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在葆的去世,联想到电影界的“造反”之流 (ZT)
文章来源: 华府采菊人2021-02-17 07:30:47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电影界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 眼花缭乱地搞来搞去,按官方的结论, 罪名自然全部推到了林彪四人帮造反派头上, 鬼晓得的历史教材哟。 

演员的特殊性, 使得老百姓更加关注他(她)们的一言一行,其实也是一种“追星”的表现,同是电影厂的造反派(或保皇派)头头, 谁都想知道哪位名演员(当时或后来名的)的行径,至于原是灯光道具司机炊事员的家伙, 谁会在意呀。- 转载者 

 

电影界造反派初 探

梁幼志

 

    在中国电影史上,电影人的生存状态——通俗地说,电影人的活法——发生过两次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次在1949年以后。第二次在文革时期。1949年以后,原本是自由职业者的电影人成了“单位人”。“单位人”有饭碗,无自由;但是,他们还在拍电影。 到了文革时期,电影人从“单位人”变成了“运动人”。“运动人”有政治,无业务,不再拍电影——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将电影人席卷而去。电影生产中止——从1966年中至1971年 底,除了造反派为运动拍摄的纪录片外,中国大陆没有生产一部影片。

1972年以后,虽然部分地恢复了电影生产,但是那只是“解放了”的电影人的荣幸。大部分优秀、资深的电影艺术 家和事业家仍旧靠边站。八年抗战都没有停歇的电影业,在这时创造出了关门停业的纪录。可以说,文革开辟了中国电影的史无前例的新时代。

人们常常把文革中的电影停产归结为江青的阴谋和野心,归结为造反派造成的社会动乱和无政府状态。那么, 为什么社会动乱和无政府状态可兴可衰?为什么从1951到1952年的一年半的时间里,电影也遭遇停产?(启之《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电影》,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2010,第七章)看来,江青的阴谋、野心和社会动乱、无政府云云,并不是电影停产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在于电影与政治 的关系——当政治不需要电影时,电影就亡;当政治需要电影时,电影就兴。这种关系决定了电影人的存在状态。

文革把电影人变为“运动人”。“运动人”分三等,最高等级的是造反派,最低等级的是“有问题的人”,包 括走资派、黑五类、黑线人物、三名三高(“三名”指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在电影厂则指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三高”指高工资、高稿 酬、高奖金)以及因为历史或现行问题被打入另册的人。这些人的共性是受到或轻或重的迫害。中间等级是大约占全体电影 人的二分之一的逍遥派。从人数上看,这三个等级形成了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2009年10月23日下午,原海燕厂造反派,红旗兵团常委,原上海市革委会政宣组组长L先生向笔者口述。)本文简述“运动人”中的最高等级——造反派。

在很多情况下,造反确实有理;但是新时期以降,造反成了贬义词,“造反派成了一个筐,所有的坏人坏事都 可以往里装。”(何蜀《论造反派》,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香港,2007,第497页)造反派所以沦落至此,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方面,造反派确实做了很多坏事。另一方面,主流话语需要为上至 毛泽东,下至工、军宣队制造一个替罪羊。由此,丧失了话语权的造反派就成了坏人坏事的集大成者。

然而,这种妖魔化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曾几何时,造反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行为,这行为主流、光荣,而 且时兴。当彼时也,造反派是“时代英雄”,是“御批”的依靠对象。如果以掌握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多寡为社会分层标准的话,造反派在当时至少居于社会的 第三层——“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造反派稳居一席。就像今天主流的专家学者一样,他们拥有意识形态赋予的权威性、优越感和安全感,是令人羡慕的社会阶 层。

造反派形象的扭曲变形,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心理习惯也有一定关系。人们常用后来发生的事情来解释以前发 生的事情,朴素逻辑学称这种思维为“逆向解释”。因为造反派在夺权前后,做了很多不义之事;所以,他们造反时的正义性,就被不义所掩盖。事实上,很多造反 派走上造反之路,是反压迫、反暴政的产物,而他们对当权者整人、特权、贪腐、官僚的揭批,同样是值得称道的。

