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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一 慎重的快乐
都说一九七六年把“四人帮”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兴奋，其感触，其命运攸关，生死所系，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指的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席卷了全国。那一次体会的是己方的胜利，是战胜者的骄傲和欢欣。这一次体会到的却是终于绝处逢生，黑暗的地窨子里照进阳光，绝望变成了希望，困惑变成了清明，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每天都有盼头更有意料得到的与意料之外的喜讯。
开始重发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这在毛著中是最最务实求真、通情达理、灵活机变，不搞教条主义、不搞绝对化、不照抄苏联模式的一篇典范之作。紧接着《人民日报》上竟然发表了反驳所谓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字，大意说是经济都搞成了这个样子，还在那里批判“唯生产力论”，是不是要让我们喝西北风呢?其实这样的话，这样的说法，早已经在我的头脑里夹杂着叹息、怨忿说了不知多少遍了。绝对用不着什么水平什么理论的老百姓的常识，早就弄清了的道理，却由于政治的特殊情况变成了禁忌，而一旦这样的禁忌说破，竟然有云开日出，天翻地覆的感觉。事后回忆这些事情的发生似乎只在一瞬。谁能想得到，所有的所谓“铁案如山”都在推翻，所有的批倒批臭，一阵风便变成了批红批香。首先是压在五行山下的各种文艺作品纷纷重见天日：人们又听到了“洪湖水，浪打浪”，人们又听到了王昆、郭兰英，各地戏曲名角；人们又看到了戏曲影片《红楼梦》，边疆影片《冰山上的来客》；人们终于可以尽情吐露对于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我在电视屏幕上看李维康主演的《杨开慧》的时候，听到一句词提到“爱晚亭”“橘子洲”，竟然痛哭失声……人们感叹地引用着那几年上演的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反法西斯英雄瓦尔特(据说是以铁托为原型)的名言：“活着，就能看得见!”我们看见了，因为我们活着，而徐宝伦、L、班长们看不见了，我们充满了偷生者的庆幸与欢喜!
郝关中老夫子几次对我说：“右派真的翻了天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把常识常理常人常情平常的物品与形状行状都定成了右派，什么创世功业，什么威猛泰山，什么辉煌旭日、雄辩江海、千钧霹雳、万里东风、玉宇澄清、乾坤扭转、新纪元新篇章新发明，还有令人头晕目眩的冲霄汉、上九天、反潮流、光芒万丈、光焰无际……不是早晚会稀里哗啦，踢里突鲁的吗?
真正的日子渐渐来到了，我从一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然而我必须夹紧尾巴，我必须格外小心，我相信还有反复，还有曲折，还有坎坷。我好像见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一件娇嫩的宝器，我生怕由于自己的不慎而将宝器打碎，与宝器失之交臂。我已经痛感一切美好都是那样脆弱，而一切横蛮与困厄都是那样顽犟纠缠乃至貌似威严。我不当出头椽子，我必须若无其事。但是我还是流露了我的压不住的快乐，以至于一些和我要好的亲朋好友，都善意地告诫我：天道无常，上心难测，慎重，慎重，第三还是慎重。
而春风在悄悄地吹着，回到常识的过程日进百米。我试探地写了一篇小文《诗·数理化》，歌颂高考的恢复，指名道姓地歌颂当时的领导人华与叶，批判“四人帮”的一切已被揪出示众的谬误，政治上没有一句自己的语言，没有独到的见解，如果说此文有任何可取之处，应在于我长久以来的对于诗歌和数理化的兼收并爱，甚至于我认为“那种一切通过实验的不苟分毫的态度和作风，那种建筑在最平凡最一般的事实与公理上的令人神往的高、精、尖的大厦，不都是极其富有诗意的吗?”我赞美诗与数理化都是智慧的硕果，文化的奇葩。远在八十年代福建学者林兴宅提出最高的诗是数学之前。我是怎样将此文投寄给《新疆日报》的，已经记不起来，反正此前或此后，传出来报纸的说法，说是领导研究了，对王蒙可以抱一个良好对待的态度。这篇文章在报纸副刊上刊登了出来，时为一九七七年十二月，距上次在《新疆文学》上发表《春满吐鲁番》——一九六四年五月历时十三年多，加上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的封杀期，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的半封杀期，我前后被冻结十七年，半冻结四年。
受到小文发表的鼓励，我又写了小说《向春晖》，发表在《新疆文学》一九七八年一月号上。写一个在少数民族地区与农民结合得很好的女农业技术员。连主人公的姓名都充满小儿科的“文革”色彩。王蒙写出这样的小说，不能不说是改造得已经很可以的了。别人读了说是不像鄙人写的，后来我自己读也觉得不太像。作品有筋骨脉络，却没有肌肉神情，没有细节，没有丰满的生活情趣，没有气韵生动。但仍然符合当时的潮流，酷似当时的许多作品，意在笔先，大树先进，斗争激烈，合图合谱合辙，绝对不越雷池一步。同时，这又毕竟是王某写的，有小说人称视角的转换，有农业知识的术语(还真有个务农的样儿呢)，有对于窃窃私语、是是非非的长舌汉的描绘，还有一句结尾的话，说是：
向春晖的声音是空前的欢快，响亮，明净，像一支金唢呐，震响在弥漫着秋日的白杨和庄稼的香甜气味的空气里。
这句话很长，略显欧化，是王某喜欢写的对于秋天农村与大地的体味。金唢呐的比喻也还差强人意。也可以说这一句是使得孙猴子变成庙宇后露出了馅儿的他的那根尾巴，那根与庙宇风格不协调的旗杆。
《向春晖》的人物和故事却并非凭空捏造。伊犁巴彦岱公社的公社秘书罗远富，和他的妻子，湖南人李惠坤都是那个时代的与少数民族农民结合得极好，服务得极好的典范。可以干脆说李就是我的小说的人物的灵感起源，而我的拔高的写作方法，只是贫乏化了而不是升华了人物的形象。他们都是新疆“八一农学院”的优秀毕业生。罗不但能讲维吾尔语，而且能用木片写维吾尔书法。罗还有一手绝活，可以用特制的陶土制造馕坑，维语称“吐努尔”，我则喜欢音译为“土炉”。这可是真正的匠人——师傅——大师才干得了的活。李是公社农技站的技术员，经常出没在田间地头，用湖南味的N、L不分的维吾尔语推广着“无芒四号”“乌克兰八十四号”“红星二号”优良麦种与“白马牙”“双杂交”等玉米良种，以及其他先进技术。他们曾经住在公社拖拉机站，种了许多南瓜，极适应新疆农村的生活方式。世界与人生有时候是讲不清楚公理与道德的，我过去认为今天仍然认为，毛泽东提倡的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的方向有一股感人的诚实与献身热情，然而仅仅靠奉献与克己的精神，靠道德品质与精神力量硬是解决不了发展问题温饱问题。何等地可叹啊。
他们二位是从底层一步步做起的。后来罗远富曾任吐鲁番地委书记，新疆自治区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惠坤则在自治区政府农办工作。
接着收到了《人民文学》杂志向前编辑的约稿信。春江水暖鸭先知，杂志送暖作者知。那个年代，能不能上《人民文学》，能不能得到《人民文学》的约稿，竟然成为行情，不，甚至是等级与身份，是命运的通蹇祸福的标帜。得到了约稿信，我读了又读，连人家的字体我也觉得帅气、潇洒、老到。好歹一本杂志是一个组织的果实，而作家只不过是一个个的个人，当组织拥有无上的威权的时候，个人，作家，才华，灵感……都显得如何渺小与脆弱!不论是打仗还是修水库，组织化之远远优于个人是明显的，偏偏文学这个玩意儿不能不依赖于作家个人，搞文学，这带来了多少麻烦与悖谬!
对于《人民文学》，应该写点什么，才能表示出王某仍然宝刀未老，仍然不辜负所谓“有文才”的“最高”点评而毕竟又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的王蒙，很有些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呢?
与五十年代的写作相比，这时的思路完全是另一样的了，它不是从生活出发，从感受出发，不是艺术的酝酿与发酵在驱动，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以政治的正确性为圭臬，以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为第一守则乃至驱动力，把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形象记忆视为第二原则，为从属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艺术服务政治，充分运用自己前后十多年在新疆的体验，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与维吾尔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写出又“红”又专的新作来。
我的新作是《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主题当然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批判，但写得要有生活气息，民族文化气息，有异域风情，有边疆味、农村味、民族味，有维吾尔人——农民——农村干部的形象与生活细节，有意想不到的情节主干：把一只野蛮残暴的猫儿称为莫名其妙地被推崇为法家的“吕后”。这来自我的女房东赫里倩姆妈妈的妙喻的启发：她称一只驯顺聪慧的黑白花猫为“筹委会”，那是伊犁地区一派比较能与领导特别是军区合作的组织大联合后的名称。而另一只乖戾凶狠的虎皮猫，则被房东妈妈称为“红造会”，是另一派以更加造反为标榜的群众组织的通称。我写到了这样一只“野猫”，写到它咯吱咯吱吃掉了自己刚才生下的小仔。我的全部作品中，很少写得这样残酷的。
小说的开头，有王式的一段抒情旁白，文曰：
应该怎样为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画像呢?是刻画他们的风吹日晒下黝黑而皴裂的皮肤吗?描写他们的沾满了尘土、芒刺、树叶、粪肥的长靴吗?渲染他们的黑条绒上衣的后背上透过来的白花花的汗渍吗?同情他们的熬红了的眼睛和嘶哑的喉咙吗?羡慕他们在本地的无上威权，走到哪里都被注视、被谛听、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吗?还是为了他们往往处在矛盾的焦点，受到各方的夹击而不平呢?
