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人生也真的充满了奇遇，这是20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故乡巳被拆得面目前非，我们家那条街是被彻底拆除殆尽，以至此后再去我家故居那儿連一点踪迹都无有。自故乡那条街被拆后，数十年的老邻居再无音讯，那时候大多数人家都没有电话，更不用说手机及以后的可可与微信了。因彼此搬往新的地方，也就失去了联系，就似参星与商星那样永不相见了；然而世界再大，有时也会有奇遇，何况在一个小小的县城，也就是这次偶遇，竟然见到老邻居家的两个孩子，其中的一个那是无论如何想不到还能在今生见到。
那天我与几个朋友去公园茶室喝茶聊天，因当天不是周末，喝茶的人相对较少些。坐下不久，见一男一女进来，就坐在我们隔开几桌的对面，进来时的匆匆一瞥，我觉得这女的似曾相识，那男的与我们这边的装束不一样，很像电影电视剧里那种河南陕西农村人的打扮。他俩刚泡好茶，男的坐在那喝茶，女的径直朝我桌前走来，笑着对我说多年不见怎么不认识了，我仔细打量了下，恍然大悟，“你是俞家小-----”没待我说完，她就接着说她是俞家小五官。我的朋友说既然遇见多年不见的老邻居了，就过去与她们一起喝茶吧，于是我就到了她们桌上。这俞家是我家几十年的老邻居，若不是那个拆迁书记把我们那条街拆个精光，也许如今我们还是邻居。我问她与她同来那人是谁，她说我一定不记得了，他就是被河南人领去的小六官啊。哦，我这才想起于50年代后期，我们城里常出现一些头上扎着白毛巾、黑黑的脸、腰间束着带子长得五大三粗的男人，这些人是从河南来领小孩子的。他们经常是三五成群，先到居委，拿出他们当地的介绍信，说是因为当地孩子少，有的家中連一个孩子也没有，有的生了两个闺女，要想领一个男孩子。那些年刚实行统购统销，粮食虽没有60年代饥荒那样紧张，但不少人家有些捉襟见肘，特别是孩子多的家庭。居委主任于是找来各个居民小组长，了解有没有孩子多的人家愿意领给人家。俞先生家有六个孩子，他解放前原来在县政府做个办事员，解放后仍留下来打些杂差，精兵简政时转到了粮店里工作。妻子本来是家庭妇女，后来参加了邮电局话务员培训（那年代邮政与电讯没有分开），就当上了接线生。现在的年轻人都没有见识过那种电话交换机，打电话时先打到邮电局，把要接的电话号码告诉接线员，接线员把插头接到要接的那门电话上即可通电话了，那时候电话都是单位才有。后来私人电话多了，那就不能用人工了，所以开始用上了自动交换机。我们医院里各科室装有内线电话，医院里有总机，电话室也有三个工作人员，保证24小时电话畅通。想想那时候与现在真的不能比，科技发展快得令人意想不到。俞师母的工作很辛苦，因为有夜斑。俞先生家真是个大家庭，俞师母的母亲跟着俞师母生活，俞先生的继母也与他们一起生活，加上六个孩子，这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颇为拮据。俞师母的母亲近90岁了，身体又有病，终年躺在床上，幸好俞先生母亲才60多岁，所以家务事都由她包下来。这位老太太很能干，就是脾气不好，因是填房，又是早年守寡，再加全家的家务都压在她身上，家中经济又差，所以成天把怨气出在继子身上，还埋怨他们生了这么多孩子。其实俞师母也不想生那么多，那年代还没有绝育手术，俞师母经常吃避孕的中药，看来也没用，这第六个儿子生出来后全家都讨厌，出生后曾把他丢在医院门口，还是俞师母不忍，又叫丈夫重新检了回来，因确实是嫌多了，所以小名就叫多多。现在听说有河南人来领孩子，而且只领男孩子，又听说河南那边粮食多，所以也没多打听清楚具体情况，就把这3岁的多多领给了河南人。当时给了个这边的地址，不过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向河南人要地址，也许当初就像甩包袱一样只要能甩掉就好，又因为河南人带有当地政府的介绍信，就更放心了。那年河南人来领孩子时，我巳有10岁了，记得那时候街坊邻居家孩子若不乖老是哭，大人就会说“河南人来了”，孩子马上停止哭声。这段历史我本来早就给忘个干净了，这天遇到了他们姐弟俩才记起。多多去河南以后的情况是接着听小五官说的，其中也夹杂着小六官的一些插话，不过他那河南普通话实在一句都听不懂，只能靠小五官翻译，后来我对小五官说干脆还是你一个人说吧。下面就是这个当年被领到河南的小孩子之经历，当然一幌可就是数十年了。为了叙述方便，我将姐弟俩说的归纳整理了一下，以多多的口气转述于下面。
