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夫们
文/劳柯在我们老家，姐夫不叫姐夫，我们叫‘哥’。今天我就来写写我的‘哥’们。
第一位
我大堂姐是我大伯的女儿，我大伯只有这一个女儿，但我大堂姐的婚姻不是我大伯做的主，而是我奶奶做的主。关于我的奶奶，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的，我出生不到一年她就去世了，所以关于我大堂姐婚姻的事都是从我娘那里听来的。据说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姐夫的爹就把钱塞到我奶奶的手里，于是我奶奶就抓着钱不松手，我大堂姐的婚姻就那样定了。
我大堂姐身材高挑，我娘说我姐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我姐夫却是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而且说话结巴。他说话不是一般的结巴，即便在心平气和的时候，听他说完一句话也需要非常大的耐心。每次见到我，他只给我说两个字‘弟弟’，然后就是沉默或者只有我说话了。虽然他说话困难，但待人接物非常诚实，更把我当亲弟弟看待。
后来我到了记事的年龄，记得当时我姐夫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有的时候是白天，有的时候是晚上。无论是白天来还是晚上来，因为说话困难，每次来他都急得眼泪汪汪。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为啥哭，后来我知道原因：和我堂姐吵架了。
我娘说我堂姐的性格非常柔和，从来不和人吵架，所以我娘认为每次吵架都怨我姐夫的脾气不好，他发火后自己又说不清楚，自己气自己，没地方出气，就来我们家说我姐的不好。当然这是我娘的推测，娘家人都认为自己闺女好，小两口吵架，那一定是怨女婿的。
记得我姐夫诉苦的时候我爹只是静静地听，我娘偶尔会责怪他几句，但也说的很少。我爹虽然把我大堂姐当闺女看，但毕竟是侄女婿，不能说太多。我爹的脾气非常火爆，我想他是一直忍着，最后终于有一次他爆发了，要不是我娘拉着，那一次估计就把我姐夫打了。
那次之后，小两口每次吵架，我姐夫还来，但是不敢再说我姐的不是，只是默默地坐着。后来他们的孩子也大了，自己的年龄也大了，就不再吵架了。
我大伯去世的早，我姐夫就把我爹当亲岳父，逢年过节必来，我爹的生日必来。我们那儿老年人六十六岁的生日是大生日，还有句民俗：六十六，割块肉，意思就是父亲过六十六岁生日的时候女儿要买一块肉当贺礼。
大堂姐家生活拮据。我爹六十六岁生日那天，我姐夫天不亮就起床骑车到几十公里外把自己泡的豆芽买个好价钱，然后到集市上买了一块肉赶到我们家。他到家的时候厨房正好在做饭，就用了他送的肉。当他告诉我来回骑车将近五十公里时，我感动得眼泪汪汪。
时不饶人，我爹去世的时候，我姐夫已经白发苍苍，他跪在灵前痛哭，肩膀抖动。
第二位
我叔叔的大女儿在我所有的堂姐中排在第二位，不过我依然称她为大堂姐，在这儿为了区分，就叫二堂姐吧，她的爱人就是二堂姐夫。她们结婚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和二堂姐夫非常熟，关系也非常好。
二堂姐夫是我们县城里的人，结婚的时候有正式工作。听说他第一次到我们村很拘束，人一拘束就不知道该说啥，于是他摸了摸院墙对我说叔说：“大爷，你们这儿怎么那么多墙啊？”我们用‘大爷’来称呼岳父，来表示尊敬。那个时候我还小，这句话也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当时我就想县城里的墙可能比较少，后来我到县城读书发现县城里也有很多墙。
可见第一次到我们村，我姐夫该多紧张啊!
