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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蝉蜕

　　王安忆

　　北岛嘱我写顾城，纪念纪念他。一转瞬，顾城他已经走了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正是从青年到中年，倘若活着，应是向晚的年纪，而如今，留在记忆中的，还是大孩子的形貌。不知道老了的顾城会是什么模样，要是小去二十年，却能想得出来。

　　顾城的父母与我的父母是战友兼文友，尤其是他父亲诗人顾工，常到我家来。“文革”期间，带来他在上海的堂妹，顾城应该称表姑的。巧的是，这一位亲戚与我们姊妹同在安徽一个县份插队落户，那个县名叫五河。后来我离开了，我姐姐则招工在县城，顾家妹妹凡进城都会上我姐姐处休整休整，过年回沪，也要聚，之间的往来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要这么排，我又可算在顾城的上一辈里去。事实上，这些关系最终都烂在一锅里，结果还是以年龄为准则，又因相近的命运和际遇，与顾城邂逅在八十年代末。

　　之前我并未见过顾城，他父亲虽为熟客，双方的儿女却没有参与进大人的社交。我母亲见过顾城，仿佛是在北京，诗人顾工招待母亲去香山还是哪里游玩，顾城也跟着。顾工带了一架照相机，印象中，他喜欢拍照，在那时代拥有一架照相机也是稀罕的。有一回到我们家，进门就嚷嚷着要给我们拍照，不知哪一件事情不遂意，我当场表示拒绝，结果被母亲叱责一顿，硬是照了几张。奇怪的是，尽管出于不情愿，又挨骂，照片上的我竟也笑得很开怀，厚颜得很。顾城出事以后，母亲感慨地想起，那一次出游，父亲让儿子给大家合影，那孩子端着照相机的情形。小身子软软的，踮起脚，极力撑持着从镜头里望出去。那小身子早已经灰飞烟灭不知何乡何野，他的父亲亦一径颓然下去，度着几近闭关的日子。原来是个何等兴致盎然的人啊！做儿女的令人齿寒，全不顾生你养你的血亲之情，一味任性。再有天赋异秉，即投生人间，就当遵从人情之常。贾宝玉去做和尚，还在完成功业之后，并且向父亲三叩谢恩。哪吒如此负气，也要最后喊一声：爹爹，你的身子我还给你！而顾城说走即走，没有一点回顾，天才其实是可怕的。

　　曾有一回听顾城讲演，是在香港大学吧，他有一个说法引我注意，至今不忘。他说，他常常憎恶自己的身体，觉得累赘，一会儿饿了，一会儿渴了。当时听了觉得有趣，没想到有一日，他真的下手，割去这累赘。不知脱离了身体的他，现在生活得怎样？又在哪一度空间？或者化为另类，在某处刻下如何的一部“石头记”！二十年的时间，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眨眼都不到，尘世间却是熙来攘往，纷纷扰扰，单是诗歌一界，就有几轮山重水复。我不写诗，也不懂诗，感兴趣的只是人。人和人的不同是多么奇妙，有的人，可将虚实厘清，出入自如，我大约可算作这类；而另一类，却将实有完全投入虚无，信他所要信的，做也做所信的，从这点说，对顾城的责备又渐渐褪去，风轻云淡。他本来就是自己，借《红楼梦》续者高鹗所述，就是来“哄”老祖宗的小孩子，闯进某家门户，东看看，西看看，冷不防拔腿逃出去，再不回头。这一淘气，“哄”走的可是寻常父母的命根子。

　　我与顾城遇见的记忆有些混淆，总之一九八七年，是五月在德国，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访德，他单独受德国明斯克诗歌节邀请；还是后几个月秋冬季节的香港，他和妻子谢烨从德国直接过来举办诗歌讲演，我则在沪港交流计划中。不论时间前后，情景却是清晰和生动的。那是他第一次出国，经历颇为笑人，方一下飞机，时空倒错，不免晕头晕脑，踩了人家的脚，对人说：“Thank you”；然后，接机的到了，替他搬运行李，他说：“Sorry”。其时，顾城在北京无业，谢烨从上海街道厂辞职，就也是无业。八十年代，许多问题，如就业、调动、夫妻两地分居的户籍迁移，都是难以逾越的关隘，一旦去国，便从所有的限制中脱身，麻烦迎刃而解。没有户籍之说，夫妻能够团聚，至于就业，看机会吧，顾城这样新起的诗人，正吸引着西方的眼睛。单是诗歌节、文学周、写作计划、驻校驻市作家专案，就可接起趟来。当年张爱玲移居海外，不就是靠这些计划安下身来，站住脚跟，再从长计议。不仅生计有许多出路，身份地位也有大改观。所以，看得出来，顾城谢烨既已出来，就不像打算回去的样子了。就在旅途中，谢烨怀孕了。