听我养母告诉我，当年我哭着不肯跟养父离开家，抱着母亲的腿就是不放，后来养父拿出早巳买好的衣服换上，又拿出糖果和玩具就不哭了，且乖乖地跟着走了。同时上火车一起来河南的小孩有10来个，最大的6～7岁，最小的才1～2岁，都是男孩。火车坐了两天两夜，又换了驴车来到了养父母家，新家房子倒是挺大，但没有楼，外面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石碾，长大后才知道那是碾粮食用的，院内还有一口井，上面有一个辘轳。养父母有一个女孩，比我大3岁，见到家中来了个小弟弟非常高兴，常带着我一起玩，这姐姐不知怎么有一个眼睛是瞎的。家中还有一条大黄狗，开始时一直朝我叫，很凶，后来被养父踢了几脚就不叫了，再后来姐姐带了我与它一起玩，就与我成了好朋友，时常缠着我。院子里还有一个草棚，里面养着头小毛驴，小时候我爸还让我骑在它背上，有时它会咴咴的叫，我捧上点草它就不叫了，我稍稍长大些，会牵着它去山坡上吃草。上面这些情况是后来听养母与姐姐告诉我的，因当时我还小，一点没有记忆，但经她们经常与我说起，就变成了我的记忆了。
我家是个靠山的小村庄，约有七八十户人家，村里有一条小河，夏天时河水很满，但一到冬天，河就变成了一条小溪。夏天可以在河中釣到鱼，不过鱼都不大，却很鲜。山上有野果，姐姐有时带我上山去摘野果，不过她不许我爬上树，怕我摔下来，都是她爬上去摘的。村上还有两家人家也领了个男孩，不过不是我故乡城里领的，比我大了几岁，巳经有些懂事了。我家在村上算是条件比较好的，养父会做木匠活，常有人请去盖房子，打家俱，全家人都对我很好，有好吃的先给我吃。长大后我才知道农村人必须有男孩子传宗接代，而且男孩子长大后可以干农活，养母生了姐姐后再没生过孩子，所以把我从千里之外的江南领到了这儿。我家隔壁人家一家四口，有一儿子，但这个儿子是个瘸子，我长大后方知他是小时得了小儿麻痺症才落下了残疾，也许因这个，这男孩从小就不合群，脾气很坏。这家的女孩子后来从我养母口中得知是他们家从医院门口检来的，检来时还在襁袍中。他家的经济情况不如我家好，她妈脾气挺大的，老要骂她，很小的时候就要叫她干这干那，也不给她买新衣服，好的东西都给儿子吃，她哥也常欺侮她。我和姐姐都与她很要好，有啥好吃的东西就偷偷地把她叫来一起吃，不过不能让她妈与哥哥知道。她们家养了两头猪，每天她得去打猪草，我姐姐也要去给驴子割草，就与她一起去，姐姐怕我把手割伤了就不让我割。 隔壁的女孩虽然比我小，但她妈却一定要她每天割满两大框，我闲着无聊，就用手拔草给她装在框内，任小毛驴自己在草地上吃青草，这时候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到了我上学的年纪了，村里没有小学，学校在山那面的一个大庄子上，得走上六七里山路。学校里没有幼儿园，就直接上一年级。开始时姐姐与我一起去上学，有时姐姐还把我驮在背上，以后我一个人就能去上学了，姐姐就不上学了，山村里的女孩子都不上学，反正长大后总要嫁人的。每天放学回家，我就去山坡上把驴牵回来，顺便割些草带回家。在割草时有时也会遇到隔壁那女孩子，我会把学校里的事讲给她听，她很可惜家里不让她上学，她那跛足的哥哥因为腿脚不便，也没去上学。不久，就是那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了，村上死了不少人，那年月没有人家盖房子打家具了，养父也就找不到活干。