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最后一年，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本乡校区的内科教室全部都“疏散”到了信州上田的结核病疗养所。这次“疏散”既不是校方的计划，也不是医学部的安排，而是各个教室通过各自的教授或医师的个人关系，把器材、医生和一部分的住院患者搬到了远离东京的大山里面。那边的设备和楼房就不用说了，那里根本就不够地方放下整个教室，再加上铁路运输方面因为工厂的“疏散”和轰炸后逃难的人们早就变得拥挤不堪，寸步难行。虽然过去的只有少数住院患者和不到三分之一的医师，但对我来说，内科教室“疏散”到上田，真的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情。 
　　房子在战火中烧毁，我在东京已经没有了家。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妹妹结婚成了家，当时已经有两个孩子，她丈夫在中国打仗，不知何时才能回来。父亲一个人在伊豆的疗养所。母亲就带着妹妹和那两个孩子来到追分村我们避暑的那个房子，打算在那儿熬过战争最后一年。为了换点吃穿用度，妹妹把孩子交给母亲，自己在周围走村串户。母亲在一小块火山灰块地里种了点红薯和南瓜。我跟着教室一起“疏散”到上田之后，每次有机会去农民家出诊，都会收到大米、大酱和红薯作为诊金，一到周末我就把这些都运到追分去。 
　　浅间山麓的高原并不适合在粮食短缺时长期居住。冬天漫长又寒冷，火山灰土地非常贫瘠，农民也很贫困。在东京轰炸中失去家园的人们纷纷聚集到轻井泽、千泷和追分村来避难，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方在地理条件上适合“疏散”，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因为他们跟农村唯一的联系就是这里的避暑山庄。那些早已失信的纸币，农民根本就不收，所以他们就用衣服跟当地人换粮食，但农民手里能用来交换的粮食很有限，而疏散来的也不是人人都攒了一堆衣服能用来换粮食。片山敏彦教授“疏散”到了北轻井泽高原的家里，但那儿很快就住不下去了。下山后，他在小诸附近的一个村子跟农民租了一个房间来住。山室静很早就在那个村里定居，就是他给片山教授找的这个住处。山室是信州人。片山教授是土佐人，长期住在东京，到了信州就成了一片浮萍，无依无靠。他手上也没有当地人喜欢的羊毛衣服，有的就是几本德语和法语的诗集而已。片山教授离开农家出租房，跟我一起去我追分的家。当时，我们经过了一片落叶松林。春天，刚刚冒出新芽的林子看上去就像是罩着一层绿色的薄雾，林间小路上到处可以听到小鸟的啾啾声。“这片林子让人回想起萨尔茨堡的夏天呢。”片山教授突然说道。当时的我正在思考能否活过今年夏天，而诗人片山敏彦，他的脑海里想着的大概是莫扎特吧。母亲以前的一个同届同学，他们一家也“疏散”到了追分村。她的大女儿嫁给了近卫师团 的一个旗手，旗手在陆军大学校上学，长得眉清目秀的，也在村里也露过面。她的丈夫是名退役军人，在一个中学当校长。他们家不用为吃穿发愁。还有一个同学，嫁给了大型商社的董事，生有二男二女，大女儿已经结婚生子，被“疏散”到追分村，她手里有很多“奢侈”的衣服，也不用担心饿肚子。不过，她在美国出生长大，从小过惯了“奢侈”的生活，不停地诅咒现在的贫困生活。我的母亲，她虽然嘴里说着：“这孩子可真是任性！”但每次她一来找母亲哭诉，母亲就会帮她跟当地人说好话，叮嘱她各种注意事项。“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应该很快就会结束。”她说，“可是战争一结束我老公就会回来，这可咋办呢？”战争结束，她丈夫复员回家，她把孩子交给丈夫，自己跟着占领军的一个年轻士兵一起跑到美国去了。 