我姐夫是个极其认真的人。有一次过年，我们两个一起做肉丸子，我们那儿叫汆丸子。说是我们两个一起做，其实就是他做我看。做汆丸子要用精肉，于是我姐夫认真地把肉上肥油一点点割掉，然后再非常仔细地把肉慢慢地剁成肉馅。他说如果剁得太快，做出来的丸子就不劲道，所以要不紧不慢地剁。等肉馅剁好了，他把肉馅仔细地放到碗里，然后开始用筷子按顺时针方向搅拌肉馅。他说搅拌的时候一定要朝一个方向搅拌，因为只有那样做出来的丸子才会酥嫩。
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来的理论，反正他严格遵守那个理论，那天我们两个一上午就做了一道菜：汆丸子，不过那道菜非常好吃。
后来我长大了，也开始自己做汆丸子，每次做都会遵守我姐夫告诉我的理论，如果闺女看着我做，我就把这个理论告诉我闺女，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理论的根据是啥。
读高中的时候我有段时间住在我姐夫家里。当时的住房条件非常差，他们一家四口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具体的面积我不太知道，大概只有二十几个平方，房子的中间拉个布帘子，里面是卧室，外面是餐厅和客厅，而厨房是和二哥家公用的。有一次我姐煮的面条非常好吃，我其实已经吃饱了，我姐夫一定要我到厨房里再去盛，说是只剩一点了，今天把他吃完，我就去厨房，打开锅发现没有了，我回去说锅里没有了，我姐夫不信，跑出去一问才知道剩下的被他妈妈盛走了。我姐夫就说他到街上再给我买，我说真的饱了，然后我说这是我姐家，我不会客气的。
后来我有一次在大街上遇到他。当时买白面馒头还需要用粮票，他拿出粮票来给我买了一大兜子白面馒头让我拿到学校里吃。我把热腾腾的白面馒头放在课桌上。白面馒头的香味吸引了所有同学的目光，我感觉周围的人都无心学习，偷偷地在闻那种让人饥肠辘辘的香味。那是我高中三年最高光的时刻。
后来他退休了，去一个锯木场帮忙。巨木场里有很多木屑，我姐夫就琢磨着怎么利用这些木屑，琢磨来琢磨去，他就发明了一个可以烧木屑的炉子。他发明这个炉子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他在电话上说他发明了这个炉子，问我他要不要申请专利，我说那一定要申请。后来他没有申请专利，而是给我堂哥们都做了一个炉子，还免费提供木屑。据说那个炉子真的好用，只是木屑不好找，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时光如箭，当年的毛头小伙已经升级为爷爷和姥爷。几年前我们在北京一起吃了顿饭，他依然已经成为一位老者，我说：“哥，以后少喝酒。”他说：“弟，酒不喝，身体很好。”
只要身体好，一切都好！
第三位
我大姐夫是大我大姨的儿子，和我们家是姨表亲。不过我大姨是我娘的大伯抱养的，所以和我们家没有血缘关系。那应该是一九八二年的事，我二姨从黑龙江回老家探亲，不知道在我外婆面前说了啥，反正这门亲事就那样定了。
据我二姨说我大姐夫是高中毕业，当时还在工厂里上班。我老爹对我二姨的话表示怀疑，但他依然同意了这门婚事。我老爹说如果在工厂里上班他也不会看上我们家闺女，因为我大姐从来没有上过学。我老爹说他同意这门婚事是因为我大姐夫是个好小伙，人踏实可靠。
我知道大姐夫高中毕业后的确在工厂里上过几天班，因为有一次我们两个路过一处破败的工厂，他用手指了指其中一座看上去是厂房的建筑说他曾经在那座建筑里做工。当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听他那样说，也就对他特别崇敬。
我大姐夫第一次来我们家的应该是个冬天的早上。冬天冷，我窝在被窝里，他塞给我一把糖，我就在被窝里吃，当时觉得那糖特别的甜。他用一把糖收买了我，从那以后我成了他的跟屁虫。他经常用自行车带着我去赶集，或者带着从我们家到他们家，从他们家到我们家。
