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兰在窗口盛开着。父亲生前最喜欢君子兰，爱其花瓣绽放、姿色优美、挺拔向上。君子兰花语寓意“君子”书理，据说此花能感知人的思想。大学毕业那年，领到了第一份46元工资，马上花18元在北京西四一家花店选购了一盆君子兰，送给了父亲。从此一见君子兰，就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老爸。瞧，盛开的花朵昂视着天空，望着通向天堂的路：“爸爸，女儿想您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很帅，高高的个子，有些清瘦，带着眼镜，温文儒雅。不过父亲好像从来没有抱过我，不能说他过分严肃，但总让我敬畏三分。这大概是大多数中国父亲的风格。自幼习惯缺少那些肌肤上的感应，我从不怪我的父亲。

         父亲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伴随着中国历史而变幻，一幕幕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子里。

          1959年9月 ，中国石油界爆出一个惊人的喜讯：东北黑龙江松辽地区发现了一处丰盛的石油储存基地！1960年初，全国37个石油部门的3万大军，涌进了那片沉默的黑土地。其中包括技术人员、采油、钻井工人、转业军人、医疗卫生后勤人员......一个崭新的名字，写进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历史——“大庆”。在这千军万马之中，有我的父亲母亲。

         那时我五岁，朦朦胧胧的跟着父母来到大庆。眼前荒芜的野草淹没了我，北风像饿狼似的怒吼着，从耳边呼啸穿过。夹着冰雪刺骨地打在脸上。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硬战，更是一个忘我的年代。”与天斗，与地斗，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些激扬的口号，天天在耳边回响。脑海里展现的是铁人王进喜跳进凝固的油浆，用身体搅拌冻结的油块，保证石油畅顺输出。“学习铁人王进喜，早日拿下大油田。”那股气势，铺天盖地、不可阻挡。

         人们身穿统一发放的蓝色棉袄，头带着有护耳的棉帽，脚上穿着黄色圆头的大头鞋，不要命的忙着。那个年代的精神，是一种拼着命的疯狂。这辈子、下辈子都不会再有。这种经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储蓄起一生的幸运和不幸。这份命运和我们的成长联系在一起。

         饥饿比寒冷更让人难受。食堂凭票发饭，常听大人说“五两保三餐。”一种黑色的面粉，咀嚼起来如同咬橡胶一样，难以吞咽。多少次，我咽到喉部就反射性的吐出来。粗糙的窝头和咸菜是饭桌上的常客。米饭、馒头珍惜少见。记得住在我家隔壁的王医生，喜欢将不满半岁的小儿子举过头，一边喝儿子流下的尿液，一边说，“纯童的尿液是无菌的，含丰富电解质。”我至今也不明白，王医生是爱子无限呢，还是真的在用此方法补充电解质？

         初到大庆，我们一家挤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俱。每天清晨天不亮，我们姐妹还在睡梦中，父母已经离开家了。父亲当时担任研究院生产线负责人，母亲在财务科工作。俩人早起晚归，很少顾及我们。母亲从当地老乡手里买回一些鸡蛋。清晨上班前，煮熟两个鸡蛋，闷在封好的煤炉子上。炉台不高，打开茶杯盖，掏出暖暖的鸡蛋，是一天中我和妹妹最幸福的时光。晚上常没有电，焟烛在北风呼啸中，闪着微弱的光。床是用硬木板拼成，睡上去又凉又硬。

          临时搭建的板房和帐篷有许多不安全因素，几乎每天都会听到消防车刺耳的鸣叫，划破长空。一听到这种响声，我们就会从屋里跑出来，望着浓烟滚滚的地方，恐惧笼罩在心头。父母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要玩火，注意安全！”

         家里有一台缝纫机，我和妹妹穿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做的。遇到机器卡线出了故障，母亲总是喊父亲帮忙。父亲的手很巧，不仅会修缝纫机，而且还会打毛衣。我仍然记得父亲织毛衣的样子，两只手灵巧的交错，织出不同的花色图案。母亲织毛衣时遇到了加减针的关键点，都是向父亲请教。老爸接过她手里长长的竹签，一边示范，一边讲解。“爸爸，您怎么会织毛衣呢？‘’