关于造反派的“神话”传播了三十多年。“历史学家很像为古董除垢去尘的艺术品修复专家,也经常做一些剥 离层层历史神话以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的工作。”(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209页)笔者尽可能为历史除垢去尘,但距离“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试图告诉人们的,只是 电影界什么人造反,为什么造反,造反者的作为以及结局。

 

什么人造反与为什么造反

电影界,电影厂是主体,电影厂的造反,与社会上的造反大同小异。与其它单位一样,电影厂的造反派也主要 是由“边缘人群”构成(见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第四章,造反派的有形构成与无形演变。田园书屋,香港,2006年)——处于技术边缘的工人、处于艺术边缘的艺术工作者、处于权力边缘的党政管理者,以及在以前的运动中受 过打压的人们。当然,也有不属于边缘人物的少数激进分子——这种人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不会绝迹。

人们用“编导演,摄录美,化服道,木漆泥”来概括电影厂的专业和工种。这种概括虽不完全,但电影厂造反 者也大都包括在内。以上海的天马和海燕两厂为例。

海燕厂第一个贴出大字报(1966年6月6日)指责党委“修正主义”的是37岁的照明工戎麟祥,紧随其后(6月7日)的是摄影助理李太山,他在局、厂、工作组三方召开的技术部门座谈会上,批评“天马厂长期以来是资产阶 级实行专政”,“新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是破坏运动的名单,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两个造反先锋都受到了来自上级的批评和同事的反驳。戎麟祥还因此写了检 查,承认错误。

然而,半个月后(6月21日),更多的人成为他们的战友:文学部编辑余宜初与其同事贴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老根子在哪里?必须 追根到底》的大字报,说“四清结束,牛鬼蛇神依然专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录音组的录音工刘军一和他的朋友们也起来响应,贴出题为《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无 产阶级专政》的大字报。其根据是,三十年代过来的老电影人都是文艺黑线人物,这些人掌了海燕厂的权,成了工人阶级的主人。此后,余宜初再接再厉,戎麟祥推 翻自己的检查,控诉对他的迫害。

在此后的两年中,新的造反者纷至沓来,各种造反组织风起云涌,试图改天换地的人们在联合、分裂、重组之 中摸爬滚打。有人退缩,有人落伍,但戎麟祥、刘军一、朱森等坚守造反立场,成为本厂造反派的中流砥柱。以他们为首的“革命造反战斗小组”在合并后,改为 “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1966年底,这个战斗队又与“红太阳革命联合战斗队”、“无产者公社”合并,成为全厂性的组织“红旗革命造反 兵团”。1968年9月,在工、军宣队进驻之后,造反兵团与其它几个组织再度联合,组成“红旗电影制片厂造反大队”。戎麟祥、谢国杰、朱森、张权生、沈银芳、董立新、刘加良七人名列队委。一年多之后,这七个人都在领导班 子里混上了一官半职。(1970年1月, 海燕工、军宣队在干校调整领导班子,吸收部分干部参加。造反大队队委改为六人,张权生被改掉。调整后的机构:组织组负责人董立新,干部韦恩模,林敏;政宣 组负责人沈银芳,干部汤化达,刘泉;办事组负责人戎麟祥,刘加良。见上影厂史志办公室编《上海电影制片厂1949--1990》上册,内部资料,1991, 第157页)刘军一则当上了上海市革委会政宣组副组长,成为徐景贤的亲密战友。

天马厂的造反比海燕晚,这大约与全厂搬迁成都的计划有关。(1964年底,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决定在沿海地区迁一家电影厂到三线。天马厂受命迁往成都。因文革发动未果。见 上影厂史志办公室编《上海电影制片厂1949--1990》 上册第125、137页)1966年6月24日,照明工裘荣彪等十人联名贴出大字报《十问厂党委》。这些年轻人坚信,厂党委在十七年中,一直执行着一 条修正主义路线。这个厂的第一个造反组织——“革命造反小组”也由此诞生。

