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前,在西施的故乡-诸暨,一个女婴呱呱诞生在一对青年夫妇的家里。女孩长得乖巧，又是家里第一个孩子，自然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

那个年代的人多少有点重男轻女的观念，父母虽然喜欢第一个孩子，心里还是想:再有个儿子就完美了。没想到几年后，再生了两个小孩，都是女孩。妈妈失望之余给老三起个名字，意思是不想再生了,这个就当儿子养了。

好在那时计划生育政策还没出台,还是"人多力量大"的年代,否则我可能不会来到这个世界。我的出生也许是个意外，但是对于父母,绝对是个惊喜。

大概在我七八岁,开始有点懂事的时候，我能明显地感觉到父母对我处处照顾,姐姐们对父母的偏心也并不计较。但是如果父母在三个姐姐之间稍有偏心,她们会觉得不公平。在姐姐们之间，我还是能感觉到父母有点偏心,爱我大姐胜过二姐、三姐。再稍长大一点，我开始对自己受到的特殊照顾感到愤怒:我是一个男子汉,不需要特殊照顾！姐姐们干的活，我也决不拉下。想不到最后的受惠者竟然是我家领导:过去二十多年我家的针线活全是我负责。

对于大姐受到的特殊照顾，我倒觉得也有道理，毕竟她是老大。父母工作忙，在家里的时间很少，所以大姐实际上在许多时间里担负起了我们这个家庭的领导角色。那时候的人工作真的很认真，家里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大孩子带小孩子。

大姐到了高中的时候，越发出落得亭亭玉立。她的性格温柔，成绩也是学校里出类拔萃的。因为这些原因，有很多男生喜欢她。有时我去同学家里玩,同学的哥哥们常常会拿我大姐互相调侃。在这种场合我都会感到非常尴尬，同时心里又有一点小小的自豪:我的大姐大家都喜欢！

高中毕业以后,大姐成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军中的一分子，去了离我们住的小镇子不远的一个生产大队。那个地方正好是我父亲分管的区域。所以当地的领导当然想照顾我大姐。可是我父亲去跟当地的领导打了招呼，让他们不要搞特殊化照顾我大姐。结果我大姐跟其他的知青一样，一天到晚在田里劳动。不到一年，本来白白净净的一个女孩子,晒得像个黑人。回到家里，我听到她悄悄地跟妈妈诉苦,一边说一边抹眼泪。这个情景让我感到非常难过,我想我是家里的唯一男孩，真恨不得自己能快点长大,我去下乡才对啊！象我大姐这样一个娇嫩的女生，在田里干粗活,真的是太不公平了！我那时候刚刚学会了骑自行车，就自告奋勇常常从家里骑车到我大姐下乡的地方，给她送吃的。

大姐下乡几年后，终于迎来了一次天赐良机:她所在的那个公社得到了两个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我大姐在农村里表现好，中学的学习成绩很好，人缘也好，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她，况且她又正好是领导的女儿，所以名正言顺地被基层领导推荐去上大学。推荐完以后，要经过上一级领导的批准，然后才可以去参加文化考试。那个需要签字的领导却正好是我父亲。父亲要在报上来的三个人中需要划掉一个人。那时的人真的可以大义灭亲。多年后讲起来这个事情，父亲也说，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最终他划掉了我大姐的名字。大姐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回到家里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她觉得作为领导的女儿，她不但没有受到照顾，而且还吃亏了。她说:至少给我一个机会去考试吧，我肯定能考过其他几个推荐上来的人。因为这事，大姐对父亲很有怨言。当时只有10岁出头的我，对这样的场景也感到很困惑。一方面我理解父亲为什么要那样做，但是我也对大姐非常同情，对她来说确实不公平。我知道大姐在农村肯定是非常辛苦，有这样一个上大学的机会，错过了肯定会非常难过。

还好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一次机会。这次不是上大学，是上一个技校。这次不一样，先考试，看成绩再选。这样也不用为难我父亲，不用再大义灭亲一次。考试成绩一出来，我大姐以最好的成绩上了技校，总算从农村回到了城里。在技校，她遇到了我后来的大姐夫。也许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很多年以后，我移民到了美国。看到有些朋友为自己的亲属申请移民,我就问了一下三个姐姐。她们也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应该移民。最后决定先排上队再说，等排到了，至少可以有一个选择。这队一排就是10年。三个姐姐有三个不同的选择。三姐因为小孩还小,为孩子的前途着想，就带着孩子到了美国。后来在美国上学、毕业、找工作，一切都很顺利。不用为上个大学象国内那样卷。孩子毕业以后找到工作，一切都安顿下来后，三姐和三姐夫就退休回国了。

