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每一处都是人生巅峰

9

　　“烟王”崛起

　　每一处都是人生巅峰·褚时健

　　由于给员工修建宿舍楼花去了一百多万元，所以烟厂的老家底儿基本上都被用没了。所以，褚时健迫切需要想办法让烟厂寻找到一个继续发展的“增长点”。

　　为此，褚时健几乎走遍了工厂里的每一个角落，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些机器上，他知道卷烟的质量高低，和设备的好坏有着密切的联系。玉溪卷烟厂的这些设备实在太老了，早就应当退役了，就算是最新的机器也是国产的，其性能仍旧停留在机械性操作的水平上——和世界上普遍采用的自动化和电气化设备根本没有可比性。

　　卷烟本身就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在中国起步比较晚。19世纪90年代，美制邦萨克卷烟机第一次进入中国，开启了中国烟草工业化新里程碑。到了20世纪初期，国外的卷烟生产设备渐渐批量地进入中国，推动了中国卷烟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1917年，英美烟草公司在上海浦东二厂创办了机械维修部门，对其下属的卷烟厂的机械设备进行维修，同时也生产一些维修需要的零部件。进入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的上海、昆明和广州等地的一些铁厂中，开始对国外的卷烟设备进行仿制，也造出了一批卷烟机、切丝机和烘丝机等。不过，旧中国的机器制造业实在很落后，加上战乱不断等客观因素，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被赶出中国，所以英美烟草公司于1952年将他们的颐中烟草转给了国营的上海烟草公司，于是上海烟草公司将旗下的浦东二厂机械维修部改为了上海烟草机械厂，由此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专门生产烟草机械的制造厂。

　　就这样，中国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烟草机械，并慢慢具备了从卷烟机单机、包装机单机再到制丝线上的单机产品生产能力。不过，由于条件所限，国产的烟草设备耗能较高却效率低下，而且工人的工作环境也十分恶劣。

　　在中国进入计划经济时代之后，轻工业部门下发了命令，让国内的烟机企业学习国外技术来制造新产品，或者是通过对原有产品进行改造催生出新产品。在这条新思路的指导下，中国的烟草机械制造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一般的卷烟设备都能够自己生产，其中卷接包装工段和制丝车间跟国际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了。

　　1962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台条包装机正式面世，不过因为机器的体积过于庞大，加上操作难度很高，生产效率却很低等缺点，导致这个机器未能得到普及和推广。后来经过了改良之后，1966年又推出了体积更小、效率更高、操作也比较方便的简易条包机，被命名为YB61条包机。这台机器采用了10包直式包装形式，每分钟能生产10—25条。不过，这个机型由于结构比较复杂，精度要求很高，所以还是没有被批量推广，而是继续进行改良。到了1966年，上海烟草工业机械厂在学习了杭州卷烟厂的经验后，成功研制出了联合式的简易小包机，并将其命名为YB12型卷烟包装机。别看这个机器结构简单，但是操作起来非常容易，只是生产能力还是不高，大概是每分钟生产120包左右。

　　1971年，上海烟草工业制造厂又研制出了4—5型直包包装机——YB13型卷烟包装机，它的生产能力达到了每分钟160包，不过稳定性却比较差。到了1975年，上海烟草工业机械厂又生产出了4—5A卷烟包装机，最后定名为YB13A型卷烟包装机。1978年，再次推出了YB13直包包装机和YB51透明纸小包机以及YB62软条包装机的机组连接。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上海烟草工业机械厂又推出了YB13C型直包包装机。

　　新中国的烟草设备就是在这样反反复复的研发、改良、定型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虽然在技术上还不能和进口的设备相比，但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

　　褚时健经过一番学习和考察之后，坚定了更换玉溪烟厂陈旧设备的念头，这种粗陋的生产工具绝不会帮助他提高厂里的经济效益，只能拖后腿。但是，想要更换新设备，厂里又没有钱，这该如何是好呢？

　　正当褚时健为资金短缺的问题发愁的时候，一个意外飞来的消息让他精神起来。当时，云南省轻工业厅发来消息：国家建议昆明卷烟厂和玉溪卷烟厂分别引进一台MK9—5烟支卷接机，国家将为他们提供贷款。

　　褚时健听说这款机器，已具备了国际技术水平，比国内的卷烟设备要好很多，设计能力能够达到每分钟5000支，差不多相当于好几台普通的卷烟机。更重要的是，这种设备非常节省原材料，每箱烟只消耗烟丝45公斤，可以节省10公斤。另外，这个机器还具备了其他几项先进功能：同位素射线测量重量以及自动检验烟支质量。

　　不过，好货不便宜，MK9—5烟支卷接机价格是261万元人民币！差不多可以再盖六七栋宿舍楼了！让褚时健有些尴尬的是，当时的玉溪卷烟厂全部的投资加在一块，还不足这个数字！