　　追分村里没有年轻男人。姑娘们大多也被从东京搬到邻近县城的军需工厂征用了，农村正苦于人手不足。尽管如此，我们每年都会拜托当地的农户帮我们挑水和管理，农家的主人 看着我妹妹的孩子，说：“只要我还活着，就不能眼睁睁看着俩孩子饿死。” 他年近六十，膝下只有一儿。儿子应征入伍去了战场，地里的活计全靠他和儿媳妇两人。儿媳妇下地干活的时候，妹妹家的小孩儿就托给驼背的“奶奶”照看。毕竟也是快六十的人了，他那身子骨儿也快干不动地里的活儿了。“大东亚啥的，说这些个大话有啥用呢！”老人家说，“大道理啥的，俺也不懂，可光靠嘴上嚷嚷些个大道理，又有啥用！就这么把年轻人往火坑里推，可不行啊！这仗可再不能打下去了啊……” 
　　但是，我们暂时还看不到任何战争结束的迹象。第二年夏天来临的时候，美军已经占领了冲绳，把东京和大阪炸为一片焦土。舰载机不停地轰炸中小城市，舰队出现在日本沿岸，还增加了舰炮射击。日本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但政府仍然叫嚣着要“本土决战”，一本正经、煞有介事地倡议使用“竹枪战术”、“焦土战术”、“把敌人引到水边一举歼灭”的策略。大报上都登着“一亿人玉碎”，歌颂“为悠久的大义而活”的大和魂，竭力主张如果屈服于“鬼畜美英”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由事务长领头，我们在上田的疗养所里也搞起了“防空演习”。拎着水桶去小水坑取来水，护士们排成一列，挨个儿地把水桶传过去，最后把水泼到燃烧弹上。除了水，还准备了沙子，甚至还有事务员扎着缠头布，打上了绑腿，一身利索打扮。可我们既没有防空洞，也没有抽水机。院长苦笑着看着事务长在那儿指挥演习。“美军冲这儿扔炸弹？有啥意义？”我说。院长一听笑了，他说：“你要这么说，他们可不干，这就是在侮辱他们！你知道吗？他们觉得除了东京，美军在日本的下一个轰炸目标就是咱上田！” 
　　“万一真来炸的话，咱这儿肯定是一片火海了吧。” 
　　“那是当然。但你看现在政府都怎么宣传的？让咱们用竹枪跟敌人的登陆艇对抗？都是些再明白不过的事儿了，现在反倒叫人看不懂了……” 
　　“您觉得政府是来真的吗？” 
　　“我还真希望它是来真的，可……” 
　　我俩正在院长室里说着话的时候，听到护士跑去各个病房大声喊：“能走路的，都到外面去！除了重病号，所有人都到外面去！”胖胖的院长把嘴里的烟按在烟灰缸里，掐灭了烟头，慢慢地从扶手椅上站起身来，看了我一眼说：“啊呀，天气真不错，咱们要不出去走走？” 
　　从七月底“无视”《波茨坦宣言》，宣布“战斗到底”，到八月十五日天皇做“玉音放送”，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放下了手边大小事务，一直都在密切地关注着报纸和广播上的各条消息，想要从中找到些蛛丝马迹来推断政府下一步的决策。广岛遭原子弹轰炸、苏联参战、长崎遭原子弹轰炸——整个时局可谓急转直下。日本方面已经不可能再拖而不决，要么“投降”，要么“本土决战”，不管选哪个，都必须在几天之内做出决定。“投降”的话，活着的人可以幸存；“本土决战”的话，则幸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然而，在这个国家，从权力中心到地方医院的基层，到处都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很难想象会选择快速“投降”。但“本土决战”无疑是当权者把全体国民都拖入死亡深渊的、阴森而凄惨的自杀行为——因为太过愚蠢而被认为是一条几乎不可能选的道路。那段时间，我跟院长两人之间的谈话越来越频繁，以至于周围人觉得我们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反战的气氛。我也注意到了他们的反应，但我想如果定下来要“投降”的话，就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如果定下来要“本土决战”的话，担心什么都没有意义。我跟院长已经抱着“随你们折腾吧”的想法，听天由命。周围人因为对战败还存有不安情绪，倒也没有更进一步地责难我们。而且，上面终于还是做出了“投降”的决定——这个决定悄无声息地、就像微弱的光的反射一样，传达到了我们那里。其实，院长跟我都注意到了一点，那就是以八月十日为界，报纸上不再出现“决战、玉碎、焦土战术”这些词，取而代之的是，开始强调要“维护国体”。毋庸赘言，主张“决战”的势力是非常强大的，但我们毫不怀疑地相信，在决策层里面已经出现了主张“投降”的强大力量。希望之光越发明亮起来。当预告说十五日有“重大放送”的时候，我把六成期待寄托在投降宣言上。 