‘’小时候跟你大姑学的。”老爸得意地说。

         油田的发展飞快，半年后，我们从帐篷搬到了一种用泥土加茅草打成坯块，再垒起房子的“干打垒”。三年后，我们又住进了院里分的新房。红色的砖墙，高高的台阶，明亮的窗户，开始用天然气取暖做饭。我和妹妹有了自己的卧室，写字台、衣柜，我们还收养了一只小花猫。院里办起了自己的学校、商店，生活越来越好。

         爸爸年轻的时候，是学校的文体骨干。二胡和小提琴都拉得不错。妈妈告诉我，父亲上大学时，常常和朋友们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练琴。刚解放那年，一支专业文工团来学校演出《白毛女》。乐队几个演员染上了重感冒，高烧不退。就在即将决定取消演出时，学校推荐了父亲这组人相助，经过仅仅一两天的紧张排练，专业、业余联手，使演出圆满成功。

        在大庆的家里，墙上挂着一把二胡。黑色的龙头，白色的弓毛。母亲还用黑白相间的格子布，做一个二胡套。床下是一把小提琴，盒子已经破旧，琴板上有一道裂纹，父亲说，这把琴是解放前用30块大洋买的，音色很好。

         父亲用这把琴教我学小提琴，大妹和邻居郑总工程师的女儿学二胡，小妹妹用弹拨琴打节奏。晚饭后，是我们家庭小乐队活动的时间。我们的琴声，吸引了附近很多孩子，他们扒在窗口好奇的看我们“表演“。

         记得有一次班主任马老师到我家家访，看到我练琴。老师就在一次学校联欢会上，让我代表班级表演小提琴独奏。当时我只会拉一支曲子——《北风吹》。胆怯和恐惧让我犹豫，在父亲鼓励下，我还是走上了舞台。那是人生中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表演。虽然不成熟，必竟是第一次挑战了自已。

        到美国以后，思乡和怀旧让我重新拜师学琴。70%的动力，来自老爸当年用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我参加了朋友们组织的“喜洋洋”小乐队，以琴交友，结识了许多有才华的朋友。小乐队已有二十年历史，定期排练，活跃在社区。不仅传承了中国文化，而且和朋友们一起自娱自乐。在异国它乡，减压解忧。这一切，都感恩父亲对我的培养。

        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是从父亲那里听到的《良宵》，曲子深沉优美，如高山流水，穿石裂云，情感在曲中轻轻释放。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家中一片宁静。上班之前，习惯性的先拉拉琴，望着窗外飞舞的雪花，我想起了远方的老爸，琴声充满了思念，眼里满盈着泪花。

         暑假，我特地带儿子背着二胡从美国回到北京。我想和父亲合奏一曲。他久久不肯，大概是我的水平太低？第二年，我觉得自己进步了，又背着琴回到父亲身边。终于有一天，老爸在我的坚持下调好弦，试了试琴声，轻轻地揉揉弦，自言自语地说：“老了，音都不准了”。眼神里露出他惯常温和的表情。一束夕阳穿过窗花落在老爸的指间，一曲《良宵》慢慢滑出。我等这一天许久许久，根本不是沉浸在琴声里，而是沉浸在梦幻中，一首《良宵》，把我和父亲紧紧连在一起！

 

          我不否认是为父亲而学琴、练琴，为了让老人家高兴，让他欣慰我可以延续他的兴趣。父亲去世后，我很少拉琴了。因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像父亲那样，不管我的水平多么差，总是欢喜地静静地关注我，欣赏我。对我而言，一把二胡，一串岁月的音符，一份深藏的记忆。

         父亲不仅琴拉得好，还是一名体育健将，篮球尤其打得不错，他握有国家篮球裁判员资格证书。院里职工篮球赛，常常看到父亲吹哨跃动的骄健身影。小时侯，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张父亲的黑白照片。母亲说，那是一张光荣照。58年父亲被评为市工会积极分子，同时被推荐介绍入党。我常想，父亲是一个对政治不关心的人，做事低调，不善于和领导打交道，如果不是打球、拉琴也许永远也入不了党。离家不远有一所小学校。放假的时候校园里很安静。父亲便带着我和妹妹到操场上打篮球。教我们三步上篮、远近投篮。后来我和妹妹篮球打得都不错，常常各自代表自己所在的球队比赛，有时姐妹俩还场上相逢，互不相让。引得场外观众中知情人格外叫好。我个子不很高，抢球不是我的特长，但投篮手感好，主攻右锋。考进大学的时候，打完新生篮球比赛，就被体育老师选进了学校篮球队。这个爱好绝对来自老爸。