我们两个村相距有二十多里路，在那个时候这个距离是很远的距离。他家在水库里，我们家在水库外，所以每次去或者回都会路过水库的大堤。水库早已废弃，人们就把大堤扒个口子，并把那里叫堤口。堤口是进出水库的必经之处，走的人多了，也就繁华了。我记得堤口有好几家饭馆。
每次路过堤口，我大姐夫就会给我买包子吃。包子是水煎包，两面焦脆。别说吃，就是闻一下看一下都会让人流口水。我大姐夫似乎和开餐馆的人很熟，有人就问他我是谁，他说：他是读书人，西式裤子外扎腰，这一看就是读书人的打扮。
小时候的我特喜欢打扮。不管夏天多热，都会穿着裤子和衬衫，而且把衬衫塞到裤子里，衬衫的口袋里挂一只没有墨水的钢笔，腰带上挂一串没有锁钥匙。我那身打扮现在想想有点好笑，当时觉得特别有范。
不经意间我去上大学了，然后出国了，我的外甥女们也都大了。有一次在电话上我大姐夫哭了，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哭。他说他大女儿不想读书了，怎么劝都不行，问我怎么办。我劝他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也不只有读书这一条路。他说不读书能去干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我也不知道不读书能去干啥。
常听人说好人一生平安，但我大姐夫却得了不治之症。我遇到一位江湖医生，他只给我说了几句话，我已经知道他是骗子，但我依然想碰碰运气，把他请到家里给我大姐夫看病，然后看他假模假样地给我大姐夫把脉，然后又听他胡说八道地讲解。我大姐夫终究没有治好病，他在睡梦中去世，终年五十五岁。
我大姐夫对我老爹特别好。他去世后不久我老爹也病了，他问我大姐夫为啥不来看他，我大姐告诉我爹说我大姐夫去黑龙江我二姨家去喂牛了。我爹说：现在哪还有自个喂牛的。接下来的几天我老爹一只昏迷，我舅舅去看他的时候他清醒了一会，我走到病床跟前的时候他给我说了很多话，不过他没有提我大姐夫，但我相信如果我大姐夫从东北回来，我老爹一定会清醒地和他说话。
我大姐夫终究没有回来给我老爹送终，但我相信他们两个正在天堂里说话：我老爹躺在躺椅上，我大姐夫坐在椅子上.....
第四位
我叔叔的二闺女和我大姐同岁，不过比我大姐的生日小。我二堂姐名字‘满’。我不知道为啥叫这样的名字，我娘说意思是闺女已经‘满’了，我叔叔和婶子希望生个儿子。因为这个名字，我平时叫她‘满姐’。满姐找对象费了好多周折，最后找了一个好人家。
满姐夫身材高大，但文质彬彬，而且非常懂礼节，比如看到长辈会大老远就去迎接，还会搀扶。他了礼节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所有的动作语言都非常合理，没有一点矫揉造作之态。
我姐夫读书万卷，知识渊博。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晓上古了解当今，说起话来条条有理，句句有据。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已经读高中了，高考之后我就远离家乡，我和这位姐夫接触不多，不过每年过春节都会见面聊天。每次和他聊天，我都如读圣贤书三年，醍醐灌顶，受益匪浅。
我满姐夫的职业是看图纸。刚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啥职业，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坐建筑设计。农村人不知道建筑设计是啥，于是就用看图纸来形容。设计多了，认识的人也就多了，这路也就宽广了，后来听说我姐夫开始包工地，做起了老板。
