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津上海人的幸运: 1960年前后上海的粮食政策
文章来源: 华府采菊人2013-01-27 09:30:13
1949年后,作为中国最重要工业城市,上海粮食一直依赖外地供给调拨。1950年1月,为此专门设立华东粮食调运指挥部,不惜代价从“老解放区”调运粮食至上海。

1957年,上海粮食主要从四川、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调拨,全年总量达到16.83亿斤。1958年大跃进渐入高潮,为了保障上海的粮食供应,先后成立进口粮接运办公室、华东运粮指挥部,组织调运粮食。1959年饥荒情形开始在全国各地出现。作为上海主要粮食供应区的安徽、江苏、江西、浙江、四川等地先后开始出现严重饥荒,但保证上海粮食供应的调拨要求并没有撤销。

时至1960年春,中央成立粮棉油调运指挥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列为首要目标。是年5月,上海市内粮食存量告急。6月6日,中央紧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坚决要求各省党委,发动大规模的群众短途运粮运动,通过人背、畜驮等方式,将粮食集中运输运到交通线以便向包括上海在内的地区调运。而此时正是全国饥荒最严重的时期。


之前看到过一段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的访谈。1960年夏,四川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研究四川农村的饥荒救济问题。会中,中央某领导(哪位? 转载者注)打电话,表示还要调1亿斤粮食。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让财办主任张韶方告诉李先念:再调一亿斤,四川就要死更多的人。但对方仍很强硬,甚至说“死人也得调!”不久,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不必隐名吧, 转载者)到四川传达中央文件,临返回北京时,其对李井泉说:“井泉啊,粮食还得调,死人也只能死我们四川的人,不能死北京的人,也不能死上海的人。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

当然上述情形只是陈振寰个人的回忆,不过联系当时上海等地粮食告急以及中央6月下达的一系列文件,似可信。另根据粮食部的统计,1960年上半年全国粮食调运量一共达到120亿斤,基本都是运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及工矿区。

除了调运粮食外,上海当时还曾经严格限制粮食外带。早在1955年3月,上海就曾颁布过《上海市粮食及其复制品外运管理暂行办法》,在一些交通干道、码头及车站,对旅客行李进行检查,防止所谓“粮食外流”,凡是携带粮食两斤以上者皆属禁止之列。1959年2月,上海与浙江停止粮票互相通用。次年6月,又与江苏停止互相通用。如此便在粮食销售领域建立起“制度屏障”以维护上海本地的粮食供应,保障户籍居民不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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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津上海籍人士中的一些人能活下来, 要感谢的是国际影响, 因为"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死人的话, 国际影响不好", 只好饿死点别的地方的人来保证"大城市的人"不饿死, 世界是不公平的, 但决定不是天津上海(是在北京的人作的)做的, 要怪也不能怪天津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