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笔至此，人们也许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原来应该是至亲的舅舅家会在文革中诬告我们？现在，让我来揭开这个谜底。俗语说家丑不可外扬，但今天我不得不要扬一下家丑。因为在这件人伦悲剧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悲剧，那就是一件本属寻常的亲戚间的小矛盾，有些人因为受到中共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的蛊惑，于是变得是非不分、恩将仇报、落井下石，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来。而要说清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尤其要说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五反”运动和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即中共所谓的“三年自然灾难”对我们两家关系的影响。
我母亲出身在一个世代以制橹为业的手工业者家庭，到舅舅这一代至少已是第三代。练塘地处太湖下游，那里河道纵横，湖荡密布，居民无论劳作、出行都要用到船，否则寸步难行。当地农民除非赤贫，一般都有自己的船。而行船必须用橹，橹是船的动力来源。所以在我们这一带制橹修橹与造船修船的手工业都是颇为发达的。我舅舅一家几代人就靠制橹、修橹为生。我的外祖父、外祖母一共生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小儿子有病早逝，留下我母亲和舅舅两人，关系一向是很好的。舅舅从小就跟外祖父学制橹手艺。制橹是很吃重的力气活，一个人干不行，必须要有帮手。又因为是手工业，传统还兴带徒弟。这些人都是要由主家供饭的，所以家中吃饭的人，除了家人还总有好几个外人。碰到买树请解树师傅来开橹胚，家中吃饭的人更多。可能手工业者花力气多，大多喜欢吃，我外祖父也喜欢吃，而且请来帮手的师傅也不可怠慢。因此这家中负责买菜、烧菜的人就很重要。外祖母虽然非常善良但能力较差，于是我母亲很早就担当起了“内当家”的角色。我母亲除了负责买菜，会烧一手不错的菜，还会做糕、糰子、粽子，这些是请解树师傅来解板时必备的“点心”。后来舅舅结了婚，舅妈是农村来的人，烧的菜总不合外祖父的脾性，非我母亲烧的菜他不吃。就这样，因为外祖父喜欢我母亲，离不开我母亲，一直不舍得她出嫁，到三十岁我母亲成了“老姑娘”，外祖父才不得不将她嫁给我父亲做了填房。也许是这样的经历，养成了我母亲能干而又倔强的性格。
外祖父去世后，舅舅子承父业。他的手工作坊生意也不算差，雇了一个帮工，收了两个学徒，虽赚不到大钱，但也衣食无忧，算得上小康之家。这样的状况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后就慢慢有了变化。一九五〇年爆发“抗美援朝”战争。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共发动“三反”运动。紧接着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又发动了“五反”运动。“三反”是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主要针对党和国家工作人员。 “五反”是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改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主要针对私营工商业者。在“五反”这个运动中，几乎所有的私营工商业者都被“查出”犯有“偷税漏税”等罪行，不仅要补缴税款，还要罚款，而且都是数额巨大。中共威胁不缴罚款者要坐牢判刑，严重的可处死刑。绝大多数的工商业者都被这一招整得倾家荡产，也有人因此而自杀的。我舅舅也不例外，说是查出了不少偷税漏税，不仅要补交税，还被罚了一大笔罚款。舅父倾其所有缴不清罚款，因担心坐牢，急得走投无路。全家人也惶惶不可终日。