         有人曾形容东北的寒冷能把人的下巴冻掉。的确有可能，常常感到牙关节冻得生疼。水泼在地上，淡淡的一层气雾腾升，立刻形成了冰。那可是个滑冰的天然学堂。除了民乐，篮球，滑冰也是向老爸学的。我十岁的生日礼物，从一个煮鸡蛋，变成一副花样冰刀。老爸在家门口平出一块地，帮我泼上水，亮晶晶的表面很快冻成了冰。虽然地方不大，却可以绕着圈子练习，我穿好冰鞋，系紧鞋带。扶着小板凳，一步一步从家里走下台阶，来到冰场。跌倒了无数次，爬起来无数次。老爸告诉我如何控制重心，掌握平衡，我渐渐可以自由了。在父亲的指导下，胆子渐大，很快掌握了花样刀的技巧，后来家里的小冰场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我去学校的大冰场。背着双手，半弯着腰，头带一顶红色绒?，穿梭在飞流的人群中，好像燕子翱翔的感觉真好。父亲多才多艺的生命，在潜移默化中铺就了一条我的成长道路。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孑，何何和我分享一部《东北民间故事选》。书中讲到长白山脚下朝南有一处宝藏，敲三下山门，宝库自动打开。天真的我们居然相信了，一天清晨，太阳刚刚升起，我俩怀着梦想，背着家人向长白山进军。我们完全不知道长白山的具体方位，只知道坐火车向北。从小镇让胡路到萨尔图火车站要步行5个小时，到了车站又没钱买车票，饥饿寒冷终于让我们回到现实。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又乱又脏的小餐馆里喝了一碗五分钱的鸡蛋汤后，我们又步行回返。回家的路上双脚打起了泡，气温越来越低。我们终于在傍晚走到院里的大门口。一位阿姨看见了我们，大呼小叫显得格外激动：

        “你们俩上哪儿去啦，你们的父母都急死了！”

        院里的广播正在播放寻人启事，回到家自然免不了母亲的挨一顿打，父亲语重心长的对我所说“幸福不是写在小说里，是劳动换来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我平静快乐的少年时代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天，班上的同学窃窃私语，不时地将目光投向我。一位同学问我：路上看到了一幅标语，“打倒蔡兴权，你爸爸叫蔡兴权吗？”。我的脸一下从红到白，不知所措，恨不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她说的那个人名正是我的父亲。那节课，老师讲的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好不容易熬到放学。我沿着那位同学回家的路走，想去看看真假。果然在院里一座红色的大楼窗框下，有一条黑白醒目的大型横幅，打倒走资派的三个人名中最后一个是爸爸。名字上刬了一个红色大叉。我的脑子里空空的，心沉沉的，灰溜溜的回到了家。

        “什么是走资派？爸爸是走资派吗？” 我问母亲。母亲反问：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院里主楼下方的横幅：打倒爸爸……”妈妈没有解释，看得出心事很重。

         以前都是母亲下班时，路过食堂把饭菜带回来。从那以后。她很少去食堂买饭，买饭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了我的身上。

        “食堂里又有什么新的大字报？”

         母亲问我。

        “某某有作风问题，某某只专不红，某某历史有问题，某某出身于地主，反动本性难改.....” 我努力记住大字报的内容，如实的告诉母亲。自己好像在充当了密探的角色。有一次，大字报上写着：蔡兴权，你的骨子里充满了野心，你为什么叫蔡兴权？你兴的是什么权？你兴的是资产阶级的权....”  我说给爸爸听时，爸爸苦笑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晚饭时，院里的广播总会突然在播放一段毛主席语录后，宣布一批名单，要求他们7:00前到院办公室报到，参加晚上的批斗会。爸爸打开房门，仔细听有没有念到自己的名字，听到自己的名字被点，立刻放下手中的筷子，匆匆离去。