后来在一九七九年的文代会上，公刘见到了我，特别提起了这一段。这段旁白的用语有点翻译味儿，例如，被注视就不如说是受到注视更顺当。但是“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说法，如果说成是人们围着他们请示工作和申诉意见，就不够味儿了。我以为，一种来自外文的语法与构词造句方式，一旦为国人所接受，就成为了语言的新的资源，新的补充，就有可能为我们的古老长寿的汉语带来某种新意。
我每每疑惑，如果我一直用《向春晖》、《队长、野猫……》的创作方法进行下去呢?会不会这也成为一种写小说的路子呢?主题先行，政治挂帅，推敲(政治)含义，形成轮廓，犹如论文之定出大纲，再补充或填充材料：细节、人物肖像与(所需)个性、风景背景、情绪、语言文字……我甚至怀疑，有并非绝少数的写作人在那个年代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写作路数，已经无法更改，一动笔就是这么个格式，他们甚至很容易投合需要，符合既定的调式，得到好评，行时于某个特定时段，收到极好的效益。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卓有成绩的著名同行亲口告诉旁人的话：“‘四人帮’倒的时候我还在县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口袋里装着两篇小说来到了北京，一篇是批‘走资派’的，一篇是批极左的……你难不住咱们!”他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在文革中被批斗得最狼狈的时候我对老婆说过，别看今天你老公落到如此境地，早晚有一天，你老公也会坐上小汽车!”
啊，文学!最初与你邂逅的时候你是高扬在九天的艺术的安琪儿，有点神秘，十分纯洁，无比的动人。你比作者更完美，比生活更迷人，比青春更永久，比欢乐更深情，我想着的是怎么样地小心翼翼地侍奉你，围绕你，服从你与吟味你，用最最尊崇与细致的体贴来表现你，用最最美丽与善良的感悟来接近你，生怕有对你的些许亵渎与冒犯……
而现在，曾几何时，狂风恶浪，电闪雷鸣，狗血喷头，死去活来，千夫所指，人心所向，叱咤暗呜，天崩地裂，原子爆破，火炮轰击，改头换面，弃旧图新，指天划日，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终于，我明白了，文学是一堆素材，是一堆橡皮泥，艺术是一种手艺，是一种材料，是一种习惯，是一种糊口的方式，是几个手指，捏捏揉揉，拉拉扯扯，抠抠拽拽，你要它粗它不会细，你要它大它不会小，你要它往东，它绝对不会向西!一石三鸟，鼓舞士气，打击敌人，提升自己，皆大欢喜!
多么难忘，多么可怜，又是多么如意!初夏，下着雨，瑞芳从乌鲁木齐十四中的办公室飞跑到家属院，我正在包韭菜馅饺子，饺子已经摆满了一盖浅儿(或称盖垫，指用细秫排列固定成的放食品的器具)，瑞芳大呼小叫地走了回来，脸色都变了，嗓音都变了，她从来不曾这样：却原来是我的这篇小说发表出来了。不管怎么样地戴着镣铐，至少还有语言与文字的掂量与发挥，我读着时隔多年又在《人民文学》上亮相的王某人的文字，暖从心来，悲从心来，喜从心来，五内俱热，百感交集：想不到王某人还能等到这一天!这是真实的吗?这就是王某的新作了吗?
二 日子又开始了
波浪涌动着波浪，日子开启了日子。此前不久，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对于心灵创伤的描写使我激动也使我迷惘，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难道这样写小说已经不会触动文网，不会招致杀身之祸?难道知识分子因了社会的对于知识的无视也可以哭哭自己的块垒?
《队长……》的发表意味着我的公民权的部分恢复，我给时在广东，任《作品》主编的萧殷老师写了信，收到他的孩子般热情的回信。他说他见了人就说：“王蒙来信了，王蒙来信了……”
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白桦的紧跟形势的剧作，写革命历史，批极左。从一些文学刊物上，透露出了从维熙、邵燕祥的消息。
全——活——了!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我想起的是杜甫的诗，虽然不是样样贴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沧桑感、幸存感、隔世感竟是一脉相承。我确实觉得自己已经活完了一辈子，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享年四十四岁。现在，一九七八年开始，我正处于重生过程，我正在且喜且虑，且惊且赞，且悲且决绝地注视着四周，果真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吗?是乍暖还寒抑或是欲擒故纵?不是陷阱?不是阴阳谋?不是几个勇敢分子的横冲直撞，最后导致的只能是头破血流?
我五内俱热。我弹额(早已无“冠”可弹)相庆。我不恤一搏。我同时又是左顾右盼，不惜用最险恶的心意去作好应对险恶的突变的准备。半生多事，波诡云谲，历史起落，吞噬无情，生聚教训，动辄二十余年，到了这步田地，天真、幼稚、轻飘，就是犯罪也。
我在一九七八年的清明节这一天(由于一九七六年的“四五”，清明节又有了新的意义)，写了《最宝贵的》，我已经受到《班主任》的鼓舞，敢于写到滴血的心，写到例如“文革”，例如“四人帮”，总而言之是一种非人的力量把血肉的心换成了冰冷的石头，正像我看到过的民主德国电影《冷酷的心》那样。也是在东德的这部电影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德意志民歌《有花名勿忘我》，所有这些被扼杀被活埋了的柔软的心灵的颤抖，居然还有复活的一日，还可以被引用，可以成为王某小说新作的素材。我只敢谴责那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文革”中的本来可以原谅的失误，我不谴责他又去哭谁去?至于他的所谓错误，所谓过失，所谓造成的严惩后果，该去问责于谁，我想那是读者自己去想的事。果然此时与此后，都有明白人说王某对那个孩子太严厉了，大概是王某太左太左了，呜呼，你就不能设身处地想想作者的处境吗?
无论如何，我借着蛋蛋的姓名牌，哭出了王蒙的眼泪。作品描写市委书记严一行(一个直白的教条味儿的人名)的儿子蛋蛋，十五岁时向造反派头子透露了一位老领导的下落，造成了严惩的后果，为此，严一行几乎是像批判叛徒一样地批判了儿子蛋蛋。我写道：
但你总应该觉得终生遗憾，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为了陈伯伯的不幸，也为了你最宝贵的东西的失去。你总应该懂得憎恨那些蛇蝎，他们用欺骗和讹诈玩弄了、摧毁了你少年的信念和真诚。就像外国故事里的巫鬼，他们劫窃人们的鲜红的心，换上一块黑色的石头。在这块石头上，没有革命的理想，没有原则，没有对真理的追求和献身，没有勇气、忠实、虔敬和坚贞，没有热也没有光；只有利己的冷酷，只有虚伪、权谋、轻薄、亵渎，只有暗淡的动物式的甲壳、触角和保护色……
许多天，在构思这一段应该说是抒情独白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反复地响动。你总应该觉得遗憾，总应该掉一滴滚烫的眼泪……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背诵着，回旋着，沉重，深情，憋闷，决绝，像朗诵，像话剧台词，像哭吼，像低音大号。更像是从天空降下来的历史的叹息，宇宙的怜惜，或是一个藏在我的身体里的精灵在不停地提醒，宣示，翻滚。这段词已经成了精，与我昼夜相伴，我好像确实看到了一滴大大的眼泪，我好像已经感到了这滴眼泪的分量与热度。我已经无法躲避。
石破天惊!电闪雷鸣!
这是说蛋蛋吗?怎么像是说的王蒙?王蒙也经历了换心的手术?时至今日，时至写这篇短短的不足三千字的小说的二十八年以后，王蒙读起来仍然是怦然心动，泪流在眼眶!血淌在心底!