这十名员工的义举迅速地得到七名中共党员的支持——许广耀(道具员)、史怀友(制片助理)、徐应生(人 事处科员)、寄明(女,作曲)、何瑞基(女,美工)、黄蜀芹(女,场记)等人起来造反。半个月后,来自创作室的寄明和黄蜀芹再接再厉,针对党委书记丁一在 党员学习会上的讲话,贴出《揭批丁一的修正主义道路》的大字报。

与海燕厂一样,天马厂的造反者成立了组织,经过抄家、批斗、打派仗的多方锤炼,其中的骨干分子修成了正 果——1968年9月, 工军宣队吸收“东方红联合战斗队”的队委许广耀、李辉、鲁耕进入领导班子。(天马厂“东方红电影制片厂联合战斗队”共有13名队委:队长是道具员许广耀,另一个队长是后来自动退出的照明工袁抗胜,副队长是复员军人、照明工李 辉,另一个副队长是陈士良。队委是:北影毕业的制片助理莫惠乾,置景工陆大海,创作室作曲寄明,文学部编辑马小洪,助理导演吴天忍,南下干部、制片助理史 怀友,录音助理殷之平,照明工钱向阳。)不久,道具员许广耀荣任东方红厂(天马厂)革委会主任,黄蜀芹成为革委会政宣组的成员。

这些造反者的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基本情况,在上海电影厂退休办公室保存的人事资料中,可以看得 一清二楚——

天马厂

姓 名

出生时间

工 种

教育程度

政治面貌

是 否复员军人

备注

许广耀

1930.4

道具

初中

党员

已故

彭抗胜

1937.8.13

照明

初中

群众

 

李辉

1937.9.13

照明

初中

群众

 

陈士良

1942.8.14

司机

小学

群众

已故

莫惠乾

1933.2.8

制片

大专

群众

已故

陆大海

1942.9.21

置景

初中

群众

 

马小洪

1940.10.28

编辑

大学

群众

 

殷之平

1934.1.14

录音

初中

群众

 

钱向阳

1947.6.23

金工

中专

党员

 

裘荣彪

1929.9.17

照明

小学

党员

已故

何瑞基

1924.12.28

美工

大专

党员

已故

徐应生

1922.2.13

摄影

小学

党员

 

 

海燕厂

姓 名

出生时间

工 种

教育程度

政治面貌

是 否复员军人

备注

戎麟祥

1935.6.2

照明

高中

群众

 

朱森

1940.11.12

编辑

大专

群众

 

张权生

1934.9.2

置景

高中

群众

 

沈银芳

1937.12.21

照明

高中

群众

已故

董立新

1946.10.24

照明

高中

群众

 

刘加良

1919.7.18

置景

初中

党员

 

余宜初

1937.10.20

编辑

大学

群众

已故

汪时中

1941.12.6

置景

高中

群众

 

李长弓

1926.6.13

导演

大学

群众

已故

张万鸿

1935.6.23

美工

大专

群众

 

潘奔

1930.3.6

导演

大学

群众

 

徐应生

1922.2.13

摄影

小学

党员

 

 

(上海电影厂退休办公室,2009年11月)

上表说明,这些造反者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天马厂革委会中的12名造反派,投身造反时20至30岁的5人,30至40岁 的4人,40至50岁 的2人,其余一人只有19岁。平均年龄31岁。 海燕厂革委会中的11名造反派,投身造反时20至30岁 的5人,30至40岁 的4人,40岁至50岁 的2人。平均年龄28岁。自古英雄出少年,艺术工作者也证明了这一规律:后来成为著名导演的黄蜀芹造反时27岁,八十年代以“银幕上的硬汉”著称的表演艺术家杨在葆,参加造反组织时刚至而立之年,而新时期闻名于世的英俊小生达式常,跻身造反时刚刚26岁。