我父亲本来也开有一家小土布店，但是早在“五反”前一年就已关门歇业。原因如前述，是因为中共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发了个《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即日起禁止私营厂商销售棉纱、棉布。因此，“五反”时我家小店已经关门一年多，父亲正处在失业状态。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家当时已不算商户而因祸得福，还是因为我家不是查税的重点——据我后来看中共副总理薄一波的回忆，说当年“五反”查偷税、漏税，主要查一九四九年“解放”后的这二、三年，重点是查一九五一年的账。原因是中共认为在这一年对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宽松了一点，让资产阶级赚到了一些钱，认为有油水可捞。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一文，收录了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至五二年三月的几条有关指示。其中第五条之“一”也说：“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说明重点也是一九五一年。——总之，这次“五反”运动对我家打击不算大，家中还有一点钱。这时，是我母亲叫我父亲拿出钱来帮舅舅缴清了罚款，舅舅才算过了“五反”这一关。这笔钱当时说好是借的，但实际上此后近十年时间舅舅没有还过分文，我们也没有去要过。非但不去要钱，还时常要帮他们一把。原因是舅父经“五反”打击以后经济上一直翻不了身。因为经济困难，舅舅还曾把六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送给了人家。也是我母亲知道后心有不忍，想方设法打听到孩子送在什么地方，用钱把他们赎回来还给了舅舅。据我回忆，在六十年代初的所谓“三年自然灾难”后期，即一九六二年以前，舅舅家和我们家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
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以后，两家的关系开始有了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失败后发生了长达几年的大饥荒。那几年中，几乎人人吃不饱饭饿肚子。饿死的人也不少。严重的饥荒在我们家乡是从一九五九年夏天开始的。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年夏天政府粮管所供应的粮食，大米供应突然减少，以黑豆、红薯干等物充数。食油、食糖等计划供应的物资供应量也减少。商店里鱼、肉、蛋、蔬菜等副食品顿时成了稀罕物，并且很快地要凭票证供应。自由市场上的副食品价格则突飞猛涨。这种情形到一九六〇、六一年更加严重。我记得当时自由市场上的胡罗卜本来二、三分钱一斤，那时要五角一斤。而当时镇上一般人的工资一天不过一元左右。一只鸡要二十多三十元，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在那几年中，我们与舅舅家一样，也是饿肚子艰难度日。我母亲、我四姐因为营养不良还得了浮肿病，脚上的皮肤亮晶晶的，用手指一按就是一个坑，久久恢复不了。一九六二年春，中共开始允许海外亲友寄食品包裹回国以缓解灾情。我父亲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开始从香港寄食品来给我们，我家的状况才稍有好转。但是，中共规定一个包裹只能寄一斤食品。一斤食品如猪油、大米、花生等，在香港购买只要几毫或几元港币，并不贵；可是邮寄费和包装费却是食品价格的好几倍，甚至十几倍。我父亲那时在香港收入也不多，所以也无能力大量邮寄，只能顾及自己的家。母亲收到食品包裹，当然也先要顾及自己的子女，因此分赠舅舅家的也就有限。在那时，我们就听到舅舅家的怨言，埋怨母亲给的太少。
当然，单是这样，我想舅舅家与我们的关系还不致破裂。但一九六三年九月发生的一件事却令两家的关系急转直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九六二年，我三姐从青浦县高中毕业。学校推荐她报考上海外国语学院。她自己也以为依她的成绩和在学校的政治表现，升大学应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放榜结果她竟然名落孙山。当时她还不明原因，以为是考得不好而不录取。母亲原意想让她等待街道分配工作去赚钱，也好减轻一点父亲负担。但一则因三姐读书心切，还想着要读大学；二则当时国民经济因“大跃进”失败正在“调整、下马”阶段，本来在工厂工作的也要动员回农村，以“帮助国家度过困难时期”，根本没有工作可分配，于是母亲同意了她第二年再考。可是第二年又没有录取。这才知道大学招生标准从前一、二年起就有了变化。像她那样家庭成分资产阶级又有海外关系的，基本上一律不予录取。她十分沮丧。但就在此时她在报上看到一个消息，说上海外国语学院办了一个夜校部，大学没录取的学生可以再次报考。后来到文革中才知道，这所夜校是中共上海市委委托市委文教负责人杨西光出面开办的，目的是从统战角度按抚一下上海的资产阶级。