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暨历史语言学会副会长王晖教授
以下简要说明王教授此书在运用新方法的特点与成就。王教授善于融合古文献各种资料、借用人类学理论,就一些旧问题,提出新看法。例如,《孟子·万章》记虞舜之父瞽叟、其弟象屡屡想杀害舜一事,自宋以来,学者如司马光、顾栋高、梁玉绳 等都认为这是子虚乌有的。他们之所以否认《孟子》的记载,是因为他们没有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家庭制度的演变,把4000年来不断发展的氏族、家族、家庭制度看成是静止不居的。现代学者 也有从民俗学、婚姻制度来讨论此事,但只根据文献材料说明舜被瞽叟、象谋害而已,没有探讨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伦常问题。王教授《试论舜从妻居形态与虞、妫两族财产争夺案》一文就能充分利用古文献数据,更重要的是借鉴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成果,参考了云南澜沧县拉佑族、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的婚姻状况、前苏联民族学者谢苗诺夫的婚姻理论,指出《孟子》所说瞽叟、象合谋害舜的传说故事,反映了从母系氏族向对偶家庭发展中,男子在抚养和监护弟弟与外甥到自己亲生子弟角色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父瞽的父是指舅父,而非亲生父亲。《孟子》描述瞽 叟、象合谋害舜的故事,其背景与真相是这样的: 如果舜活着,他的宫室、仓库、干戈等物产,就留给他的子女; 瞽叟、弟象就得不到这些东西。如果他们想瓜分舜的财产,就要设法杀害舜,因为按照本来母系财产继承法,舜的财产合法继承人,不是舜的妻子儿女,而是他的母亲、舅父、弟弟及外甥。通过这样的论证,《孟子》记载的瞽叟与象要不断 杀害舜的原因不仅终于大白于天下,而且修正了 《史记·五帝本纪》记瞽叟娶后妻而生象,三人常常要杀舜的记载,又使我们明白了这件事不是神话传说那么简单。王教授擅用古代文献,并参考、运用自然科学知识,对古代一些神异现象给予科学的解释,大有破除迷信之功。
龙是中国传统的最重要的图腾,且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关于龙的原型、性能学者热烈讨论过。何新认为龙是古人眼中鳄类、蝾螈类及蜥蜴类动物的共名。它的形态丰富,能飞天潜渊,正因为它是属于以上三类动物家族之故。然而,王教授《“龙”可招云致雨的性能成因考》一文根据传统文献,清楚指出“龙”有两种: 一是人们所想像的古代一种水族动物,一是指天上的东方苍龙七宿。本文根据天文学、气候学等 相关知识,考论古人所说“龙”可招云致雨的性能,是由于自夏历四月至秋分前,是战国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降水量高度集中的时月。当时星宿“东方苍龙”整体行于天空,尤其是它横亘于正南方时,正是黄河多雨时节。这完全是把星象与气象结合起来进行观察的实际经验总结。这篇文 章使我们对“龙”、“龙”能兴云招雨的特点有了科 学的看法,而“龙”也不再披上神秘的外衣了。 王教授擅于融合古代文献材料,并结合考古资料──尤其是气候环境考古学,对传说时代的 农业兴衰进行考证。如本书第十章《炎姜、姬周 两后稷的时代及其代兴考》即结合气候环境考古 学知识与古文献材料,考论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气 候环境比新石器时代恶化,并由此考察了夏代中 后期周人“弃稷不务”的原因。
学术研究要不断有通解通识,对已有的定见成说、学说、思想,有所突破,有所革新,以至有新的创造,不仅要博学,更重要的要有卓识。只有卓识,才能对前人记载的史料辨伪存真,通观历史而对史事的意义、价值、作用作出妥恰的评析。王教授娴熟先秦两汉相关的文字、文献、考古等材料,能通古今之变,对史事能设身处地,故而能就研究的史事提出合乎情理而又通融婉致的看法,又能修正先贤成说,从而修正了我们多年来对传说时代的一些习以为是的看法。如有关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学界热烈讨论,迄今已出版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如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沈长云等著《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等。但是李书里《洪水传说》只探讨了洪水的性质,鲧、禹 的 治理方法。沈书里《中国第一个早期国家──夏》一章只在论证洪水可信性、并简要说明治水与国家形成的关系。这两本书都没有探讨鲧、禹治水而鲧败禹成的原因、大禹治水与国家起源的关系。另外,有关大禹治水与早期国家起源的关系,学者间有所论,但大多语焉不详,没有深入讨论。王教授以其敏锐的眼光,对鲧败禹成的原因、洪水与早期国家起源、“满天星斗”说与中原文明中心说 的关系提出新见。王教授在《大禹治水方法新探──兼论上古 不修堤防与共工、鲧、禹治水之域》指出,鲧禹治水方法不同,完全是大洪水初期和晚期自然会采用的方法。过去学者研究鲧禹父子治水最忽视的问题是洪水发生和治理的时间问题。鲧治水之际,正是大洪水来临之初,鲧只能采用堵塞拦截的方法,别无他法可施。禹治水时已是洪水过后,只需疏通各条河流,使人民安居乐业即可。另外,战国之前没有河流堤防之说。而共工、鲧之所以要治水,是因为他们是农业部族方国,实行定居的生 活方式,为了家园、农业,他们就建堤防,拦洪水,这样就给黄河下游众多方国部族带来了灾难。