山东人多好喝酒抽烟，特别是过年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姐夫抽烟与否，但我知道他喝酒。人一喝酒，那话也就会多，大多数人会说话无条无里，但我姐夫不会，即便他喝到八分醉意，他说话依旧条理清晰，文质彬彬。
我们那儿有个习惯，女儿结婚后第一春节回娘家叫‘认门’，就是让女婿认一下娘家的‘门’。‘认门’一般在大年初二，是个大事，要把兄弟姐妹们聚齐。儿女们长大以后各自成家，也就很难聚齐，初二‘认门’也就成了聚齐的好日子。
认门的时候新人要带很多礼物，礼物都放在‘斗子’里，礼物越多带的‘斗子’也就越多。斗子都放在自行车后座，有新人请人帮着带斗子，请来的人就叫扛斗子的。虽然名叫‘扛斗子’的人，其实是帮新人喝酒的。
我姐夫认门那天似乎请了两个扛斗子的人，都是能喝酒的主，不过我姐夫似乎不需要他们帮着喝酒，不管谁让他喝酒，都不可能在说话上赢得过他，但他不管说话输赢，仰头就喝。人高兴，就得喝个痛苦。
那天他似乎喝多了，临走的时候去推带斗子的自行车，一不小心，连人带车都倒在地上，多少有些狼狈。
一晃已经近三十年没有见过我这位姐夫了。记得他当时发际线特别高，不知道现今六十岁的他还有没有头发，也许还有，也许已经没有了，但无论有没有头发，我确信他都会非常潇洒。
人高兴，就得潇洒。如有机会，我一定要和他一醉方休。
第五位
我二姐夫是我老爹的一位朋友介绍给我老爹的。既然是朋友介绍的，我老爹也没怎么打听，我二姐的婚事就那样定了。我二姐夫是个极其勤快本分的人，而且非常孝顺，从来没有在我父母面前说过一句让人不顺心的话。自从结婚之后，我老爹嘴里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二姐夫的名字，不管啥事，他第一个想到就是我二姐夫。
别人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而我二姐夫做了三个儿子都做不到的事。
我二姐夫是个上心的人。我们家原本住在三间土坯房里，有一天我二姐夫劝我老爹说把房子翻盖一下，因为我眼看着就要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我老爹就把这事交给我二姐夫去做。我二姐夫把盖房子的事打理得井井有条，到了当年的秋天，我们家就盖起三间蓝砖蓝瓦的新房子。盖房子的那几天，我二姐夫基本上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等房子盖好了，他总算可以好好地吃一顿饭，那顿饭他吃了四个咸鸡蛋，十四五个馒头。
我二姐夫啥都好，但也有一个缺点：他太喜欢喝酒了。年轻的时候虽然喜欢喝酒，但从来没有耽误过啥事，而且有我老爹在那儿镇着，他平时也不敢多喝。随着年龄的增加，他越发离不开酒了。我二姐不让他喝，他偷偷地喝，即便是他自己喝酒，也会把自己喝得晕乎乎的。有一次他外出做生意，自己把自己喝醉后倒在床上睡觉，结果房子着火了他都不知道，救火的人把他从房子里拉出来，据说他还有点迷糊。
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戒酒。
不过后来他还是把酒戒了。他戒酒可能是因为两件事，一件是因为喝酒驾照被吊销了，另外一件是因为他得了轻度得脑中风，虽然没有影响生活，但医生告诉他以后绝对不能再喝酒了。这两件事之后，他就戒酒了。
有些坏习惯不是戒不掉，只是没有找到戒掉的理由。
我父母在世的时候我不敢说他每天都去我们村，但一个星期去上两三次那是非常正常的，我父母去世以后他只有给我父母上坟的时候才去我们村。他曾经对我说他都不敢路过我们村，他看到我们家那片地方就伤心。听了他的话，我的鼻子有点酸。曾经欢声笑语的地方，没有了父母，一片沉寂。这也许是我不敢回我们村的原因吧。
