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院同学百态图录
（之一）
徐家祯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斗争”以后，没有人再敢批评政府， 批评共产党了，于是，1958 年开始，毛泽东就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大 跃进”运动，说要“15 年赶超英国”。不但工业、农业、科技要超越，而且 文化、教育也要超越。于是，工农兵也可以编词典、出书，新的中小学和 大学也如雨后春笋，到处建立起来，原有的大学，当然也就扩大招生。我 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进的上海师范学院(简称上海师院，亦即现在的上 海师范大学)，读了个中文专业。关于我怎么会进这所学院的，我已在 〈忆好友夏君〉(注 1)这篇长文中详述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上海师范学院，顾名思义，这是一所地方性的师范大学。上海另有 一所华东师范大学，那就是毕业生在华东地区，甚至在全国分配的大学了。 上海师范学院招的既是上海市区和十个郊县的学生，毕业以后也就近分配 在上海各区各县。师范学院，培养的目标就是中学老师 —— 那时，上海 还有几所幼儿师范学校、中等师范学校，那是分别专门培养幼儿园老师和 小学老师的，属于中专性质，与师范大学各有分工，非常明确。所以，中 文系培养的就是中学语文老师。不是文学家或者语言学家。
“大跃进”一开始，全国中小学数量大大增加，于是，教师和学校其 他工作人员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所以，大学就必须扩大招生。就我观察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这批进入上海师院念书的大学生，大概属于这 么几类人:
一批是年纪比较大的所谓“调干生”。“调干生”就是已经工作了几年， 再进大学来接受培训的学生。“干”就是“干部”的意思。“调干生”，就是把 已经是干部的学生，调来大学学习。这批学生的年龄普遍比较大，其中占 很大比例的是以前单位中的骨干分子和党团员，这批人中有一部分人其实 因为文化知识水平太差，本来就不适合当老师，之所以把他们收进师院， 显然是要让他们镀一层金以后，到中学去当工作人员或领导干部的。
“调干生”中还有一些并非骨干和党团员的，那么，这些人，大致都 是一些有一定文化基础，可以进一步接受大学教育，毕业后当老师的人员。
“调干生”既然已经工作过，有的还已经结婚，有了家小，那么，进 大学后就能继续领取工资，也就是有带薪学习的权利。这是被很多不带薪 学习的高中毕业生们最为羡慕的一点。
另一批是有各种问题，尤其是有家庭或个人问题的高中毕业生。从 1949 年改朝换代起，直至 1977 年邓小平“文革”后恢复高考止，从来考大学 的高中生都要通过所谓的“政审”(“政治审查”的简称)。“政审”时不但要调 查学生本人在中学时的政治表现，还要查学生的家庭出身、父母历史、亲 属情况、海外关系，真的如以前科举考试那样，档案里要写上祖宗三代的 来龙去脉。要是“政审”时发现学生本人或者亲属中有某些政治问题，比如: 父母被共产党政府杀、管、关过的，有海外关系的，“土改”时被评为地主、 富农的，在“反右”斗争时戴上“右派”帽子的，因贪污、腐化被判刑的，等 等等等，或者本人在学校有不良言行、政治表现很差的学生，高考成绩考 得再好，也往往很难进入一流大学或者某些系科的门。但是，像上海师范 学院这类地方性的大学，往往还会网开一面，让他们进去念念一般性的学科。尤其是在中学急需教师，师范院校扩大招生的年代，这批学生在新生 中占了很大比例。
