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破一生心

第11章 谢宣城之死

　　“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这是唐人李白的诗，诗中提到的谢玄晖，即谢，又称谢宣城，因为他在那里当过一阵子相当于行署专员的太守而得名。旧中国有这种或以其家乡，或以其为地方官而名之的惯称。

　　在中国文学史上，谢又称小谢，以区别于谢灵运的大谢。二谢俱为南北朝时山水诗人，大谢（385～433）在宋，小谢（464～499）在齐，俱为一代诗宗。很可惜，这两位，前者被宋文帝“弃市”于广州，后者被东昏侯“枭首”于建康，皆未获善终，中国诗人之不得好结果，在文学史上，他俩几乎可以拔得头筹。

　　有什么法子呢？或许只好归咎于命也运也的不幸了。

　　其实，我一直觉得，上帝，如果有的话，一定是他老人家有这种恶作剧的偏好。当一个有才华的文人，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总是要安排一百个嫉妒有才华的小人在其周围。他这样做，显然不是怕诗人或者作家，孤单寂寞，为其做伴，而要他们来挤兑，来修理，来收拾，来让诗人或作家一辈子不得安生的。

　　因此，文人的一切不幸，根源可能就在于这一与一百的比例上。

　　这非正常死亡的一对叔侄，均出身于南北朝顶尖贵族家庭之中。谢氏原为中朝衣冠，祖籍河南陈郡阳夏，南渡后，经晋、宋、齐、梁数朝的繁衍生息，以深厚的中原底蕴，悠久的华族背景，在秀山丽水的钟灵毓秀下，在景色风光的陶冶熏染中，成为才士迭出，秀俊相接，文章华韵，名士风流的大家族。刘禹锡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南北朝两大豪门终结的一阕挽歌，但六朝古都的昨日辉煌，仍会从这首绝句中勾起许多想象。

　　谢氏门庭中走出来的这两位诗人，谢灵运结束了玄言诗，开创了山水诗的先河，谢的诗风，更为后来盛唐诗歌的勃兴，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两谢死后，后继乏人，谢氏门庭也就结束了尾玄谈，雅道相继的文化传统。此后，石头城里，蒋山脚下，剩下的只有朱雀桥畔的绮丽往事，乌衣巷口的凄美回忆。

　　解放前夕，我还是个青年学生，在南京读书时，曾经专程去探访过乌衣巷。那条窄陋的旧巷，已经难觅当日的衮冕巍峨，圭璋特达的盛况，但是那不变的山色，长流的江水，古老的城墙，既非吴语，也非北音的蓝青官话，似乎还透出丝丝缕缕的古色古香。尤其当春意阑珊，微风细雨，时近黄昏，翩翩燕飞之际，那一刻的满目苍凉。萧条市面，沧桑尘世，思古幽情，最是令人惆怅伤感的。

　　谢年，恰逢中国诗歌的盛唐季节，一位来自西域碎叶，带有胡人血统的诗人，一位且狂又傲，绝对浪漫主义的诗人，以心仪之情，以追思之怀，站在谢徘徊过的三山之畔，望着那一江碧练，在晚霞余绮中静静流去的情景，诗意不禁涌上心头，便有了“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的《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这首诗。

　　李白在这首诗中，将谢的原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化入自己的作品，这是中国旧体诗常见的手法，既是一种认同，一种共鸣，也是时空转换中艺术生命力的延续、张扬和创新，非高手莫能为。谢为大手笔，李白也为大手笔，李白将相隔三个世纪前同行的诗句和名姓，慷慨地书写在自己的作品中，我认为是大师对大师心灵上的折服。

　　他很少敬服谁，独对谢，脑袋肯低下来。

　　读李白作品，我有种感受，他是把谢玄晖看做艺术上的守护神，一生谨守着谢写诗的原则，追求“圆美流转如弹丸”至善境界。而且还身体力行，始终追踪着谢的足迹，走他走过的路。天宝十三载（741），买舟西上，来到谢任太守的安徽宣城。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年，看过许多风景名胜，写过很多绝妙好诗。二十年后，李白六十岁了，远放夜郎，遇赦回归，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已是意兴阑珊之人，上元二年（761），仍旧不辞辛劳，又一次来到宣城，向他精神上的师友，做最后的告别。

　　李白是狂傲的，对于谢，对于谢的诗，对于谢的一切一切，却永远抱有那一份强烈的势衷，和绝不掩饰的关爱，这是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在李白的作品中，触目皆是谢的名字：

　　“三山怀谢，水澹望长安。”

　　“诺谓楚人重，诗传谢情。”

　　“曾标横浮云，下抚谢肩。”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谢亭离别处，风景每生愁。”

　　“青山日将暝，寂寞谢公宅。”

　　“高人屡解陈蕃榻，过客难登谢楼。”