地球转了一圈又一圈，天没有荒，地也没有老，但人却不知不觉地老了。我二姐夫年轻的时候特别想要个闺女，但因为计划生育的原因一直没有要成，几年前他儿子给他生了孙女，也算上天对他的补偿吧。
第六位
我叔叔的三女儿叫存，我叫她存姐。‘存’在我们老家有停下来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不要再生闺女了。存姐和我二姐一个属相，小的时候天天在我们家玩，所以我和我存姐的感情很深。我出国后不敢给她打电话，因为每次我打电话给她，她都会眼泪汪汪。
存姐夫是我们附近村的人，但他和我存姐结婚的时候在山西的一家煤场上班，所以他们结婚后就搬到山西去了。记忆中我只和存姐夫在他第一次初二回娘家认门时候见过一次面，所以对他印象非常浅。只记得那天他不怎么说话，不过喝了不少酒，这在我们那儿很正常，初二认门，哪家的新女婿不腼腆，哪家新女婿不喝酒啊？
在煤场里上班，有人要下井挖煤，有人要井上管理，不知道存姐夫是从事的那种工作。听我父母说存姐夫所在煤场是国家的正规煤场，安全是有保障的。安全措施再好，但下井挖煤毕竟是一件让人担心的事。
有一年我存姐带着儿子回来过春节，她儿子当时大概五六岁的样子。那次春节我正好也在，我就带着外甥在院墙边玩。院墙很矮，但对孩子来说已经算很高了。孩子想爬院墙，却怎么也上不去，我刚想把他抱上去，他对我说：“我爸爸肯定可以，他本领可大了，他可以飞，”童言无猜，我姐夫可能真有‘飞’这个本事。
几年前我姐夫退休了。退休后在山西待着无趣，估计也不想在外边飞了。外边的天空再广阔，毕竟没有家的温暖。他们就卖掉房子，把家搬回了我们县城，这也增加了我们再次见面的概率，不过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国了，虽然概率大，但我们依然没有见面，但我确信我们一定能见面。等哪天见面，我一定向他要请教一下‘飞’的工夫，如果能学到一二，我就可以去飞到星星旁边，感受一下‘伸手摘星辰’。
如果我真学会‘飞’，我就会经常飞回家乡，去感受春天的麦子，夏天的杏子，秋天的花生，冬天的火炉。姐姐们围着火炉烤火，我坐在边上，听她们嘁嘁喳喳地讲一部叫《喜盈门》的电影。
第七位
当婚姻有父母包办时，找对象很容易，婚姻也很简单，但当自由恋爱时，找对象很难，婚姻也变得无比的复杂。不能说我三姐的婚姻是自由恋爱而成的，算是‘半自由’恋爱。即便这‘半自由’，她走进婚姻的殿堂也历经曲折。
我三姐夫是‘狠’角色，经常说‘狠’话，常常出‘狠’手。虽然‘狠’，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我三姐跟前发‘狠’。既然‘狠’，那喝酒是少不了的，而且常常喝醉。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喝酒，喝醉了一言不和就会动手。常常喝酒前都打扮得人模人样，等散场的时候可能就要鼻青脸肿了。好在他们朋友之间喝酒时打架从来没有人记仇，酒醒来后依然时朋友，高兴时还会接着一起喝，然后一再打。当然也有打过一次架之后就不是朋友的人，那些离开的人和他们不是同路人。
十几年前农村里的农用三轮车非常普遍，干农活拉东西都离不开三轮车。十几年前乡村小路都很窄，有的地方仅仅能容一辆农用三轮车通过。有一天傍晚我三姐夫开着农用三轮车回家，前方遇到一位骑三轮车的人，这种三轮车没有动力，所以速度很慢，估计我姐夫跟得非常近，骑车的人不知道是被吓着还是其他原因，突然连人带车翻到了路边的沟里。我姐夫把车停下来发现同村的人，就问那人摔的怎么样，那人说没事，于是他们两个人把三轮车推上来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那人找上门说心口疼，我姐夫就带他到医院里检查，各种检查都做了，医生说没有毛病。又过了很多天，那人又找上门来说胸口疼，又去检查，医生说有个肋骨有点裂纹，不伤大碍。又过了几天，那人又说胸口疼，又去检查，如此来来回回，我姐夫终于认输了，找来村里的领导，然后达成协议赔了一笔钱。拿到钱，那人就再也不来找了。