而小说的结构与前后文，披挂好了全部攻防甲胄，有对毛主席的深情，有对共产主义的讴歌，有把“四人帮”与党严格分割开来的快刀斩乱麻的界限，还有“心啊，你要听话，要好好地跳!要保证严一行这个老兵，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打下来!”这样的严一行的心语。怎样揭批“四人帮”也是严守部署，无一字无出处，大大的良民一个!堪称无懈可击!哪怕是交给我的那些如河南作家张宇所言的私淑“研究生”(有这么一些人，以专门研究和找茬子为他们从事他们实在无力从事的文学事业的毕生使命)，也未必有文章可做。
小说寄给了萧殷，萧老似乎对此作不十分满意，他回信说到我搁笔太久了，尚须恢复一段。我想他老不喜欢我的这种理性与直挺挺的抒情，这种大帽子与直接的政论。他在夏秋之际的《作品》上将此小说发为第二篇，头题是舒展的《复婚》，写一个“文革”中跳跃不止的夫人，有些幽默讽刺，也比《最宝贵的》多了些趣味。
此后许多年，一位广东作家对我说，广东乃至南方作家在全国的文学作品评奖当中常常吃亏，原因是他们太重视文学的趣味性了，而北方的文学界的头面人物，重视的是思想性与政治性。有此一说，录以备案。
后来得知，这篇东西很快被一位在《德国之声》供职的深度近视眼的汉学家译成了德语，他指出，换心的故事发源于德国。
与此同时。令人鼓舞的是我收到了青年出版社第二(文艺)编辑室的著名编辑黄伊的信，约我去北戴河团中央的疗养所去写作。
喜讯醉人。北戴河!是北戴河!是领导、巨商、要人、洋人(现在有一个更加高尚的雅号：“外宾”)们居住的地方，是毛主席喜欢去的地方。是大海无边。是sanatoria——疗养地，维吾尔语、俄语、英语都是这个词。我迫不及待地回信说我要去。
出发前一大成就是把烟戒掉了。与旁人所说吸烟助文思的说法相反，吸烟使我困倦，我忙于构思与写字的时候，点火、放火柴头、吸烟、吐烟、抖烟灰、叼烟……刚才恢复写作，这些就都成了我的额外负担。而且，我压根就时有咳嗽(后来正式判定为慢性支气管炎)，家人也劝我戒烟，我说戒就戒了。
我的戒烟方法与别人也不同。我读了一篇谈吸烟毒害的文章，里边特别提出香烟燃烧中出现的三四苯丙芘与煤焦油对人体的危害。我很喜欢“三四”这个词，直觉认定它的科学含量高。到了二十一世纪，你可以从网上查到下面的话：
三四苯丙芘(Acrylamide)，又称聚丙烯酰胺，总之都是让普通人八辈子也说不清的陌生名词……其致癌性是黄曲霉素的一百倍。
而我在戒烟的关键时段，一犯烟瘾，一有戒烟半途而废之虞，例如饭后，就找出我留下的剪报，阅读有关三四苯丙芘的段落，一见此词，立即感到了刺激，不似吸烟，胜似吸烟，看到了三四苯丙芘在肺叶上的浸蚀与开始腐烂，看到了白脓与红血，找到了戒烟的感觉，也找到了烟的形象与内涵，再不想，不必，不劳吸烟了。
此后许多年，一次我在南方，与一些文友闲扯，文友说，对于既不吸烟又不饮酒的男人要警惕，而对于原来吸烟，后来说戒就戒的人更要敬而远之。我讲了自己的戒烟史，人们啧啧称奇。我的为人打破了他们的以烟划线的谬论。我相信我的教条主义理性主义唯理论戒烟方法独一无二，堪称一绝。
其实我的吸烟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吸下去而是为了此后戒绝方便。一九六四年春节将至，初到新疆的我为自己成了“文艺界”的人而发晕，便从自治区文联的迎春联欢会上拿了一支不花钱的香烟，吸了两口，感觉有趣。这样一吸就是十四年。尤其是“文革”期间，不可以文学，不可以政治，不可以交友，不可以寒暄，不可以闲话，不可以(没有足够的粮票与钱票)吃喝玩乐，尤其是例如一九七一年我回到了乌鲁木齐的自治区文联，从早到晚，你让我干什么呢?机关食堂里打饭，四两(新疆的说法是二百克)饭，一个素菜或略带荤腥的菜，五分钟就吃完了，你干什么去呀!
幸亏有个烟吸。你打开烟盒，你抽出一支烟，你戳捣戳捣，你拿出火柴，你欣赏火花，你端详火柴盒壁被划出来的痕印，你琢磨这次的火柴应该在哪里发力，力不可以发得太大，不可以发得太小，大了损坏盒壁，我常常发现有人用火柴，不等火柴完盒壁已经塔稀郎——来自维吾尔语，垮台完蛋之意——了。我想起了一本苏联小说，上面提到斯大林从来不用打火机，因为斯相信第一口烟最香，而打火机的汽油味儿会败坏这第一口烟的感觉。然后边吸烟边设计边体验边改进边实验吸的方式，叼的方式，吐的方式，咂嘴的方式，从鼻孔里出气的方式……至少，它给了我几分钟的充实。那么，一旦生活开始恢复正常，身份恢复了正常，公民权恢复到基本正常，叫做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啦，还抽他个什么鸟香烟!
我还常常通过控制吸烟来锻炼意志。想吸的时候偏偏不吸。吸一口戛然而止，捻掉，掐灭，留待十二个小时以后再接续吸。多时我一天吸过十来支，少时我两三天才吸一支。烟友曰，敢情你没有瘾。王说，我不能做吸烟的奴隶，我也不能做不吸烟的奴隶，我不做自己的奴隶，也不做，更不做外物的奴隶，从吸烟的头一天起，我始终让我自己牢牢支配着香烟，而绝对不允许香烟支配上王某。
吸烟对于我最多是一个尝试，是一个知识，是体验生活，是新经验与新知识。我吸过四分钱一包的珍珠鱼，七分钱一包的航行，此种牌子的烟边吸边轻微爆炸，并发出又臭又辣的刺鼻瓦斯气息。一角五的绿叶：这是丙级烟中较好的一种。二角钱左右的海河、青鸟、古车、解放……这些算乙级烟，介于乙丙之间的有黄金叶与战斗，可笑的是战斗原名烟斗，“文革”中那个叫做革命小将实为糊涂蛋的群体嫌它名号不红，改成了战斗。乙甲之间最好的是光荣，烟盒上印着一朵大红花，产地上海。甲级烟我也没有少吸，凤凰、牡丹、彩蝶、红塔山、红山茶，后来还有新疆自产的顶级品牌：雪莲。我也吸过长白山为标记的据说含有人参的烟。
我吸过烟斗。我买过各种烟嘴。我自己炒烟。我吸过莫合烟——在苏联小说里叫做马合烟。我很佩服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他写道：
战士的马合烟，
就如同战士的老婆，
凶恶，暴烈，火辣，
……然而战士离不开她。
一九七八年四月底，王蒙结束了他吸烟十四年的历史，从此再未吸过，即使最好的“三五”或者“七星”或者“万宝路”，我也是一闻到就不喜欢。与香烟从此恩断义绝。只是后来有一次，有几天我好像想吸一支烟，终于还是没有吸，吸烟的年代已经与所有的不愉快的事件一道，变成了陈年旧事。
三 北戴河之夏
一九七八年六月上旬，已经干净利索地戒了烟的王蒙坐了三天半火车到了北京。十一日(或十三日，我记不清了)一早，我们在北京站与中青社的同志汇合，到北戴河。同行的有老作家管桦与他的一个助手小刘，有安徽的单超，辽宁的洪钧和来自河北的一个年轻人。还有一位搞俄语翻译的说话声音洪亮的先生。此后，还有云南作家彭荆风、评论家唐、上海作家孙峻青与师大教授许嘉璐。我们坐的那一趟火车是经天津到北戴河的，走了五个小时，那时的走玉田的北线还没有通车。简朴的北戴河站，已经给我以不凡的感觉，整齐清洁爽利，大量树木花草，空气新鲜，天空蔚蓝，地面是由比重大的沙土而不是北京或者乌鲁木齐那样的易于飞扬的黄土构成，这些都不一样。而且，车行几步就从树木的缺口处看到了似乎是固定在城镇上部的浅灰色的半透明式(我觉得像是果冻)的海，听到了海涛的呼吸一样的声音。那时的北戴河，经过“文革”十余年的闲置，门庭冷落，人车俱稀，再听不到什么别的。
两年后我在小说《海的梦》里运用了我初到北戴河火车站的感受，我写道：
下车的时候赶上了雷阵雨的尾巴。车厢里热烘烘、乱糟糟、迷腾腾的。一到站台，只觉得又凉爽，又安静，又空荡……
这说的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糟的车厢与好的站台，现在不同了，有各式旅游专列，两层，软席，空调车，而站台上人头簇动，不那么雅致清爽了。
我又写道：
……空气里充满了深绿色的针叶树的芳香……清洁得令人吃惊。一幢幢方方正正的小房子，好像在《格林童话集》的插图里见到过似的，红色的瓦顶子晶晶地闪光……
不只是风景，更是心情。新疆的冬天是从五一才算正式结束的，离开严冬不过一个多月，突然来到了阳光与海浪互映互戏的地方。
团中央的休养所在离海有一点距离的黑石路，是一处老建筑，老式房屋隐藏在桃林中，虎皮石墙，雕花木窗，木质地板与洋灰地混用，可能是由于许久无人居住，一进去就显得很阴潮。但毕竟是凉爽宜人。
我在这里改写新疆后期我所写的《这边风景》，上午与晚上写作，下午去海上游泳。每顿饭后坐在宽宽的阳台的藤椅上海阔天空地聊天。
写作当然是去北戴河的主要目的，但是写得糊里糊涂，放不开手脚，还要尽量往“三突出”、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上靠。我想写的是农村一件粮食盗窃案，从中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的风情文化。但毕竟是先有死框框后努力定做打造，吃力不讨好，搞出来的是一大堆废品。
游泳的成绩就大了。我们选的是老虎石煤矿工人浴场。我给自己定的功课是每次从沙滩到防鲨网两个来回。我虽然喜欢游，但是姿势极差，呼吸掌握得也不熟练。过去，一年游不了几次，刚找到感觉，季节已过，次年夏天一切又从头温习起。而如今，有了天天洗海浴的条件，其乐何如!六月中，水温很低，我们已经正儿八经地游上了，确有长进。我有时甚至于觉得自己的条件反射带点傻气，一进了水，一下，两下，三下，蛙式就掳上了。我也游仰泳，是反着游蛙式，姿势不合规范。两次出征防鲨网之间则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那时还没有晒多了有害的知识。
到了北戴河才知道了什么叫夏天，夏天是多么美好!青天白云，碧浪黄沙，海风吹拂，日光灿烂，黄沙白沫，绿树红花，汹涌弥漫，起落吟歌，抛却半生烦恼，忘却一己得失，远望船舟入云，近闻波浪拍岸，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抚我心者，今日之日何烦忧?俱往矣，成一笑，过昆仑大漠，游山海瀛州。遍走边陲身未老，终得大海，饱惊宠辱意犹闲，又见蓝天。如今戏水知鱼，享受惊涛无数，弄潮破浪，思量大地多情。芳龄不过四十有四，正是心强力壮，行旅无非八千零八(里)，堪说月黑云舒，梦乎?非梦。幻乎?非幻。哀乎?痛也!乐乎?快哉!