　　“我吟谢诗上语，逆风飒飒吹飞雨。”

　　“宅近青山同谢，门垂碧柳似陶潜。”

　　“蓬菜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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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对谢的这段不渝之情，实在让我们感动。

　　于是，我就不禁质疑曹丕的“文人相轻”说。中国文人，是不是如鲁迅先生一论，二论，直到七论“文人相轻”那样，已是无法治愈的痼疾？

　　其实，或许不应该完全如此。

　　譬如我们在杜甫《春日忆李白》读到：“白也诗无敌，飘然不思群”，不感觉到那是一片真心的赞许吗？同样，在李白诗《戏赠杜甫》读到：“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不体会到那是多么深厚关注的友情吗？

　　也许今人失去了古人的宽容，敦厚，大度，包涵，如今在文学界同行中，几乎很少能感受到类似的温馨。难道，一定效法狼群的生存法则，才是文坛的相处之道吗？后来，我渐渐地悟到，真正的文学大师，是一个绝对充实的文学个体，唯其充实，就自然稳固，唯其稳固，所以坦然。我们当今这些文人，之所以小肚鸡肠，针尖麦芒，互不相让，势不两立，很大程度在于浅薄，在于虚弱，在于浮躁，在于空乏，在于不知天高地厚，在于实实在在没有什么斤两上。唯其没有分量，就轻；唯其轻，也就觉得别人比他还轻。老百姓爱说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确实是当下这类文人的真实写照。

　　回过头来看这些年，那些喋喋不休的口舌，那些鸡毛蒜皮的分歧，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陈年旧账，那些狗咬狗一嘴毛的无名官司……说到底，所谓文人相轻，究竟有多少文学之争，那真是天晓得的。

　　李白对于谢，既有梁武帝萧衍“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的艺术上的认同，也有感悟上的相通，身世上的类似，抱负上的一致，人生命运上的惺惺相惜。尤其爱恶作剧的上帝，在他们周围，安排下的王八蛋之多，不是一比一百，而是一比一百五十，所遭遇到的不幸和倒霉，也是如出一辙，所以，这位大师，对于谢才有始终如一的崇敬。

　　清人王士论李白，有句名言，说他“一生低首谢宣城”，是一点也不错的。

　　根据李白的人生哲学，“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大才，应毫不客气地大狂。不大狂，对不起大才，不大狂，也出不来大才，不大狂，你可能一下子就被嫉妒你的那一百五十枚王八蛋掐死在摇篮里。在他看来，才和狂，如火药之与引信，狂因才，敢离经叛道，破旧立新，才因狂，能神驰八极，灵感升腾，只有这样，才能爆发出惊天地泣鬼神之诗歌，之文章。

　　谢灵运很狂，这一点，与李白相似，但谢却并不狂，这一点，与李白不同。谢灵运在刘裕篡晋，改朝换代以后，余荫尚存，袭祖职为康乐公，有本钱狂，有资格狂。谢的母亲，为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就冲这点家族背景，也不是无可狂，狂不了，如果想狂的话，足可以狂过谢康乐。李白最为谢扼腕痛惜者，就是他不能狂，更不敢狂。

　　我想，具有胡人豪放性格的李白，如果能与这位贵族公子促膝谈心，肯定会鼓动他，前辈，你是用不着如此谨小慎微讨生活的。但谢也有理由，不足百年，谢氏家族中太多的刀下之鬼，那一颗颗砍落下来的头颅，那一腔腔喷射出来的血腥，他能不胆小畏事吗？他能不谨慎行为吗？这可能是作为诗人的李白，特别同情谢的一点。做人做得如此之累，那么作诗，能不自设藩篱，自立屏障，自行规范，自我作践，将灵动鲜活的诗形象，约束成罐头里的沙丁鱼吗？

　　若谢索性狂放如其叔，其成就要超过其叔更多，他应该有更多的好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李白这样看，斗胆的我，也是这样想的。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当会计，绝对是好材料，当作家，绝对不会有出息。建国以来，有许多本应当会计的同志派去当作家，而可以当作家的人员却拿来当会计，阴差阳错，遂造成相当一段时期内的文学不景气。想到这里，不禁呜呼，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选贤与能，囊锥出刺，是一个多么久远而又多么难以实现的理想啊！

　　然而，天不假以年，大谢四十八岁，小谢三十五岁，就死于非命。

　　虽然戏码一样，剧情却稍有差别。谢灵运主动往枪口上碰，咎由自取，谢尽量躲着枪口，却怎么也摆脱不掉，算是在劫难逃。别说古人李白，对其寄予无限同情，即使今人，尤其曾经沧海，祸从天降过的知识分子，怕也不禁感叹系之的。

　　谢灵运与谢，贵族后裔，文坛大腕，刘宋诸王与齐萧诸王，皇室贵胄，斯文风流，两谢的殷勤巴结，求得进身之阶，王孙的附庸风雅，显出文治丰采，既是互相需要，也是互相利用，遂一拍即合，相见恨晚。