例外总是有的。电影界的造反派之中,也有人到中年、地位较高的党内专业人士,如天马厂创作室的寄明。这 位延安鲁艺的资深党员、女作曲家(她文革前为电影《英雄小八路》作曲的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文革结束后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 队队歌),与其他六名党员贴出质问党委的大字报时,已经年近半百(49岁)。海燕厂搞置景的老党员刘加良,比寄明晚生两年,其投身造反时也已经47岁。北影演员郭书田,1938年 入党,文艺七级,他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地下室里毒打编剧张海默的时候,已逾“知天命”之年。

年轻人资历浅,资历浅自然处于专业等级的下层。上述天马厂的12人中,有7人 属于出徒不久的青工,海燕厂的这类人也在半数以上。那些搞艺术的也属于这一行列。他们要么是刚毕业,在业务上还没有什么成绩,在职称上刚刚评上初级。文革 发动时,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黄蜀芹,在上影厂还只是个场记。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毕业的杨在葆,那时在上影厂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普通演员,而杨的校友达式常,在厂里的地位甚至还不如他。广州珠江厂的造反组织珠影东方红主要负责人曹征,则是北京电影学院63级毕业的导演助理。

从职业上讲,这些造反者多为技术工人:天马厂革委会中的12名造反派,搞照明、置景、录音、以至金加工、司机的8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在海燕厂革委会的11人中,搞置景、照明的共6人。 占总数的二分之一强。因为工人占多数,所以这些造反者平均文化程度不高:天马厂革委会中的12名造反派,小学程度3人, 初中程度5人,中专1 人,大专2人, 大学1人。中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四分之三。而海燕厂革委会 中的11名造反派,高中程度5人,初中程度1人, 大专2人,大学3人。中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二分之一强。

    这些进入领导层的造反者还有一个特点,中共党外人士(当时一般称“群众”)多,党员少。还以天马和海燕 厂为例,在天马厂上述12人中,群众7人,党员5人。 在海燕厂的上述11人中,群众10人,党员1人。 而复员军人在这里面所占的比例却值得注意——两个厂各有三名复员军人,在天马厂占四分之一整,在海燕厂占四分之一强。如果在一个12人的权力层中,有三个人来自于人民解放军;那么,这至少可以说明,当年军队实行的思想教育,有助于他们 接受极左思潮,成为最初的造反者。

年轻、资历浅、处于专业/技术等级的下层,且文化程度不高,又多为非党员。天马、海燕造反派的这些特点,对于我们了解电影界的造 反派具有典型意义。

当造反成了社会主潮,时髦且光荣的时候,各色人等都会涌进造反队伍。北影成立的“革命干部串联会”,中 层干部组成的“遵义兵团”属于这类的造反者。在造反队伍里,还有电影明星田华。她当时有两个身份,其一是被审查对象,其二是八一厂“踏破青山人未老”战斗 队的成员。(张东《搏击艺术人生——田华传》,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2006,第214页)文革研究者认为,造反派是由:1、理想主义者;2、文革初期的“反革命”;3、“四清”中受到打击或积极参加“四清”的人;4、早就对本地区本部门某些领导干部不满的人;5、纯粹是响应毛号召,跟党走的人;6、力图改变“政治贱民”地位的人;7、想争取一些自身权益的人;8、以造反为好玩者;9、趁火打劫者。(何蜀《论造反派》,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香港,2007,第512--519页)这九种人其实也代表着九种参加造反的动机,在具体的人身上,这些动机常常交叉混合在一个人身上。这些 人、这些动机同样存在于电影界。