有时候设想自己的游泳比真游还浪漫，还如画如诗。在水里，动作不免单调机械，当然也有呛水咳嗽的时候，而且我是近视眼，又习惯了入水呼气，游前摘下镜子，看得模模糊糊。倒是上岸以后，颇觉自得。躺在沙滩上，四仰八叉，也大有回归自然的豪迈与优游。
游水游得多了，一次看自己的皮肤，毛孔的纹络与鱼鳞无异，相信自己正在变成一条鱼。就如在新疆唱歌，我相信自己正在变成“胡人”。而在沙滩打滚，我更相信经过这么多事在下仍是顽童。
在这里游完，我们常常混入煤矿工人疗养院的休养员的队伍，跑到对面的该院淋浴室冲一个冷淡水澡。也有时候就穿着泳裤，趿拉着拖鞋走一个小时，围着海滩转一大圈，再回到住地。有时候走种植了大量针叶树的东经路。有时候走到处长满红柳的海滨路，那时的北戴河主要就是这两条路。红柳本以为是新疆的特产，现在才知道至少在盐碱多这一点上，边疆与海滨无异，二者也有共同的植被。
这时的北戴河人烟稀少，但时能碰到少量外国人，据说是辽阳化工厂的法籍专家。有时一直走到东山宾馆大门再往回走。也有时候去西面的人民浴场游泳，那里有温水淋浴设备，每次只须花几角钱。
也常常黄昏时入夜后到海边走走。我看到过月儿从海中升起，我看到过银光在水中闪烁，月光映照中的波浪，特别像一个个游泳者的头颅，我常常感觉到是一大批健儿在月光中游水。
这个感受我也写到了《海的梦》中，我写道：
……所有的激动都在平静下来，连潮水涌到沙岸上也是轻轻地，试探地……而超过这一切，主宰这一切，统治着这一切的是一片浑然的银光。亮得耀眼的，活泼跳跃的却又是朦胧悠远的海波支持着布满青辉的天空，高举着一轮小小的、乳白色的月亮。在银波两边，月光连接不到的地方，则是玫瑰色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这天海相连，缓缓前移的银光区是这样地撩人心绪……这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海在他即将离去的前一个夜晚，装扮好了自己，向他温存，向他流盼，向他微笑，向他喁喁地私语。
海——呀——我——爱——你!——他终于喊出了声，声音并不大，他已经没有当年的好嗓子。然而他惊起了一对青年男女。
这是很有趣的。这些都是我一九七八年在北戴河度夏期间的感受，然而当时写的是别样的《光明》，当时还不敢写这样带知识分子味道的小说，这些都是两年后动的笔。
休养所的伙食标准是每月三十元人民币，个人缴的不多，其他由出版社补助。伙食相当不错。
饭后聊天天南海北，主题不离揭批“四人帮”，揭批极左路线。各种故事，真真假假，触目惊心。如说到一个愣小子，由于唱“老三篇，最爱读，读完心里热乎乎”时，唱成了其他部位热乎乎，说是给枪毙了。还说是哪个哪个农村，一家地主，一儿一女，无法婚配，最后地主爸爸下了狠心，如何如何。
天热无君子。我们几个男性，穿着短裤。拍着肚皮，喝着热茶，吹着海风，谈天说地，海阔天空，边写边看，边说边骂，端的是神仙般的日子。短短几十天，我拍拍肚皮觉得膘情渐好。我的开始变胖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原来只有五十三公斤，我一直梦想自己能够上六十公斤，现在，实现了。
最可笑的是，说是老作家管桦在伙食上享受了特权，什么单独给他熬了什么粥啦，其他的几位作者，在做好了另两位老作家唐与峻青以及中青社的伙食管理员的沟通，取得了他们三人的谅解以后，在一次用餐时发动了对于管老的哄闹。想来着实可笑，“文革”搞得的确是个个斗争成性，爱斗善斗，不甘寂寞，有机会就要斗一家伙。
身在渤海之滨，“火热”的生活仍然是纷至沓来。我收到了《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人作家费礼文的约稿信，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王笠云的约稿信。信上并说为了落实什么什么政策特向我约稿，周边一道写作的同志读后还有点反感，说是谁落实谁的政策?一个出版社又不是党，怎么这样说话?总而言之，我们这些人的尾巴开始翘起来了。
时值《上海文学》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批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而大受关注。我给上海寄去了稿子，短篇小说《光明》，仍然有按政策——当然这个政策符合我的思想与情感——编情节的痕迹。
然而这篇小说仍然有它的可注意之处。第一，我写了再不要发生“文革”这类的悲剧了的决心，这是我的泣血之论。第二，我同情地写了弱者在“文革”中的悲惨处境，直到被逼得发了疯。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弥补了《最宝贵的》里的过分严峻。关于“乱咬”者的故事，我运用了一些新疆文联那边发生的事情作素材。第三，我现趸现卖地写了海与海滨。第四，我虽然二十年前已经落马，我写起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来仍然比较像那么回事，它不是官场黑幕小说的路子，不是青天大老爷在上的路子，也不是对立面的写法，一句话，我把他们当做与我一样的人，基本是好人，也是有各种弱点的人来写。小说结尾我酝酿得比较久。我写道：
……瘦小的邵副书记默默地走到了礁石上面，他挺立着，本身就像一具岩。半个月亮刚刚从海面上升起，橙红，巨大，斜仰着，像一颗沉思的、警惕的心。海水在涨，波涛呼啸着，愤怒着和欢笑着，手拉手地一次又一次向岸边涌来，溅起一团团银雾。
“竹梅，你安息吧。我们绝不让这一切重演！”……
竹梅是小说主人公邵容朴的妻子的名字，她是在社会主义阶段被“极左”害死的。
时隔近三十年，王蒙在写到这一段旧事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忘记了小说的情节，却记得他对于海与月的描写，记得那月亮像一颗沉思的、警惕的心，记得波浪是手拉手地向岸边涌来的，记得那海浪激起一片片银雾。
中间改过一次，是我寄去稿子后根据费礼文文友的意见修改的。此后见到老费我就对人说，他是领导过我的，他就哈哈一笑，说：你又来了，你又来了。再后，短篇小说评奖时是《最宝贵的》而不是《光明》获奖，老费颇为不平。他是喜欢这篇东西的。
北戴河期间我也读了不少书，印象最深的是青季思(王按，即成吉思)·艾特玛托夫的中短篇小说集。他是苏联吉尔吉斯斯坦的著名作家，我很佩服他的描写的细腻与情感的正面性质。我甚至此后有意对之仿效。
(此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收到过他的来信，邀请我担任苏联一个文学机构的顾问之类，因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正常化，我未予作覆。又后来，我在韩少功的一篇文字中看到韩写到他，似乎印象不佳，说是他颇富VIP的官气。他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做过驻卢森堡的公使。)
此间正逢我的二儿子参加高考，他考入了位于陕西三原县的空军二炮学院。能入军校，似乎也非常光荣，说明了我家命运正在发生变化。他的哥哥早在春季，作为七七届毕业生，考入了新疆大学。
从六月十六日游到七月，从七月游到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北戴河整整呆了四十六天。到八月底，一逢阴天，颇有凉意，我知道，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北戴河观海戏水，算是足足的了，该走啦。
四 八面来风
海边方数十日，世上已二十年。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我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本计划探望一下亲属，立即回疆，早已想家了，谁知来到北京，已是八面来风，五方逢源，走不了啦。
《人民文学》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青社。老朋友黄秋耘(正在编辑《辞源》)。老同事与老同学，老文友与老关系，都从四面八方找上门来了。
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去了一趟，碰到老编辑徐以、涂光群、崔道怡、周明等人，与《队长……》一稿的责编向前。抬头见喜，一是他们邀我参加众作者的华北油田之行，一个是要我做他们的特约记者出席采访第十次团代会。
当然都是好事。去油田的还包括了筹备文联作协的恢复的一些工作人员，看了任丘油田，听了鼓舞社会主义建设的志气的油田介绍，游了白洋淀，联想到孙犁的小说，欣赏着遍地的芦苇与一望无际的清亮的水面。当然也吃肉喝酒一番，在一个物质生活长期匮乏的地方，吃喝俗务也不可略而不计。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已经从不可接触不可提及的另册被封杀被冻结者变成了正常的文艺人，我的生活面一下子扩大了。
去团代会就更是百感交集了。一进人民大会堂，就感动起来。后来我看张贤亮的《绿化树》里提到了大会堂里的红地毯，笔有得色，受到某些高雅文人的批评，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慨，不是无动于衷，不是置身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从来不是身外之物。而且，你喝的水，吃的粮，全部来自“国家”——国营体系的供应，你拉的巴巴全部需要政府的环境卫生部门去处理，你自吹疏离，是真的吗?