“调干生”中还有一些并非骨干和党团员的，那么，这些人，大致都 是一些有一定文化基础，可以进一步接受大学教育，毕业后当老师的人员。
“调干生”既然已经工作过，有的还已经结婚，有了家小，那么，进 大学后就能继续领取工资，也就是有带薪学习的权利。这是被很多不带薪 学习的高中毕业生们最为羡慕的一点。
另一批是有各种问题，尤其是有家庭或个人问题的高中毕业生。从 1949 年改朝换代起，直至 1977 年邓小平“文革”后恢复高考止，从来考大学 的高中生都要通过所谓的“政审”(“政治审查”的简称)。“政审”时不但要调 查学生本人在中学时的政治表现，还要查学生的家庭出身、父母历史、亲 属情况、海外关系，真的如以前科举考试那样，档案里要写上祖宗三代的 来龙去脉。要是“政审”时发现学生本人或者亲属中有某些政治问题，比如: 父母被共产党政府杀、管、关过的，有海外关系的，“土改”时被评为地主、 富农的，在“反右”斗争时戴上“右派”帽子的，因贪污、腐化被判刑的，等 等等等，或者本人在学校有不良言行、政治表现很差的学生，高考成绩考 得再好，也往往很难进入一流大学或者某些系科的门。但是，像上海师范 学院这类地方性的大学，往往还会网开一面，让他们进去念念一般性的学科。尤其是在中学急需教师，师范院校扩大招生的年代，这批学生在新生 中占了很大比例。
其实，我对高教局的这种做法，一向存有很大的疑问:照理来说， 教师既是培养人才的职业，那么，师范院校当然应该招收不但是政治上最 可靠，而且在学业上也是最优秀的学生才对。要是有些人因为他的政治情 况不能得到信任，所以，不适合培养他成为一名专家、医生、学者，难道 让他当培养下一代的老师就合适，就放心了吗?这真是一个令人十分费解 的矛盾，但 1977 年前，这就是中国高教局的招生原则。
第三批是高考成绩比较差的学生。这批学生很可能因为出生于工人、 农民、城市贫民，等等所谓“出身好”的家庭，但是高考考得不理想，不能 被其他高等院校录取，于是，遵循“大学要面向工农兵子女”的原则，就被 送进师院来“深造”了。
第四批学生则是一些学习成绩还算可以，但身体不好，甚至有缺陷 的学生。我也很怀疑，这些人毕业以后怎么去中学当老师?!
以上四类人，据我当时的观察，就包括了我周围的所有同学，当然， 也包括了我自己。说得好听一些，我可以说，我的同学们是一锅“大杂烩”; 说得难听一点，那么，我的同学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了。当然，这样说， 要是被我的同学们看见了会不服气、不赞成，或者不高兴，但是，只要想 一想，我既然已经把自己也包括进这“乌合之众”里去了，那么，大家可能 会心平气和一点了吧。
我在〈忆好友夏君〉一文的开头已经说了，我很不善于与人交朋友。 同学几年，有部分同学，我可能一句话都没有跟他们交流过。即使有几位 同学与我比较熟悉一点，但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这一类的，所以，今天要 想来写我的同学，也只能谈一些我对他们的表面印象，这就是我把这篇随笔叫做〈上海师院同学百态图录〉的原因:就像画漫画，仅勾出某些同学 的一个轮廓而已。
第三批是高考成绩比较差的学生。这批学生很可能因为出生于工人、 农民、城市贫民，等等所谓“出身好”的家庭，但是高考考得不理想，不能 被其他高等院校录取，于是，遵循“大学要面向工农兵子女”的原则，就被 送进师院来“深造”了。
第四批学生则是一些学习成绩还算可以，但身体不好，甚至有缺陷 的学生。我也很怀疑，这些人毕业以后怎么去中学当老师?!