老觉得自己最‘狠’，其实是没有遇到更‘狠’的。
在美国买的擀面杖都是粗细均匀，不像老家的擀面杖两端细中间粗。用中间粗的擀面杖擀饺子皮的时候饺子皮会自动转，这样擀出来的饺子皮厚薄均匀，所有我一直想要个老家的擀面杖。有一次回国在我三姐家吃饭，我无意中提到了美国的擀面杖的形状，吃完饭我三姐夫就出门了，不一会就给我买了一根我朝思梦想的擀面杖。这根擀面杖我一直用着，有了它，我做饺子和包子的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
随着年龄的增加，人的性格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虽然我三姐夫没有了原来的‘狠’劲，但干起体力活来依然很麻利。听说他领着一帮年轻人去内蒙古草原上给草场打草墩，据说他一个人可以干好几个人的活，因为他干的多，别人都很尊敬他，据说那年春节和他一起干活的一个年轻人还给他送了两只大鹅。
他依然喝酒，依然会喝醉，只是不怎么打架了，因为当年和他一起相互打的朋友都不打架了。至于从什么时候他们不再打架，我不知道，我估计他和他的‘打友’们也不知道。
结束语
我们家在村庄的最西头，我家的院墙外是一条南北大路，夏天凉风习习。我们家堂屋门口有棵大枣树，虽然很少结枣子，但枝叶茂密，于是白天可以挡太阳，晚上可以挡露水。我小时候的夏天总是无比的漫长，中午过后人也就懒散散的，下午天凉快后才会到地里干点活。
记忆中我们三家养了一只干农活的大黄牛，我姐姐们夏天的工作就是给大黄牛去田地里割青草。这样的活不算多，不过每到午后她们会聚到我们家院子里，等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到地里去割草。有的时候她们坐在席子上说话，有的时候在地上画上棋盘下棋。棋盘是随手画的，棋子也是随手捡的，于是什么树枝石块土坷垃都可以做棋子。输赢是无所谓的，只是为了打发那美好的时光。
树上偶尔会有枣子，个高的姐姐伸手摘一颗青涩枣子，然后咬上一口被涩得‘咯咯’地笑。那笑声随着那条大路跟着路过的风传到好远好远的地方。
夏天房子里的蚊子总是很多，于是到晚上的时候姐姐也会院子里说话，说累了就倒在凉席上睡觉，睡醒了，那天也就亮了。露水打湿了青丝，美好的一天也就开始了。
秋天是农活最重的时候，种植冬小麦是要人力拉撒麦种的‘楼’。这‘楼’是木头做的，不算重但也不算轻，但要好几个人才拉的动。每次种植小麦，我老爹是扶‘楼’的，我姐姐们是拉‘楼’。一趟又一趟，来来回回，一亩地要来回一个多小时。三家几十亩地，都是这样播种的。我叔叔和大伯似乎不会扶‘楼’，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播种小麦。
冬天是休息的季节。她们凑到一块剥花生或者织毛衣。冬天虽然没有暖气，房子也非常简陋，但依然有春天的温暖。
我的姐夫一个个地来了，他们一个一个地领走了我所有的姐姐，各奔东西。姐姐们有了孩子，孩子们大了，也各奔东西，孩子们也会有自己的孩子，也会各奔东西。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们村也许不会再有人记得我的姐姐们，我的姐夫们，和那些美好的时光。
日子依旧向前，我想用这些文字记下美好。
读到这里，你可能以为我是我们家族中最小的，其实我我还有个一位堂妹。我和我堂妹关系很好，只是她结婚的时候我已经远离家乡，她爱人我也就从来没有见过，但我知道她的日子很幸福。
02/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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