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第十三章 莎菲也会老的

　　李美皆

　　丁玲的晚年风光在许多人眼里并不美丽。综观丁玲晚年，延安时期与男权制文化的冲突早已淡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与政治文化语境的冲突业已随她的“政治化”而化解，但她自身固有的情绪化、尖刻等因素与老年固有的弱点相结合，为她的晚年形象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尽管我有文章充分解析了历史问题和宗派对立如何影响了“晚年丁玲”，但仍必须承认，丁玲自身的原因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她应该为自己的晚年形象负责。如果说，历史问题的受挫和宗派对立是生成丁玲晚年形象的客观原因，性情与老年的弱点，就是生成丁玲晚年形象的主观原因。

　　1979年1月11日，丁玲在北京友谊医院体检时的日记中写道：“萧（应指萧三）诗人住二楼。昨晚亦来，已经属老人。耳聋甚，步履须人扶持，对事态感觉迟缓。希望我能慢点到他的境况，是一毫无有所作为的人了。”可见，丁玲是多么不服老。尤其在当时，平反未成身先老，她不甘。

　　1979年，丁玲刚回北京时，在友谊宾馆吃饭见到沈从文夫妇，“丁玲感觉他们已经是‘龙钟老态’了”。当她这样去感觉别人时，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衰老。

　　可是，丁玲毕竟老了。尚侠写道：

　　途中，你的情绪却突然低落了下来，一改以往相见时的平易亲切、谈笑风生。问你什么时，回答得也很有些勉强、甚至还为了一件小事，批评了增如同志几句。当时，外面天气阴晦，凄凄雨丝抽打着车窗，我望着你凝重的面容，第一次从你身上感觉到了自然法则的严酷与冷峻。……你会在遽然之间，为了别人的劝慰吃药而如此烦躁不安起来，是我始料不及的。这举止已经不仅属于病态中的老人，而且是一种老人的病态了。看起来，即便是你，于此也是未能幸免的。

　　这是尚侠的直接观察，对一个老人的情绪化感受颇深。只要不是患上抑郁症，老年人的首要特点就是话多，爱唠叨，丁玲也不例外。她在四次文代会发言中说：

　　我回到北京以后（注：指1979年从山西回到北京，即“复出”），有些老熟人，不是文学界的，是搞政治的，好多年没来往了，看到我，给我一个忠告。他说，你这次回来，第一不要写文章；开文代会，不是老早就要开的么？你开幕的时候去一趟，以后就不要去了；也不要讲话，也不要会朋友，最不要见的就是记者。你要不听我的话呀，你还要倒霉。你现在呀，落后，你不懂这个社会，现在比你倒霉时的那个社会复杂多了，你应付不了。你还是老老实实，请求党，把你的历史作个结论，给你两间房子，和陈明住下来，养老，算了。这是老朋友的忠告。……还有人跟我说，看破红尘吧，看破红尘吧，关起门来自己修行吧！

　　但她表示：她不能这么做，“看破红尘的人，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

　　她在延安演讲中也说：“1979年，我又出来了。有朋友劝我不要写了，不要活动了，和陈明找个房子住下来安度晚年，躲开是非。但我不能按朋友希望去做。一开会，我就得发言。人家客气，说你讲几分钟吧？我就来了，几分钟从来不够用！”

　　倚老卖老是典型的老年心态，丁玲似乎已经陷入了一种“说”的惯性，不管儿孙们听不听得进去，反正就是要唠叨。演讲太多，又往往是不能随便说话的场合，就重复一套话语，自然成了陈词滥调，为自己赢得了“马列老太太”的称号。演讲太多，又不令人信服，结果就是不仅没有赢得威望和爱戴，反而失去了人们对她早年的好感。固执地把老生常谈芹献于人，却自以为不是老生常谈，而是为别人好，这是老年人的放纵和不自知。