以上四类人，据我当时的观察，就包括了我周围的所有同学，当然， 也包括了我自己。说得好听一些，我可以说，我的同学们是一锅“大杂烩”; 说得难听一点，那么，我的同学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了。当然，这样说， 要是被我的同学们看见了会不服气、不赞成，或者不高兴，但是，只要想 一想，我既然已经把自己也包括进这“乌合之众”里去了，那么，大家可能 会心平气和一点了吧。
我在〈忆好友夏君〉一文的开头已经说了，我很不善于与人交朋友。 同学几年，有部分同学，我可能一句话都没有跟他们交流过。即使有几位 同学与我比较熟悉一点，但也只能算是泛泛之交这一类的，所以，今天要 想来写我的同学，也只能谈一些我对他们的表面印象，这就是我把这篇随笔叫做〈上海师院同学百态图录〉的原因:就像画漫画，仅勾出某些同学 的一个轮廓而已。
注 1: 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5789/202502/23601.html
郑蔚然说起话来带一点江浙一带方言的口音，他自我介绍说，他是 浙江上虞不知哪里的人 —— 现在我已经忘记，从小到上海来学生意(“学 生意”在上海话中就是“当学徒”的意思)，在一家自行车行里工作。56 年后， 商店公私合营，工人参加商店的经营，他在店里当了干部，现在就到上海 师院来当“调干生”了。
两位书记
在我班同学中，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班的头儿 —— 党支部书记， 郑蔚然同学。郑蔚然是调干生，年纪比较大，可能是我班所有同学中年龄 最大的一位吧。念书时已经三十岁了，比我整整大了 13 岁。在我眼里看 来，他好像已经有四、五十岁的样子了。郑蔚然个子不算矮，但站着背有 点驼，所以不但变得矮了一截，而且显得更加老相了。郑蔚然的脸方方的， 显得有点大，而两只眼睛却很小，与整个脸部有些不合比例。他的脸色白 中带一点黄，还有点浮肿，不是很健康的样子。奇怪的是，过了三、四十 年，我们重见的时候，郑蔚然的外貌几乎没有丝毫变化，一直就这么个相 貌。可能，他就是这种年轻时看上去就见老，但真的老了，却又并不变样 的那种人吧。
郑蔚然说起话来带一点江浙一带方言的口音，他自我介绍说，他是 浙江上虞不知哪里的人 —— 现在我已经忘记，从小到上海来学生意(“学 生意”在上海话中就是“当学徒”的意思)，在一家自行车行里工作。56 年后， 商店公私合营，工人参加商店的经营，他在店里当了干部，现在就到上海 师院来当“调干生”了。
郑蔚然的文化程度究竟如何，我实在不很清楚，不过听他的经历， 我看他不一定会在进师院前有高中文化程度。当然，他来大学念书，本来 就是当干部来的，书念得好不好无关紧要。郑蔚然进师院前就已经入了党， 所以，在我们班里担任的是“党支部书记”之职。不过，我不知道我们班里 除他之外，还有谁是共产党员。就算有，也不会够得上一个支部的人数吧， 所以，我很怀疑，郑蔚然大概还是几个班的联合党支部书记呢!官位不算 小了。
郑蔚然既当了官，开起会来，说话当然会有点官腔。用带方音的口 音拖长了语调说话，官腔就显现出来了。但是，我倒觉得郑蔚然为人很温 和、随意，并不像我们后来那个当班长的叫徐纪大的同学那样，左得厉害。 徐纪大不用开口，他那一张不带肉只有皮的刀削脸，让人一见就知道这不 是个好相处的角色。而郑蔚然，平时却待人平易近人，一点没有干部的架 子。他那副显得老相的容貌，让人更加觉得他是我们的一个“老阿哥”。
记得刚进师院，我与郑蔚然是同一个寝室的。郑蔚然睡在下铺，靠 窗的右边。晚上熄灯了，大家还无睡意，有人就会在黑暗中喊:
“老郑呀，讲个故事呀!”