          父亲上下班时，身边多了一个用纸糊的锥形帽子，约一尺半高，上面写着“打倒眼镜蛇蔡兴权” 。有时侯，我会悄悄地混进批斗会场，远远望着台上，一排穿着黑棉衣弯着腰的人群中，那顶帽子，是我可以认出爸爸的唯一标志。这个世界上，总是有许多好心人。一天晚上，父亲从批斗会回来，憔悴的脸上涂满了各色染料。普通肥皂又很难洗掉。有人敲门，这么晚谁来了？母亲神情紧张的打开房门，我和妹妹大眼瞪小眼的面面相视。一位阿姨把一瓶专门洗油漆的试剂递给了母亲，“这是洗橡胶的试剂，让老蔡用这个擦掉脸上的油漆。”话音很低，说完就匆匆转身消失在夜幕中。

   一次批斗会上，红卫兵把父亲的头发从前到后底推出一条黑白相间的小路。平素文雅的老爸变成了小丑。他决定：“ 干脆全剃光算了。” 第二天，一位叔叔主动带着剃头工具上门，把我爸变成了个光头。从那以后，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父亲总是带着一顶黑色的平顶帽。院里成立了打狗队，一群红卫兵挨家挨户地开始寻狗。那些可怜的狗在悲哀的嚎叫中被活活打死。离我家不远的孙叔叔家养了一条黑狗，那时候我没有养过狗，对狗都有几分惧怕。孙叔叔的那只狗被吊在树上活活打死，一声声的嚎叫，惊动了四方。孙叔叔属于工人阶层，天不怕，地不怕，只要他在场，总是一片朗朗笑声。他端着一碗红烧狗肉来我家：老蔡，这狗肉是大补。吃了批斗会你就能顶住了。父亲接过狗肉，十分感动。一碗狗肉放在了当天的餐桌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狗肉，想起白天狗的惨叫，我不敢吃。以后每当说起狗肉，父亲总会想到孙叔叔在那个特定的时期，送来的特别的温暖。一位阿姨帮爸爸做了一件加厚的棉背心。“让老蔡批斗会时穿上它，挨打的时候可以保护胸部”。母亲接过了棉背心，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一直对那顶白色的锥形高帽充满了好奇。一天，父母不在家，我从床下把帽子取了出来，这是一顶用铁丝和纸糊成的高帽。我把帽子戴在头上，铁丝扎在头皮上生痛，帽子很重很大，戴在我的头上遮住了双眼。眼前一片黑暗，我摸着黑走了几步。想象着老爸在黑暗中任凭那些红卫兵小将的推来推去的感觉，心中掠过一阵悲伤。小妹出于好奇，也想试一试。正在这时房门突然开了，母亲走进来看到这一幕，她沉下了脸：“谁让你们拿出来的？你们太不懂事了” 。母亲伸手想打我，但似乎打我的力气都没有了。我的眼泪伴着她举起又落下的手，流了出来。

 

          为了防备红卫兵随时抄家，一个傍晚，父亲在门外的一条小沟内烧了点儿火，清理了家里的书籍，凡是视为毒草的小说和外文资料统统化为灰烬。烧到最后，他手里拿着两本厚厚的俄语、英语字典翻了又翻，犹犹豫豫半天，最后还是狠心扔进了即将熄灭的火堆里。不过，书架上仍然留下了一些小说，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争与和平》《茶馆》《红岩》……在那个外面世界红旗飘飘喧喧闹闹，而内心孤独的日子里，一本本长篇小说让我陶醉。更让我忘记了外面的世界，把我带到了世外桃源。以至日后我对语文课产生了兴趣。都与那段阅读有关。又要谢谢老爸了。

       局势变得越来越坏。父亲被送到农场去劳动。院里的许多老干部一批一批地受到了冲击。我有个闺密叫何何，父亲是研究院副院长，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学者。因为不堪忍受屈辱，选择了不归之路。听大人议论他走的方式有些特殊，平静地躺在床上，一根绳子绕住脖子，绳子的一端系在床头，另一端拴捆住一块石头，将石头推下床。石头悬在半空中，他最后窒息而逝。那天听到这个噩耗，我到处找何何，最后在我家门前的玉米地里见到她，眼睛哭得红红的，呆呆地发傻。我们一句话也不会说，那份童心，一点点消蚀殆尽，从此没有了笑声。高叔叔是院里的总工程师。年轻有为，才华横溢。和爸爸在一个农场劳动。一天高叔叔借酒浇愁，最后走到荒凉的草原上。将酒泼在自己身上，焚烧自尽。