　　说得太多，丁玲把自己“说”成了一个话题人物，而且是一个非文学的话题。林贤治指出，现在对于丁玲，“人们更多地评说的是她的行状，而不是她的文学事业本身”。这“行状”，就是传言，就是似是而非的印象观点。丁玲并不是一个思想家型的人，演讲太多，思想库存又不足，势必导致根本不能为自己的发言负责。对丁玲的发言首先是要去伪存真。丁玲晚年的所谓“文艺观”，许多并非由衷之言，而是受情绪、情势和利益驱使的功利性话语，甚至根本不能叫“文艺观”，所以，大多不值得认真对待，能否作为“文艺观”来研究都是个问题。

　　丁玲1981年10月回家乡湖南临澧，离开的那天，应临澧县委的邀请对县直机关干部发表了讲话。中午的告别宴会上，她和陈明双双走下席来与家乡的亲人频频碰杯，她说：“感谢同志们把我的故乡建设得这样好。我是人民的儿女，我将来还要回来……”午宴过后，她顾不上休息，用自己浓厚的乡音给家乡人民录下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广播讲话。她深情地对家乡人民说：当我满怀兴奋、喜悦，欢呼这些崭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我感激领导中国人民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缅怀为夺取革命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我也敬重那更多年轻的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上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呕心沥血的同志们。……在即将离开你们的时刻，我希望你们，祝福你们，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努力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把澧水两岸，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兴旺、繁荣，让她成为芙蓉王国里一朵更加美丽鲜艳的花朵。

　　另一处记录丁玲的话是：“感谢同志们把我的故乡建设得这样好，我是人民的儿子，我将来还要回来……”不知是不是笔误。

　　小平同志说：我是人民的儿子。小平同志是政治家，这样说是有意义的。丁玲作为一个作家，有必要用这样的口径吗？她似乎过分进入政治角色，导致作为作家的自我的迷失：这些花儿一样美丽的语言，与她作为作家的妙笔生花，效果毕竟不同。当然，家乡政府的盛意，可能也是冲着丁玲的副部级去的。如果她仅仅是一个名作家而没有副部级，也许就不是这样的规格。

　　“说”这个动作本身，对于丁玲来说似乎就意味着一种话语权，显示着她的存在，给她一种满足感。她的“说”里面，包含着与周扬争夺话语权的意思。正如陈登科劝她“少管事”时，她说的：“那谁管呢，那叫坏人来管吗？”她把自己苦口婆心的“说”解释为责任感、使命感、无私精神，而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个老年人的不甘寂寞、不愿退出话语中心而已。

　　有人用斯德哥尔摩情结来阐释丁玲晚年，有不确切之处，斯德哥尔摩情结是因为恐惧而臣服并热爱，丁玲却是因为历史问题的现实需要。但是，丁玲的种种发言，确实反映着她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所带来的焦虑。她用不停的言说，来克服这种焦虑；只有说着，才能让她感觉安全。

　　丁玲不喜欢写伤痕，不喜欢提“走麦城”的经历，但是，二十年的屈辱，自尊上的伤害，已经给她的内心种下不少的毒，那些发泄性的言辞，实际上也是排毒，是啮咬她心灵的隐痛的释放。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说：“假如生命的意义已存疑义，假如一个人与人与己的关系不能使他觉得安全，那名誉就是抑压一个人怀疑的手段。名誉与埃及金字塔、基督教信仰灵魂不朽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可以使一个人虽时时处于被限制、受干扰，却还感到万事如意。假如一个人的名字在同代人中已无人不晓，并且还有望流芳百世，那么他的生命借着别人对他的仰慕，也获得了意义。”“发言”、“讲话”，这种蕴含着话语权和荣耀感的象征性行为，对于丁玲所产生的正是弗洛姆所谓的“名誉”的意义。

