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到中期，对世界来说是个乱世，所谓乱世，就是如果有机会自由选择出生日，没人会愿意出生在那样的动荡时代，但恰是那个乱世，在中华的土地上，出现了成批有风骨有追求的学者，他们对民族的热爱和奉献，放入现世，足以令当今众多学者们汗颜。而其中，有一个即使被荒芜无尽湮埋却照样会闪闪发光的名字：梁思成。

27岁宾大建筑系硕士，然后转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本应岁月静好在美国深耕发展的梁思成，却在28岁时明白书中得来终觉浅，于是，与林徽因结婚后，放弃攻博转而一同前往欧洲游历。他发现全世界璀璨建筑史里唯独缺了中国建筑史，这在冥冥中为梁思成以后的工作和成就埋下了伏笔。归国后，他前往东北大学建立建筑系。

1930年，因林徽因结核病复发从东北回到北京，梁思成随后回京加入由朱启钤先生创立的营造学社。之后的15年，当世人在四处逃避战火时，梁思成先生带领团队不畏各种艰险，边躲避战火边寻访中国古建，每次寻到有价值的古建，必写信给当地政府，告知价值，现状和如何保护。他们走到哪，工作室就搬到哪，足迹遍布190多个县，调查建筑物2700多处。与此同时，团队陆续完成了古籍天书《营造法式》的大部分图解工作，他们在无法想象的困境里，为保护中国文物做出的成就无人可出其右。1944年，《中国建筑史》及英文版《图解中国建筑史》问世，梁思成终于完成了一定要赶在日本欧美人前面由中国人自己书写完成中国建筑史的宏愿。遗憾的是，战争让营造学社无法继续，不得不在1945年关闭。

1946年，对梁思成来说，是个可以再次选择命运的机会，那年，他同时收到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耶鲁邀请他作为客座教授去讲授中国艺术和建筑，普林斯顿大学请他参加“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领导工作，两份邀请函都盛赞他不畏艰难险阻，坚持对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坚忍，尽管他的团队在过去的十来年里，整日和泥泞的土路，风餐露宿甚至在吃不饱饭的荒野窘境为伴，但是，梁思成的成就还是被世界发现了，他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他也不知不觉间成了世界建筑界的名人。1947年，他被外交部推荐，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同年普林斯顿大学为正在耶鲁大学讲学的梁思成举行了特别仪式，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中国建筑史的卓越研究成果。

1947年，梁思成结束了在耶鲁的一年客座教授讲学，婉拒了费正清夫妇的极力挽留和留在美国工作的机会，于1947年9月回国。预见到战后重建需要大量建筑人才的梁思成，提议创建清华建筑系。

1949年解放后，他被赋予重任，主持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设。他为了保住北京古城四处奔波，和陈占豪的梁陈方案  却被各方包括苏联专家否定，但不气馁的梁思成通过不同渠道找一切机会争取，温文尔雅的他甚至不惜和市委拍桌子，和彭真大吵，说出在政治上你领先我50年，我听你的，在建筑上我比你领先50年，你得听我的。他不断和市委表示要对保护工作进行长期的呼吁和说服，为了古城，他的肺气肿越发严重，甚至连坐着都不停喘气，但这丝毫不能停止他的持续谏言，然而之后北京市委成立的规划小组取代了之前的都市计划委员会，虽然梁思成在委员会挂名，但已仅是挂名而已。

1955年，梁思成作为资产阶级复古主义建筑思想代表，遭遇了第一次持续一年的的批判，此后十年，梁思成将重心放到培养年轻一代建筑师身上，他是多么迫切想把他所有的知识都传授给年轻的建筑系学生们。无奈自60年代后期，他无可逃避地陆续遭到了比1955年猛烈野蛮得多的批判，甚至连担任过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担任过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都成了罪状。

赤子之心，终被辜负，1972年，梁思成在北京医院隔离审查时去世，安慰的是，他的第二任夫人林洙，始终不离不弃坚守陪伴在他身边。

而在梁思成回国的同一年，1947年，在上海耕耘了近30年的邬达克，带着家人，悄然离开了事业腾达的上海。他的突然离开，仅有一位他的中国朋友王先生知道。

当1918年的邬达克从战俘营通过哈尔滨一路逃到上海时，他不会想到他会为上海的建筑历史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近三十年的逗留，他为这座城市留下了60多座建筑，最知名的武康大楼，是他刚到上海还在科瑞洋行时的早期作品。1924年，他自己的设计事务所开业，几年后，其建筑师生涯达到顶峰。他的设计风格随着国际新建筑风格发生了重大转变并成为上海新建筑最引人注目的推动者和实践者。而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作品当属国际饭店，在远东地区还没有出现如纽约般的摩天高楼时，国际饭店无疑也就被赋予了完全不一样的时代和地区重任。

而邬达克更不会想到，正因为他的国际饭店，深刻影响了一位少年的未来选择，这位少年就是日后的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在国际饭店开建后，十余岁的贝聿铭有一天骑着脚踏车经过国际饭店施工现场，在那里，他看到工人们正在为这座摩天高楼深挖地基 ，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那一刻带给他的震撼使他当下立志，未来一定也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设计师，这也是贝聿铭大师深爱建筑的最初和最坚定启蒙。

随着1941年12月日本空军击沉上海港的西方军舰，上海被卷入战火中。在这时刻，邬达克意外被任命为匈牙利驻上海领事馆的荣誉领事，1943年1月，邬达克开设了匈牙利首个驻上海领事馆，然而由于匈牙利政府成了亲纳粹的政府，邬达克1944年10月便坚决请辞。但是那段时间，邬达克凭借他的正直和勇敢，积极行使领事职责，即使面对纳粹恐吓要向日本人举报他，都不曾动摇邬达克为犹太人挺身而出的坚定和勇气。正因为他的鼎力相助，使140多位在上海的匈牙利人和犹太人离开上海而避免被抓去难民营，其中包括他的犹太秘书和公司里的12位犹太人。

看他的设计作品，发现无论是他的早期或后期作品，除了一些别墅或厂房，有相当一部分设计都有着船的影子，远至武康大楼，中期的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到他在上海的最后一件作品吴同文私宅，无不在设计里依稀看到船的影子，我始终没能找到任何相关文字的解释，那么，我自己的理解，或许，乘轮船离开异乡回到故乡自始至终就是这位深爱匈牙利的游子内心最大的愿望之一。然而海的那边，他早已计划退休后建一个农场的两百多公顷自购土地，被政府以某种原因充公，匈牙利，成了挚爱着祖国的邬达克永远无法到达的故乡。

海水连天江水滔滔，1947年，梁思成乘船而归，带着无限的希望和憧憬，邬达克乘船而去，带着对上海的惜别和未来的迷茫，他是否在刚离开耕耘近30年的上海时已经开始怀念上海？没有答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位伟大的建筑大师，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独特的珍贵礼物，建筑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没有他们当年的远见，学识，胆魄，勤奋和无私奉献，我们看到的当今世界很可能会是更不完整的历史片段，他们才是时势出的惠及世界的真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