红地毯带来的主要不是得意，而是沧桑与警觉，隔世之感与无法掌握自己命运之感。我仍然且信且疑，我仍然把握不定，我仍然感觉变化未免太快。
会议期间我参加了胡耀邦同志与大会部分领导人员的见面。我只记得耀邦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团)干见新(团)干，大家拚命干!”不论何时，胡耀邦同志总是热情燃烧，宣传鼓动，干劲冲天。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团区委干部喽。
我的记者任务带来的是报告文学《火之歌》，写南京的“四五”英雄李西宁。我写得很努力，也很拘谨。我还写了一篇散文《敬礼，合金钢》，称这些经历锻炼，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为合金钢，此文发在一个青年杂志上，颇有反响。而报告文学，我只记得在市文联一次座谈会上，初次见到张洁，她提到了此作并给予称赞。
在会上我见到了王照华同志，与他谈了我五八年的事情，这是根据韦君宜同志的意见办的。
九月，我也见到了君宜，她要言不繁，第一，决定立即出我的《青春万岁》，只要稍稍改动一点易被认为感情不够健康段落，如写到的杨蔷云的春季的迷惑即可，但要写一篇后记，说明是当时写的，不一定完全符合当前规格。第二，她认为时机已是适合，我当提出甄别五十年代的右派问题与调回北京来了。她还让我去找了在市委工作的项子明同志。项也是地下党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解放初期他的身份是学校支部工作科科长。曾任北大党委书记等职，后来结合在市“革委会”里。项子明也算老相识，对我很热情。进一步找到了市委组织部的黎光与沈谦等有关领导。黎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而沈与我的姐姐姐夫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北京的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他们对我关心备至，几乎是有求必应的。
我参加了刘仁同志的追悼会，来的人比上级规定的人数多出了许多，提起刘仁，提起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来自地下党的同志无不心潮澎湃，而刘仁被“四人帮”迫害至死之惨状更是骇人听闻。
毛主席晚年常讲到党心民心党员之心，那时听着还有点模糊，一参加这种类型的追悼会，我算明白什么叫党员之心啦。
团市委的各色追悼会我也参加了不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恻恻。
当然，从来没有人追悼徐宝伦或者L，即李鲁同志。愿他们的亡灵也能够得到安息。
苏联在后斯大林时期有过所谓解冻文学，语出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我则宁愿挑选《返青》二字。经过了多么长时间的荒凉，把多少苗芽压到了地表之下，突然，一株绿了，又一株顶开了瓦块和片石，伸展出了腰身，然后是可以预期的大地苍翠。
在我出发赴北戴河之前我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邵燕祥写了一信，差不多同时，他从北京给新疆文联写了一信找我，我从北戴河回来后到西便门广播局宿舍去看望了他。从他那里得知了林斤澜的地址，就在芳娘家的近处，幸福楼。我很快看到了老林，不久出席了林的请客，不但看到了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邵燕祥、刘真，还看到了浩然。当时广东的《作品》杂志发起了对于浩然的批评，人称《作品》发射了中程导弹。而在林斤澜这里，一片团结起来搞创作的皆大欢喜气氛。林斤澜比我大十好几岁，人称林大哥，很有团结四面安定文场的气概。我们在老林那里聚谈甚欢，笑声不断，说的都是“文革”中极左分子的笑话，这些笑话与社会上流传的例如曾任“文革”时期《人民日报》负责人的鲁瑛的笑话异曲同工，如说鲁曾将班达拉耐克夫人称为班禅夫人，把赤裸裸读成吃果果。还说到一位曾居高位的坐火箭上来的人，在接待外宾时听到外国人对于中国古代医书作者李时珍的称道便问“李时珍同志来了没有”。
有什么办法呢?知识分子就是多认几个字，多知道一点古往今来，排斥知识的人必定出丑。而有点小小知识的人又着实可怜：我们知道的不过是裸不读果，班达拉耐克夫人出自斯里兰卡罢了，又有多大出息?
陆文夫
而最妙的是江苏的陆文夫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改剧本，他辗转打听到我在北京，便与他的妻子管毓柔一起到我的岳母家找到了我。陆文夫比我大六岁，江苏泰兴人，他在苏州上的中学，毕业后一九四六年到苏北老区上了华东军政大学，四九年随着解放军的渡江船只过了江，又到了苏州。他与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长于斯，写于斯，逝于斯，甚至获得了“陆苏州”的美誉。一九五六年由作协编辑的年度短篇小说选中，我的《组织部……》与他的《小巷深处》同列，我们之间有一种同科“进士”之感。
又同科落难。一九五七年，江苏几个青年作家要办“同仁刊物”《探求者》，出了一期，表示要好好探求，定为反党集团事件。陆由于不是党员，没戴帽子，但一下子降了三级，这一闷棍着实不轻。我是戴帽子没降级，他是狠降级不戴帽子，表现了那个年代少有的多样性。
“大跃进”以后，陆文夫似乎稍稍活跃了那么几下子，茅盾还评论过他的作品，到了六三年以后，文艺界叫做搞了一下“假整风”，已经假得文夫狼狈不堪，干脆送到工厂做工去了。
一九七八年夏，被封者纷纷露头，文夫也不例外，我在《人民文学》上读了他的小说《献身》，他写得非常动情，我读得也非常感动。我们见面，有一种大难幸存，相濡以沫的感慨，也有一种天涯比邻，(即使从不见面)相知相惜的温热。其实我们过去并无私交，现今一见如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文革”灾难，造成了那几年的前所未有的作家间的团结和友谊，文人相轻已经变成了同生死，共患难。却原来，文学如此脆弱，并非一旦可以绝灭，作家如此无能，也非雷霆——哪怕是反复大轰大嗡——可以摧毁。
他的好友，江苏著名作家方之同来或是以后也来了，并建议我们一起去看望一次周扬，方之负责去联系，从方之那里我第一次听到周扬的秘书谭小邢的名字，她的笔名则被更多的人知道：绿菲。
时周扬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胡乔木是院长，陈荒煤是文学研究所所长。当时的一些文艺机构或者已经被解散(如文联作协)，尚未恢复，或者太敏感，暂时不宜由原来的老领导“还乡”杀回，便先贮藏到社会科学院，也是过渡一景。
周扬精神很好，风度依然，无法想象他是怎样度过了“文革”一难，我们的领导干部还是真经得住折腾。我们与周扬同志谈得很高兴，周扬并关心我的工作，说是社科院要成立民族文学研究所，可以把我调来。
通过文夫我知道了张弦的情况，他“文革”中在马鞍山电影院收门票，怪道他一复出便写了一个由于胶片翻倒造成了政治案的故事《记忆》。他正在争取把工作转到南京来，马鞍山行政区划上虽属安徽，实际离江苏更近。
我住在岳母家时期，常常围绕着龙潭湖漫步。我非常想写一部能更充分地发挥我的精细描写与浪漫抒情的特点的作品，我要写一篇风格追逐青季思·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我要用全部的心力歌唱新疆，歌唱大地，歌唱人民。我围着龙潭湖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构思好了《歌神》。
请读这篇小说：
除了我正在恼怒，这初秋黄昏的田野上的一切，是多么美妙而且和谐!
落日给温雅地摆动着的、道路两侧的杨树林的顶端镀上了一层金辉，又透过竞相伸展的茂密的枝条，婆娑摇曳地飘洒到汩汩流淌着的、正在为播种冬麦而备墒的大渠的水面上……郁郁的秋草之中，时而抬起个把山羊或者毛驴的头颈，……有一辆辆载重汽车驶过，挡风玻璃上滑动着橙色的、愈来愈清晰可触的落日……靠近“家”了，乳牛们撒开了欢，哞哞地叫着，拙笨而又起劲地摇摆着它们的肚腹和肥臀，起了团团尘雾。
……
大地无言而变化有定……昼和夜、夏和秋、燥和湿、暑和寒更迭交替的时刻，空气、温度、微尘……一切都在升腾和下降，旋转和安歇……
几乎再找不到我写的别的小说，这样认真地描写风景，我是在写世界，写祖国，写边疆，而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我表现。接着我写到了维吾尔人民的歌声：
好像在一个闷热的夏季，树叶颤动了……好像一个熟睡的婴儿，梦中听到了慈祥的召唤，他慢慢地、慢慢地张开了眼睛，他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光和影，看到了俯身向他微笑的美丽的母亲。
……一声高亢的呼唤，中断了连续，艾克兰穆蓦地把头一甩，用一只手支持着自己，放下弦琴，面对着苍茫的天上升起的第一颗星，用一种全然不同的、天外飞来般的响亮的嗓音高唱……像洪水冲破了闸门，像春花在一个早上漫山红遍，像一千个盛妆的维吾尔少女同时起舞，像扬场的时候无数金色的麦粒从天空撒落。艾克兰穆的歌儿从他的嗓子，从他的胸膛里迸放出来，升腾为奇异的精灵，在天空，在原野，在高山与流水之上回旋。我呢，也随着这歌声升起，再升起，飞翔，我看到了故乡大地是这样辽阔而自由，伊犁河奔腾叫啸，天山云杉肃穆苍劲，地面上繁花似锦……
百分之百的正面的描写，认真的体验与衷心的歌颂，连续用着华丽的比喻与繁复的词语，这是谁写的呢?毕竟是经过了二十余年新奇的生活经验的王蒙!
啊，歌声，驯良而又剽悍的，乐天知命而又多情善感的维吾尔人怎么能离得开你!难道不是所有的维吾尔人在没有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学会了唱歌，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学会了跳舞吗?只是因为有了歌儿，这雪山上的松涛，这长河里的波浪，这百灵和黄鹂的啁啾，这天马的长嘶，车轮的吱呀和驼铃的叮咚，这呼唤孩子的母亲和呼唤母亲的孩子的大千音响才有了意义，有了魅力；只因为有了歌儿，人民的苦难，祖国的光荣，民族的命运，英雄的襟怀，少女的爱情……才都成为可以表达，可以被人同情和理解的了。维吾尔人的歌曲呀，就是维吾尔人的灵魂!