黄蜀芹、达式常等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们大都是为理想而投身文革的,照明工戎麟祥、裘荣彪等人最初并没 想到造反,只是因为对领导不满,贴了大字报,提了意见,结果挨批挨整。为了摆脱“反党”罪名,他们走上了造反之路。还有一些人,试图通过造反改善自身地 位,获取某些利益。而有的人造反,主要是因为个人恩怨。在上海的采访中,好几个受访人都提到了这样一件事,1966年月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一次万人批斗大会上,电影厂人事处的詹某,冲上台去,打了白杨一个耳光。正在 看电视实况转播的张春桥大怒,认为这一行动影响了上海文革的形象,命令电视台将这一影像剪掉。詹某为什么要打白杨呢?是因为两年前(1964年),他从部队复员分到电影厂,刚上班的时候,还穿着军装。白杨那天有什么事招呼他,不知道他的名字, 就朝他嚷嚷:“嘿,穿黄衣服的,你过来。”这句话严重地伤了詹的自尊,造反为他提供了出气的机会。(黄一庆2009年10月8日上午在上海吉宝酒店公寓8201房间口述。沈寂在受访中亦提及此事。)

 

造反派的所作所为

全国一盘棋,电影界的造反跟别的地方一样,也是从1966年10月 以后开始成立造反组织,批判“资反路线”,批斗本单位本系统的走资派,在这造反派最初的三部曲之中,还夹杂着两个小插曲,第一是抢党委、工作组整理的“黑 材料”。第二是大串联——从北影到上影,从珠影到西影,造反者乘着学生大串联的东风,也走南闯北,到处取经送宝。

1967年,上海的“一月夺权”为全国的造反派指明了方向,电影界随之而动。夺权成了各单位造反者的首要任务。 然而,正是这个任务,使原本各持一端的造反派分裂成几大派。

长影出现了以“长影革命造反大军”(由北京电影学院、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附中的红卫兵和长影造反派组成的 第一个造反组织,原称“长影革命造反团”)为一方,以“长影工人革命造反纵队”(以工人为主体)和“红战友战斗兵团”(以艺术干部为主体,原称“红战友联 络部”)为另一方的两派。

北影出现了三派:以“毛泽东主义公社”为代表的“红北影”和以“毛泽东思想大学”为代表的“新北影”。 “红北影”指责“新北影”保护了“资反路线”,“新北影”指责“红北影”保护了文艺黑线。第三派组织是“遵义兵团”,他们认为“红北影”和“新北影”都不 对。

上美厂一派是“铁红军”,一派是“鬼见愁”。珠影一派为“捍卫毛思想战斗总队”,一派为“珠影东方 红”。……西安、峨嵋的行动慢了半拍,也同样是山头林立。

权力之争成为造反派的“主旋律”,打派仗、武斗成为各电影单位造反派们上演的主要节目。1967年1月27日,长影“造反大军”和“造反纵队”在省公安厅大打出手,数人受伤。1967年11月26日,上海美术电影厂的造反派发生武斗,第一次不分胜负,28日接着打,12月2日再打。

夺权、掌权以及在大联合中占上风,在领导班子中占有一席之地,就要表现本组织本派别的革命性,而批斗黑 帮黑线,办专案,寻找更多的阶级敌人,对牛棚中的审查对象严加管理,则是表现其革命性的唯一途径。造反派的劣迹恶行大部分源于这种无情的竞争。这种竞争显 然加重了各种人道灾难。“有问题的人”这时所遭受的种种身心折磨大都与此有关。

