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广开选举之路
一、岁举孝廉
选官制度作为帝国统治政治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性、时代性是显而易见的。
选官制度的发展，从一个深刻而明确的层面上反映着帝制国家的思想与意志，同时亦勾勒着整个帝国制度的发展及趋向。
武帝执政下的西汉王朝，在经历了汉初七十余年的巩固、发展之后，逐步开始进入其蓬勃向上、跨越巅峰的轨道。
统一的、多民族强大帝国的崛起，势必要求其统治基础相应扩大，国家管理机构更趋完善，统治机制相对优化。
而所有这些进步与变革，又必须依赖于统治主体——皇帝及其代理人集团的素质提高。
在世袭皇权的前提下，官吏之选拔，无疑成为完成这一过程的唯一可能的激活因素。
在对内励精图治的改革中，在对外开拓疆域的征伐中，武帝通过对旧有选官制度的增补、完善，从而广开仕进门路，为其个人的政治宏图笼络了一大批追随者、实践者；而西汉王朝亦正是在这一代跃跃欲试、踌躇满志的人才簇拥下，一步步走向其发展的顶峰。
纵观武帝时期的选官途径，其中影响最久、最大的莫过于“岁举孝廉”。
而说到“举孝廉”，我们就不能不先了解什么是“察举”。
“察举”即考察后予以荐举的意思。
它作为汉代最普遍的选拔人才制度，源头可追溯到汉初高祖统治末期，而正式产生则在文帝时代。
《汉书·文帝纪》记载：
二年（前１７８）十一月诏曰：“……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前１６５）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史称当时“对策者百余人，惟（晁）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
可见，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发展之后，察举制已经在有效地进行着了。
察举制发展成熟，成为一种较为完善的选官制度，并真正确立，是在武帝时期。
其具体表现为：
首先，察举人才的标准明确起来。
《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前１４０）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从此，儒术不仅成为汉帝国的统治思想，同时也成为仕进的标准。
其次，察举取仕范围有所扩大。
武帝已不满足局限于官吏层中的察举，一些布衣之士亦可登堂入室，有机会施展其治民理政之才。
第三，察举科目增加。
这是武帝对于察举制度最为有益的改革，即除了原有的“贤良方正”之外，又增加了新的科目“孝廉”、“秀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一时期产生了岁举性科目。
据《汉书·武帝纪》：
“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察举制以岁举孝廉的产生为标志，既表明它本身已经发展为一个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也意味着其作为西汉仕进制度的主体地位的确立。
孝廉之称，颜师古注云：“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
实际上就是指孝子廉吏。
其中“孝”作为察举标准，受当时政治思想的影响较深。
《左传·文公二年》中讲：“孝，礼之始也。”《吕氏春秋·孝行览》则进一步阐论：
“务本莫贵于孝。
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不罢北。
大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
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由于“孝”与道德各方面，尤其是与对帝王之忠联系起来，“孝廉”并称并举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而事实上，孝廉在汉代也确是一项范围极广的察举科目，几乎成为两汉选举的同义语。
举孝廉的要求，一为岁举；二是一定要由郡国向朝廷荐举；三有人数的限定。
这实际是郡国向中央“贡士”的科目，但其开始进行得却不顺利，甚至出现了“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的尴尬局面。
于是武帝不得不再度下诏，严格规定：以后“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在法律强力的保障之下，岁举孝廉才真正得以贯彻执行。
从所举孝廉者的家世、资历来看，被举者大多数出身官贵富豪，且多为儒者、官吏，这说明其统治基础仍是以世袭贵族、豪强富户为主的；但同时亦需指出，所举之士中亦有相当比例（近四分之一）为平民或处士、贫民。
这样一批被选拔者的出现，本身代表了一种流动，一种带有某种开放性与竞争意味的社会下层进入统治上层的社会流动，而正是这种新气象也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活力与生机。
从所举孝廉的任用情况看，既有中央属官，也有地方官吏，其秩级绝大多数为六百石以下，而且多以郎官为任（对此，前文曾述及）。
所举者在经历了郎官阶段的“培训”之后充任到中央或地方行政部门任职，对于武帝及其以后汉朝廷政治结构的优化具有深刻影响。
举孝廉给整个国家管理系统带来了新的血液、新的气息。