         我无意中看到抽屉里有一封姑姑发来的电报，电文说爷爷因脑溢血中风，突然去世。母亲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父亲。这消息对父亲只能是雪上加霜。毕业于燕京大学法律系的爷爷，风度翩翩，有着仙风古道的模样，紳士雅儒的性格。在当地从事律师工作，小有名气，还被选为政协民主党代表。爷爷一直和姑姑住在一起，姑姑年轻时，是一位学霸，后来保送到日本学医，文化大革命中被戴上了日本特务罪名，受到审查，下放到河北某乡村。面对自己儿子和女儿遭受的不幸，爷爷终于没有挺过去，走的那年73岁。爷爷曾经到大庆来看过我们，老人家有一个习惯，每天起的很早，吃几块点心，喝一杯茶，便开始清清嗓子吟诗，声调高低起伏，十分陶醉，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爷爷走了，我读着电报落下了伤心的眼泪。

          一天母亲拿出一条烟和五元钱，把我和小妹叫到身边：“你们俩去看看爸爸，我实在不放心他。” 妈妈说。通常妈妈总是劝爸爸不要抽烟，这一次却让我们给爸爸送烟去。农场距离院里的住宅很远，途经一片空旷的草原，没有交通工具，干部们去劳动都是院里的大篷车接送，我和妹妹只能徒步。北风呼啸，吹得人睁不开眼睛。路上没有行人，只听到我们自己的脚步声。我左手拉着妹妹，右手拿着一根木棍，防止野狼袭击，一秒都不敢停留。不知道走了多久，终于看到了远处有几栋草房，又矮又破，孤零零的散落在草原上。

        “请问，蔡兴权住哪里？”

        “最顶头那间” 。

          推开房门，我们见到了爸爸，多日不见，他一下子苍老了，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棉衣，衣服又肥又大，用一根草绳系在腰间。爸爸瘦多了，那装束既不像农民又不像知识分子。

        “爸爸，妈妈让我们来看您 “。

        “这么远的路，你们怎么来的？”

         爸见到我们异常惊喜。但这惊喜随着一个陌生人的吼叫“蔡兴权，该你放马去了！”又瞬间消失在老爸的眉宇中。我把那条烟和5 元钱递上。那时爸爸的工资已经停发，每月只发15块钱，这5元是很珍贵的。

          我环视四周。房间很小，很暗，很潮湿。一个煤炭炉，一张上下铺几乎占居了整个空间，床上铺垫很薄，四边露着硬木板，爸爸说，他睡上面，下面是看管他的一位红卫兵小将。光秃秃的桌面上有一碗辣椒格外显眼。我知道爸不吃辣，于是问，为什么桌上有一碗辣椒？他没有回答我。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因为风寒感冒体力透支，晚上睡觉常常咳嗽，那位红卫兵小将从食堂搞来一碗辣椒，如果老爸晚上咳嗽，影响他的睡觉，他就威胁给老爸灌辣椒。因为有人在一旁监视，也不知该说什么。在门口站了一会，我小声说“爸爸，……那我们走了……”“哎，趁天还没有黑，早点回去。”父亲的眼神里，想说些什么，却又没有说出来。最后他补了一句：“回去告诉妈妈我挺好”。 我低下头，避升父亲慈爱的目光，退到门外。父亲把我们送到农场大门口。

          走了很远，马棚里传出一声马的嘶叫，划破草原的上空。我回头望去，父亲仍远远地站在那里，瘦弱的身体似乎不大的风就能把他吹倒。我强忍泪水，浑身越发寒冷而战栗。像跌入了冰窖一般四肢僵硬，凉透了心，我拉着妹妹在草原深处蹒跚前行。风夹着雪花满天飞舞，草原上留下两行清晰的小脚印。路彷佛越走越长。

       

          几个月后，我正在上课，老师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办公室有两个陌生人等着我，他们自我介绍说是院办工作组派来的。

        “你父亲目前是我们看管的对象，你是否了解你父亲的反革命行为？”

        其中一位问我，我茫然地摇摇头。另一位胖子接着说：

        “组织上决定让你父亲回家去住，希望你帮着组织继续监督他的反革命言行，如果有情况及时向组织汇报。你办一个家庭学习班，帮助他改造思想。”