“主旋律”总要伴随着“多样化”。“多样化”之一是拍纪录片。海燕、天马等电影厂的造反派近水楼台,1967年1月7日,海燕厂的“红旗兵团”派人到南京拍摄了1月3日发生在江苏饭店的造反派与保守派冲突的武斗片,一周后(1月15日),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批斗石西民、陈丕显、曹荻秋等上层领导,大批市属司局的干部陪斗。海燕厂与天马厂 的造反派不失时机,并肩作战,各自拍摄了《打石大会》的纪录片,并将举世闻名的上海“一月革命”悉数收入镜头。这一年的2月,天马厂拍了《复课闹革命》,上科影拍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海燕厂不甘落后,在这一年的5月,拍摄了《斗英国海员》、《控诉英国领事馆》以及《工农兵掌握文艺时代》三部片子。7月,他们又远赴郑州拍摄了《河南二七公社》的武斗纪录片,还到武汉拍摄了《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 前进》。天马厂则拍了《上海人民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1967年 四川大武斗期间,成都的东方红电影制片厂(原峨嵋厂)的造反派则在“首都红代会赴川调查组”中的北京电影学院红卫兵协助下,拍摄了四川造反派为建立省革命 委员会“浴血奋战”的纪录片《四川很有希望》,并且将宜宾地区大规模武斗“武装支泸”的一些场景拍入胶片,这部名为《突破口上红旗飘》的纪录片未及后期制 作,就被派上了用场——1969年底,在中央解决四川问题 的京西宾馆会议上被当作“反面教材”放映,周恩来在放映中插话进行批判,康生则痛斥该片是《突破口上黑旗飘》,可以拿到香港去卖大价钱。

在拍这些时政之作的同时,造反派们还捎带着拍了《喜报》,《打响春耕第一炮》一类的片子,以证明抓了革 命,就一定促了生产。

在所有的“多样化”之中,拍纪录片是最贴近“抓革命、促生产”的。虽然这些产品也大大地促进了革命的狂 热、浮夸和个人崇拜。但是,在长年累月的革命造成的停产之中,它毕竟用革命促进了生产。由此减少了电影机械(摄影机、剪辑机)生锈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 些纪录片——如果保留下来的话——对于研究当代国史,教育下一代远离革命,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多样化”之二是改厂名。上海天马厂改成了“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上海海燕厂改名为“上海红旗电影 制片厂”,上海科学电影制片厂改名为“上海工农兵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改名为“上海红卫兵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技术厂改名为“工农兵电影技 术厂”,上海译制片厂改名为“革命电影译制厂”,峨嵋厂改名为“成 都东方红电影制片厂”……。

语言是思维的产物。思维由逻辑性和想象力构成,电影是最富想象力的艺术,而这些新厂名昭示世人:文革使电影人的想象力何等枯涩、何等干瘪——除了红旗、革命、红卫兵、东方红、工 农兵之外,他们已经想不出别的名字。革文化的命,不仅仅是烧书、砸孔府、停教育,更主要的是摧残思维能力,从而消灭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多样化”之三,是拿起笔做刀枪,著书撰文以证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真理性。如此一来,钻图书馆翻阅史料,寻找证实座谈会杜撰 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存在,就成了电影界造反派们的共同愿望。

1967年5月10日—12月,海燕厂造反派组织三十余人到徐家汇藏书楼收集材料(后称“红影组”),编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 线斗争纪实》。书成后,印两万册,分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并推向全国。

1968年3月,影协某战斗队,发挥了专业优势,在北师大《井冈山》和“首都电影革联”编写的《电影战线两条路线斗 争大事记》(发表于北师大《井冈山报》与“电影革联”《电影战报》合刊)的基础上增加了三分之二的内容,编出了《大事记》的修订本。共约十二万字,公开发行。

除了为《纪要》的真理性添砖加瓦之外,造反派还要为清理本单位的阶级队伍操心费力。在经过上挂下联的内查外调之后,他们再一次拿起笔做刀枪,将调查的结果落实到大众传媒上——1967年12月19日,海燕厂“红旗兵团”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请看旧日文艺界,竟是谁家之天下——从旧海燕电影制片 厂看上海文艺队伍严重不纯和清理文艺队伍的必要性》。在作者的笔下,海燕厂成了“毒草丛生的大黑窝”,所有的“三名三高”不是叛徒、特务,就是反革命、反 动权威。两年后的1969年1月4日,海燕厂革委会以此为根据,拿出了《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清队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和有关海燕厂领导班 子、党员队伍,编、导、演、摄、作曲及文艺六级以上“三名三高”的文艺黑线人物等问题的专题材料。

