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毛时代有句口号叫“自力更生”， 记得中共九大时自豪地宣称，中国现在既不欠内债， 也不欠外债。 其实那是在宣示中国成功脱钩，不过那是指脱了苏联的钩。中共建政后，万业都依赖苏联，等到毛泽东和赫鲁晓夫闹起来，赫鲁晓夫手里的筹码就是中国对苏联的依赖，这使毛泽东如坐针毡。以刘少奇为首的亲苏派也以此逐渐取得中国政治的主导权，直到毛泽东以自杀式的方式发动了文革，才把亲苏派势力彻底清洗了，和苏联算是彻底脱钩了，但社会几乎难以维持。

我记得“卡脖子”一词，毛时代就在讲，主要指的是石油，因为苏联禁运，汽车都用木柴或煤气驱动，公共汽车上背个大煤气包。 大庆找到了油，为中国争了气，油可以自给了。但其他很多东西还是无法自给，我记得汽车就是个问题。70年代初的中国，象个万国汽车博览会。马路上能看到二战时期的美国道奇十轮卡，中小吉普，应该有三十四年车龄了；还有苏制嘎斯，中国的解放牌卡车和很多杂牌汽车。我爸厂的司机老金，是我的邻居。他的评价是：美国车最好，苏联车其次，解放牌还行，其它车都是渣货，最近厂里进了一台“井冈山”卡车，开100公里就肯定会拋锚，每次出车都提心吊胆，根本没法用！

解放车其实是美国30年代的产品，二战时美国将生产线援助苏联，苏联50年代援助了中国，建起了长春一汽。后来中苏分裂，中国以后陆续建起的汽车厂，都是以解放牌为模板的，但质量却没能达到解放车的水平。由于解放车的产量并不大，主要满足军用，援外，当时越南正在打仗，胡志明小道的军车损耗很大，主要是解放车。因此，国内运输严重缺乏车辆，汽车的生产和技术完全不能满足基本需求。

通过和美国靠近，中国用西方的技术填补了苏联留下的空缺。 以汽车为例，这个问题在1973年左右突然得到了解决。仿佛一夜间，大街小巷出现了很多小轮子的卡车，我爸厂也分了二辆。老金说，这是日本赔给中国的，不要钱，日本人为了表示歉意，所以用小轮子以示自己是“小日本”。老金说，轮子虽小，装货不少，质量没得说，再也不用担心三天两头抛锚了。我到现在也没搞清那批日本车为什么用小轮子，因为以后也见到过大轮子的日产卡车。但学过历史知道，这时中日建交了，日本开始了对中国大规模的援助。这段历史很少有人提起了，但始于文革末期的日本援助大大帮助了中国，不但是汽车，不久开始的电器进步也与日本援助有关。

但现在的脱钩，和当年不一样了。中国和美国以及西方形成了互相依赖的关系，川普第一个提出“脱钩”（decoupling)，当时的野心很大，也指望能靠脱钩把中国吓死，整死。但事实证明，川普的贸易战，自损的超过损人的， 也对目前美国的高通货膨胀有促进因素。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也不是轻易能够替代的。

中国人打仗不行，至少记录不佳，但做生意可是出了名的能干。李光耀和邓小平说过，那些跑到南洋的农民都能混成大老板，中原的士大夫出海，还有什么干不成的。如果开放了，世界就是中国人的。果不其然，中国人大到巨大的高铁工程，小到钉子，都能多快好省地完成，都做到极致。中国人勤劳，聪明，缺少法制观念和人权理念，体制也效率较高，领导搞定了，没什么议会，群众掣肘。出个事故，交点钱警察帮你摆平了，不会有抗议，天价的赔偿。到中国投资，除了利润高麻烦少，还能享受其他地方难以想象的快乐，当年东莞的台湾老板，过着夜夜新郎的日子，每早一个处女，美其名曰开门红。

