的、高层的和建设性的商谈。在最近的几年里，中国保护在华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体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包括软件、娱乐、制药专利保护及其他领域，中国在接受知识产权国际标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关闭盗版、特别是盗版激光唱盘和激光视盘地下生产线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