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新注

第4节关于有经无传

　　《左传》与《春秋》所载条目，并不完全对应。前面已经讨论过《左传》的无经之传，这里主要探讨有经无传的问题。

　　刘安世批评《左传》，尝谓“若《左氏》，则《春秋》所有者或不解”。

　　刘逢禄云：“左氏后于圣人，未能尽见列国宝书，又未闻口授微言大义，惟取所见载籍，如晋《乘》、楚《梼杌》等相错编年为之，本不必比附夫子之《经》，故往往比年阙事。”刘氏所谓“比年阙事”，主要即指有经无传而言。皮锡瑞详引刘氏考证，以为“传》不主为《经》发”，“可以恍然无疑”。赵光贤云：如果《左传》本来是解释《春秋》的书，那么《春秋》所有的记事，《左传》也应该都有；反之，《春秋》所无的，《左传》也应该无。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常常是经有见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中。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

　　《经学通论四·春秋》：“论左氏传不解经杜孔已明言之刘逢禄考证尤详晰。”

　　传无，或经无传有。这种情况全书中到处可见。《左传》中确实存在有经无传的情况，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笔者以为，这一事实并不足以否定《左传》为解经之作。

　　一、三传有经无传之数量

　　有经无传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左传》，同样也存在于《公羊》、《谷梁》。而且，《公》、《谷》两传有经无传的条目，数量远远多于《左传》。截止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条，《春秋》经文的总数为1870条，《左传》依经作传的条目在1300条以上，无传的约550条。《公羊传》全书约570条，有经无传的条目约有1300条；《谷梁传》共约750条，有经无传的条目也在1100条以上。这一统计数字表明，《公羊》、《谷梁》有经无传的现象，远较《左传》普遍。一些学者注意到，庄公二十年、二十六年这两年，《春秋》所有的记载，《左传》都没有相应的传文。其实，这也不足为《左氏》病。《公羊传》全年无传的有三十八年。它们是：桓公十七年，庄公十五年、二十一年，僖公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三十二年，文公十年，宣公二年、七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成公四年、七年、十一年、十四年，襄公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昭公三年、六年、七年、十年、十四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三十年，定公三年、七年、十一年，哀公元年、十年、十一赵光贤：《左传编撰考》（上），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版《古史考辨》。

　　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春秋左传集解》。

　　年。《谷梁传》全年无传的也有十八年。它们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十七年，宣公十三年、十四年，成公四年、十一年，襄公四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二年、二十八年，昭公六年、十年、十六年，定公三年，哀公十年、十一年。

　　既然《公羊》、《谷梁》有经无传的现象更为突出，我们自然也就没有必要独独苛求《左传》，要求它对每条经文都作出解释。

　　二、经是直文与凡例概括

　　庄公二十六年《春秋》云：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曹杀其大夫。

　　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这五条经文，《左传》无一有传。

　　杜预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孔颖达亦云：“此年《传》不解《经》，《经》、《传》各自言事。伐戎日食，体例已举，或可《经》是直文，不须《传》说。曹杀大夫，宋、齐伐徐，或须说其所以。此去丘明已远，或是简牍散落，不复能知故耳。上二十年，亦《传》不解《经》，彼《经》皆是直文，故就此一说，言下以明上。”

　　杜预、孔颖达解释《左传》庄公二十六年有经无传，原因有二：其一，《经》是直文；其二，史料散佚，文献不足。而他们对“直文”的理解，又不尽相同。杜预仅云“经》是直文”，意思是《春秋》中的一些条目无须解说。孔颖达云“体例已举，或可《经》是直文”，将“直文”与《左传》凡例相联系，指出一部分经文由于“体例已举”，不必一一说解，因而也可视为“直文”。这样的理解是比较通达的。从总体上看，“经》是直文”与凡例概括《左传》对部分经文不作解释的主要原因。

　　《春秋》记载而《左传》不加解说者，共约550条。这些条目，可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1.关于四时之记载：共56条。2.天子诸侯等人崩薨卒葬：共164条。3.诸侯会盟征伐朝聘等：共173条。其中鲁公行动85条。4.自然情况：共73条。5.祭祀：共21条。6.其他：共60余条。