我上完了小学，没有再继续上初中，因为初中得到城里去上，养父没有了木匠活干，家里也供不起，再说那年月肚子成天饿得呱呱叫，也没心思唸书。最难过的是养父也患浮肿病过世了，我就只能分担起地里的活儿。家里那头驴早几年就干不动活，给养父卖到屠宰场去了，牵走那天我哭着拉住缰绳不肯松手，最后被养父生生的硬是牵走了，我还边哭着跟在驴屁股后走了好一段路。家中的大黄狗在荒年期间有一天没有回来，找了几天也没找到，听人说是给人偷走杀了吃了，当年我们那边树皮草根都吃，黄狗就难逃厄运了。在那饥饿的几年里，我和姐姐去山上挖野菜，开始在近的地方挖，后来近的地方挖光了，只能走上好多路去远处挖。隔壁人家那父亲有一天去大队仓库偷了些粮食，那些天他们家有馍吃，他家的女孩儿还偷偷给过我几次。可惜不几时，他家偷仓库粮食的事儿被人举报，那男人被公安局来人五花大绑押走了，后来就一直没有了消息。
困难的年月终于过去，我也长大成人了，村里像我这个年纪的青年早就结婚了，养母本想给我寻一门亲事，说媒的来了不少，都给我回绝了，其实我心里早有了人，就是隔壁那姑娘。我俩私下里早就说好她非我不嫁，我非她不娶。谁知她养母当初把她检回来时就把她当做童养媳的，因为她儿子是个瘸子，怕长大后娶不到媳妇，几次要想让她与儿子圓房，她死也不肯，寻死觅活了好几回，最后被养母叫了娘家几个壮硕的女人硬是把她绑进洞房，总想这下生米煮成了熟饭，应该不要紧了，哪知成亲后第三天，乘众人不注意，她跑上山里跳崖死了。那时候法制不健全，大家都不懂法，把她草草掩埋了事。我知道她心里装着我才跳崖的，所以非常伤心，常偷偷去她坟上一坐就是半天，整日里没精打采。我妈此时倒有了个主意，我与姐姐一起长大，从小就很要好，姐姐把我这弟弟非常关爱，现今看我这样，她娘俩也瞧出些眉目来，因为姐姐有一个眼睛是瞎的，所以也没有媒人为她说媒，偶然有来做媒的，那男的不是麻子就是瘸子，母亲就想干脆让我们姐弟俩在一起算了。我自从那女孩子死后，对婚事更提不起劲了，因自小姐姐对我很好，父母亲对我也那么好，就任由母亲作主，与姐姐成了亲。成婚后姐姐仍一如既往把我当弟弟似的宠着，不久就生了个女儿，过了几年，母亲一定要女儿再生个儿子，就冒着被罚款的处罚又生了一个。幸亏第二胎是个男孩子，总算如了她老人家愿。现在家中生活还过得去，我打小跟着父亲学会了木匠手艺活，改革开放后， 我把村子里的小青年招在一起成立了个建筑工程队，经过几年打拚， 总算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也盖上了新楼房，两个孩子大的上高中，小的上初中，我希望他们能考上故乡附近的大学，将来能在故乡那边工作，也算我叶落归根。我河南家相邻的村子里也有当年从江南领去的男孩，有人还去老家认了宗，听他们回来的人说，故乡这边现在家家都富裕，城市漂亮，高楼林立，街上都是小汽车，我不由得也想来老家看看，也看看亲生父母。养母得知我的想法后，就从一个不知何年何月留下的木箱子内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当年养父去领我时写下的故乡地址与父母的姓名。我本想带着妻子一起回来，后来一想，几十年过去了，也不知能不能找到，还是我一个人先回去。于是坐了火车，又转了汽车终于来到我日思暮想的故乡。下了车，我連东南西北都弄不清，把那张写有地址的纸给人看，经指点，好容易找到了我老家那条街，可是我从东走到西，整条街上就没见一幢房子，开闊的马路上都是汽车。问了好几个路上的行人，都摇头说不知道，后来遇到一个大约70多岁的老大爷，很巧的是他当年就在这条街上住，他告诉我，这条街拆了好多次，反正一个新书记上任，就把城里折腾一次，现在这个折迁书记总算把我们这条街彻底拆光，如今連他也找不到他们家原来的地方了。