　　言说是双刃剑，在荣耀、满足、补偿、发泄的同时，必定也会产生副作用，损蚀她的晚年形象。

　　更现实的是，丁玲的“说”直接影响了她的“写”，晚年她说得太多，写得相对较少。《丁玲全集》总共110万字，整个第8卷约16万字，都是丁玲晚年的讲话和受访记录，大约占了终生所能留下的文字的百分之八。能不能不朽，不在于谁说得多，而在于谁说的留存得久。写也是一样。--当然，丁玲可能考虑不到不朽的问题，她的目光更多停留于眼前。

　　她对自己的状况也很清楚：

　　这几年文章写了不少，一年十来万字，只是小说少，有点散文，更多的是比较短、比杂文长的东西，算是书面的发言吧。小说太慢了，太含蓄了，不能及时表示我的态度。我急于要说我心中的话。有话便直讲。

　　她1980年6月给友人宋谋瑒的信中说：“两年多来，尽写些不得已的小文章，实在不过只是自己在读者中平平反，亮亮相。好在现已发誓除实在不得已而外，不写短文。人家打人家的仗，我写我自己的文章。……现在只就文艺来说局势复杂得迷人，简直叫人摸不清。因此，只有不管它，自己按自己的认识写文章。我就坚持不入伙……”但她实际上并没有做到，不打仗不入伙只写自己的文章没有做到，不写短文也没有做到。

　　别人也为她写得少而遗憾，李锐说，希望她在晚年集中余力，多写一些东西，尤其是回忆录。可是在生命的最后日月，她却以一种只有年轻人才有的狂热着手创刊《中国》文学杂志的工作。

　　杨桂欣对这一遗憾做了具体分析：

　　这个最大的遗憾，我以为主要是由丁玲自己造成的。首先，她缺乏全面描写自己以表现时代的创作意识。“我自己毕竟不重要”，这种说法，貌似正统和正确，而其实是错误的。丁玲若能“表现自我”，那就决不会是什么一己的自我，社会内容不丰富不复杂的自我。我在《记老作家丁玲》一文中，对于她决心利用劫后余生写活在她脑子里的老百姓而不写自己，曾加以肯定和赞扬，当然也是不妥的，错误的。其次，丁玲复出以后不言老，更不谈死，这种精神境界，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应该面对现实，老与死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谁也抗拒不了。丁玲复出之际已经进入75周岁高龄，应该珍惜健康，争取多活一些时日；更应该精打细算，把所剩不多的劫后余生，用到最该用的处所。可惜，丁玲没有这样做。她复出以后干了不少不该她干的事，最突出的是创办文学期刊《中国》。……《中国》创刊号刚刚问世，内部矛盾便爆发了，而且来势颇猛，不易解决。……

　　其次，时文写得太多、太杂。……实在应该把有限的劫后余生用到争取传世的创作中去。即使不集中力量写自己的一生，也应该千方百计完成《在严寒的日子里》。……天不假年，徒唤奈何！

　　杨桂欣所说的“时文”，与丁玲自言的“比较短、比杂文长的东西”的“书面的发言”大体是一致的，占了她晚年写作的较大的比重，虽然她曾“发誓除实在不得已而外，不写短文”。而她晚年写作的三大愿望--已经断续写了二三十年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两部长篇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最终都是未完稿，成了三大遗憾。她在讲话中也经常提到这三大愿望，然而，就是在她抱怨这三大愿望没有时间去完成的时候，可以去完成这三大愿望的时间流走了。虽然她并不服老，但长篇小说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确实是勉为其难了。其实，丁玲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写不出来并没什么好遗憾的。可想而知，写出来也不会是什么优秀之作，不会比《杜晚香》好到哪里去，她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不出来，真正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丁玲本人就是一部革命文艺运动史或曰文坛政治史、一部二十世纪文学史，她的回忆录应该是颇有价值、值得期待的。丁玲晚年留下的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也是回忆录。所以，没有留下更多的回忆录，这是她真正的遗憾。