二姐等三姐在美国生活了一年后，也决定先到美国来住一段看看是不是喜欢，再做决定。只有大姐,因为她的女儿要结婚生孩子，想在国内帮女儿带小孩，就放弃了已经申请到的绿卡。退休以后她一直全职带外孙女。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国探亲了。几个月前的一天，突然接到外甥女的信息，说我大姐病危，得了急性白血病。医生说没有办法了，大概只有一两天时间了。听到这个消息,真的好象五雷轰顶，我的眼泪顿时哗哗地往下流。

我父母去世的时候，都是卧床很久受尽了苦难才离世。虽然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很痛苦，家属看着也很痛苦，但是我们至少有一点心理准备。真的在他们走的那一刻，并不是很突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到他们不用再在病床上没有尊严地活着，其实也是一种解脱。但是我大姐这个情况实在太突然了。现在的平均寿命都快八十岁了。我们这一辈人的父母亲大都是八九十岁的人了，看到亲戚朋友的父母一个一个的离世，大概也不会感到很惊讶，毕竟年龄很大了。但是我大姐才66岁啊！我根本没有想到她会突然就这样撒手人寰。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根本来不及申请签证、买飞机票。和大姐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外甥女用手机视频让我看了大姐在病床上躺着费劲地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连喊带叫嚎啕大哭。但是大姐早已经听不到我的叫声了。她只是在费劲地呼吸。这一段视频并没有录像，但是现在我一闭上眼睛那录像就一遍一遍地在我脑子里回放。每次一想到这个情形我的眼泪就会止不住往下流。

大姐去世后,我常常会想起四五十年前的事情。想起小时候的我是如何的调皮捣蛋，想起大姐对我的百般照顾。有一次我闯了祸，被妈妈打,大姐来护着我，结果妈妈打在了大姐身上，大姐痛哭，妈妈去安慰她，忘记了对我的惩罚。这事后来成了家里常回忆起的笑话。据说那是大姐一辈子唯一一次挨打。我想这成为笑话的原因是，大家都觉得大姐深受父母的宠爱，挨一次打是天大的委屈。

我非常后悔为什么没在疫情之后马上回国看看大姐。以前回国看父母,都有一种紧迫感,觉得可能机会不会很多了，因为他们年纪很大了。但是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大姐会这么快离开我们。

在网上搜了一下急性白血病，有两种,主要病因都是家族遗传,核辐射,或者抽烟，好象和大姐都不挨边啊！倒是查到一条在国内被禁的新闻:在中国有数千甚至上万人在疫情期间打了国产疫苗后被检查出白血病。官方一开始由专家出来声明疫苗和白血病没有任何关系。后来病人们要到北京上访，然后就被维稳了。有关消息只有在美国才能看到。

说实话我从小受到父母的特殊照顾，但是真正让我感到最亲的是大姐。在我十五六岁开始对女孩子产生兴趣的时候，我就想:以后要找个对象就要找一个象大姐那样的。有人说男孩有恋母情结，女孩有恋父情结。如果真有,那大姐就是我的恋母情节的对象。

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大姐是个基督徒。我在十几年前受洗成了一个基督徒，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大姐因此也对基督教有了一点兴趣，她去了几次当地的教会，过了一段时间就决志信主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坚信大姐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而且我早晚还会跟她再相会。

大姐的离世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前总觉得至少还应该有十几年可以活吧。但是现在觉得留给我的时间也可能不多了。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安排的，但是我却要做好随时走人的准备。

遗嘱什么的都立好了。两个女儿大学都毕业了，我也不用为她们担心。大女儿还有一年医学院就要毕业了，而且已经结婚了。即使有什么困难应该和女婿可以一起面对。

也许应该考虑一下什么时候退休，总不至于一直干到死吧。退休以后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在离开人世前要一条一条地要勾掉，也不容易。不过就算明天就走，其实我也没有遗憾。非常感恩我的一生有这么多的经历。感恩有我的妻子和女儿,还有数不清的朋友，包括文学城很多未曾谋面的网友。

过去几个月情绪有点低落。后来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也许应该找点别的事情，让自己忙起来，走出这样的人生低谷。多写一点博文，多打打匹克球。现在每周三次的匹克球练习成了我调整情绪的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