无怪乎胡乔木同志独喜此篇作品。新疆话剧团的尚九骖给我写信，说是读了《歌神》才知道“才”字是几笔几划。在此篇中，我的思想感情是何等的规范正当，我的语言文字是何等的丰满雍容，我的艺术感觉是何等的敏锐周全，而作者的爱憎又是何等的热烈奔放!多数其他短作品，我都是突然受到某个细节，某个情绪的触动，所谓灵感激动了内心，铺染生长，以致全篇的。我的多数作品是被文思所挟持，被灵感所推动，是“它们”写我。而此作却是殚精竭虑的产物，来自整体性的歌唱愿望，清清晰晰，明明白白，是我在写“它”。故事情节完全符合口径，不但有批判“文革”，而且有批判“苏修”，爱憎分明，立场坚定。顺便说一下，反修早已搞得如火如荼，我们这一代作家当中，文字中加进了反修内容的人绝无仅有，是王蒙才跟得这样紧，王蒙已经做到了指向哪里，打向哪里，而且打得有声有色，有才有艺了。
如果我一直这样写下去呢?
五 大难之后
一九七八年秋，更重大的事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借着三中全会的东风，文学界毫不犹豫地进行了一系列平反。三中全会一闭幕，在新侨饭店，举行了大规模的座谈会，宣布为一大批曾被错误地批判否定过的所谓毒草作品平反，其中就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得到通知，去开会和讲话。
我还有点不知就里，什么为《组织部……》平反?我自己怎么为自己平反?不是应该由组织来说话吗?怎么成了我个人的事情?到了会场，诗人柯岩热情地对我说：“你讲讲，你讲讲……”我说：“由我个人说合适吗?”她笑了，她说：“那你说点合适的……”
我的发言低调，无非是说那篇作品并非敌对，不必那样上纲上线。
别人讲了些什么我已完全忘记，但是许多多灾多难的作品，一股脑儿一家伙就解了禁了。解禁之容易如同动一根手指，我要说是糊里糊涂就没了事了，与狠打猛批时的庄严隆重、用出九牛二虎之力，雄辩而且煽情，叫做高屋建瓴而且势如破竹，成为鲜明的对比。此事之方便简单，甚至使我不敢相信其严肃性与可靠性。莫非历史的写成就是这样简单容易?历史的转折就是这样一挥而就?
几个月以前，几星期以前，还没有什么人会大胆设想二十年的许多大批判就这样土崩瓦解。大批判，搞得有声有色，也是人多势众，也是声震云霄，甚至于叫做什么万众一心……说声不算了，一风吹了，也就吹了个云消雾散，照样是万众一心……这叫啥呢?
宣传的声势很大很大。据说第二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的头条，就是一批文艺作品的平反消息，而《人民日报》的头条标题中特别提到了《组织部……》的名字。
我没听到广播，但是芳远在乌鲁木齐，听到了，她激动地写信来，说是中央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对于王蒙作品的平反。
好像只剩下了我自己，似信非信，仍然有点二乎。
已是初冬，此会一过，我打道回乌鲁木齐去了。
回到乌鲁木齐位于十四中学的自己的家，才感到了房间是那样狭小，照明是那样不足。怎么了?我已经不那么安于现状了吗?人为什么那样浅薄，那样轻浮，那样容易满足和不满足，容易恐惧也容易张狂，容易焦虑也容易想入非非?
不，我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平反也好，回京也好，都还没有敲定。
岁末，我收到了寄来的一张《光明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青春万岁〉后记》，这太出乎意外，我并没有将稿子给他们，是出版社拿过去的。小小后记，多少言语：
……我终于同意了，就让这往日的带着露珠的小草儿与读者见面吧，它多少也反映着新中国的朝阳的光辉……并谨以此书献给一九五三年北京市东四区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朋友们……
回顾昨日，愧勉有加，瞻望明天，壮心不已。
这里有多少微笑，多少泪花，多少往事，多少当今!从开始写《青春万岁》，已有二十五年有余，等待的时间比我动笔时生命经历过的日月还长。历史荒唐与严酷起来疯狂得莫名其妙，如今却忽然间露出了笑脸。岁月已逝，青春何堪?何昔日之芳草兮，而今为此萧艾也!
我们立即收到了《光明日报》转来的芳的老同学，也是当年的团干部，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的“营干部”程庆荪来信，她说她接收到了“营长”王蒙的召唤，她是天津一所中学的优秀语文教员，她给学生讲解高尔基的《海燕》的时候从来都是热泪盈眶。她的儿子就是钱程，承包过音乐厅，成绩卓著，后因经济问题身陷囹圄。
我们在重温马特洛索夫夏令营篝火的激动中迎来了一九七九年。记忆复活了。青春复活了。友谊复活了。文学也复活了。我们进入了当代中国的复活节日。那时程庆荪是女二中团总支部的组织干事，常常送待批的新团员入团申请书到团区委来，芳多次托她给我带信。
一月，我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召集长篇小说座谈会的邀请，乘伊尔六十二飞机去的。住在友谊宾馆。我与当时可能是内蒙，后到了山西的焦祖尧同住一室，他的《工程师和他的女儿》一书刚刚出版。他的作风比较稳健谦逊，易于相处。同会的还有内蒙的冯苓植，他的长篇小说《阿力玛斯之歌》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作品。黑龙江的刘亚舟(不是刘亚洲)、上海的孙(现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长)与竹林……多为新秀。
这个会当然表达了有关方面繁荣创作的心愿。会一开，也增加了写作人的人五人六感。更重要的却是藉此次进京，我完成了大事。
经过一些手续，由当时的团北京市委给我下了“改正”通知，一九五八年的事不算了。还给我向新疆自治区党委开出了组织关系介绍信，时在我离开北京到达新疆十五年余之后。似乎不可思议，反而低头无语。
当然，团干部轮换很快，此时的团市委已经无人相识，接待我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很冷淡，不过是执行公事。世事变化，几个月后，团市委人员的面孔也都变了。不是变新了而变旧了。几个月后，那些被认为是“文革”时期上来的团市委干部多转了岗，此时的团市委，已经是由我们那个时期的团市委的干部金鉴回来任书记，由我的老搭挡王晋等任副书记了。王晋为了回来工作染黑了头发，并拉着我担任了北京市青联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一直以此打趣，说是此时他是全国青联副主席，说明他是我的“上级”。
与此差不多同时，中共北京市委的调函也已开出，这时已经有了“摘帽办”，按照统一的政策负责改正错划右派与收回这些人员。
我回到新疆，众友人嗟叹不已。也有人说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我与领导谈回京事，领导当然理解支持，但也叹息，我们新疆成了什么地方啦，一不受冤屈了，也就该走了。
这时又收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关于《最宝贵的》获得七七、七八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与即将在京召开颁奖大会的通知。我不好意思刚回来又走，我也知道整个自治区创作研究室(尚未恢复成文联)的出差费极困难，我这么连连飞去飞回，岂不缺德?但是北京方面极重视这个“文革”后的第一次小说颁奖，不断来电话催，最后我还是去了。
这次会议也带有劫后重逢，作家复活、文学复生、二十年后仍是一批好汉的性质。刘心武的《班主任》如新科状元。陆文夫的《献身》，萧平的《墓场与鲜花》，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宗璞的《弦上的梦》，王愿坚的《足迹》都获了奖。这些应该算是所谓五十年代作家。此外还有贾平凹、贾大山、刘富道、祝兴运、李陀、成一、张承志、莫伸等新人的作品。卢新华的《伤痕》是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是一大批同类作品命名为伤痕文学的来由，这次也获了奖。唯一的老作家是周立波，他的《湘江一夜》，在获奖名单之上。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在《北京文学》上一发表，就引起了极好的反响，而此文是《人民文学》的退稿，而且决定退此稿的是该杂志最优秀最有影响的老编辑。呜呼，识文亦难也。人们在回忆各种文坛佳话趣话的时候，人们会讲许多自己在发现新人，扶植佳作方面的故事，谁不愿意大讲过五关斩六将?谁又愿意毫无惧色地说说走麦城的经历?知耻近乎勇，中国人这点认识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住在“向阳一所”，据说这与“二所”都是为了人众瞻仰毛主席纪念堂而新修建的，现在，一所即崇文门招待所，二所即宣武门招待所。茅盾，周扬，都在发奖会上讲了话，对于当时以刘心武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甚表支持。
外文局的日本专家押川雄孝参加了发奖活动，抓住邓友梅与我等合影，我忍不住说刻薄话的恶习，便对邓说，想不到牛鬼蛇神一下子变成了珍禽异兽。后见到时为十岁的女儿伊欢，我也自嘲变成了珍禽异兽。女儿当然不理解我的命运变迁，却已经学过珍禽异兽一词，为了表示她完全懂这个词，她从字面上解释说：“金丝猴!”我大笑如哭。
李陀的得奖作品是《愿你听到这首歌》。李时称小孟，真名孟克勤，达斡尔族，工人，讲话非常生动，喜欢东拉西扯，引经据典。贾大山评曰：“……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哟!”话中不无别的话。
据说后来他回到正定，他的家乡，他称这批作家是一堆“狗男女”，有此一说，查无实据，聊供解颐，不妨参考。中国的事没有那么简单，所谓文坛的人都伶牙俐齿，是非多，说嘛的都有，不可不查。
张承志的得奖作品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相当正面地叙述在蒙古族牧民中插队时对于蒙古劳动人民、老额妈的情感，我是很能够体会这种情感的，这里边有美好的东西。而历史是被十分粗糙地记忆着的，后来，上山下乡越来越被写成一个大灾难了。而这些灾难的描写，也有十足的真实依据。张承志发言中说到对于“文革”中的青年人希望各位手下留情。他所珍爱的青春与他预感到的对于他的珍爱的威胁，使我一怔。虽然我对他的作品和形象风度极为欣赏，我还做不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当笔者写这段回忆的时候距离“文革”后的第一次短篇小说发奖会已经二十七年，二十七个春秋的变化也是罄竹难书(这里打趣一下，并非与阿扁一样不会用这个成语)。回顾一下名单，周立波、陆文夫已经作古。张洁、贾平凹如日中天。张承志特立独行，忧愤沉郁。宗璞以老病之身不断贡献着精品力作。有的人已经当过了各层作协主席、副主席，现已退下。有的虽然没有辍笔，但也不再有当年的动静。多数“金丝猴”儿已经偃旗息鼓，其余的包括王某，正在走向尾声。
时列榜眼——第二名的是王亚平的小说《神圣的使命》，写一个老公安干部反冤假错案的故事。《人民日报》曾经专门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支持和提倡这篇作品，我想这后面有与“凡是派”斗争的背景，但对于一篇小说来说，也够吓人的。小王是获奖作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后来参加报道自卫反击战，说是他买了一只猴子作伴，引人非议。再后来去美国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我在一九八二年在纽约见过他一次，后来失去了联系。另一名唯一以科幻故事入围的作者是四川大学教师童恩正，篇名《珊瑚岛上的死光》，后来也移民美国。而卢新华则很有一段时间在拉斯维加斯赌城当分牌员，近年还写了以赌城生活为题材的书。
萧平的作品一直受我喜爱，他的《海滨的孩子》写得远远好于我们一些人，却只是一九五六年第一次青年创作会议的列席代表，使我为之不平。他的写老区革命者的文字如《三月雪》，也极受好评。这次的获奖小说，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悠长，多了些人生沧桑的感慨，少了些深揭猛批的急迫。后来他任烟台师范学院院长，新作渐稀。九十年代见到他时，他已退休，颇有些笑看花开花落，闲说云长云消的从容。还有一名似乎是六十年代后渐渐出名的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张有德，他的获奖小说是《辣椒》，写得极好，无后来的音讯。
生活越来越正常化，反而是平常化了。不知道对于追求暴风和雷电的人来说，这后来的宝刀入鞘，马放南山的一切，幸欤，悲欤?