　　虽然国家承诺提供贷款，但终究是要偿还的，而且是一笔天文数字！褚时健没办法一个人拿定这个主意，就马上召开了全厂干部大会，向大家谈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厂里的人不是工作不积极，也不是懒惰，但为啥我们的效益一直上不去呢？这跟设备有很大的关系。这一次，省里面也只有两台机器的名额，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机会，那就有可能我们一辈子都要像现在这样窝囊地活下去了。”

　　虽然职工们都知道261万元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也知道这将意味着玉溪卷烟厂会承受巨大的负债压力，但是他们相信褚时健的决定，更对褚时健的分析表示赞同：是啊，再不能这么窝囊地活下去了，得加把劲干起来！所以，在褚时健的力主之下，全厂一次性通过决议：购买MK9—5烟支卷接机！

　　这是玉溪卷烟厂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天，也是云南烟草业崛起的关键一页。

　　褚时健给大家谋划的前景并非是虚幻的，很快大家就看到了它的正确性：在新机器引进到厂里之后，卷烟产量立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卷烟产量成倍地增长，而且质量和过去相比，提升的不止是一个档次，这意味着玉溪烟厂生产出来的香烟，在市场上具备了足够强大的竞争力。

　　玉溪烟厂沸腾了，他们终于亲眼看着企业向前迈了一大步。不过对于褚时健来说，这一切都是在意料之中：买了新设备，产量增加是必然的。可产量和工艺提高了，玉溪烟厂就能马上晋升为中国的一流烟厂吗？

　　当然不能，所以褚时健的脑子里还在琢磨着更重要的事。当时间的车轮行走到1983年这个刻度上时，他所琢磨的一个问题解决了，而玉溪卷烟厂另一个关键性的“升级”也即将来临。

　　开发烟叶实验田

　　1983年，也许对很多人而言，并没有太过特殊的纪念意义，但是对烟草行业的从业者来说，这一年注定要写进中国烟草发展史中的关键一页。

　　1983年9月，中国烟草总公司刚刚成立一年，国务院颁布了《烟草专卖条例》，宣布对全国范围的烟草行业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体系，由此形成了中国烟草发展史中首次完整且全面的烟草专卖制度和管理体制。

　　其实，烟草专卖并非是中国特色，早在烟草传入欧洲之后的一百年，很多国家就对烟草的生产和销售进行了严格的监控，并加上了重税。即使是在今天，这种制度在很多国家依然存在。

　　那么，为什么看似普通的烟草要实行专卖制度呢？为什么不能和白糖一样自由买卖呢？这恐怕要归结到烟草的特殊属性。众所周知，烟草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却在社会大众中有着广泛的需求，尽管它对人的健康有破坏作用，可是人们仍然青睐于它。而且，烟草是一种十分单一的产品，一次性就可以消费完，却有着难以估量的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烟草拥有着一条很长的产业链，起点可以追溯到农业，而终点则可以落到外贸出口。

　　不过在中国，烟草业的确具有着中国特色，那就是拥有着最大的烟草公司和最落后的办公设备。而且，整个烟草业经常出现偷税漏税的情况，从1971到1978年，国家因为减少的卷烟利润就达到了6亿多元人民币！无论从产业链条上，还是从生产效率上，或者从日常管理上，烟草业都存在着诸多问题。

　　当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年代之后，农业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业也扩大了企业自主权，而烟草行业的重要改革步骤就是建立专卖制度。当时，国家出台这一套法令，也是学习了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案例，在确定其具有可行性的基础上才正式颁布的，并制订了“统一管理、垂直领导、发展生产力”的总方针。

　　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复苏，中国烟草业也从旧有的落后和乱套的状态中走出来，朝着一条光明大道前进。在1983年，烟厂从之前的轻工部下放到各个省份进行管理，企业融资体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原来的财政拨款变成了贷款，同时享有还贷之后可以退税的权利。不过，为了避免给国家资产造成一定的损失，当时的政策还有一条规定：如果不能偿还贷款，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就要负法律责任。

　　这个补充条款一出来，很多企业的负责人就变得小心翼翼了，他们担心因为一时的头脑发热给自己惹来大麻烦。不过，也有人对这个条款丝毫不介意，他就是褚时健。

　　1984年，褚时健来到了云南省人民政府附近，拦住了当时的副省长朱奎，还没等人家反应过来，他就先作了自我介绍：我是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说完之后，他马上向朱奎讲了自己想要贷款购买外国先进设备的事儿。

　　朱奎分管设备技术引进，所以对这方面的情况非常了解，在他听了褚时健的慷慨陈词之后，立即表示同意贷款给褚时健2300万美元——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