需要指出的是，武帝所确立的“岁举孝廉”与当时所谓“举孝”、“察廉”是“举孝”一般为特举，举主有公卿也有郡县；而举孝廉为常举、岁举，其规模、人数皆有制度规定。
“察廉”为长官报请上级擢升优秀属吏之科目，仅限于已仕之低级官吏，且皆据本秩直接迁补，而“孝廉”则是郡国向朝廷“贡士”。
“岁举孝廉”的产生及发展，实际是适应西汉王朝巩固和加强统治而出现的一场仕进制度的改革，是武帝推崇儒术，美化统治外壳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其完成思想统一的关键步骤。
在这一制度刺激下，社会文化阶层中逐渐形成一种注重名节的风气，在一定历史阶段内，这对于振励末俗，是具有某种积极作用的。
毕竟，在孝廉制度还能比较正常实行的情况下，按“孝”与“廉”取士，较之那种公开卖官鬻爵，还是进步得多。
二、察茂才
武帝时期对于察举制度的增益完善除“岁举孝廉”外，还开创了另外一条门径，名为“察茂才”。
“茂才”又作茂材。
古“才”、“材”二字相通。
据《汉书·武帝纪》可知，元封五年（前１０６），武帝设立刺史制度，负责全国十三州的督察工作，但面对大将军卫青去世、“名臣文武欲尽”的局面，他非常渴望能出现一批能建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于是下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样便产生了察举茂才制度。
茂者，美也。
茂本作秀，后因避光武帝刘秀讳，改秀为茂。
所谓异等，当指超等出群不与凡同者。
即有出类拔萃之才能，不同凡响之本领的人才。
这当然是武帝指照当时朝廷内外庸才碌碌而言。
其最初作为特举形式出现，显然带有某种应急、权宜的成分在其中。
察举秀才之士，就其被举者的资历来看，已仕官吏及被举孝廉占相当大比例，更强调精选；就其被任用情况来看，出仕多为县令或相当于县令一级的官职，这与孝廉多数仅仅拜郎的使用情况有很大不同。
一般说来，孝廉任郎中秩比三百石，而秀才任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
显然秀才的使用远较孝廉为重。
至于个别秀才，起家则拜二千石，当属特例，但亦同样反映了其任用之重。
举秀才的另一特点则在于举主的多样性。
其举主除州、郡外，还有列侯、丞相、光禄勋、御史、中二千石及派员专举等。
这与举孝廉几乎清一色由郡国举荐，迥然不同。
举秀才的第三个特点是人数少。
秀才举主虽具有多样性，但每年察举的人数却十分有限，学者研究认为“尚不及孝廉的十分之一”。
三、“自鬻”
在以察举为主体的汉代选官制度体系中，还存在许多其他的仕进途径作为必要的补充。
如辟除法，皇帝征召，试学童，博士弟子课试，博士三科，任子制，以及所谓的特种仕途等。
其中尤以特种仕途最为驳杂、繁复而且不稳定，但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特种仕途亦可发挥其独特的功效。
如纳货卖官，计吏拜官，以方伎为官，以财力为官等。
其中武帝一代尤以“自鬻”最为突出。
所谓“自鬻”，即毛遂自荐之意。
颜师古注“”曰“行卖也”，注“鬻”曰“亦卖也”。
《说文解字》“”字又作“”，从言从行，表示以言语弛说自我推荐之意。
也有人习惯上把此途直称为“上书求官”。
武帝统治前期“自鬻”风气盛极一时，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当时“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数。”其规模巨大，蔚为大观。
自鬻者的身份特殊，不合仕进之道。
《汉书·扬雄传》中称其“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倒颇符合实际情况。
考求“自鬻”风气大涨的社会背景，这种特殊的仕进之途与武帝统治前期整个西汉社会蒸蒸日上、追求建功立业的社会风尚有着密切联系。
在当时那种开放性社会环境下，国家内部相对安定稳固，对外交流空前活跃，经济、文化、军事发展兴旺，“重功利思进取”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
南方的珊瑚树、巨象，西方的美酒、宝马，东方的大海及神仙传说都刺激着汉帝国的每一根神经，全国上下都处于一种极为兴奋、渴求成功的氛围之中。
那种小国寡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观念至少在一些发达地区已被打破，求名逐利、建功立业的思潮高涨。
另一方面，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局势，较为宽松的言论环境也为下层知识分子、志士能人参与国家对内外政策讨论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选举制度的新变化、新发展，亦为有投身政治领域思想的下层人物提供了参与政治的希望与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讲，武帝统治前期与战国时期的用人环境有相似之处，其下层人士参政的欲望都具有相同性质的狂热。
而武帝作为一代新主，年轻的帝王，其对于人才选拔的不拘一格，也为“自鬻”大量出现制造了诱导性驱动力，正如《汉书·梅福传》中所指出的：“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鬻者不可胜数。”
《颜氏家训·省事篇》对于当时“自鬻”者上书的内容曾做过客观的分析，按其上书意向划分为四类：“攻人主之长短，谏诤之徒也；讦群臣之得失，讼诉之类也；陈国家之利害，对策之伍也；带私情之与夺，游说之俦也。”由此可见，武帝统治前期社会较为清明，直接来自社会下层的舆论，还是可以自由发展并上达最高统治者的。