　　八月十五日正午，院长，还有医生、护士、工作人员和患者，医院里所有人全都集中到了食堂，神情紧张地听了那段听不太清的“玉音放送”。放送结束后，事务长深吸了一口气，面对着院长，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战争结束的意思。”院长简短地回答道。几十个护士，都是本地姑娘，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就像平时吃过午饭后那样，热闹地说笑着，一眨眼就消失在了各个病房。不管用了多少教育和宣传，战争到最后也没能渗透进姑娘们的世界。以事务长为首，包括部分职员和大多数疏散过来的医师，他们一脸阴沉的表情。但没有一个人流下眼泪。我回到院长室，默默地喝着院长泡的绿茶，跟院长两人各自陷入了沉思。如今，我的世界充满了光明。夏天的云朵、白桦树的叶子、山峦、城镇，所有一切都充满了欢乐，闪耀着希望之光。长久以来，我一直都在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却又不敢相信这一刻居然真的到来了。军靴践踏了所有的美好，权力愚弄了所有的理性，军国主义抹杀了所有的自由，可就在突然之间，它们就像噩梦一般消散殆尽、分崩离析。当时我就想，接下来我要开始“活”。如果有所谓的“生之喜悦”，那么，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能体会。我想要放声高歌。 
　　八月十五日的前与后，医院里的气氛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之前，以事务长为首，很多人都有意无意地避开我跟院长，不跟我们搭话。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有事没事就来院长室找我们聊各种问题。“那这意思就是投降了啊！”“军人肯定不干吧！”“以后这粮食方面可怎么办呢？”“您说这占领，是不是美军登陆以后，还会占领到咱们这儿来？”——因为院长的言论一直都是反对战争，所以现在战争结束，那他就应该是唯一一个能解释一切的大人物！ 
　　“咱们得考虑一下回本乡的事儿啊！”我跟内科教室的教授说。 
　　“开什么玩笑！以后会怎样都还不知道呢！没准儿还要继续疏散呢！”教授说。 
　　“要疏散什么？” 
　　“这可不是开玩笑！你小子啥都不懂，这敌人要是来了，就全给你抢走了！” 
　　“这应该不会吧。首先，老师，您也知道美国自称物产丰富，美国人刚到这里，应该还不至于从本乡研究室里抢东西，他们自己也有！” 
　　“战争可不是这么回事儿！女人最危险！留在东京的那些女人，全都得疏散了，不然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在追分，农民杀掉了精心喂养、一直舍不得吃的鸡，摆开了酒席，据说是考虑到迟早要被美军给抢走，不如自己先吃了它。那个年轻的将校，退役军人家的女婿，他换上一身便服，回到了追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劈柴。还有一个穿着军服的将校，不知道打哪儿过来，骑着马，出现在中仙道旅馆区的前面，拔出军刀，在那儿豪言壮语，说什么要是占领军过来就砍死他们。正好有个老人在那儿打水，听了他这番话之后，笑着说：“真要来了，还不定咋样呢？”“大叔，您这话可是在讽刺人家呢！”妹妹说。“他要真砍人，就不应该在女人孩子面前拔什么刀！”老人大声说道。“民主主义胜利了！这下世界就会变好了！”片山教授兴奋地说到，营养不良已经把他折磨得形销骨立，瘦弱不堪。当时，中村真一郎住在千泷，还有一个医学部跟我同届的朋友也住在那儿。另外，我还去看望了曾经活跃于筑地小剧场的演员鹤丸。“说什么呢？民主主义的胜利？”