        我又茫然地点点头。一种被信任的感觉油然而生，似乎接受了党组织交给我的重大的任务。那些日子，因为父亲的问题，有谁能看得起我呢？每天上学提心吊胆，常常受到班上同学的歧视。原来我一直是班干部、三好生，可后来，重要会议我都被赶回家。被出身好的同学训斥是常有的事。我甚至开始恨这个家，带给我诸多的不幸。家里常常断了煤气，老妈干脆带着妹妹卷起被子去办公室睡床椅。我招呼俩个黑五类子女来作伴，白天去食堂打卡买个馒头，晚上早早关灯上床，躲在黑暗、冰冷的被窝里不敢出声。一有风吹扫动，屏住呼吸，恐怕红卫兵来抄家，恐惧笼罩着本应欢乐的少年时代。

         父亲回到了家里，话还是不多。而我却显得异常活跃，按照党的指示办起了家庭学习班。每天吃饭的时候带着全家人向毛主席像敬礼，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晚饭后开始学习毛主席语录，一本正经地让老爸斗私批修。俩个妹妹不懂事，听凭我折腾。终于有一天妈妈不耐烦了，对我说：

        “你没大没小，没事儿找事儿呢，你懂什么？”

        父亲劝了劝生气的母亲，转过身来对我诚恳地说：

        “你办学习班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要相信爸爸，因为他还是一个共产党员。”

        说这话时，他的语气那样坚定，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锤出来。我站在门口，十分尴尬。从那以后，我老实了许多。那个年代，让我唯一的欣慰的是，爸爸始终没有被开除党籍。

          好景不常，老爸第二次隔离审查。这次的理由是历史问题，组织上怀疑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其原因是因为抗日爆发时，正在北平读大学的父亲听到山海关被日本军佔领，连夜与俩个同学爬上了向西的一辆货车，流亡落脚到西安。 西安正处于兵荒马乱国共两党的统战区。为了生存，他们进了国民党临时收容所。在以后的三个月里，三个人走了三条路：一人留下参加了国民党；一人延安投奔了共产党；而老爸一心求学，离开收容所，继续西行。文革期间，人性扭曲，黑白颠倒。迫于威逼，那位参加国民党的同学，在交待材料中将父亲列入了囯民党的名单里。谈到这段历史父亲总是感慨地说，人生的每一步都决定了未来的命运，一念之差可以毁掉人的一生，也可以成就人的一生。

          文革终于结束了。七十年代初， 全家从大庆调到了江汉平原。父亲从干校回来，被分配到研究院小学当校长。学校正在初建，条件十分简陋。湖北的夏日酷热，那时候还没有空调。常常看到父亲一个人关在办公室大汗淋漓的编写教材，有时候把我叫去刻钢板，我的仿宋体字写得还可以，常常受到老爸的赞美。

一次暑假，老爸带我去武汉，乡下人进城，满心欢喜。从潜江到汉口正在修路，颠簸了3个小时。繁华的城市里，父亲最喜欢坐在长江边望着长江滚滚的浪涛沉思。这时我就沿着江边戏玩，我看长江，半小时就就够了，而老爸居然在江边一坐2小时不动。

         老爸去武汉是利用假期帮学校采购教学用品。为了帮助学校省钱，从武昌到汉口走街串巷寻找最便宜的货源。最后从汉口选中了一块18元，竖起来一人多高的黑板。可是从汉口拖到武昌石油招待所。运费要花5 元。为了节省这5元钱，我成了搬运工。天气闷热，高温40度。父亲抬着黑板这头，我抬那头，双手卡在黑板边上，生疼。走几步，停一步。望着前面的长江大桥，心中充满了疑惑，这要抬到什么时候啊？这哪是带我逛武汉啊？早知如此，我才不会来呢。”一位大妈艰难的蹬着三轮车慢慢骑上引桥，车上堆满了煤炭。老爸走过去和大妈商量，黑板放到了煤炭上，老爸成了蹬三轮车的人。上坡时我和大妈在后面帮忙推车，下坡时，我们跟在车后小跑。老爸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太阳落山时，我们终于回到了油田招待所。回到家我对母亲讲了这件事，妈妈说爸爸：死心眼！爸爸却说：“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湖北雨水很多。

