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婚姻能把事情搞得更复杂。萧淑娴在比利时留学,与一个德国小伙子结婚,问题就大了,可以想象为什么她一个人带着两个混血孩子回国了。王运丰被称作中国互联网的先驱,与一位德国女孩结婚,生育三个孩子,当王运丰决定要回中国,他妻子又哭又闹,“你爱你的国家,我也爱我的国家”,最后离婚,王运丰带着三个孩子回国,又当爹又当娘。
不是所有的洋[
阅读全文]
回国是人生一个重大决定,如果夫妻意见不合,事情就难办了。丁声树在耶鲁大学做考察,1950年回国,妻子关淑庄带着一个孩子留在美国,到1956年才回去跟丈夫团圆。李祉川获普度大学硕士,任民国永利化工公司驻美工程师,工作安定,收入丰厚,可是妻子想家闹着要回去。两口子闹矛盾,好说好商量,李祉川“依然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一家五口人于1951年启程回国[
阅读全文]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中成为交战国,美国开始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美国国务院承认有124名留学生被列为“严禁回国”)。美国的理由是,中国方面也扣押了美国飞行员和美籍公民80多人,更重要的是,留学生们“知道的太多”,不能让他们回去为共产党服务。化学博士林正仙和冶金博士钱信作出抗争,向媒体公开表示要求回国。林正仙(左)于1955年美国解除禁[
阅读全文]
一个更实际的问题让很多留学生做出了尽早回国的决定:经济来源。1949年后,美中通讯中断,汇款成了问题,不管是公费还是自费,留学生们开始觉得手头有点紧了。为了生计,很多人开始打工挣钱,去餐馆洗碗,到果园摘苹果,都成了他们念书之余的经营。黄葆同在德克萨斯农工学院攻读有机学,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每月还要寄二三十美元回家贴补家用。席克正在密西[
阅读全文]
不少留学生出国前就已成家立业,他们告别妻子儿女飘洋过海去深造。他们原本就没打算在异国他乡久留,回国也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宏图大志,思念家人是他们回国的唯一动机。甘培根(加州太平洋大学研究生)的家人回忆,当时他从海外归来,主要担心的是政权更迭中妻子康力和女儿的命运,并非像一些人美化的那样要报效新中国。不幸的是他被打成了右派,在北[
阅读全文]
还有一些人也不必动员,因为他们对美国压根就没有好感,感受到了种族歧视,受不了美国生活方式。艾莫理大学文学硕士贺祥麟回忆说,美国人的生活是非常无意义的和荒淫无耻的。回国后在南昌大学工作的吴奇回忆说,“在美国愈久,去时的幻想也就愈为现实所打破。最后我带着鄙弃厌恶的心情离开了美国。”郑哲敏在加州大学获力学博士后,长期在外单身居住,常[
阅读全文]
李鹤鼎和王义润夫妻完成了学业,分别获得了体育和生理硕士学位。此时王义润怀孕9个月了,她回忆当时的想法,孩子要是在美国落地,不就成了美国人吗,那可怎么办?再加上朝鲜战争,她怕以后回不去了,便执意马上回国,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船长了解到有孕妇,跟王义润说,你要是在船上生了,船上有医生,我们什么都给你预备好了,儿童的摇篮还有孩[
阅读全文]
并不是所有的人需要动员才回国,许多留学生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出国。解放的消息一传到美国,他们就迫不及待,放弃学业回国,抱着同样的理想要报效祖国。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念植物学博士的侯学煜接到妻子林厚萱考取公费留学的信后,立即发加急电报,“不要来了,我即将回国”。冯世瑄在明尼苏达大学读物理,和女朋友林同崇本打算回国结婚,一[
阅读全文]
为了号召动员回国,还有一招比较损,就是把囚犯家属也调动起来,使用“苦肉计”:
孙天风,“我国风洞试验鼻祖”,康奈尔大学航空博士,父亲孙有光解放后被作为历史反革命监禁,政府动员他说服在美国工作的儿子回国,并保证一旦他儿子回国,便会释放他。于是父亲就不断写信,孙天风奉父亲召唤于1957年回国。孙有光1957年被释放,与儿子一起住在清华[
阅读全文]
当然,除了家属动员、报纸宣传外,政府责无旁贷要起带头作用,国务院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向国外“重要科学家”发出邀请信,号召他们回国。各个政府部门也相互协调,查找其他留学生在海外的地址,写信邀请他们回国。科学院生化所希望在加拿大留学的吴亮如和鲁超能回国在生化所工作,但没有他们的通信地址和英文名字,通过卫生部才找到。生化所副所长王应睐[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