所以,他们被讨伐后被迫迁到边远的地区。文章又指出,鲧治水失败,而由禹继任,并非完全是古人“举贤不避仇”,而主要是因为职业世袭。禹已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所以由他治水,是情势所然。这篇论文从洪水发生时间先后不同、治水方式才有不同,修正了国人自春秋战国以来就形成鲧败禹成的成见,高才卓识,贡献甚巨。另外,这篇文章从共工、鲧部族当时的实际情形去论述他们不得不违反当时不堵不拦的方法,也一反了传统文献认为鲧、共工做法野蛮的说法,而深有“了解之同情”: “吾人今日所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虽然陈寅恪先生这段文字是针对哲学而言,但移之阐述古史,亦何尝不然? 了解的同情应是人学社会学者所具备的情操和著述的原则。王教授能根据文献材料,抛去传统成见,深入阐述共工、鲧部族保卫家园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结果被共主讨伐,且蒙千古罪名。若他们地下有知,也许可含笑九泉矣。
诚如上文所说,神话、传说是这一时代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学者多有研究。本书第十六章《出土文字数据与古代神话原型新探》一文结合出土文字数据和古文献数据去探讨四个神话传说的原型: 一是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其原型是牛郎多次抛弃织女的婚姻悲剧。二是夏后启由其母化为石后才崩裂而出的神话,其原型是启之母生启难产而死。三是“黄帝四面说”的神话,其原型是黄帝做成四方状宗主刻上自己的形状。四是虹霓神话,其原型是长有两头龙且能以头入河流饮水的动物。在这4个神话中,研究传说时代的学者较重视黄帝神话。因为他既是神话人物,又是我国历史开拓的祖先之一。黄帝神话就具有典型的意义,他的神话内容既神仙化,又历史化。传统学者对黄帝“四面说”神话的内容有不同的看法: 《尸子》引子贡之言认为是黄帝有四张面,孔子则认为是派人治理四方,高诱认为是黄帝派人向四方求贤能,《魏略》认为是黄帝建四面之号。关于“黄帝四面”的性质,有认为是神话,有认为被历史化。自马王堆帛书出土以后,学者对“四面” 说的原意,看法仍然纷纭,莫衷一是: 有学者认为是黄帝身边有四位辅佐大臣,像天地之有 四时。有学者认为,“四面”指四方( 空间) 、四时 ( 时间) ,它是由创造主太阳神从黑暗中出生,创造光明与黑暗二分的世界,它的循环运行钦定东西南北和春夏秋冬,确立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时空秩序。黄帝四面说就是此神话的表象。有学者认为“四面说”说明黄帝与阴阳家、天文历数有密切的关系,《管子》《五行》篇、《四时》篇、《淮 南子·览冥》篇可作为佐证。有学者认为是指远古的走婚制,即处于中原地区的黄帝族人,到四方去走婚。王教授根据帛书文本,运用文字学知识,认为帛书“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像) ,方四面,傅一心”的原意是: 那不过是一般的宗主之状,为四方木之状,从中穿孔以达四方。这里比较特殊的是,由于黄帝宗主为四方木,其上还有其形象,后来才产生“黄帝四面”的神话传说。自王教授此说一出,我们对“黄帝四面说”的本意及其演变,才有了清楚的了解。由于王教授是古文字、古史专家,他充分掌握文字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历史学的专业知识,所以对相关专题进行研究,就游刃有余,又有创见。如第十五章《盘古考源》充分利用这些语言学知识研究盘古的起源,认识由亳到盘古有个音变的过程: 亳—蒲姑、薄古—蕃吾—盘瓠、盘古。王教授此书的内容涵盖了传说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思想等方面。这不啻是一部本传说时代的史书。
当然,本书研究的重点不在氏族集团分布和划分方面──作者特地在《序》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本书充分利用三重考证法、交叉学科法,运用先进的研究方法,就古史传说时代的政治经济、宗教信仰、传说神话等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考证、阐释,在“释古”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这本书运用的方法先进得当,加上作者的通学卓识,在研究古史传说时代做出卓越的贡献。王教授学通古今,当然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才,亦以此为治学鹄的。这本书不仅是研究古史传说时代的新作,而且是一本学术研究的典范: 运用新理论,充分利用各种资料(前人的研究成果,古文献,古文字,出土文物,遗址,其它人文社会学教理论与成果等) ,而卓有创见。王教授一直关心传统文化,尤其是先秦时代的研究。他对古史传说时代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早期国家起源、唐虞婚制、神话传说的研究,“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而且“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读王教授之书,想见王教授之为人: 博学卓识,文质彬彬,洵洵然一通儒也。
作者介绍:杨兆贵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