领完奖回到新疆，开始办理调回北京的事宜了。只是在这时刻我想起了点自己的豪情，或者叫做牛皮。想当初来疆的时候我曾经私下说过，能做出一番事业，户口在哪儿，关系在哪儿，算哪儿的人，根本不是问题。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力量走，就有力量回。而如果未能做成什么，好吧，长叹一声，是我没有出息——我是无怨无悔。新疆呆长了以后，我确实并无长铗之叹，我多次对姐姐说过，我现在已经是“胡人”了。有好友和亲属对我说，新疆好是对，只是太远了些。我回答说，你们在北京，觉得新疆远，我在新疆，还觉得北京远呢。
我受到了自治区文联诸同志的热情相送，各种好话，暖人心肺。作协秘书长韩文辉(后任新疆新华分社社长)，特别说王某的“思想很好”。人在逆境，往往会谦虚谨慎，注意尊重他人，克制私心，克制骄娇蛮横……对于老韩对我的夸奖，我当做如是解。
我变得很期待，很忙碌，要读要写要关注全国要与新老文友与各有关方面联系，与新疆某些老友在一起，开始感觉陪不起时间了，一喝大半天，划拳行令，我心疼时间心疼得要命。呜呼，我开始变化了吗?鲁迅诗云，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我并没有阔，也没有砍谁谁头的动机，但是我已经发现了自己在起一些变化。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我与芳“举家”乘七十次列车离开乌鲁木齐，大儿子王山还在新疆大学读书，不跟着我们。二儿子王石则在陕西三原读军校。女儿伊欢，七八年底已经回到北京借读小学。那时新疆是春季始业，北京是秋季始业，她等于跳了半年班，对付了一下子，也跟上了。
到站台上送我们的达四十多人，车内车外，竟然哭成了一片。芳一直哭个不住。新疆，我们有缘，你对我们有恩，客观上，正是新疆人保护了我，新疆风习培育了我，新疆的辽阔开拓了我，不论是在什么特殊情况下来的新疆，新疆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好，新疆的值得学习消化的知识多，有生之年，我永远爱新疆，想念新疆，我永远会怀着最美好的心情回忆我在新疆的经历。虽然也有苦涩，整体仍是阳光。
我想起了老房东阿卜都热合曼突然高兴时唱的一首歌：
我也要去呵，
在世界上转一转，
如果平安呵，
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
维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则是：
Man mo bariman,
Dunya aylinixka,
Isan bolsam kalarman,
Togolgan oskan yarim ga.
六 难忘的东华门小驻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我将妇携雏，变卖床具，离开北京。近十六年以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我与芳双双回京。我的接收单位是市文联，她则到了七十二中继续教她的高中物理。
经文联领导关照，临时安排我住到市文化局北池子招待所。这里原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好像还有一个排练舞台，现在干脆用塑料板遮住了天井的上空，增加了一点活动平面，例如公用电话就在棚子下边。那时的人们，为了多一点遮阳避雨的地方，正在毁掉最后一块空地。我们的房间约有十平方米，窗外是公共电视，每晚大家在此看电视，喧闹异常。门前则是公共盥洗室，水声嘹亮，香皂与牙膏气味芬芳。找我的电话不少，多是约稿的，经常会听到一位胖胖的和蔼的女服务员用洪亮的声音喊叫：“六号，电话!”
这个住所还是留下了许多记忆，许多温馨。我在这里写下了《布礼》《蝴蝶》《夜的眼》和一些评论。我在这里见到了到京组稿的陕西老作家贺鸿钧(李若冰的夫人)与董得理，他们担任着很有品位与影响的《延河》杂志的副主编。我在这里见到了黑龙江《北方文学》的资深编辑鲁秀珍女士。她有一种真诚和亲和力，她有好几次睡眼惺忪地被叫醒去接电话，被我看见。《光明日报》的银发老编辑黎丁与文艺评论版的史美圣也与我见了面。碰到贺、董、鲁、黎、史等这样好的编辑，你不能不产生负(文)债感。
有许多老友到这里来看望了我们，包括作家张弦，老团干部范与中、程庆荪等。还有一些记者到这里来对我进行了采访，包括《文艺报》的雷达，《工人日报》的王晨——现为《人民日报》社长——等。
靠近东华门的这个招待所，位置恰在黄金宝地，我们常常晨昏时节从这里到故宫周围的筒子河散步。常常看到听到有年轻人提着录放音机，播放着当时流行的《乡恋》《太阳岛上》《我心中的玫瑰》……播放着李谷一、朱逢博、邓丽君、郑绪岚，得意洋洋地自路边走过。有一次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弹电吉他的青年人，听他弹琴唱歌，令人对社会生活、青年人的生活的解放与新意留下印象。后来有说是筒子河这边发生了抢劫案件，抢匪把一对谈情说爱的情侣的手表抹(读妈)了下来。时老作家萧军刚刚安排到北京文联，据说萧老常到筒子河一带晨练，我告诉他要注意安全，他则豪迈地说：“什么?碰到坏人，不定谁把谁的表抹下来呢!”萧军自称是“不扣不鸣一老钟”，又自诩是“出土文物”。他的晚年脾气随和，心情舒畅。
向另一个方向走没有几步就是东安市场，对于我们来说，入夜后王府井大街与东安市场的璀璨灯光与商品的琳琅满目，已经令人喟叹：久违了，北京，久违了东安市场。在乌鲁木齐尤其是在伊犁，一入夜就是到处昏暗与静谧的啦。东安市场有一个门一进去就是书刊店。那时的杂志品类极少，除了政治宣传性的与少量自然科学性的以外，稍稍轻松一点的只有文艺主要是文学杂志。我多次在这里的几百瓦的白炽灯光下看到载有我的与朋友们的新作的杂志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青春万岁》的第一版也摆到了那里，深绿色封面，小花图案，定价六角七分。我与芳远远看到一个年轻人掏钱买下了我的推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出世的书，非常快乐。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刘果生已经迫不及待地与我联系改编电影剧本的问题了。
招待所没有伙食，我们就打游击。早晨多半会去吃炸油饼，喝豆浆。有一个蓬莱小馆，我们在那里吃过炒疙瘩和几角钱一碗的芝麻酱拌面条。后来的小说《风筝飘带》里运用了这方面的经验。有一个位于东华门大街上的路南的山东馆，算是稍稍正规一点的餐馆，我们在那里要过冰啤酒和苜蓿肉，它的炝锅的葱花特别香。附近的馄饨馆、面馆，我们也是常客。另外在南池子路西，有一家灌肠馆，生蒜味与猪油味都极刺激，与往日不同的是，过去，灌肠是粉红色的，现在变成米黄色的了。估计那个粉红乃是颜料的作用。
从筒子河西行，我们有时进入中山公园。那时逛公园的时候常常听到“游人须知”之类的广播，讲述游人的政治责任、法律义务和惩罚措施，除了禁止随地吐痰和乱丢果皮屑之外，还有严禁跳舞之类的宣示，那个时候说是出现了在公园聚众跳集体舞(还不是交谊舞)的新动向，引起了警惕和忧心，男男女女靠得那样近，有时还手拉着或碰着手跳腾，谁能保不出事?告别乌鲁木齐的时候，新疆的一些单位已经批判开了交谊舞了，上纲说交谊舞的动机是寻求性的刺激。其实集体舞是解放后才兴起来的，五十年代“五一”、“十一”的天安门广场夜晚，大中学生都在那里跳集体舞。游园须知里还动辄出现“违规者处以罚款、驱逐出园，情节严重者送公安部门处理”的威胁字样，大大败坏了你去游公园的胃口。
然而北京人的生活胃口奇佳，威胁也罢教训也罢，挡不住逛公园的男男女女。这个年代公园里到处是人，不像后来人们还有咖啡馆、酒吧、迪厅、豪华影院、茶楼茶室、足浴按摩……各种休闲消费场所可去。我们想在公园找个凳子坐，太难了，到处都坐得满满的。(据说上海外滩那边坐椅问题更加困难，那里的游人休息椅都是一张椅子坐两对情侣，各自拥抱热吻，互不相扰。)偶尔远远见到一把空椅，飞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椅边一大堆呕吐物。我把这个细节写到《风筝飘带》里，而且向伟大的祖国，辽阔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呼吁：“给年轻人一个拥抱和接吻的地方吧。”《北京文学》的编辑，回城知青章德宁(现为该杂志社长)称赞我写的如何真实。她们那一代人大概都尝到过那种无处落脚的滋味。
却又是劫后余生，百废待兴，百废俱兴，充满憧憬希望。
我们也去过劳动人民文化宫，对着中山公园，原名太庙。这里我们冒着夏日的雷阵雨与五十年代的同学旧友，大部分是那时的团干部聚会，一起唱了许多革命歌儿和苏联歌儿。古柏青松在雷雨后，发出的芳香醉人心脾。在那个夜晚，我甚至于觉得，我们还没有老，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什么，我们仍然充满阳光。少年时代的影响是太大了，我们的底色既然是那样明朗，谁又能让我们变成阴晦如铅呢?