　　谢烨长得端正大方，因为即将要做母亲，就有一种丰饶、慵懒的安宁和欣悦，地母的人间相大约就是像她。有一回我们同在洗手间，聊了一会儿，像洗手间这样私密的空间，人与人自然会生出亲切的心情。她在镜前梳头发，将长发编成一条长辫，环着头顶，盘成花冠。这个发式伴随她一生，短促的一生。这发式让她看起来不同寻常，既不新潮，又远不是陈旧，而是别致。我问她原籍什么地方，她听懂我的问题，一边编辫子，一边说：反正，南方人也不认我，北方人也不认我--这话说得很有意思，她真是一个无人认领的小姑娘，就是她自己，跟了陌生的人走进陌生的生活。那时候，一切刚刚开始，不知道怎样的危险在前面等待，年纪轻轻，憧憬无限。

　　生活突然间敞开了，什么都可以试一试，试不成再来。具体到每一人每一事，且又是漂泊不定。在香港，正逢邓友梅叔叔，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主任，率代表团访港，汪曾祺老从美国爱荷华写作计划经港回国，还有访学的许子东，开会的吴亮，顾城夫妇，我，全中途加盟，纳入代表团成员，参加活动。倘没有记错，代表团的任务是为刚成立的中国作协基金会化缘，接触面很广泛，政界商界，左派右派，官方私交，我们这边的作家色彩越丰富越好，也是时代开放，颇有海纳百川的气势。团长很慷慨地给我们这些临时团员发放零用钱，虽然不多，可那时外汇紧张，大家的口袋都很瘪，自然非常欢迎。在我们，不过是些闲资，用来玩耍，于顾城却有生计之补。不是亲眼看见，而是听朋友描绘，顾城向团长请求：再给一点吧！好像纠缠大人的小孩子。

　　一直保留一张夜游太平山的照片，闪光灯照亮人们的脸，背景却模糊了，绰约几点灯火，倒是显出香港的蛮荒，从大家吹乱的头发里，看见狂劲的风和兴奋的心情。顾城戴着他那顶牧羊人的帽子，烟囱似的，很可能是从穿旧的牛仔裤裁下的一截裤腿，从此成为他的标志。帽子底下的脸，当然不会是母亲印象中，小身子很软的男孩，而是长大的，还将继续长大，可是终于没有长老，在长老之前，就被他自己叫停了，此时正在中途，经历着和积累着生活的，一张脸！如果不发生后来的事情，就什么预兆没有，可是现在，布满了预兆。仿佛彼得潘，又仿佛《铁皮鼓》里的那个，不愿意长大的孩子。到处都是，而且从古至今，几乎是一种普遍的愿望，及早知道人世的艰困，拒绝进入。生存本就是一桩为难事，明明知道不可躲避终结，一日一日逼近，快也不好，慢呢？谁又想阻滞而不取进，所以也不好；没希望不行，有希望又能希望什么？暂且不说这与生俱来的虚无，就是眼前手边的现实，如我们这一代人身陷的种种分裂和变局，已足够让人不知所措--顾城选择去国，是为从现实中抽离，岂不知抽离出具体的处境，却置身在一个全域性意义的茫然中，无论何种背景身份都脱逃不出的。抽离出个体的遭际，与大茫然裸身相向，甚至更加不堪。从某种程度说，现实是困局，也是掩体，它多少遮蔽了虚无的深渊。我想，顾城他其实早已窥视玄机，那就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他睁着一双黑眼睛，东走走、西走走。有时在酒店，有时在大学宿舍楼，有时在计划专案提供的公寓，还有时寄居在朋友家中……在一个诗人忧郁的感受里，这动荡生活本身的和隐喻着的，必将得到两种方式的处理，一种是现实的，另一种是意境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抑或停留在心理上，终至安全；抑或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不幸而挑战命运。

　　后来，听说他们定居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这一个落脚之地，倘不是以那样惨烈的事故为结局，将会是美丽的童话，特别适合一个戴着牧羊人帽子的黑眼睛的彼得潘，可童话中途夭折，令人扼腕，同时又觉得天注定，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就潜藏危机。这个岛屿不知怎么，让我总觉得有一些不自然，似乎并非从实际需要出发，更像出于刻意，刻意制造一种人生，准确地说，是一种模型。所以，不免带有虚拟的性质，沙上城堡怎么抵得住坚硬的生活。

　　一九九二年初夏，我到柏林文学社做讲演，顾城和谢烨正在柏林“作家之家”一年期的计划里，那几日去荷兰鹿特丹参加诗歌节，回来的当晚，由一群大陆留学生带路到我住处玩。房间没有多余的椅子，大家便席地坐成一个圈，好像小朋友做游戏，气氛很轻松。当问起他们在激流岛上的情形，我深记得谢烨一句话，她说：“在现代社会企图过原始的生活，是很奢侈的！”从天命的观念看，谢烨就是造物赠给顾城的一份礼物，那么美好，聪慧，足以抗衡的想象力，还有超人的意志恒心。对付天才，也是需要天分的。可这个不肯长大的孩子，任性到我的就是我的，宁愿毁掉也不能让，就这么，将谢烨带走了。许多诗人，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都落入顾城的结局，简直可说是哲学的窠臼，唯有这一个，还饶上一个，这就有些离开本意，无论是旧论还是新说，都不在诗歌的共和精神，而是强权和暴力。然而，我终究不忍想顾城想得太坏，我宁可以为这是蛮横的耍性子，只不过，这一回耍大发了，走得太远，背叛了初衷。