于是郑蔚然就开始讲故事了。他说的“故事”大部分是他在自行车行 学生意时发生的事情，或者他还没来上海，在乡下时的经历。大家要他讲 故事，本来也只是为了刚熄灯、睡不着，解解闷而已，于是听着听着就一 个个进入了梦乡。郑蔚然说的故事，大家也就忘记了。我只记得他有一次 说，在乡下时，村里有一棵大树，某天树上突然出现了一条大蟒蛇，村里 人都说，这条蛇是蛇精，不能打死它，于是就设法把这条大蟒蛇抓起来， 送到山上去放生了。那时只有十多岁的我，听得很感新奇，就记住了。
郑蔚然既当了官，开起会来，说话当然会有点官腔。用带方音的口 音拖长了语调说话，官腔就显现出来了。但是，我倒觉得郑蔚然为人很温 和、随意，并不像我们后来那个当班长的叫徐纪大的同学那样，左得厉害。 徐纪大不用开口，他那一张不带肉只有皮的刀削脸，让人一见就知道这不 是个好相处的角色。而郑蔚然，平时却待人平易近人，一点没有干部的架 子。他那副显得老相的容貌，让人更加觉得他是我们的一个“老阿哥”。
记得刚进师院，我与郑蔚然是同一个寝室的。郑蔚然睡在下铺，靠 窗的右边。晚上熄灯了，大家还无睡意，有人就会在黑暗中喊:
“老郑呀，讲个故事呀!”
于是郑蔚然就开始讲故事了。他说的“故事”大部分是他在自行车行 学生意时发生的事情，或者他还没来上海，在乡下时的经历。大家要他讲 故事，本来也只是为了刚熄灯、睡不着，解解闷而已，于是听着听着就一 个个进入了梦乡。郑蔚然说的故事，大家也就忘记了。我只记得他有一次 说，在乡下时，村里有一棵大树，某天树上突然出现了一条大蟒蛇，村里 人都说，这条蛇是蛇精，不能打死它，于是就设法把这条大蟒蛇抓起来， 送到山上去放生了。那时只有十多岁的我，听得很感新奇，就记住了。
我对绝大多数同学既不热络，对党团干部就更敬而远之了，因为我 反正并不想入团、入党。在大学期间，我与郑蔚然几乎没有什么私人来往。 记得好像他曾找我谈过一次，要我开会积极发言，要有实际行动与家庭划 清界限，争取入团。我听了也只当耳边风而已。不过，老实说，我对郑蔚 然从来没有过坏感。他对人十分谦虚，学习上有什么问题，总虚心向别的 同学请教。他也来问过我一些学业上的问题，我总尽力帮助他。我只是把 他当做一个“老大哥”而已。
到了毕业分配，很奇怪，郑蔚然竟然跟我分在同一个中学 —— 建东 中学。毕业分配前，当然，系里是不会事先跟学生本人谈话，征求意见的。 但是，郑蔚然，作为学生中的党员干部，我觉得应该是有资格参加系里的 分配工作的。他不但事先应该知道自己会分到哪个学校去，而且系里在分 配别的学生时，一定也会听听他的意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郑蔚然之 所以会与我分配去同一学校，一定是因为他要求的结果。很可惜，我后来 一直没有机会问过他毕业分配的事，所以不知道他想与我分在同一所学校 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我们进了建东中学，我第一年是担任初中一个班的班主任和两个班 的语文老师。郑蔚然则分去教政治，可能也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我想， 不让他教语文的原因，很显然，是因为他的语文专业水平太差。我的猜想 应该是很准确的，因为教了一年政治，他就被调出建东中学，到附近愚园 路上一所刚开设的叫愚园中学的民办中学去当支部书记兼校长了。
郑蔚然调走后，当然我就跟他基本上断绝了来往，除非区里开教师 大会，有时也有可能见面。“文革”时，作为一个学校的一把手，郑蔚然当 然一定受过一些冲击，但我与他不在一个学校，就不知详情了。“文革”后， 愚园中学并入附近的市重点市西中学，他就担任了市西中学的教导主任一 职，大概一直做到退休吧。
