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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明年，该是父亲的百年冥寿了。想想他老人家的一辈子，感慨很多。
他的一生，比之大多数中国人，算是过得很不错了，但就他自身的机遇而言，总差那么一点。幼年祖父就职盐务，收入颇丰，日子很好过， 私塾读了近十年， 国文底子极厚，尤其《左传》，几近倒背如流。在华西协和高中时，正值抗战前夕，为求造枪造炮打日本鬼子，入重庆大学学了冶金。毕业时因祖父离职，原定出国计划泡汤，至解放的十余年内，时局动荡工作不稳，虽有任职上海工务局之肥差数年，但未曾真正从事本专业工作，很不爽。
1950年被招聘到了东北，屡屡立功而获升职升薪， 干劲更加倍长。调到上海之后，更是得心应手，万幸57年没有中奖，往后咱就不讲了。
1920年祖母和父亲， 时年四岁于成都。
1960年的聘书，据说那年机械学会在山东泰安开全国锻造会议， 选择父亲和另一位锻造专家，参与那时的社会主义六国（苏联，中国， 东德，捷克， 波兰，匈牙利）合著一本《锻造》，作为中国的撰稿人。
几十年如一日，学习学习再学习。
多少年不间断，工作工作再工作。
大连船厂的热处理炉， 居多老爸设计。
1958年国家在武汉建造一座专事铸锻大件的工厂（471）， 父亲受命主事技术，未料想那个三年来了，工厂下了马， 父亲于是调回了上海， 咋说呢，幸好俺家没去，否则我岂不也成了九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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