产业转移到越南的，不想越南人和中国长得像，文化不同，他们受法国人影响，懒，散，还爱闹事，国内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材料还得去中国买，效率低成本高。到印度呢，那是个超级民主制度，每个州（state)就是一个国家，还持不同的书面语言，不同的法律，议会非常强大。小米被罚了40亿，其实西方的企业也一样待遇，到印度根本赚不了钱。就留在美国呢，如果说中国的平均工资是5000元，美国就是5000美元，人力成本直接上升7倍，还有工会啦，各种监管啦。资本家是逐利的，他们没有意愿，脱钩就无法实行。

7月6日到9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行前在一次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她还在继续阐释这个词，她表示，尽管需要提出中国那些侵犯人权的报告，但与中国脱钩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美国人购买在中国可以更廉价地生产的商品从而“大大获益”，而中国也同样从美国出口产品中获益，而这也有利于美国经济，“这就是为什么停止跟中国进行贸易将是灾难性的。去风险？很好。脱钩？绝对不行。”

对于美国，具体的说，美国只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去风险聚焦在高技术，特别是半导体领域，以阻止中国超越西方。美国事实上已经在做了，在芯片等领域筑起“小院高墙”。而且似乎效果显著——根据全球行业协会 SEMI 的最新数据，在美国的贸易制裁下，中国芯片设备销售额在今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23%，而全球芯片设备销售额却增长9%。

美国并不是不卖给中国所有芯片，而只在用于AI的高端芯片方面禁运。其聚焦在阻止中国获得设计，生产高端芯片的能力，但还是希望中国能大量购买他们生产的芯片。芯片是个高投资的行业，如果失去中国这个大户，很多相关企业就得关门，这和军工不一样。对此中国采用了增加中低端芯片投入的举措，希望通过垄断最大量需求的中低端芯片生产，使得西方这些芯片厂家利润大减，被迫与中国达成妥协。最近，中国又祭出控制重要金属出口的举措。

美国的态度似乎是，他们追求双方一种博弈关系，而非对决关系。我告诉你，我就在芯片等方面限制你，当然你也可以采用反击的方法。不要扩大到所有方面，也不要升级到危险烈度，比如中国禁止出口抗生素原料，那将在美国引起医疗灾难。双方保持一种非敌非友的竞争关系，这就是“脱风险”的含义。

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从“脱钩”转向“去风险”，这是欧美日在“松口”，试图淡化与中国紧张关系和阵营划分。

虽然中国反应很大，但其实一定程度上中国该庆幸，这是对中国重要性的认可而做出的妥协。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不可能做出180度改变，尤其是中国威胁成为西方社会难得的共识之时，只能用“去风险”作为一种务实的态度，虽然还在强调中国是个“风险”，但也承认了，与中国脱钩，脱不起。在这个语境下，中国就和西方有博弈的空间。

实际上，中国也在“去风险”。2020年7月，中国也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说法刚提出时，从媒体到舆论，多以“内循环”来概括。这一政策标志着中国的战略重心将转向本地需求和技术发展。

当时就有观点提出，是在降低对外经济依赖性，以便在极端情况下，比如台海战争，面对欧美日的经济制裁，保持一个正常运转的经济。俄乌战争爆发后，这种观点更加甚嚣尘上。

即便不像冷战时期美苏那样经济完全脱钩，在“去风险”的思维指导下，同样会导致全球贸易的“碎片化”。

贸易碎片化带来的后果有前车之鉴。一战后，美国议员科德尔·赫尔认为，德国和英法开战，就是因为贸易不够自由，而自由贸易能促进国际和平。他在国会演讲中称，“对我来说，与不受阻碍的贸易相伴的是和平；而与高关税、贸易壁垒和不公平经济竞争相伴的则是战争。在我看来，我们需要鼓起勇气，在当前的严重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因为历史的命运指针现在指向我们。”

但当时赫尔的观点过于匪夷所思而被边缘化。直到全世界经历了二战的苦痛之后，人们在迷茫中想起赫尔的观点，此时已是国务卿的赫尔趁势促成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简称GATT），之后演化为WTO，他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70年过去，全世界经历空前的自由贸易程度，以及大致和平的国际局势。

但愿目前这种“脱风险"政策能为双方理解和接受，并发展出一整套成熟的博弈程序。虽然不如全球化那样理想，但也算是能维持繁荣和和平的退而求其次的系统，保持世界的和平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