鹤丸说，“这就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打仗，最后以一方获胜而告终而已。没错，波茨坦宣言里是有民主化的条款，但美国占领军肯定会保留日本的统治阶层，不信你就走着瞧吧……”我还没这么想过。我当时的想法是，占领军会解散日本的军队，彻底实施民主化，大概也会在经济上援助日本，毕竟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当时我还不知道“冷战”，还没有考虑过彻底民主化（包括财阀的解体）和经济复兴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关系。战争结束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千泷的鹤丸家住着一位美丽动人的姑娘，性格温和、活泼又聪明，她就是我心目中日本年轻姑娘的理想形象。可是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后来也再没有机会去认识她。东京的“战后”，把一九四五年八月之前发生的所有一切全都吹散在风中。就连千泷树林里那所小房子，还有住在房子里的那对父女给我留下的鲜明的印象，也都被吹得不留痕迹。 
　　直到九月初，内科教室才从上田搬回东京。追分村家里的粮食总是不够，为了吃上饭，我必须四处奔走。信越本线上全是人，确切地说，全是茫然四顾、彷徨失措的人，有的是复员回来的，有的在找失散的家人，看到有人从火车窗口爬进爬出，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母亲跟妹妹想要带着孩子们一起出行的计划，一时半会儿是不太可能实现了。我一个人去了东京，在上野车站看到了被烧成废墟的东京。我想起自己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所做的预测，没想到如今真的成为了现实，这让我惊讶不已。我想问，当时那些欢天喜地庆祝胜利的人，他们都去了哪里？我更想问，那些欺骗他们，把他们推入死亡深渊，眼看着就要战败却还满嘴瞎话，嚷嚷着“焦土战术”那种残酷又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的那些人，他们到底都去了哪里？我还要问，那些在当权者面前巧言令色，明明视人命如草芥却还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说什么“死即是生”“像樱花一样凋落就是大和魂”等那套歪理、一心搞自欺欺人那一套的御用学者、文士和诗人们，他们又都去了哪里？我眼里的焦土，不仅是东京的建筑物被烧光后留下的那片废墟，它还是东京所有的谎言和欺骗、时代错误和狂妄自大被烧光后留下的那片遗迹。正是那片废墟和遗迹，向全体日本国民清楚地揭示了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无法无天的敌机一旦飞到皇居的上空，就会被神风给吹落”这句话，完全是个谎言，或者至少是个错误。谎言一旦被揭穿，所有的意义就会自动消失。被战火夷为平地的东京，那里既没有触动心灵的废墟，也没有在水深火热中幸存下来的观念或语言，有的就是那种巨大的徒劳感消失之后的无边空虚。但那是一个既没有谎言也没有虚假的世界——晚霞映照下的广阔天空，那是真的天空；从夏天的瓦砾间冒出来的茂盛的青草，那是真的青草。真的东西，哪怕它是一片废墟，也要美过谎言造就的宫殿。当时的我，心中充满了希望。我再没有像当时那样对日本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情绪，胸中一腔热血，总想要干些事情出来。不过，因为我什么事情都还没干过，所以这一腔热血还没有机会被浇灭。因为我还不了解日本这个国家，所以还不会对它感到悲观。而且在这一刻，因为东条内阁的幕僚们还没有还魂当上战后日本的领导人，所以，希望还是有的。我们缺少的，就是粮食。不过，人不能只靠面包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