到了毕业分配，很奇怪，郑蔚然竟然跟我分在同一个中学 —— 建东 中学。毕业分配前，当然，系里是不会事先跟学生本人谈话，征求意见的。 但是，郑蔚然，作为学生中的党员干部，我觉得应该是有资格参加系里的 分配工作的。他不但事先应该知道自己会分到哪个学校去，而且系里在分 配别的学生时，一定也会听听他的意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郑蔚然之 所以会与我分配去同一学校，一定是因为他要求的结果。很可惜，我后来 一直没有机会问过他毕业分配的事，所以不知道他想与我分在同一所学校 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我们进了建东中学，我第一年是担任初中一个班的班主任和两个班 的语文老师。郑蔚然则分去教政治，可能也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我想， 不让他教语文的原因，很显然，是因为他的语文专业水平太差。我的猜想 应该是很准确的，因为教了一年政治，他就被调出建东中学，到附近愚园 路上一所刚开设的叫愚园中学的民办中学去当支部书记兼校长了。
郑蔚然调走后，当然我就跟他基本上断绝了来往，除非区里开教师 大会，有时也有可能见面。“文革”时，作为一个学校的一把手，郑蔚然当 然一定受过一些冲击，但我与他不在一个学校，就不知详情了。“文革”后， 愚园中学并入附近的市重点市西中学，他就担任了市西中学的教导主任一 职，大概一直做到退休吧。
我跟郑蔚然来往密切起来，倒是在“文革”之后，甚至是在我出国之 后了。“文革”中，我们家被赶出了自己的房子，住到附近一条弄堂的朝北 后间去了。因为我们的房子后来被区公安局占领，做了全区交通警察的宿 舍，而我们的三楼则被长宁区公安局的马局长一家占领，做了他们的住宅， 所以，“文革”结束，邓小平落实政策，要机关干部带头落实党的政策，马 局长一家很快就空出三楼，让我们搬了回去。但是，警察的宿舍一时无法 找到合适的地方，不能马上搬出，于是，我们就与警察们在同一栋房子里 一起住了好几年。那时，我已经出国，在上海老房子住的只是我小弟弟一 家三口和我父母罢了。这时，郑蔚然不知怎么找到我家来了。他跟我父母 说，他区里有熟人，他可以通过他们，让警察局尽快把整栋房子都还给我 们。然而，那时，我父亲他们已经住在三楼了，整个三楼面积大约有 140 多平方米:有三个大房间，再加上从三楼通往四楼大平台的楼梯中间有一 个不算小的亭子间，他们拿它当厨房和餐厅用:一家五口住着也不拥挤， 所以，下面两层什么时候还，他们并不着急。当时，社会上一度治安很差， 我父母觉得楼下有警察住着，日夜有人值班，反而更加安全，所以，对郑 蔚然的主动要求帮忙，他们只是听听而已。记得我 1983 年底第一次从澳洲 回国探亲过年，郑蔚然来看我。我们俩就站在屋顶那个大平台上讨论房子 落实政策的事，他就当着我的面又说了一次，表示需要的话可以帮忙。
自那次以后，每次回国，我都与郑蔚然见面，一起到饭店吃个午饭。 郑蔚然当过我们班的干部，毕业后与他保持联系的同学不少，每次吃饭， 他总把沈宗洲、姚德禄、王国杰、汪健、高淦鑫几个老同学也一起叫来， 大家聚聚。那时，我们还没有联系到徐剑刚，每次问郑蔚然，他总说: “徐剑刚好几年没有消息了，一定死了。”我不相信，在网上找到徐剑刚工 作的南汇坦直中学的电话号码，居然一打就找到了。于是，后来每次我回 国聚会，徐剑刚也总来参加。此后，大家就拿这件事跟郑蔚然开玩笑，说: “只要他联系不到的人，就都是死了!”