武帝对于“自鬻”者基本上采取鼓励政策，像主父偃、朱买臣、东方朔、徐乐、严安、终军等一批对西汉文治武功做出重大贡献的名臣，都是被武帝破格提拔的“自鬻”者中的佼佼者。
史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并非言过其实。
由于“自鬻”所依赖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其实现基础显得极为薄弱，当武帝执政时代的黄金时期过去后，“自鬻”的热潮亦不复重现。
而伴随儒学的日益显赫，其讲求尊卑、等级，强调师承、班辈的风气对“自鬻”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后世历代，再没有出现过像武帝时的“自鬻”热潮。
这也是东汉以后，统治阶级丧失了昔日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历史地位明显发生变化的必然反映。
选官制度作为帝国统治政治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性、时代性是显而易见的。
选官制度的发展，从一个深刻而明确的层面上反映着帝制国家的思想与意志，同时亦勾勒着整个帝国制度的发展及趋向。
武帝执政下的西汉王朝，在经历了汉初七十余年的巩固、发展之后，逐步开始进入其蓬勃向上、跨越巅峰的轨道。
统一的、多民族强大帝国的崛起，势必要求其统治基础相应扩大，国家管理机构更趋完善，统治机制相对优化。
而所有这些进步与变革，又必须依赖于统治主体——皇帝及其代理人集团的素质提高。
在世袭皇权的前提下，官吏之选拔，无疑成为完成这一过程的唯一可能的激活因素。
在对内励精图治的改革中，在对外开拓疆域的征伐中，武帝通过对旧有选官制度的增补、完善，从而广开仕进门路，为其个人的政治宏图笼络了一大批追随者、实践者；而西汉王朝亦正是在这一代跃跃欲试、踌躇满志的人才簇拥下，一步步走向其发展的顶峰。
纵观武帝时期的选官途径，其中影响最久、最大的莫过于“岁举孝廉”。
而说到“举孝廉”，我们就不能不先了解什么是“察举”。
“察举”即考察后予以荐举的意思。
它作为汉代最普遍的选拔人才制度，源头可追溯到汉初高祖统治末期，而正式产生则在文帝时代。
《汉书·文帝纪》记载：
二年（前１７８）十一月诏曰：“……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前１６５）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史称当时“对策者百余人，惟（晁）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
可见，在经历了一定时间的发展之后，察举制已经在有效地进行着了。
察举制发展成熟，成为一种较为完善的选官制度，并真正确立，是在武帝时期。
其具体表现为：
首先，察举人才的标准明确起来。
《汉书·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前１４０）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从此，儒术不仅成为汉帝国的统治思想，同时也成为仕进的标准。
其次，察举取仕范围有所扩大。
武帝已不满足局限于官吏层中的察举，一些布衣之士亦可登堂入室，有机会施展其治民理政之才。
第三，察举科目增加。
这是武帝对于察举制度最为有益的改革，即除了原有的“贤良方正”之外，又增加了新的科目“孝廉”、“秀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一时期产生了岁举性科目。
据《汉书·武帝纪》：
“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察举制以岁举孝廉的产生为标志，既表明它本身已经发展为一个比较完备的仕进途径，也意味着其作为西汉仕进制度的主体地位的确立。
孝廉之称，颜师古注云：“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
实际上就是指孝子廉吏。
其中“孝”作为察举标准，受当时政治思想的影响较深。
《左传·文公二年》中讲：“孝，礼之始也。”《吕氏春秋·孝行览》则进一步阐论：
“务本莫贵于孝。
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不罢北。
大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
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由于“孝”与道德各方面，尤其是与对帝王之忠联系起来，“孝廉”并称并举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而事实上，孝廉在汉代也确是一项范围极广的察举科目，几乎成为两汉选举的同义语。
举孝廉的要求，一为岁举；二是一定要由郡国向朝廷荐举；三有人数的限定。
这实际是郡国向中央“贡士”的科目，但其开始进行得却不顺利，甚至出现了“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的尴尬局面。
于是武帝不得不再度下诏，严格规定：以后“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在法律强力的保障之下，岁举孝廉才真正得以贯彻执行。