因为那两年上海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绝大多数被大学排斥门外。当时，三姐看到这个招生消息立刻赶到上海去报名考試，结果被录取了。据学校说，学生学习三年毕业后，不列入全国统配计划，但由上海市政府安排工作，一般去向是当中学外语老师。这对这批青年人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因此母亲也很高兴。但是，由于这是普通高校放榜后再考试招生的，放榜后没几天就到了开学日期。学校规定如在开学日期前没有报到的，取消读书资格。又因为这是匆促之下开办的夜校，学校不设住宿。我们在上海市区没有亲戚，因此首先住宿就是一个难题。不过这个难题通过朋友关系很快找到了一家肯让我三姐寄宿的人家，问题得以解决。可是，寄宿人家每月要付十多元食宿费，还有开学买书等也要一笔钱，这都是在家庭经济预算之外的。我们家的家用是每月由父亲从香港寄来的。因为汇款的日子没有到，母亲手头的钱不够供三姐去读书。写信给父亲去要吧，一封信上海香港来回至少要半个月，时间上是无论如何来不及的。三姐第一年高考没录取，现在眼见有书读了，却凑不够钱去报到，自然十分着急。母亲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有什么地方可以借到钱，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去向自己的亲哥哥开口。母亲后来对我们说她当时的想法：她说她知道舅舅家生活一直很苦。但近两年来子女陆续大了，除了最小的一个女儿还在读书，其余五个都已在工作，虽然工资都不高，但经济状况与前比已有改善，就算不是还以前的借款，让他凑个十几二十元帮外甥女去读书，应该也是可以的。现在是临时急用钱，只要目前难关解决了，等父亲寄钱来后还他也可以，而且以后也不会再去向舅舅开口。但是万万没有料到，舅舅听了我母亲说明来意后，以为母亲是去讨债的，非但不肯凑钱应急，反而暴跳如雷，拍台拍凳地破口大骂。母亲是个脾气刚硬的人，见舅舅这样不讲理，心头火起也不肯相让，结果两人大吵一场，母亲哭着回家。钱自然也是一分都没拿到。
母亲回家后气愤不过，认为舅舅不该不念亲情、旧情，恩将仇报，恨恨地说了一句：“救人救只落水狗，翻过头来咬一口”，她要我写信给舅舅在无锡工作的大女儿，要她评评理。母亲为什么要写信给大侄女呢？因为这个大侄女小时候差不多是我母亲带大的。母亲对她有一份特别的感情，现在觉得受了委屈，就要找这个侄女去诉说诉说。而我家自父亲去了香港后，家中书信来往一般都是我写的。那时我边听母亲说边写。当时我听到母亲说“救人救只落水狗”这句话时也感到说得太重了，有点不妥，但拿不定主意，就问母亲是否这句话也要写上去。母亲正在气头上，断然说：“写上去。” 当时我虽然已是十六、七岁的人了，却还是不太懂事，不知权变，竟然真的把这句话写进了信里，寄给了我的这个大表姐。这就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俗语说：“相打无好拳，相骂无好言。”母亲在气头上的话怎好当真？所以这是我的罪过。无论如何，舅舅是我长辈，我不该将这种大不敬的言语写进信里。后来听说我大表姐接信后哭了一场。我估计很可能就是这句话大大地伤了我表姐的自尊，伤了舅舅家人的心，令他们颜面无光，从此怀恨在心。结果到文革就釀成了告密抄家这场大祸。
以上，就是我家与舅舅关系从好到坏的全过程。至于三姐去读书的钱后来是怎样解决的，我现在已记不清楚，好象是母亲先把家用的钱拿出部分交三姐去用，那位介绍我三姐去上海寄宿的朋友也借了几块钱给我们，这样两下里凑凑终于让三姐如期去上海报到上学。
且说自我家被抄家并且知道是由于舅舅家人去告密后才抄的家，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作为至亲的舅舅家，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同时我也仔细地检讨了我们一方应负的责任。最后归结起来，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无非是以下两个：一个是社会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属于个人方面的原因。下面先说社会方面的原因。