　　另外也应看到，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观念甚重，高门寒族，泾渭分明，早先卑微家世，后来做得大官，也进不了贵族圈子。魏晋九品中正制，等级森严，门户有别，都不能同坐在一张凳子上。所以，想方设法跟王谢豪门攀亲，以求改换门庭，成为一时风尚。以谢为例，父亲娶了宋文帝的长城公主，他娶了开国元勋王敬则的千金，儿子也差点成为梁武帝萧衍的女婿。北朝那边也不例外，那些放牛的，牧马的，一朝坐稳江山，都迫不及待地要跟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联姻，希望通过生殖器官的努力，获得贵族身份。

　　这也是大小谢得在踏进宫廷大门的资格证书。

　　庐陵王刘义真与“江左第一”的山水诗人，“情好款密”（《资治通鉴》），与贵族子弟“周旋异常，昵狎过甚”（《南史》），也有借谢灵运为之自炫的因素，和弥补家世出身低下的心理弱势。而谢灵运，是诗人，更是政客，而且还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把宝就押在这位才十五六岁的年轻人身上，成为他享乐、消费、优游、过尊贵生活的精神导师。庐陵王如鱼得水般的快乐，许下了愿，一旦登基，答应诗人必是他的宰相。

　　然而，上帝所安排的众多嫉妒之辈，哪能让诗人得逞，早就密奏执政当局，于是，一道敕令，谢灵运就灰头灰脸地离开都城，到永嘉上任，这是永初三年（422）夏天的事，六十年后，永明十一年（483）秋天，谢因与随王萧子隆关系莫逆，同样，为长史王秀之所嫉，打碴将他由荆州遣返京都，竟是一点也不走样地重蹈其叔覆辙。马克思说过，历史总是不厌其烦的重复，如果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应该是喜剧。但实际上，由于有才华的人，周围有太多的嫉妒之辈，都是些不咬人就牙痒的鸱枭，没事还找你的病呢，何况你被他一口逮住，结局便注定是不幸的。

　　谢比谢灵运更受王室抬爱，先是豫章王萧嶷的参军，后在随王萧子隆的东中郎府为吏，还与竟陵王萧子良谈诗论文，过往甚密，是号称“竟陵八友”的文学沙龙中的特约嘉宾。沈约评价他：“二百年内无此诗也”，可以想见他被这些王子们的倚重程度，甚至，萧子隆带着他一齐赴任，该是何等宠信。“子隆在荆州，好辞赋，尤被赏，不舍日夜”（《南史》），邀他为自己的秘书长，参与政府事务。那位长史王先生，上帝的爪牙，怎能容得下谢玄晖呢？

　　小人的舌头，永远是有才华的人头顶上悬着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进谗言，说坏话，造舆论，放空气，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的害人手段。谢那时太年轻，乖顺，懂事，识相，离开荆州，写了一首《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的告别诗，最后四句，“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信罗者，寥廓已高翔。”其中鹰隼、严霜、罗者，就是以小人舌头功能的形象化描写。

　　这说明小谢比大谢有头脑，从这首归途中写的感遇诗看，虽然他也世俗，也功名心重，但明白处境的险恶。谢灵运则不然，没有杀头之前，他尽管不得意，不开心，但想不到别人在算计他，所以，他从不收敛，继续保持着他的狂。甚至刘义真的宫廷政变中死于非命，也未使他警醒。谢灵运满肚子不快，到永嘉去当太守，上任后吊儿郎当，游山玩水，对谁也不买账。最后，被免职、被发配，在广州，被小人诬告兵变，诏下，弃市。

　　谢与之相反，能够逃脱罗者所结的小人之网，额手称庆。齐明帝建武二年（495），被派到宣城任太守，他高高兴兴地赴任去了。对一个山水诗人来讲，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么？这年他三十二岁，来到美不胜收的风光佳境，又是意气风发的锦绣年华。那得到解脱的形体，那摆脱羁绊的心灵，有如鸟飞森林，鱼游大海的自由舒展。这也是三百年后，一位唐代诗人能在宣城的碧山秀水之中，一待数年，也是求得与前代诗人的精神共鸣吧！

　　但是，小人如蛆，这是旧时中国文人永远的噩梦，无论你走到哪里，危机总是像阴影笼罩着你。而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待价而沽的求售心态，鱼跃龙门的腾达理想，不甘寂寞的躁动情绪，不肯安生的难耐冷落，诗人有一点不安于位了。

　　谢从宣城太守转往徐州任行事，离政治漩涡较远，安全系数也就较高，内心应当是窃喜的。但是，他也不能不看出来，离权力中心较远，获益效率自然也就较低，因此，他多少感到失落。中国文人，最后从命运途程的悬崖摔下去，都是从这最初的一点点不平衡开始的。

