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8月我带着一种盼望已久的回家感和就要自己去闯世的悲怆感回到石家庄。但这里不是终点，只不过是路过而已。 
 

８岁时为了保住我的市民户口，妈把我转到锦州表姑家。16岁时为了将来能回到妈身边的城市那一线希望，又选择了到河北的农村插队，户口最终落到了农村。多折腾、多讽刺！那时，中国有多少人为了户口而奔波、为了户口而绞尽脑汁啊。如今，折腾的程度和目标不同了，但仍有很多人为户口折腾着……。 
 

         妈的影集放在很公开的地方，不像爸那样放在一个小箱子里，我还是偷着看的。两人保存的照片不一样。妈的影集照片最全，有老少3代人，里面最特殊的就是我的照片都放得很大，同一张照片放成不同尺寸，像台阶一样摆满了一页。我从锦州寄照片给妈，她必定再追要底片， 必定放大。她一定是看着我的照片过日子的。我回来了，妈不用再看相册了，随时能看到我，能感到她整日喜形于色。 
 

时隔半年再次回到石家庄时，妈已经从卫民街2号的家属宿舍搬出来了。妈用那里的一间房跟同事换了一间较大的细长的房间，中间隔开后可以变成里外两间，比宿舍的一间房方便了一些。
 

姐试着我从北京给她带来的衣服跟妈说：“到底是自己家人买来的，就是合适、可心”。
 

“她会买个什么呀”妈不屑一顾。
 

家里永远是她俩说话，我在一边听着，时而插句嘴。姐托我过北京时给她买件春秋穿的外套。我把自己的手提行李寄存在车站，跑到前门的商店街给姐挑了一件“闪光呢”(涤卡的一种，颜色因角度在黑红之间变化)的样式极其简单的外套，姐赞扬那衣服不冲我说却跟妈说。小时候，妈和姐看什么衣服的时候，我总指着天蓝、浅黄、大红之类的喊“好看”，她们说我侉，不屑一理。妈还是那种态度，时常能感到妈跟我之间有8年的隔阂。
 

一天晚饭后，机械局的老张来了。我能够到姐单位的青年点儿插队，全靠他帮忙。他究竟是什么官，我没有问过，反正是他跟汽车发动机厂的厂长说了，那里就同意接受我作职工子弟了。
 

老张50多岁，长得慈眉善目，妈让我叫他“张伯伯”。他说话的语气像是从小看我长大那样，非常自然。喝了一杯茶后，他问：“新力、入团了吗？”
 

“没有、我这样的。”
 

“写入团申请书了吗？”
 

“没有，我这样的。”
 

我想说“我这样的写那个，不是等于‘背着萝卜找擦床→自找挨搓’嘛”，没敢说。不知什么时候起“我这样的”成了口头禅，那里面充满了自嘲和自弃。
 

张伯伯一本正经地，又充满玄机地小声对我说：“你这态度可不行，是要吃亏的。记住：你写了，组织不要你，是组织的问题。但是，你不写的话，组织会说你不积极要求进步，不靠近组织，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我的同龄朋友们，特别是出身不好的同类，你们听过如此天机吗？现在的小朋友们，你们满14岁了，写个申请就可以加入的组织，在血统论横行的时代曾是如此霸道。
 

90年代末，有位日本知名法学家写关于“中美日三国法意识比较”的论文(好像是日本文部省的研究项目)。在中国的问卷调查中有一项是“你想入党吗？”有很多人选择了“不是咱不想入，是人家不要咱”的答案。那位教授读不懂这个答案的意思，找很多中国人询问。把“球” 踢给组织在70年代还曾是玄机，到了90年代已经“蔚然成风”了。
 

张伯伯是党员，相信他的话，我写了入团申请书。后来还真引发了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感人故事。
 

妈已经给我准备好了下乡的生活用品：铺盖、洗脸盆·洗脚盆(各一个)、两个搪瓷饭碗、一个暖瓶、一顶草帽、几条毛巾。妈还从百货站的仓库要来一个小木箱，木箱的表里都没有完全刨光，不小心会有木刺扎进皮肤。妈用报纸糊了里面，一边按了合叶，反面按了锁。妈让我用它放替换衣服和零用钱什么的。这小箱子后来被人盯上，派了别的用场。
     
     一切准备停当，准备出发的前两天，妈异常高兴地拿着一个暖瓶、一顶草帽回来了。进门妈就兴奋地说：“新力、新力，你知道小范呗？说是小范，也一把年纪了，就从他到百货站来那天起人们就这么叫他”。妈一边说，一边把手适当地在眼眉处摆了个水平姿势，表示“小范就这么高”的意思。
 

1967年夏我一个人在家时，带着一队人来我家抄家，向我宣布“这里我们占领了”的就是小范，我怎么会不知道他？至今我也没有对妈(也没有对任何人)讲过那一幕，所以妈以为我不认识他。
 

妈接着兴奋地说：“他现在管单位职工的知青，听说你要下乡，他给了这个暖瓶和草帽，百货站的子弟下乡才发这两样东西呢。这说明他们承认你是我的孩子啦，是单位子弟啦”。
 

我真想冲妈大喝一声：“我和妈的关系不需要用这破玩艺儿来证明～！”
 

看妈高兴得脸像绽开的花那样，我压住气没有喊出来。我一直认为妈是我的“全能保护神”，那天才发现她那么简单、那么容易满足。
 

最近才理解妈那天为什么那么高兴。2010年夏天去看妈时，不知是什么话题让妈想起了过去，妈说“当年我没找对领导，让你没能去成百货站的青年点。我找的是谁谁谁，他没有什么权，要是找谁谁谁就好了”。原来1976年春，妈在往汽车发动机厂青年点办我之前，先找了自己工作单位的领导，希望单位能把我当子弟，让我进那里的青年点，被领导拒绝了。所以，当小范给她暖瓶和草帽的时候，她好像自己隐藏多年的爱不能舍的私生子终于得到了承认那样高兴。她那天不仅仅是高兴，而是实现了自己的追求的那种满足。在我看来，小范只不过是随手拿公家的两样小东西送个人情而已。
 

我参加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领导经历过战争，文革时一度被打倒。他告诫手下的人：做事一定要给人留条活路。很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充满了作人、作领导、搞政治的基本道理和最高宗旨。我们那拨人都能理解他这话的份量，常用这句话说服自己或别人。1976年大环境相对宽松了，连我的中学老师都能够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让我随电机厂下乡了，妈的单位领导还如此苛刻，为难下属，太缺少点仁性了。34年过去了，妈还没有意识到那领导做事不通人性，还在反省自己“没有找对人”，再次感到妈的头脑太简单、太直线。为给我挣一个平等的“子弟权”，妈苦了太多年，我没敢批评妈思路不对。
 

妈在乎那“子弟权”是因为她是那里的职工，是因为我是她亲生的女儿。而我在锦州生活了8年，见了那么多的人与鬼之后，对自己今后闯荡生路有一种莫名的自信，根本不在乎“我属于谁”了。如果妈让我去百货站子弟青年点的话，我会留在辽宁，不回来。我不能忘记妈单位曾是个从一年级的孩子身上找整人材料的组织，尽管那是几个极左的或说人性极坏的人干的事情，但在我心里那还是个“疙瘩”。但是，如果我留在了辽宁，我的“文革”也不会有后来那种戏剧性的结束方法了。
 

1976年8月20日，我带着妈给我准备的行装，为了让妈高兴，还带上了那有“身份”象征意义的暖瓶和草帽上了汽车发动机厂送知青的卡车。 


        (2)知青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