他说你去这条街所属的派出所，当年拆迁后搬到新居要把户口迁出，也许有留底，然后他详细告知了我派出所的地址，我按照他的指引来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户籍警听了我的情况后，倒很快把我们家迁出时的登记找了出来，不过那上面没有迁到新地方的地址，多亏一位年纪大的民警说，我们家当年回迁的小区他倒是知道，现在属于另一个派出所管辖，叫我去那儿找找看。于是我又来到了那个派出所，接待我的民警服务态度真好，她仔细听了我当年的情况，把我父母亲的名字打入电脑一查，很快就查到了，就把我家的新地址写下给我，并向我指了个大致的方向。出了派出所，我一路再打听，总算找到我父母的新家。来到门口，我怯怯地敲门，门开了，出来一位老大爷，他问我找谁，我说找俞家，他有点耳背，也许是听不懂我的话，我把那张写有父母亲名字的纸拿出来，他掏出老花镜戴上把纸倒来倒去看了会，又把我仔细地打量，我忍不住就说，我是多多，他这才惊异地噢了一声，朝着屋内大声喊，多多回来了，一面把我让进门。进门后我朝里面房间一看，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奶奶睡在床上漠然地打量着我，我走上前叫了声妈，她声音颤抖着问，是多多啊，我答应了一声，她把我双手紧紧抓住，眼泪刷地流下来。父亲叫我坐下，我尽量用我半生不熟的河南普通话把我的情况简略地说了一通，两位老人不断地插嘴提出一些问题。不一会，有人进来了，我一看是个中年妇女，她诧异地盯着我看，父亲赶忙为我介绍说是五姐，又告诉她多多回来了。五姐回来后，与父母交流起来就方便多，我又把我的情况向五姐讲述了一遍，父母亲静静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五姐给我泡了杯茶，她把刚才买回的菜去厨房内准备午饭，我坐在那儿，听父亲在打电话，声音很大，也很激动，听上去是通知我的姐姐哥哥门回来。饭后，姐姐哥哥们陆续回来了，开始时大家有点儿拘束，不一会儿就很随便了，争先恐后地聊着以往的事。大姐当年插队到了苏北滨海农场，与同在农场插队的同乡结了婚，文革结束后插队青年回城，他俩就在当地按排了工作，有个儿子在那边巳经工作成了家，并有了一个孙女，大姐与姐夫在那边帮着看孙女，一年就一两次回来看望父母，父亲巳通知她说我回来了，叫她抽空回来聚聚。二姐当年支边去了新彊，找的对象也是我们这里支边去的，两人后来好容易找关系病退回来，不过孩子仍在新彊，二姐夫在这边找了个工作，是临时工，不进编制的。二姐家就在父母家对面的公寓，在阳台上就能见到二姐家的窗户，二姐有时要去新彊照料孙子。三哥初中毕业后上的职高烹饪班，分配在厂里食堂工作，妻子也是同一厂里的工人，前几年工厂转制，两人同时下岗，父母与姐姐帮着凑些钱开了家饭馆，生意不错，就是忙点，儿子巳上大学了。四哥小时候发高烧，烧坏了脑子，智商有些问题，在一家福利厂上班，吃住都在厂里。五姐也是工人，50岁就 退了休，姐夫前年患癌去世，女儿高中毕业后在本地找了个工作，还没有对象，五姐与父母住在一起。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幸亏有五姐照顾。父亲身体倒是很好，就是有点儿耳背，说话声音总是很大。祖母与外祖母十多年前巳先后离世，可惜她们没有看到当年大家都嫌多的多多回来，两位老人临终前还在唸叨不知多多怎么样了。
隔了这么多年，全家终于团聚了，大姐于我回来的三天后回来见上一面，也许是操劳辛苦，头发都花白了。当年我被领走时姐姐巳经很懂事了，她如数家珍般诉说着我儿时的事，时儿高兴得大笑，时而又泪流满面。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巳经过了半月，在故乡的这段时间，父亲和哥姐们带着我去故乡的风景区游览。到底是江南水乡，山青水秀，与我们河南那边不能比的，那边的山大多是光秃秃的，河里的水也没有这边的清，特别是冬天，河里的水就很浅，经十多年治理，虽然有些好转，但与江南水乡相比，差得可远了。