　　李锐和杨桂欣不赞成丁玲办《中国》文学杂志，是从影响她创作的角度而言的。但办《中国》毕竟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是她晚年的亮点，算不得浪费和多余。真正浪费和多余的是她晚年的大量发言。从她解决历史问题的实际诉求而言，有些发言显然是有必要的。作为德高望重者，有些表态、讲话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她还有太多没必要的、徒令人诟病的发言。言多必失，何况很多是张口即来的、未经认真思考准备的发言。“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的话将作为法庭上的证供。”把“法庭”改为“文坛”或“文学史”，这话一样成立。说得多，留下的“罪证”就多。矜尊地住口，晚年的丁玲会可敬得多。最后她说自己“成佛了”，“以后什么事都不管了，只写我的文章，这还不是成佛吗？”大概也是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

　　丁玲有过清醒的时候：“我不愿意谈个人问题，不愿谈恩怨。什么恩，什么怨，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也不是某一个人就能把我打倒的。也许有人背地里怀疑，丁玲是什么人什么人打倒的。不是，不是哪一个人，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她还是陷入了过去恩怨的泥潭。

　　丁玲晚年过多纠缠与周扬的恩怨，念兹在兹，似乎是为对手活着的，就说明她过不去、放不下，不能向前看，没有未来了。一个有未来的人是不会如此的。如果她专心写自己的小说和回忆录，做自己的事，超脱一点，文坛是非恩怨按下不表，淡定一点，任尔东西南北风，她的晚年将有价值得多，历史问题也未必不能解决。丁玲的历史问题，如果上层要解决，周扬也是挡不住的，那么，她就谋求于上层好了，何必非要夹枪带棒，把对周扬的敌意提在口上，让无关的他人也皱眉和嫌避呢？她总是牢骚太盛，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当然要不平则鸣，其实也可以不鸣，至少用不着鸣个没完。丁玲咬定：不是我不和解，是人家不和解；是你不仁，我才不义的。这就为自己介入“文坛政治”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丁玲的斗争思维一向是：你把我当敌人，我更把你当敌人。她是情绪写在脸上的人，不会示弱，更不会若无其事或以柔克刚来化解矛盾，矛盾在她那里容易被放大。

　　其实，和解甚至都没有必要了，就当他不存在，最大的骄傲就是当他不存在。王蒙说得对，周扬“视对于他的个人攻击如无物”，证明他是“大人物”。王蒙指的就是丁玲对周扬的攻击。这些攻击根本撼动和损毁不了对手，反而有损于自己的形象。说得越多越丢分，徒增困扰，真不如缄口自重。周扬是不会把与丁玲的恩怨提在口上的，那显示出对敌手的重视，反而太抬举了对方，降低了自己。真正有杀伤力的是行动，而不是口舌之功，周扬是个行动主义者。丁玲真的打定主意要报一箭之仇，聪明的做法应该也是去“实干”，而不是满城风雨地去“费话”。

　　学者王尧评价邓拓：“邓拓是位书生本色的政治家，这样的角色冲突和与此相关的心灵冲突始终缠绕着他，尤其当政治和政治文化处于异常状态时。”对比之下，丁玲似乎更可悲，其可悲在于：她虽然被政治缠绕了大半生，但她根本算不上什么政治家，而只是一个误落政治迷局、且为政治所贻误的作家。丁玲晚年在政治上的那些表现，不要说政治智慧，就连政治世故都算不上，有政治智慧或世故的人都不会那样说和做。周扬晚年的“倒霉”不是因为丁玲，但丁玲与周扬一上一下的同时，在无形的对比之中就使人感觉构成了因果关系。丁玲似乎是胜了，但胜得不尽是快慰，代价可观。丁玲如果不是关于周扬说得太多，带来旁观者的不以为然，也不至于付出这种类似于“触犯众怒”的代价。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最后的话，在生命的最后--也算“晚年”--文学家的瞿秋白否定了政治家的瞿秋白，但他绝不提政治对手和恩怨，而是让他人、后人去补白。如果瞿秋白也活到真正的晚年，也被反复改造过，还有没有可能写一个《多余的话》呢？丁玲以无比的坦白，写出过《不算情书》，也以无比的率真，写出过《“三八”节有感》，然而，经历了一茬又一茬改造和血泪教训的丁玲，到晚年却写不出一个《多余的话》了。瞿秋白的勇敢和坦诚，在于他明白地写出了革命者的哀衷。丁玲比瞿秋白桀骜，即便有血目，也绝不以哀示人，然而丁玲也硬撑到了虚假的程度，把自我丧失了。