　　回到那一晚上，谢烨说出那句深明事理的话，却并不意味着她反对选择激流岛。倘若我们提出一点质疑，比如关于他们的儿子木耳，顾城有意将其隔绝于文明世界；后来，也可能就在当时已经证明，只是不愿承认，这不过是一种概念化的理想，完全可能止步于实践--讨论中，谢烨是站到顾城的立场，旗帜相当鲜明。于是，又让人觉得，虽然谢烨认识到做起来困难，但同时也有成就感，为他们在岛上的生活骄傲。

　　当事人均不在场了，我们必须慎重对待每一点细节。所有的细节都是凌乱破碎的片段，在反复转述中组织成各式版本，越来越接近八卦，真相先是在喧哗，后在寂寞中淡薄下去。也许事情很简单，最明智的办法是不作推测，也不下判断，保持对亡者的尊敬。那个让顾城感到累赘的身子早已摆脱，谢烨也是属这累赘的身子里面的物质一种吗？长期的共同生活，也许真会混淆边界，分不清你我。这累赘脱去，仿佛蝉蜕，生命的外壳，唯一可证明曾经有过呼吸。那透明、薄脆、纤巧，仔细看就看出排序有致的纹理，有些像诗呢，顾城的诗，没有坠人地活着，如此轻盈，吹一口气，就能飞上天。

　　还是在那个柏林的初夏，我去“作家之家”找顾城和谢烨。说实话，他们的故事迷住了我，那时候我也年轻，也感到现实的累赘，只是没有魄力和能耐抽身，还因为--这才是决定因素，将我们与他们分为两类物种，那就是常态性的欲望，因此，无论他们的故事如何吸引，我们也只是隔岸观火。香港《明报月刊》约我撰稿人物特写，我想好了，就写顾城，后来文章的名字就叫《岛上的顾城》。我至今也没有去过那个岛，所有的认识都来自传说，即便是顾城自己的讲述，如今不也变成传说之一？我沿着大街拐入小街，无论大街小街，全是鲜花盛开，阳光明媚。电车当当驶过，我问路的夫人建议搭乘两站电车，可我宁愿走路。走在远离家乡的美景里，有种恍惚，仿佛走在奇迹里，不可思议，且又得意。若多年以后，我再来到柏林，不知季候原因，还是年岁使心境改变，这城市褪色得厉害，它甚至是灰暗的。

　　关于他俩的文字太多了，有多少文字就有多少误解，包括我的在内。写得越多，误入歧途越远。我还是要庆幸事情发生在二十年前，倘若今天，传媒的空间不知繁殖多少倍，已经超过实际所有，实有的远不够填充容量，必须派生再派生。活着的人都能被掩埋，莫说死去的，不能再发声，没法解释，没法辩诬。我们只能信任时间，时间不定能揭开真相，可什么是真相呢？也许事情根本没有真相，要有就是当事人自述的那个，时间至少能够稀释外界的喧哗，使空气平静下来，然后将人和事都纳入永恒，与一切尖锐的抵制和解。好比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最后的段落，听故事和讲故事的那个人，走过山坡，寻找卡瑟琳和希克厉的坟墓石楠花和钓钟柳底下的人终将安静下来。小说中还有第三个坟墓，在我们的故事里只有两个，我坚信两个人的事实。无论怎样猜测，两个人就是两个人。两个人的童话，其他都是枝节，有和无，结果都一样。我还想起巴黎南郊蒙帕纳斯公墓，沙特和西蒙波瓦并列的棺椁，思想实验结束了，为之所经历的折磨也结束了，结果是成是败另说，总之，他们想过了，做过了，安息下来。墓冢就像时间推挤起的块垒，终于也会有一天，平复于大地。谬误渐渐汇入精神的涧溪，或入大海，或入江河，或打个旋，重回谬误，再出发，就也不是原先那一个了。

　　二十年过去，还有些零散的传说，已经是前朝遗韵，我从中拾起两则，将其拼接。一则是听去过的人说，那激流岛其实并不如想象中的蛮荒与隔世，相反，还很热闹，是一个旅游胜地，观光客络绎不绝；第二则说，顾城谢烨的木房子无人居住，由于人迹罕至，周边的树林越长越密。听起来，那木房子就成了个小虫子，被植物吞噬，顾城不是写过那样的句子：“我们写东西，像虫子，在松果里找路”，对，就是吃虫子的松果。这样，童话就有了结尾。

　　在北岛终于安顿下来的香港的家中，壁上有一幅字，应该是篆体吧，写的是“鱼乐”两个字。北岛让我猜是谁的字，我猜不出，他说：“顾城！”想不到那软软的小身子，永远不愿长大的小身子，能写下力透纸背，金石般的笔画，一点不像他，可就是他。人们都将他想得过于纤细，近乎孱弱，事实却未必。他蜕下的那个蝉衣，也许还是一重甲，透明的表面底下，质地是坚硬的，坚硬到可以粉碎肉身。

　　原载《今天》总第1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