　　这些条目，大多意思明白，不必逐一解释。故《左传》多以凡例概括，或作示例说明。兹据上文所列顺序略作论析。

　　（一）关于四时之记载

　　隐公元年《经》云：“元年春，王正月。”《左传》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传》加一“周”字，明《经》所谓“王”为周王。此后，《春秋》书“王正月”、“王二月”、“夏四月”、“夏五月”、“秋七月”、“冬十月”等，《左传》除叙事需要复述经文外，不再作任何解释。故此类记载见于《春秋》而《左传》未提及者五十有六。

　　（二）关于天子、诸侯等崩薨卒葬

　　天子、诸侯、鲁公及夫人崩薨卒葬、鲁大夫卒，《春秋》有载与不载之分，《春秋》之所载，《左传》也有释与不释之别。《传》之释与不释，并非随心所欲。崩薨卒葬，其事易晓，而《春秋》或载或缺，措辞不一，立意有待分辨，故《左传》创立凡例，以明《春秋》书法。文公十四年《传》云：“十四年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惩不敬也。”僖公二十三年《传》云：“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不书名，未同盟也。凡诸侯同盟，死则赴以名，礼也。赴以名则亦书之，不然则否，辟不敏也。”隐公元年《传》云：“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隐公十一年《传》云：“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洩氏，立桓公而讨洩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隐公三年《传》云：“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隐公元年《传》云：“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据此，则天子、诸侯、鲁公、夫人之崩薨卒葬，书与不书，名与不名，葬之缓速，礼之得失，都不难分别。

　　（三）关于诸侯会盟征伐朝聘等

　　诸侯会盟、征伐、朝聘等，均为当时重大事件。《左传》主要对与其他事件有关联者作出补充，或对《春秋》措辞特殊者予以阐释，事有相类者，不逐一说明，而多用凡例概括。

　　桓公二年《传》云：“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桓公十六年《传》云：“秋七月，公至自伐郑，以饮至之礼也。”隐公元年《传》云：“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文公十五年《经》云：“冬十有一月，诸侯盟于扈。”《传》云：“冬十一月，晋侯、宋公、卫侯、蔡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扈，寻新城之盟，且谋伐齐也。齐人赂晋侯，故不克而还。于是有齐难，是以公不会。书曰：‘诸侯盟于扈。’无能为故也。凡诸侯会，公不与，不书，讳君恶也。与而不书，后也。”文公七年《经》云：“秋八月，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传》云：“秋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晋赵盾盟于扈，晋侯立故也。公后至，故不书所会。凡会诸侯，不书所会，后也。后至不书其国，辟不敏也。”

　　据此，诸侯会盟、鲁公至自会盟，或书或不书，或称其爵，或称“诸侯”，或地或不地，不待一一解说而其义彰明。

　　隐公十一年《传》：“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隐公元年《传》云：“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宣公七年《传》云：“夏，公会齐侯伐莱，不与谋也。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僖公二十六年《传》云：“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凡师能左右之曰‘以’。”桓公十三年《经》云：“十有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传》云：“宋多责赂于郑，郑不堪命，故以纪、鲁及齐，与宋、卫、燕战。不书所战，后也。”庄公十一年《传》云：“十一年夏，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陈而薄之，败诸鄑。凡师，敌未陈曰败某师，皆陈曰战，大崩曰败绩，得俊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庄公二十九年《传》云：“夏，郑人侵许。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襄公十三年《传》云：“夏，邿乱，分为三。师救邿，遂取之。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焉曰‘灭’。弗地曰‘入’。”

　　据此，则《春秋》所载诸侯征伐，书与不书，出师曰“及”曰“会”曰“以”，地与不地，称战与否，言“败”言“战”言“败绩”言“克”，云“征”云“伐”云“袭”，书“取”书“灭”书“入”，区以别矣。