　　丁玲第一次读《多余的话》是在延安，当时还有人怀疑它是伪造，丁玲一读就“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因为她“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那样的真实坦白，是不容易伪造的。她说：我读着这篇文章非常难过，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那时的坦荡胸怀。我也自问过：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

　　丁玲认为瞿秋白最后留下的话多余，是心疼他；同时，经过了延安的革命历练，她已然明白，有些话是只能想而不能说的。此时的丁玲看已经就义的瞿秋白，如同一个有阅历的姐姐看不谙世事的弟弟。

　　1980年写《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时，丁玲重读了《多余的话》，经过了更多磨难的她当然又有了更深的认识：我想补充一点我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当今这个世界是不够健全的，一个革命者，想做点好事，总会碰到许多阻逆和困难。革命者要熬得过、斗得赢这些妖魔横逆是不容易的，各人的遭遇和思想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秋白在文学与政治上的矛盾，本来是容易理解的，但这种矛盾的心境，在实际上是不容易得到理解、同情或支持的。

　　丁玲的意思是：这些话之所以多余，不是它们本身多余，而是环境使它们变成多余；谬误不在于瞿秋白，而在于不健全的社会和时代。丁玲的更深一层的领悟就是：那些并不多余的真话是危险的，真正多余的废话、假话反而安全。丁玲晚年说了那么多真正的“多余的话”，是不是源于这种领悟呢？

　　张凤珠曾经表达过这样的遗憾：“丁玲的晚年，却因为太多的干扰，影响了她有更多作品问世。”这些干扰，历史问题的困扰当然是首要的。发言太多、内在能量消耗太多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她是非太多。她的是非多，与她的处境有关，也与她的性情有关，她的争强好胜、意气用事、不甘寂寞，到了晚年更发展到了一个新强度。铜豌豆似的好斗，出现在一个老太太身上，本来就容易被描述为死缠烂打，何况她的言语确实有把自己妖魔化的危险。

　　她标榜：“人家打人家的仗，我写我自己的文章。我对于内战是不想参加的。……我就坚持不入伙，免得学别人倒来倒去，演笑剧。”实际上，她标榜不做的，正是她所做的，她从反面把自己说中了。她不忘嘱咐：“我的意见，只是一管之见，望勿扩散。到钱明达为止。全国都有耳，小报告四处飞，我惹不起人。”从这一嘱咐可以看出，她自己正是一个很有是非意识的人，而不是像她标榜的那样一尘不染不谙世事。也许，她以为或希望自己是那样的人，但实际上却做不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是规避是非的态度。丁玲却责备自己五十年代的秘书张凤珠什么也不告诉她了，以至于让张凤珠很难过。可见，她与是非贴得太紧了，唯恐被边缘化。

　　玩不玩得好是能力问题，想不想玩是意愿问题，玩不好就说自己不想玩，那是不诚实的。自从与周扬搅进矛盾的旋涡，丁玲几乎就没有偃旗息鼓过。只有自己明显处于弱势时，她曾想不玩了，比如五十年代反右前夕，结果却已经晚了，退不出来了。她平反的过程中，也许曾想过再也不玩了，结果是周扬在历史问题上不放过她，于是她又奉陪到底。周扬之所以不放过她，是否正是看透了她不会真的收住呢？