油田初建时路况不好，路面积水。常常看到老爸在雨中，把1，2 年级的小朋友背过积水成河的地方，也常常听到老师和家长对父亲的赞誉。

          1977年恢复了高考。我顺利地考进了同济医科大学。想起初中毕业后，我们被送到农场劳动。得悉油田要开办第一个高中班，父亲带着小妹专程到农场找到我，站在一片白杨树下，父亲劝我报名入学。那时候我满脑子读书无用。

        “知识总是有用的，这么年轻怎么能不学习呢？” 老爸说。

         那天，望着父亲远去的身影，我想起文革中，我领着妹妹去农场看老爸，而今天是老爸带着小妹来农场看我，时代变迁如此之快，趁芳华之龄多学些知识。我不再犹豫，报名参加了高中班。高中弥补了我贫乏的知识，也为高考备下粮草。而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正如当年父亲所说：

        “人生的路，每一步都决定了未来的命运。”

          后来父母因工作需要调进北京石油勘探规划研究院。妹妹们相续去外地读书，家里清静了。本以为该是老爸老妈享受的时候了，没有想到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母亲出现了病况。那年放暑假，走出北京火车站，没有见到母亲来接我，只有父亲一人姗姗来迟。回家的路上，父亲告诉我，母亲最近精神状况很差，经诊断患有“精神忧郁型强迫症”。

          母亲生在优越富有的环境中，是姥姥姥爷唯一的掌上明珠，过惯了大小姐的生活。文革几年中，因出身不好和父亲受审承受着巨大的内心压力。她担惊受怕，为家人操碎了心，久疾成病。文革结束后，随着院里平反大会频频召开，情感再次受到刺激，彷佛又回到文革恐惧的日子，外表上看似平静，却总是觉得身边有人在监听监视自己，常怀疑并揭发老爸对毛主席不忠。严重时还独自去中南海上访。

          精神分裂的病人是拒绝进医院见医生的。父亲想尽办法带母亲定期去医院就诊，为母亲求医买药。白天上班，晚上抱着我的大学课本，自学钻研。除了照顾母亲服药，还学会了针灸。每天根据母亲睡觉的状况和呼吸频率，精心加减药量。日久天长，几乎成了妈妈的半个医生。三年过去了，在父亲的照料下，母亲的病情几见好转。在这期间父亲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人知道母亲的病况。有一次我去父亲办公室，书柜里除了地质专业书籍，最下层卷放着一床棉被。原来母亲有时拒绝父亲回家，父亲安排好母亲以后，夜里就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当时父亲在院里试验中心担任要职，工作很忙，但他谢绝了医生送母亲住进精神病科的建议，坚持自己照料母亲。他说精神病患者，需要得到亲人更多的关爱。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病毒所工作。第一次领到工资，骑车路过北京西四的一家花店，选了一盆君子兰，特地送给父亲，感谢他这几年照顾妈妈的辛苦。父亲自然十分高兴，精心培育。每当君子兰开花的时候，总是拍出照片送给我。那花金黄灿烂，朵朵争艳。我仿佛看到了老人家开心的时刻。

          通常我住在所里的宿舍，离家一个半小时车程，只有周末回家。那一天真巧，因为回家取东西，破例周二下班回家。计划吃了晚饭回所，因事耽误决定改到第二天清晨走。深夜突然听到父亲痛苦的呻吟，我走去一看大吃一惊，父亲双手按住胃部，缩成一团，汗珠挂满额头，面色苍白。这是典型的“临床急腹症。”母亲因为正在精神治疗恢复中，服用了药物，神情反应麻木，不知情况的危险性。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院里车队值班室，叫车送老爸进了北医三院急诊室。并果断地在手术单上签了字，父亲当时已是休克状态，值班医生诊断是“急性胃穿孔”，再晚几分钟老爸就没命了。我在帮老爸换手术衣服时，翻出一张当天记事日程，除了相关业务外，还有所里大大小小的锁事。“某某分房问题，某某家生病……”数了数共12项。党政不分，老爸一身多职，地质所所长、实险中心主任、党支部书记，都是他。官不大，事不少，加上照顾患病的母亲，终于累倒了。手术很成功，不久父亲出院了。每每提到这件事，他总是笑着说我救了他一条命。自然让我得意几分。

          1989年母亲癌病弥留之际对我和妹妹说:

         “我走了，最放心不下是你们的老爸，他一辈子老老实实，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他，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回想父母这辈子，风风雨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但始终不离不弃，相互鼓励，相敬相爱，深深感动着我：

        “妈妈，您放心，我们会的”

           处理了母亲的后事，擦干眼泪，我就登上了赴美留学深造的飞机。初到美国，独自远行、孤独与语言障碍困惑着我。我曾怀疑自己的选择。老爸不断书信鼓励，是来自后方亲人的关爱让我坚持。半年后老公赴美读书，儿子来到身边。老爸在我和先生最艰苦的早期两次来美国，默默无闻的帮助我们照顾儿子，分担压力。有空还义务教几位美国朋友学中文。

          2008年早春，突然收到妹妹的信息，老爸因肺部感染入院，并告病危。我急急忙忙踏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悄悄地流泪，心里默念着，人总是要走的，老爸求求您，不要走的这么急。下了飞机直奔医院，老爸见到我清醒了许多，人也精神了。几天内病情趋向稳定。两周后，我的假期到了，只好依依不舍地对父亲说：您一定要顶住，等我休假回来，带您走遍大江南北。父亲笑着说：“好”，一言为定，我等你！”

          晚年的老爸，更像一位朋友，我们彼此交流，分享感受，无话不说。他身上有着老一代人诚实善良的品质。家里的电表坏了，几个月不走字，没有帐单，老爸硬是催着妹妹去院里请来电工，修好电表，还主动补齐半年的电费，电工师傅说：“这年头，像你爸这样诚实的人太少了。”父亲单位盖了许多新房，按照级别与工龄，老爸分到三室一厅，“我们现在住的不差，不需要那么大的房子。”他把新房让给了需要的人。白叔叔是爸爸的好朋友。改革开放初期，白叔叔辞去工作，自己创业。那时父亲刚刚离休，清闲的日子还没开始，白叔叔就拉着爸爸去帮忙。并许愿业务渐好后，会发工资。三年过去了，爸爸从来没开口提工资一事。

        “老爸，您不能老这样为白叔叔义务服务”。我和妹妹打抱不平的劝老爸。

        “算了，你白叔叔也不容易，能帮多少是多少。” 老爸说。

         媬姆小红因老家有事，急需要钱，老爸立刻拿出6000人民币，催她上路探亲。后来小红途中因心脏病突发，走在了老爸之前。因为老爸太善良，怕他老人家伤心。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他这个不幸。

         探老爸回到波士顿不久，接到妹妹的电话，老爸还是走了。终年84岁。时间4月11日清晨。妹妹说老爸走得那天很平静，只是眼角边落下两滴泪，缓缓闭上了眼睛。我想这两滴泪里凝聚了多少的遗憾、不舍、思念……他酷爱体育新闻，昐着奥运会在中国第一次举行，却没有等到；他等着我和他周游祖国大江南北，没有等到。当他等我时，我在为自家的生存忙碌，当我有时间了，已没有他同行。父亲健在时，我远游，我回来，父亲却远走了。这就是人生的残酷。

         再一次回到北京，正值奥运会开幕。我在父亲生病前早早从网上订好了票，如今却成了一场空梦。走进老爸的卧室，触景生情：书架上仍然摆着父亲慈祥的照片，夹着老爸“高级工程师”、石油部颁发的“优秀共产党员”等证书。一切如故，只是没有了我的父亲。跪在父亲生前睡过的床边，泪如雨下…… 我将父亲的照片放到衣袋里，带到了奥运现场:

        “爸爸我带您来看奥运会了，您可以为中国队加油”。

          父亲一生平平淡淡，却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他坦率真诚、淡化功利、不卑不亢、不吹不拍、不滑不奸！苍天賜给我们一位好父亲，丰富了我实实在在的人生。教我做一个正直的人。老爸热爱祖国，热爱生活，也影响着我们的人生。忘不了他教我学会第一支小提琴曲《北风吹》〉；扶着我们去滑冰；带着我们在蓝球场上奔跑；集邮、读书、爬山…… 爸爸，你在我的心中是一枝迎春梅，铁骨冰心、凌寒吐艳、内蕴幽香，一个真正有骨气的中国人。

          人总是要走的。 老爸，走吧，去找老妈。在我去找您之前，珍惜当下，留下美好，做一个您所期待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