　　永泰元年（498），南齐政坛发生了一些变化，尾大不掉的王敬则，开国元勋，谢的泰山大人，使得最高统治者不放心了。尤其，“明帝疾，屡经危殆，以张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置兵佐，密防王敬则，内外传言当有异处分。敬则闻之，窃曰：‘东今有谁？只是欲平我耳！’诸子怖惧，第五子幼隆遣正员将军徐岳以情告徐州行事谢为计，若同者，当往报敬则。”（《南齐书》）

　　谢在密室中会见了小舅子派来的特使，心惊肉跳，差点休克过去。诗人的脑子转得快，马上盘算，第一，他个人写诗可以，并不具备造反的胆量，不可为。第二，老头子造反，纯系意气用事，不可信。第三，保持沉默，没有态度，既得罪老头子和小舅子，也瞒不过当局，是不可以的。

　　于是，一跺脚，将岳父推上断头台。应该说，谢这样做，有其一贯胆小怯懦，畏罪惧祸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诗人存有相当程度的投机侥幸，冀获重赏的心理。当时从荆州脱身出来，他手里没有什么本钱，现在，押着五花大绑的徐岳，亲赴南京大义灭亲，将王敬则贡献出来，那可是一大笔政治资本。

　　文人，染指权力的欲望，不亚于别行别业。我就亲眼目睹，一些同行们为失去的位置而失魂落魄，有如宝玉丢玉；为获得的职务的欣喜若狂，有如范进中举。求权之热烈，甚于作文之认真者，大有人在。虽然一个个嘴上挂着清高，脸上挂着不屑，但是进了名利场，君不见排排坐，吃果果，那开胃通气，消食化痰的快活，权力的诱惑，大概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

　　所以，谢的诗写得棒，人却不怎么样，这种出卖岳父的行径，十分卑鄙，不但为当时人所不齿，后来人也觉得他为文和为人，背道而驰到如此程度，不可理解。据《南史》载：“初，告王敬则反，敬则女为妻，常怀刀欲报，不敢相见。及当拜吏郎，谦挹尤甚。尚书郎范缜嘲之曰：‘卿人才无惭小选，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有愧色。”

　　我认为，李白能够理解谢，他在政治上也因颠三倒四而失败得很惨过的。

　　《资治通鉴》载：“上赏谢之功，迁尚书吏部郎，上表三让，上不许。”揭发岳父，卖父求荣，捞一个官做，人皆以为耻，诗人的良心也使他不得安生。所以，以怯懦而搪塞罪责的他，也终于承认：“我虽不杀王公，王公因我而死。”（《南史》）

　　毛泽东曾经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成语，来形容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谢肯定算过细账，将这位狗屠出身的岳丈出卖，没准荣华富贵也就随之而来。所以，他老婆要杀他，不仅仅为报父仇，而是觉得这种人不值得活在世界上吧？一天到晚躲着老婆的他，哀叹不已：“天道其不可昧乎？”他知道快走到他人生的尽头了。

　　结果，没等王敬则女儿动手，永元元年（499），谢又一次卷进宫廷政变之中，故伎重演，又因为“告密”，到底把自己的脑袋，乖乖地送到刽子手的刀下。所以说，上帝不但能在有才华的人周围，还能在这个人的灵魂深处，安排下你的敌人，掘好坟墓，等着你往里跳。

　　《资治通鉴》对此事的始末由来，交待得比较明晰：“东昏帝失德浸彰，江议废帝，立江夏王萧宝玄，刘暄尝为宝玄行事，忌宝玄，不同议，更欲立建安王萧宝寅，密谋于始安王萧遥光，遥光自以年长，欲自取，以微旨动。弟祀亦以少主难保，劝立遥光。”

　　“祀密谓吏部郎谢曰：‘江夏年少，脱不堪负荷，岂可复行废立。始安年长，入篡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贵，政是求安国安耳。’遥光又遣所亲丹阳丞南阳刘密致意于，欲引以为党，不答。顷之。遥光以兼知卫尉事，惧，即以谋告太子右卫军左兴盛，兴盛不敢发。又说刘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则刘、刘晏居卿今地，但以卿为反覆人耳。’暄阳惊，驰告遥光及，常轻，固清除之。遥光乃收付廷尉，遂死狱中。”

　　胡三省评注《资治通鉴》，至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谢以告王敬则超擢而死遥光之手，行险以侥幸，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一个为自己着想得太多的人，一个以为别人都是傻子而只有他聪明绝顶的人，那上帝可就省事了，用不着别人打倒，自己就能把自己搞死的。

　　谢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但像谢这样有才华的文人，遭遇到一比一百或一比一百五十的“特别关注”者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所以，以史为鉴，经常提醒自己，实有必要。

　　自爱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