自那次以后，每次回国，我都与郑蔚然见面，一起到饭店吃个午饭。 郑蔚然当过我们班的干部，毕业后与他保持联系的同学不少，每次吃饭， 他总把沈宗洲、姚德禄、王国杰、汪健、高淦鑫几个老同学也一起叫来， 大家聚聚。那时，我们还没有联系到徐剑刚，每次问郑蔚然，他总说: “徐剑刚好几年没有消息了，一定死了。”我不相信，在网上找到徐剑刚工 作的南汇坦直中学的电话号码，居然一打就找到了。于是，后来每次我回 国聚会，徐剑刚也总来参加。此后，大家就拿这件事跟郑蔚然开玩笑，说: “只要他联系不到的人，就都是死了!”
有一年，郑蔚然还联系到邻班一位叫杨惠兴(?)的“调干生”。知 道我要回国探亲，杨惠兴就出面去借了银发大楼(大概是一个退休老人的 活动中心吧)一个大房间，找了十几位老同学聚会。我记得那时夏镛正在 上海，也一起参加了。我们班的另一个党团干部张琪也参加了。大家轮流 谈谈从师院毕业后的经历。同学中已经出国的，只有我和夏镛两人。会散 后，张琪还特意走到我旁边，拍拍我的肩，说:“大家年纪都老了，要多 保重身体呀。”其实，张琪，也是以前我从来不与之谈话的同学之一，不 知道怎么那次重聚，她对我却特别关心起来。
张琪长得矮墩墩的，十分结实;她肤色较暗，面貌平平，并不起眼。 她原来并不与我同班，后来，并过一次班，我们班的人数增加了近十个， 于是张琪就成了我的同班同学。她那时不但是团员，还是我们班的团支部 书记，我想，她的出身一定很不错吧。“文革”后，我听别的老同学说，张 琪在“文革”的抄家风中，私拿了抄家物资，犯了大错误，因此，“文革”后 还坐过牢。连当时党的一个叫《支部生活》的刊物上，都登过她的事情。 所以，大概在老同学们面前，她觉得很没有脸面了。那次在银发大楼的聚 会上，她隐隐约约说了这件事。但以后，我回国，她却没有再来参加我们 的聚会。过了几年，我们在郑蔚然面前多次问起过张琪，他总说:“联系 不上了，大概死了!”
从几件小事情，我觉得郑蔚然是一个相当天真纯朴、忠厚老实的人。 我出国后与老同学们聚会时，郑蔚然经常会一脸一本正经的样子问我: “哎，国外现在怎么说我们中国?”我想，他当了一辈子党的干部，经过这 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概终于对国内媒体的报道也产生怀疑了吧。 所以，他想从我嘴里听听，世界上到底是怎么评论中国这个共产党国家的。 其实，那时邓小平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西方世界一直都看好中 国的将来，以为中国以后总归也会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所以媒体所报 道的也大多是正面、积极的一面，很少负面和消极的新闻。
张琪长得矮墩墩的，十分结实;她肤色较暗，面貌平平，并不起眼。 她原来并不与我同班，后来，并过一次班，我们班的人数增加了近十个， 于是张琪就成了我的同班同学。她那时不但是团员，还是我们班的团支部 书记，我想，她的出身一定很不错吧。“文革”后，我听别的老同学说，张 琪在“文革”的抄家风中，私拿了抄家物资，犯了大错误，因此，“文革”后 还坐过牢。连当时党的一个叫《支部生活》的刊物上，都登过她的事情。 所以，大概在老同学们面前，她觉得很没有脸面了。那次在银发大楼的聚 会上，她隐隐约约说了这件事。但以后，我回国，她却没有再来参加我们 的聚会。过了几年，我们在郑蔚然面前多次问起过张琪，他总说:“联系 不上了，大概死了!”