1968年是天马厂造反派最忙碌的一年,这一年的2月,他们编写了《抗战期间汉奸电影的组织概况》、《关于中华中联和华影的初步调查报告》两篇大作,一个 月以后,又拿出了《国统区的电影组织——明星、联华影片公司的初步调查》《南国社的初步调查报告》两个调查报告;5月31日,他们以“学文忠”的笔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荡涤灵魂深处的污泥浊水》一文,文章发誓,要把三 十年代和十七年的黑线荡涤干净。6月,在厂革委会主持下,造反派又编写了《天马厂厂史、党史、人员来源、党员的情况调查报告》,把全厂员 工放到阶级斗争的显微镜下细细地审视了一遍;四个月后,他们拿出了一个集大成的研究成果——《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党的队伍基本情况调查报告》。这一报告 称:全厂党员104人,在清队中,已清出叛徒4名,特务2名,阶级异己分子2名,反革命知识分子1名,有严重政治问题的10名,需要清除和等待审查的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上影厂史志办公室编《上海电影制片厂1949--1990》上册,内部资料,1991, 第152页。)

上海译制片厂的造反派无法在历史上做文章,只好向十七年开刀,先后在《电影战线》上发表了《刘少奇的黑 信与毒草翻译片的泛滥》,《57—67年译制上映部分毒草翻译片》,《就是要碰肖洛霍夫》、《许金邦是译制输出片推行文艺黑线的祸首》、《迎 头痛击石西民的疯狂反扑》、《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彻底清理旧译影厂文艺队伍》等大块文章。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批判十七年的译制片,二是介绍本厂的 清队经验。其宗旨就是一句话,把上译厂说成是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

上海科影厂的造反派难以在怎么养蜂,如何施肥等科教片中发掘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只好采取了一个“一刀 切”的办法,把建厂以来拍摄的绝大多数科教片都斥为封资修的“黑片”,编成目录,发向全国。

造反派的这些文字,现在看起来荒诞不经,几近胡说八道。可是,在当年的出版物和大众传媒上,充斥的就是 这类文字。

 

  造 反派的结局

就全国来说,造反派的好日子大体持续了不到两年,电影界的造反派也不例外。1968年秋季,当工宣队和军宣队开进电影厂之时,正是他们的好日子结束之日。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造反派 绝没想到,这不过是造反的回光返照。

在五七干校开展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等运动中,造反派受到了重创。来自8341的军宣队“认定北影潜伏‘五一六’组织和大批的‘五一六’分子,他们先从原北影群众组织的头头搞起,宣 布这些人有着严重的问题,将他们一个个隔离禁闭起来,然后迅速扩大范围,在短短的几十天里从原来的三大群众组织中,点了一大串人的名,逼迫他们承认自己是 ‘五一六’。”(周啸邦主编《北影四十年:1949--1989》,文化艺术出版社,北京,1997,第206—207页。)

军宣队“挖空心思想出种种招数:‘照镜子’、‘攻山头’、‘画像’、‘半对质’……诸如此类,五花八 门。具体的策略是,先用原来各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揭发本组织人员,然后再用他们的材料去揭发对立组织人员,逼着你们自己咬,互相咬。结果‘红北影’、‘新北 影’、‘遵义兵团’全进去了。”(德勒格尔玛、翟建农《在大海里航行——于洋传》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第195页)

天马厂的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中因“红影组”一案全军覆没。1972年12月9日对其主要参加人员分别定案,上海市革委会政宣组负责人刘军一戴现行反革命帽子,送外地劳改。汪时中、李 长弓戴现行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张万鸿、潘奔戴现行反革命帽子,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处理。余宜初因为已于1970年4月19日自杀。为教育其子女,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上影厂史志办公室编《上海电影制片厂1949--1990》上册第155页)

海燕厂的造反派张权生在1967年就被打发到黑龙江插队落户,朱森、杨在葆等人则在清查“五一六”中受到审查。侥幸没有受到清洗的,在文革结束后,也被视为“三种人”遭到惩办。海燕厂的戎麟祥,在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回去当照明工。随大流的造反者则不予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