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生以来填第一张表格开始，在“籍贯”一栏上我始终填“江苏南通”，父亲的父亲、母亲当年是从南通来上海谋生的，故而我的祖籍永远是江苏南通。祖父母移民上海的时间，根据推算应该是在19世纪80年代。他们的落脚地是南市，海潮路东首的草鞋湾、三角街一带。父亲生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第二年，我只知道祖母生育了10个孩子，但养大成人的却只有父亲和姑妈（孃孃）两个。比父亲长几岁的姑妈出嫁到虹桥，融入了本地人的圈子，可惜她英年早逝，留下了四个年龄全都可以做我父辈的表哥。

鸦片战争的结果，导致了上海的开埠。19世纪下半叶，江浙一带的农民陆续来到上海，大概是这样一股移民潮，将在老家务农的祖父母席卷到了上海。祖父既没有文化，又没有一技之长，来到上海之后为了养家糊口，靠拉车靠体力谋生。从有关上海的发展史了解到，130年前的上海，还没有带橡皮轮胎的“老虎榻车”，运输物资需要一种掌握平衡的独轮车。祖父是地道的19世纪上海的农民工，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人无法挑起家庭重担，祖母则在住房门口，为农民工们“缝穷”，聊以贴补家用。

也许祖父意识到父亲是儿子，没有文化是难以在上海生存的，加上重男轻女的传统习惯，父亲总算上了四年私塾。13岁通过祖父朋友的“关系”，进了钱庄学徒，练就了一手娴熟的算盘，他的毛笔字“书法”让我叹为观止：当年仅仅四年私塾，连学徒三年一起算上，竟然能够写得如此老到，真使我这个读了17年书的大学毕业生汗颜，尽管我的书法水平也还可以。不幸的是祖父早早的离开了人间，姑妈出嫁，剩下的就是父亲和祖母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很佩服祖母的“经营意识”，20世纪初的南市，特别是黄浦江边的码头鳞次栉比；草鞋湾、三角街、南仓街一带，再扩大到南码头南北两侧，全是劳动人民聚居的“贫民窟”。那时的“黄豆芽”、“绿豆芽”、“发芽豆”是主要的家常菜，生产、经营这些“豆制品”的摊贩也相对集中在那一带。于是祖母没有让父亲继续呆在钱庄工作，母子两人开始在陆家浜路379号设摊，去杂粮市场批发，小本经营杂粮生意。良好的信誉和诚恳的为人，渐渐的成了气候，这是后话了。

大约在十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因工作去南通秦灶，拜访那里的一家劳务公司。在公司楼房的走廊里，贴着一张员工捐款的名单，我有心看了这张名单，发现名字里姓“单”的甚多。记得父亲曾经告诉过我，我们的老家是南通金沙，于是就询问公司的老总，原来金沙离秦灶仅10公里，这些“单”姓的员工大多来自金沙。如此一问，我对自己的出处展示得到了确认。祖父、祖母就是从这里越过浩浩长江，移民去大上海谋生的。

去年去世的大哥，生前曾经跟我说起：我们家的祖先是从山东迁移去江苏南通的，关于这个说法在大哥去世后，侄儿侄女他们整理遗物时，却没有找到任何家谱之类的文字。记得大哥在70多岁时，聊天中说起他正在撰写关于先人的回忆录，也许因为糖尿病的缠身，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而未能如愿。但不管先辈是怎样迁移的，如今已经有了第五代移民的我们家，的的确确和众多上海人一样，祖辈都是在100多年前闯荡上海滩的，都是比现在的农民工活得更艰难的19世纪农民工。

正是因为海纳百川，才有了今天的上海；正是因为19世纪就来到上海的祖辈，才有了今天所谓的上海人；也正是因为这些农民工的后代，以及之后络绎不绝的来到上海的农民工，包括各种原因融入上海的移民们，数以千万计的移民和子孙后代的100多年的努力拼搏，世世代代的艰苦奋斗，才造就了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建设辉煌、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大上海。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狭隘，没有任何理由“排外”，没有任何理由夜郎自大，没有任何理由不善待他们，其实我们多半就是当年农民工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