从几件小事情，我觉得郑蔚然是一个相当天真纯朴、忠厚老实的人。 我出国后与老同学们聚会时，郑蔚然经常会一脸一本正经的样子问我: “哎，国外现在怎么说我们中国?”我想，他当了一辈子党的干部，经过这 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大概终于对国内媒体的报道也产生怀疑了吧。 所以，他想从我嘴里听听，世界上到底是怎么评论中国这个共产党国家的。 其实，那时邓小平刚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西方世界一直都看好中 国的将来，以为中国以后总归也会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所以媒体所报 道的也大多是正面、积极的一面，很少负面和消极的新闻。
还有一次，郑蔚然特地带来一本《夹边沟》送给我。夹边沟是甘肃 一个不毛之地，50 年代后期到 69 年代初期，是流放右派分子和别的“四类 分子”的地方。上海曾有不少人被发配到那里去。80 年代，有不少报道揭 发出来，那里曾饿死千百个劳改犯。于是，有位作家就写了这本叫《夹边 沟》的书。郑蔚然送我这本书的时候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呀!太惨了。 我都不能相信了。”我想，郑蔚然呀，你真太天真了，夹边沟的悲惨其实 只是过去四、五十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许许多多悲剧的一小部分呢!你 是一名共产党员，你的党做了什么你难道一无所知吗?
郑蔚然退休以后，他告诉我们他还在帮静安区写区史。我没有问他， 写的是哪一部分的历史，后来写完了没有。他还说，他在练书法。有一次 他送我一张他写的字，写得相当老练。我们有一次聚会，先到他家去看望 他，然后再出去找一家附近的饭店聚餐。郑蔚然的家很简陋，住的是五、 六十年代建的红砖公房，大概应该是他工作单位分配给他的。而那时， “先富起来”的人却已经住起几十万、几百万的公寓来了。
我最后一次看见郑蔚然是 2009 年，那年我八月从大学退了休，九月 底回国。回国前，同学王国杰就告诉我，郑蔚然得了癌症，已经住院了， 所以，我特地从澳洲带了一瓶牛肉汁送他，想他可以放在粥里吃，增加一 点营养。医院是王国杰陪我去的。那天，他太太和他一个儿子都在。郑蔚 然神志很清楚。他告诉我，他全身难过，睡觉都有困难。后来他太太和儿 子在病房外告诉我，他可能活不了几天了。果然，我去看他的第二天晚上， 我已经睡觉了，因为明天要早起，坐飞机去新疆旅行。王国杰打电话来， 说郑蔚然已经去世了，终年 80 岁。我说，我明天就要去新疆，他的追悼 会我无法参加了。王国杰说，他准备代表我们老同学送一个花圈去。这就 是我与郑蔚然友谊的终结。 （未完待续）
郑蔚然退休以后，他告诉我们他还在帮静安区写区史。我没有问他， 写的是哪一部分的历史，后来写完了没有。他还说，他在练书法。有一次 他送我一张他写的字，写得相当老练。我们有一次聚会，先到他家去看望 他，然后再出去找一家附近的饭店聚餐。郑蔚然的家很简陋，住的是五、 六十年代建的红砖公房，大概应该是他工作单位分配给他的。而那时， “先富起来”的人却已经住起几十万、几百万的公寓来了。
我最后一次看见郑蔚然是 2009 年，那年我八月从大学退了休，九月 底回国。回国前，同学王国杰就告诉我，郑蔚然得了癌症，已经住院了， 所以，我特地从澳洲带了一瓶牛肉汁送他，想他可以放在粥里吃，增加一 点营养。医院是王国杰陪我去的。那天，他太太和他一个儿子都在。郑蔚 然神志很清楚。他告诉我，他全身难过，睡觉都有困难。后来他太太和儿 子在病房外告诉我，他可能活不了几天了。果然，我去看他的第二天晚上， 我已经睡觉了，因为明天要早起，坐飞机去新疆旅行。王国杰打电话来， 说郑蔚然已经去世了，终年 80 岁。我说，我明天就要去新疆，他的追悼 会我无法参加了。王国杰说，他准备代表我们老同学送一个花圈去。这就 是我与郑蔚然友谊的终结。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