　　襄公元年《传》云：“冬，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礼也。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文公元年《传》云：“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

　　据此可知诸侯朝聘之常例。同类之例，自不必一一说明。

　　（四）关于自然情况

　　自然情况，如日食、地震、螽、螟、火、灾、有年、大有年、饥、大饥、多麋、大旱、不雨、无冰、大水、大雨雪、大雨雹、雨木冰、陨霜杀菽等，内涵明确，一般不需另作解释，《左传》凡例，也重在阐明《春秋》书法。如：隐公九年《传》云：“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书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书失时也。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平地尺为大雪。”桓公元年《传》云：“秋，大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庄公二十九年《传》：“秋，有蜚。为灾也。凡物不为灾不书。”宣公十六年《传》云：“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

　　（五）关于祭祀

　　《春秋》所载祭祀，主要是郊、雩、尝、烝四时之祭。《春秋》常事不书，记载祭祀都有其特殊原因。桓公五年《传》云：“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立此凡例，则《春秋》所载四时之祭，凡因不时而书者，无不总括其中。

　　（六）其他

　　这一类型包括鲁公即位、城筑、嫁娶、蒐狩、戕弑、诸侯杀逐大夫、大夫出奔等。

　　这些条目，《左传》有的不加解释，如公即位、浚洙之类。有的解释部分以概其余，如夫人会、享齐侯，诸侯杀逐大夫之类。更多的则是以凡例概括。

　　如，桓公九年《传》云：“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桓公三年《传》云：“秋，公子翚如齐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齐侯送姜氏，非礼也。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于大国，虽公子亦上卿送之；于天子，则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国，则上大夫送之。”庄公二十七年《传》云：“冬，杞伯姬来，归宁也。凡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出曰来归。夫人归宁曰如某，出曰归于某。”成公八年《传》云：“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

　　以上诸例，可以分别嫁娶及相关之事。

　　庄公二十八年《传》云：“筑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庄公二十九年《传》云：“冬十二月，城诸及防，书时也。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僖公二十年《传》云：“二十年春，新作南门，书不时也。凡启塞从时。”

　　以上诸例，可以区别城筑之事。

　　宣公十八年《传》云：“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宣公四年《传》云：“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

　　以上两例，可以区别戕弑之事。

　　宣公十年《传》云：“夏，齐惠公卒。崔杼有宠于惠公，高、国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卫。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诸侯之大夫违，告于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不然则否。”

　　此例区别诸侯大夫出奔之事。

　　三、结论

　　《春秋》记载而《左传》无传的条目，有不少是直文，《左传》凡例的存在，则使其中多数条目可以找到相应的解说。因此，笼统地讲这些条目有经无传，并不十分科学。

　　《左传》凡例涉及面广，内涵十分丰富。《传》所标明者，有“五十凡”，随文而发之例，更是不一而足。这些凡例，或发于前而兼后，或见于后而综前，通过归纳同类事件，可以起到举一隅以反三隅，解释部分以明全部的作用。《春秋》所载的一些主要方面，如天子、诸侯等人崩薨卒葬，婚嫁迎娶，诸侯会盟、征伐、朝聘往来，戕弑、杀逐，大夫出奔，自然现象，祭祀，城筑等等，无不囊括其中。《左传》概括凡例以解经，避免了无谓的重复，同时有效地扩大了释经的涵盖面。相对而言，《公羊》、《谷梁》两传在这方面就逊色得多。《公羊传》解释《春秋》全都就事论事。《谷梁传》以“凡”为标志概括《春秋》凡例者，亦仅一见。隐公七年《经》云：“夏，城中城。”《谷梁传》云：“城为保民为之也，民众城小则益城，益城无极。凡城之志皆讥也。”除此以外，也都是针对某事随文作解。

　　《公羊》、《谷梁》依经立传的条目，数量远不及《左传》，而两传综括凡例以解经，更无法与《左传》相比拟。这样，两传解经的系统性，也就无法与《左传》相提并论。如对三传一视同仁，则《左传》所谓有经无传，实在无可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