　　丁玲的“太政治”、“钩心斗角”，其实都是“非政治家”的“小政治”、不入流的“小把戏”。丁玲吃亏就吃亏在不是政治家，却貌似政治家；没有政治家的战斗力，却给人当政治家来对付。所以，过多地从政治上去评价她，本身就是不合适的。王蒙的问题在于，一面指出丁玲不是一个政治家，一面又以政治眼光去评判她。这也是很多论者的问题。以不适应的政治标杆来衡量别人，政治眼光和人际关系眼光交互运用，或把政治完全等同于人际关系，恰恰折射出论者本身浓厚的政治意识。丁玲的灵魂始终是“非政治”的，把她当政治家来分析难免“下药太重”。

　　冰心给人的感觉一向是平和冲淡，晚年姿态更是如此。孙犁一向是回避是非，远离政治，晚年依然出于避祸心理而与文坛保持适当的间离。丁玲之所以老得不够可爱，就是因为她缺乏这种淡定平和、宁静致远的东西。莎菲时代结束以后，丁玲本来就不再是一个幽雅的人，老了，更与幽雅无关了。老人要放下，她放不下，主客观都决定了她放不下，所以姿态如此。假如她晚年淡泊隐忍一点，潜心写作中耐心等待，也许历史问题仍然有机会解决，同时也没有浪费心力和才华。

　　人到了晚年，往往容易向传统回归，趋向保守。丁玲虽然不服老，但老年毕竟是老年，逃不脱的必然规律，她对美国贷款买房的不以为然就体现出保守心态。历经坎坷的人，晚年的道路走得尤其小心翼翼，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经受新的折腾了。丁玲晚年向传统的回归，其实就是一种与世界和解的姿态。事实上，因为家族经济纠纷，她年少时是跟母亲怀着恨意离开临澧的，后来很久没有回去过。正如她自己所说：“六十年前，我怀着对封建家族的不满和嫌弃，离开了风光秀丽的临澧，辞别了生我养我的临澧人民。”可如今，她与临澧“和解”了。不仅是时间，更是老年，使丁玲达成了这种“和解”。

　　老人的善念，就是宁愿相信一切都好，安稳幸福。1981年她给一个读者的回信中说：“难道老一代人就认为我们现实社会一切都好，好得不得了吗？我们的思想里就再也不会偶尔也产生一丝消极和失望的感触吗？我们不过是因为年龄大了一些，经验丰富了一些……”这也是她老年心理倾向的一个自陈。

　　老年人喜欢圆满、吉庆、祥和，喜欢大团圆式的喜乐，不想揭盖子，不喜欢批判和悲观，不愿触及社会弊端，这就很容易走向“卫道”。丁玲晚年做顺民，为了历史问题的解决，为了政治上的安全，也为了老有所养。所以，她放弃了知识分子批判的义务，不想让自己反思更多、否定更多。

　　学者王尧这样评价邵燕祥：“邵燕祥是作家中少数几个不讳言自己疮疤的人。这么多年来，邵燕祥由诗人而成为杂文家，他对鲁迅先生杂文精神的继承、他在写作中体现出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已经为大家熟知。这样一个大的变化，显然是在发生了深刻的精神裂变之后。”主客观条件限制，使这种“深刻的精神裂变”与丁玲无缘了。

　　苦尽甘来的人，更不愿提过去的倒霉，而宁愿多看到眼前的福气。她晚年不喜欢写灰暗，也不喜欢别人写灰暗，她对“伤痕文学”的态度就是如此。

　　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评价马尔罗：他的生平就是他的代表作。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丁玲，她这一生的“情节”太曲折了，尤其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尾”。丁玲晚年是喜剧还是悲剧？无法做出单一判断，也许可以说，喜剧背后是悲剧。历史地看，丁玲晚年的亮点有二：写了自己和他人的有价值的回忆录、办《中国》文学杂志。丁玲晚年最肯定的是自己哪些作品？她从未给出过统一答案，因为，她本身对此就是矛盾的。

　　原载《红豆》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