社会方面的原因，主要当然是因为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发生了红卫兵运动和抄家运动。但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共长期宣传的阶级斗争观念，资产阶级被妖魔化了。而我舅舅家人主动告密怂恿红卫兵来抄我家，显然也是因为受中共阶级斗争观念的蛊惑。此外，显然也与中共的阶级斗争观念已经严重地破坏了中国传统的道德和伦理观念有关。从文革前几年起，中共就一直在宣扬“亲不亲，阶级分”，“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要求人们“划清阶级界限”，“大义灭亲”。至于传统的道德观、伦理观，如古人说的“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以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些话，早已被看作“封建主义糟粕”被批判、抛弃。流行的观点就如舞台剧《白毛女》宣扬的那样，不是穷人欠富人债，而是富人剥削穷人，富人欠了穷人几千年的债。地主黄世仁向佃户杨白劳讨债，就是向劳动人民反攻倒算。根据这样的逻辑，不要说穷人借了富人的钱可以不还，就是没收富人的全部财产瓜分也是天经地义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熏陶下，很多人无论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渐渐变得六亲不认，以阶级划线，以“大义灭亲”为荣了。我以为这些都是诱使我舅舅家人去告密的社会方面的原因。
至于个人方面的原因，我以为这跟当事人的性格、还有普遍的人性等都有关系。先说当事人的性格。凭心而论，我这个舅舅读书不多，平日不苟言笑，既不善言辞也不善交际，是一个十足十的老实人；但是脾气暴躁，且往往是没来由的脾气。我小时候听母亲说，我大表哥还在一、二岁的时候，一次舅舅在干活，大表哥摇摇晃晃从一端走来经过他面前，不知怎么就惹他来气了，放下手中工具，一把抓住我大表哥的双臂提起来就往外扔，扔出一丈开外，扔过一个小天井“噗”地一声掉在地下，周围看到的人都吃了一惊。幸而落地的地方是泥地，没有被摔死，要是差一二步落在石头台阶上，那就要出大事。舅舅这样的性格，可想而知遇事难免会因冲动而分不清是非，只顾顺着自己的心情走。而我的母亲呢？小时候只读过一年书，基本不识字，普通的家庭妇女，其见识当然也只是一般的小市民见识，说不上“深明大义”，也不会“婉转陈词”这一套，但基本的为人道理是懂的。她性格刚强，吃软不吃硬。这样两个人凑在一起，一言不合，结果原本可以好好商量沟通的事情弄到以大吵收场。这就不能不说是两人的性格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性格，我认为也与普遍的人性有关。有时候我想，在大饥荒岁月，为什么母亲不多给一点父亲寄来的食物给舅舅家？这样或许就不会引起他们的不满了。而没有不满，则后来母亲去商量筹措给三姐去上海读书的钱，或许也不会一提这话就惹怒舅舅，后来或许也就没有去恶意告密这一件事了。但是，我想了一下，现实中很难做到。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不是圣贤。在那场延续数年的大饥荒中，食物就是生命。人人饿的半死不活，很多人得了浮肿病，也有不少人饿死，人人想的是如何多吃到一点食物。当时全国好多地方如河南、安徽、四川、甘肃、山东等地还发生过人吃人的惨剧。当时母亲宁愿自己饿的得浮肿病。也先要顾住自己的孩子，尽量先让自己孩子吃得饱些。这些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一九六二、六三年，饥荒情形稍有缓和，但食品仍然十分匮乏，肚子还是吃不饱。那时我父亲可以从香港寄食物来了，但限于经济能力，寄来的食物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若要我母亲像照顾自己子女一样照顾舅舅家，那也是强人所难了。所以一切的一切仿佛都是“天注定”的，非人力可以挽回。然而，追根溯源，造成大饥荒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是中共各级官员；还有，当初“五反”时逼得舅舅家倾家荡产的也是毛泽东，也是中共。（毛泽东发动“五反”的目的是为了给“抗美援朝”战争筹措战费。关于这一点我另有文章专门论述。）可是，舅舅家人不恨毛泽东，不恨中共，却恨我们，则我们也无话可说了。我只能说中共的骗术高明。后来我知道了“斯德哥尔摩症”这个名词，就想他们得的可能也是这种病症吧？当年，好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他们处处受压，前途暗淡，却不敢恨中共制度的不公，于是反过来恨自己的父母，为什么不做工人、贫下中农而去做地主、富农、资本家？为什么不去参加共产党而是参加了国民党？为什么不安分守己做个小老百姓，而要去响应党的号召帮党“整风”，结果当了“右派”。为了表示自己愿意追随中共革命，他们与父母划清界限，甚至“大义灭亲”。我想他们这种想法与我舅舅家人的想法，其实都是一个病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