　　或许，除了褚时健之外，再没有人有这样的胆量了。这么一大笔钱，如果真的经营失败无力偿还的话，那下半辈子笃定要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是在褚时健看来，他敢借这么多钱，就相信这笔钱一定能如期归还。当然，褚时健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曾经向弟弟褚时佐交代过，如果自己不能偿还贷款而进了监狱，一定要帮助他照顾好儿子女儿。

　　这就是褚时健的魄力，一种干大事业的人才能具备的勇气，在他的人生字典中，畏首畏尾的确能活得很安全，但永远也成不了大气候。彪悍的人生，只有放手一搏，才能写成让别人仰视的“人”字。

　　2年的时间过去了，玉溪卷烟厂先后引入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10台卷烟机、12台包装机、2台滤嘴成型机、2台运输机拼接而成的德国意大利名牌生产线，让玉溪卷烟厂一跃成为了世界级别的先进烟草生产单位。而这个序幕拉开之后，褚时健便一发不可收拾，他前前后后又引进了80多台先进设备，组建成了两条具有40万箱生产能力的高档卷烟生产线。为了让厂子少花一点外汇，他尽量在多个国家分别引进零部件进行配套安装。

　　玉溪烟厂一下子从“土包子”变成了“高大上”，其配备的机器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就算拿到国外也是响当当的“硬货”。后来，一位业内人士参观了玉溪卷烟厂，最后说了一句话：以后再想引进设备不用去国外考察了，直接到玉溪卷烟厂看看就行了。

　　没错，褚时健已经将玉溪卷烟厂从上到下全副武装了起来。他甚至揽下了云南全部的外汇——2300万美元，先后从英国、美国购进了新设备。虽然褚时健花钱毫不犹豫，但是玉溪卷烟厂创汇能力也不俗，从1985年到1988年，先后创汇1亿多美元，相当于他花掉外汇的15倍。直到那一刻，褚时健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他不会因为还不上贷款而坐牢了。

　　褚时健为什么大手笔地引入进口设备呢？在他看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引进了进口设备，能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通过操作先进机型让他们的理念和国际接轨，为此褚时健专门开办了技术培训班；另一个原因是，先进的设备能够促进厂里对机器部件研究水平的提升，比如卷烟机的烟舌头是极易磨损的零件，后来经过褚时健和科研部门的共同研究，制造出了可以代替进口部件的新品，还节省了资金。

　　有了先进的设备，玉溪卷烟厂在国内烟草生产单位中成了地道的“土豪”，然而褚时健并不满足，他将目光从设备又移到了烟草的原材料——烟叶。

　　褚时健认为，无论有多先进的设备和多高明的技术，都只是外部条件而已，要想提高卷烟的档次，最核心的还是烟草的质量。于是，褚时健在1984年请来了美国农业部的烟草专家、华人博士左天觉帮助玉溪烟厂指导烟草种植。

　　左天觉是湖北人，著名的农学家和植物生理学家，主攻的方向就是烟草，他在1941年获得了南京金陵大学的学士学位，又在1944年获得了硕士学位，毕业后在中国农业烟产改进处和中国社会部社会服务局实验农场等单位工作。1947年他去了美国留学，1950年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进入了美国通用雪茄公司和美国农业研究局等单位，是一个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烟草专家。

　　褚时健将左天觉请到了玉溪的通海县——褚时健第一个开发的烟叶实验田。当时，通海县是褚时健密切合作的经济伙伴之一，也是国内连续10年获得烟草生产冠军的产地。可就是这么一块名牌产地，左天觉看了一眼就发现了问题：化肥使用不当，仅仅相当于美国的40%，所以烟叶营养不良，同时烟苗种植时间太晚导致其发育不足，生长期缩短。另外，左天觉还指出，烟农采摘烟草的时间太早，没有成熟就送进车间了。

　　其实，左天觉指出的问题并非是通海县独有的，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烟草种植的现状，由于烟农在种植烤烟的时候，出于利益的考虑，所以在乎的是烟叶的产量而不是质量，这就导致了他们在选种、栽培、施肥乃至烧烤等流程中十分随意。当然，造成这种现状的根本原因不在烟农本身，而是烟厂作为一个经济实体，要和很多部门打交道，比如供销社、烟草公司等等，但这些却和烟农无法对接，所以烟厂很难和烟农之间形成稳定的关系往来，总也达不到最理想的状态。

　　基于这种现状，褚时健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提升中国烟叶的质量，而实现这个大目标之前要先实现两个小目标：一个是争取到更多的资金对烟田进行改造并购买有营养的化肥；另一个是增加种植和栽培的技术含量。经过一番考量之后，褚时健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不仅要让玉溪卷烟厂颠覆传统的管理生产模式，还要让中国的烟草业看一看，在新的体制下，他褚时健能爆发出何等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