住房里有一张小小的书桌，我在这里一住下来就继续写上了《布礼》。天热无君子，我光着上身，下身也只穿一件小裤衩，一面在噪声中写作一面挥汗如雨。一次这样一副打扮接待了来访的记者，被称为赤膊上阵。
《布礼》此篇在新疆已经动笔。这里需要补叙一下，我在回疆办理调动期间还应我多次供过职的杂志《新疆文学》之邀写了风味独特的《买买提处长轶事》，副题是“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正文前我标上了“泪尽则喜”与“幽默感即智力的优越感”的自撰“格言”。还把幽默与空气阳光食品水并列为维持生活的基本要素。幽默是一种成人的智慧，我年轻时最不喜欢的就是幽默，我要的是煽情，是伤感，是献身的悲剧性，是一种价值激越，是爱欲其生恶欲其死的鲜明与决绝。劫后余生的王蒙，变得维吾尔人般的大大幽默起来。后来我也不止一次地遇到某种失望的愤青儿，对着我的幽默跳脚咒骂。这也是报应循环的一例吧。
后来这篇东西被朱虹翻译介绍给了美国，还被美国一家出版社收到一种小学语文课本里去了。
此外还写了《悠悠寸草心》与《友人和烟》，具体写作时间与情况，记不清了。
《布礼》自然没有多少幽默。我要写的是灵魂，是那个毒化人的心灵的岁月里人们所受到的灵魂的折磨。那个年代的小说中是前所未有的，我写下了这样一些直面灵魂的句子：
黑夜，像墨汁染黑了的胶冻，粘粘糊糊，颤颤悠悠，不成形状却又并非无形。白发苍苍、两眼圆睁得像两口枯井一样的钟亦成拄着拐杖走在胶冻的抖颤中。呼啸着的狂风，来自无边的天空，又滚过了无垠的原野，消逝在无涯的墨海里。是闪电吗?是地光吗?是磷火还是流星?偶尔照亮了钟亦成在一个早上老下来的皱缩的、皮包着骨的脸颊。他举起手杖，向着虚无敲击，好像敲在一个老旧的门板上，发出剥、剥、剥的木然的声音。
钟亦成，钟亦成，钟亦成!
他发出的声音苍老而又遥远，紧张而又空洞，好像是俯身向一个干枯的大空缸说话时听到的回声。
钟亦成，钟亦成，钟亦成!
黑夜在旋转，在摇摆，在波动，在飘荡，狂风在奔突，在呼号，在四散，在飞扬。桅杆在大浪里倾斜，雪冠从山顶崩塌，地浆从岩石里喷涌，头颅在大街上滚来滚去……
钟亦成，钟亦成，你怎么了?
钟亦成，钟亦成，他死了。
闪电之后是彻底的黑暗。
寂静无声。暗淡无光。凝定无波。
王按，截至此处，也许能够看出鲁迅的《野草》的影响。下面是：
多么微小，好像一百个小提琴在一百公里以外奏起了弱音，好像一百支蜡烛在一百公里以外点燃起了青辉，好像一百个凌雪在一百公里以外向钟亦成招手……
布礼，布礼，布礼……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他要追逐这布礼，他要去追逐这意见，他要抬起这难抬的、被按着的头，他要睁开眼，极目远望……
又是一道闪电，他看见钟亦成了，钟亦成就在凌雪的身边，戴着袖标，举着火炬。不，那不是火炬，那是一颗痛苦的、燃烧的心。
这里就不但有鲁迅了，有高尔基，有雨果，有蒙太奇，有交响乐，有贝多芬。
《布礼》里写了主人公的忠诚与冤屈，他所受到的许多不公正与残酷，他与凌雪的纯洁与勇敢。但是核心是这一段直入灵魂的疾书。
“布礼”是“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的简称，是共产党员们在解放初期喜欢用的一个词，在自以为是职业的革命者的我们因公通信乃至私人信件中，常常写上此致布礼，这个词表达了革命者的一种骄傲与特殊身份感。后来，尤其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这个浪漫、(有点)幼稚(和装腔作势)、(过于苏联化)洋化的词已经从生活中蒸发。我当时以此作为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的标题，包含了弘扬自己的强项：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特殊经历与曾经的职业革命者身份的动机。我相信，到了这个年代，除了我已经没有太多的人怀念互致布礼的岁月了。革命的成功弘扬了革命，却也消解了革命的浪漫色彩。革命的曲折也使人难以坚持——直至会嘲笑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我偏要这样写，正是为了从另一个角度强调，那种怀疑和冷酷，那种内部的迫害与拒绝，那种打入冷宫长期废黜的做法是多么荒谬，多么丧尽天良，多么令人嗟叹。
中篇小说的突然行时，我记忆中与从维熙的率先实践有关，他的《第十个弹孔》与《大墙下的红玉兰》连续发表，我戏称他是“大墙文学之父”。周扬读了他的《第十个弹孔》，向我们称赞不已。
《布礼》的影响不算小。法共人道报出版社出了它的法译本。八十年代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出版了它的英译本，蓝温蒂译。
小说是发表在才创刊不久的《当代》上的，具体是孟伟哉同志编的。后来当代的一位女编辑告诉我，上海作家王若望说这是一篇“表忠心”之作。香港方面的反应更差，不止一次有人说“布礼”的名称肉麻兮兮。这也不难理解。他们的经验、心思和情调，与我不可能那么合拍。正如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无偏激地认定香港影片是专门为庸俗的白痴们拍摄的。同时，比较有在老区当儿童团的经验的李纳同志，就特别喜欢此作。李子云也以“永远的少共布尔什维克”为题写了评论文章。倒是我自己在一些场合表示永远做少共是不可能的，该成长一定要成长，不成长就会变成可笑的丑态百出的老莱子，乃至于，就是犯罪。
《当代》时任主编的是秦兆阳老师，他盛赞此篇。后来在评奖中篇小说时，因为每个作者只能得奖一篇，对于奖《布礼》还是奖《蝴蝶》争执不下。有人问起我个人的意见，我说就奖“蝴”吧，此事使秦兆阳老师甚为恼火。因为奖了“蝴”等于挖了《当代》而为《十月》添彩。后来《当代》自己奖作品时也说到，既然王某自己不抬举《布礼》，我们何必追着求着去奖它呢?
秦老师是从广西回来的，他在“文革”中受到极大的凌辱迫害。他特别与我说到被迫给红卫兵下跪时的感受，他深深觉到，人一跪，尊严扫地，人格无存。他家里挂着他的激情澎湃的诗，其中有“人民最伟大”之句。他热情地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发表在吉林省的大型刊物《新苑》上。他拿给我看，我觉得有点直露，未多表达自己的读后感。芳还提醒我，你的这种态度会让秦老失望和沮丧的。我犯了教条主义，说是艺术评价是没有情面与师生关系可讲的。我很可能给他造成了伤害。对不起了。
多么难忘的日子。十平方米的地盘。巨大的噪声。流浪着吃饭。且看故宫角楼上的朝阳与夕照。且看东安市场的繁荣与灯火。且看东华门大街的车水马龙。紫气东来，海晏河清有望。跳舞仍然可疑。李谷一唱《乡恋》的气声受到大报的质疑。邓丽君不知道算不算合法?已经悄然入境和风靡各地。各个活埋掉了的名字又纷纷出笼。各种断绝了的来往一一恢复。昨天的铁案今天已经平反。昨天的冤魂，今天正在控诉。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的文章感人肺腑。《于无声处》话剧演完以后，“四五”已经平反。诗歌朗诵会上的诵读声泪俱下。昨天是人人红卫，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今天是人人冤屈，个个受到“四人帮”的迫害。每天都有新的进展。每天都有新的阳光。每天都想再写一篇两篇三篇五篇新作，每天都得到邀请，拜访，采访，电话，约稿，国内以及国外。澳大利亚的与日本的友人。你笑着，你期待着更大的欢笑。你沉思，你准备着进一步的思想与经验的果实。你出口成章。你涉笔成趣。你谈笑微中。你微言大义。你下笔千言。你谈笑风生。你谈虎也不再那么快就色变。你下笔如有神。你仍然是你，国运兴文运兴蒙运兴。世界是大家的也是你的了，国家是大家的也是你的了。党是大家的也是你的了。你仍然意气风发，你仍然充满希望。你的筋骨更加强壮。你的头脑更加精密。你的性格更加沉着。二十年后，你当真像是一条好汉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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