在故乡期间，哥姐们轮着请我吃饭，一般都在三哥店里。那段时间我吃尽了家乡的各种菜肴与点心，不过由于我们那边吃辣，家乡的菜再好，味道总觉得不适应，交谈时也有点不十分通畅。我才感到虽然这里曾是我的出生地，然而我巳经是个道地的河南人，实在说也很难再融入这儿了，虽然这边都是我的亲人，但现在河南才是我真正的家，梁园虽好，不是我久留之地。家中兄弟姐妹除了三哥经济状况较好外，其他人也不过如此，并不像我在河南听到邻村回过家的人所说的这边人家都很富裕的情况。带着父母兄弟姐妹们对我的万分不捨，终于到了分别的时候，故乡离我河南的家有千里之遥，父母年事巳高，此次见面后不知还能见几次，我不由得有些儿伤感。这次回来总算圆了我回故乡的梦，养父生前也曾想带我一起再回当年领我的城市看看，与我的亲生父母聚聚，可惜老人家这个愿望在他生前未能实现。离别那天，全家人除了卧病在床的母亲外一起送我到汽车站，父亲不顾众子女的劝说也非要一起来送我，当汽车开动时，我望着车窗外向我频频招手的亲人们不禁泪流满面。人生难得是欢聚，不知何日全家人再能相聚。
本文最后全家人送多多上车时多多的感受是他回到河南后打电话告诉小五官，后来我去看望俞先生俞师母两位老人家时小五官转告我的，所以我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便加了上去。此时夜深人静，在电脑上打好最后一个字，我不禁沉入了陈年往事中。那时候，俞先生一家与我们相处很好，印象最深的是每当粮店里有山芋卖时，俞先生总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去买，因为一斤大米的计划可以买七斤山芋，比较划算，在那粮食紧张的年代，大家都抢着去买，很快就会卖光。四清及后来的文革期间，我妈是被管制的四类分子，除了去居委敲三合土是不能上街的，那时我们子女都不在她身边，买菜买煤球等活儿也没少麻烦他们家。自打那个拆迁书记把我们这条街整个拆除殆尽后，四邻八舍数十年的老乡邻就各奔东西，虽然同在一城，却是难得见面，我母亲临终前还一直在唸叨当年那些邻居们，现今的邻里之间就再没有以前那样相处得亲密无间了。季节巳经过了秋分，这里的天气巳经很凉了，秋风中，树上黄色与红色的树叶纷纷落下，似翩翩起舞的蝴蝶，它们在空中盤旋落到尚未枯黄的草地上，于是绿色的地毯上缀滿红黄相间的斑驳陆离。经过酷暑炎热现在迎来了秋高气爽的日子，古人有诗称赞秋天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潮。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话虽如此，秋天毕竟有些令人伤感，要不然也不会有人说“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天写了俞家多多回家认亲的事，虽说也为他们家亲人团聚高兴，然而接着的别离更令人惆怅。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俞先生老夫妻俩总算在生前见到了当年被河南人领去的孩子，因为就在多多回来后的第二年，老夫妻俩就先后离开了人世，没有等到多多说的待过两年带了妻子和孩子们一起来故乡与全家亲人再相聚的日子。
我曾在故乡的农村工作多年，虽巳阔别数十载，然而每当夏秋之交，总会想起当年“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呜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情景。当地老乡有句农谚：“白露白迷迷，秋分稻莠齐。”想来故乡农田里的稻穗巳被沉甸甸的谷子压得弯下，秋风吹过，掀起金黄色的波浪。岁月匆匆，时光荏苒，离别故乡又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