从所举孝廉者的家世、资历来看，被举者大多数出身官贵富豪，且多为儒者、官吏，这说明其统治基础仍是以世袭贵族、豪强富户为主的；但同时亦需指出，所举之士中亦有相当比例（近四分之一）为平民或处士、贫民。
这样一批被选拔者的出现，本身代表了一种流动，一种带有某种开放性与竞争意味的社会下层进入统治上层的社会流动，而正是这种新气象也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活力与生机。
从所举孝廉的任用情况看，既有中央属官，也有地方官吏，其秩级绝大多数为六百石以下，而且多以郎官为任（对此，前文曾述及）。
所举者在经历了郎官阶段的“培训”之后充任到中央或地方行政部门任职，对于武帝及其以后汉朝廷政治结构的优化具有深刻影响。
举孝廉给整个国家管理系统带来了新的血液、新的气息。
需要指出的是，武帝所确立的“岁举孝廉”与当时所谓“举孝”、“察廉”是“举孝”一般为特举，举主有公卿也有郡县；而举孝廉为常举、岁举，其规模、人数皆有制度规定。
“察廉”为长官报请上级擢升优秀属吏之科目，仅限于已仕之低级官吏，且皆据本秩直接迁补，而“孝廉”则是郡国向朝廷“贡士”。
“岁举孝廉”的产生及发展，实际是适应西汉王朝巩固和加强统治而出现的一场仕进制度的改革，是武帝推崇儒术，美化统治外壳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其完成思想统一的关键步骤。
在这一制度刺激下，社会文化阶层中逐渐形成一种注重名节的风气，在一定历史阶段内，这对于振励末俗，是具有某种积极作用的。
毕竟，在孝廉制度还能比较正常实行的情况下，按“孝”与“廉”取士，较之那种公开卖官鬻爵，还是进步得多。
二、察茂才
武帝时期对于察举制度的增益完善除“岁举孝廉”外，还开创了另外一条门径，名为“察茂才”。
“茂才”又作茂材。
古“才”、“材”二字相通。
据《汉书·武帝纪》可知，元封五年（前１０６），武帝设立刺史制度，负责全国十三州的督察工作，但面对大将军卫青去世、“名臣文武欲尽”的局面，他非常渴望能出现一批能建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于是下诏，“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样便产生了察举茂才制度。
茂者，美也。
茂本作秀，后因避光武帝刘秀讳，改秀为茂。
所谓异等，当指超等出群不与凡同者。
即有出类拔萃之才能，不同凡响之本领的人才。
这当然是武帝指照当时朝廷内外庸才碌碌而言。
其最初作为特举形式出现，显然带有某种应急、权宜的成分在其中。
察举秀才之士，就其被举者的资历来看，已仕官吏及被举孝廉占相当大比例，更强调精选；就其被任用情况来看，出仕多为县令或相当于县令一级的官职，这与孝廉多数仅仅拜郎的使用情况有很大不同。
一般说来，孝廉任郎中秩比三百石，而秀才任县令秩千石至六百石。
显然秀才的使用远较孝廉为重。
至于个别秀才，起家则拜二千石，当属特例，但亦同样反映了其任用之重。
举秀才的另一特点则在于举主的多样性。
其举主除州、郡外，还有列侯、丞相、光禄勋、御史、中二千石及派员专举等。
这与举孝廉几乎清一色由郡国举荐，迥然不同。
举秀才的第三个特点是人数少。
秀才举主虽具有多样性，但每年察举的人数却十分有限，学者研究认为“尚不及孝廉的十分之一”。
三、“自鬻”
在以察举为主体的汉代选官制度体系中，还存在许多其他的仕进途径作为必要的补充。
如辟除法，皇帝征召，试学童，博士弟子课试，博士三科，任子制，以及所谓的特种仕途等。
其中尤以特种仕途最为驳杂、繁复而且不稳定，但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特种仕途亦可发挥其独特的功效。
如纳货卖官，计吏拜官，以方伎为官，以财力为官等。
其中武帝一代尤以“自鬻”最为突出。
所谓“自鬻”，即毛遂自荐之意。
颜师古注“”曰“行卖也”，注“鬻”曰“亦卖也”。
《说文解字》“”字又作“”，从言从行，表示以言语弛说自我推荐之意。
也有人习惯上把此途直称为“上书求官”。
武帝统治前期“自鬻”风气盛极一时，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当时“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数。”其规模巨大，蔚为大观。
自鬻者的身份特殊，不合仕进之道。
《汉书·扬雄传》中称其“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倒颇符合实际情况。
考求“自鬻”风气大涨的社会背景，这种特殊的仕进之途与武帝统治前期整个西汉社会蒸蒸日上、追求建功立业的社会风尚有着密切联系。
在当时那种开放性社会环境下，国家内部相对安定稳固，对外交流空前活跃，经济、文化、军事发展兴旺，“重功利思进取”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
南方的珊瑚树、巨象，西方的美酒、宝马，东方的大海及神仙传说都刺激着汉帝国的每一根神经，全国上下都处于一种极为兴奋、渴求成功的氛围之中。
那种小国寡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观念至少在一些发达地区已被打破，求名逐利、建功立业的思潮高涨。
另一方面，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局势，较为宽松的言论环境也为下层知识分子、志士能人参与国家对内外政策讨论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选举制度的新变化、新发展，亦为有投身政治领域思想的下层人物提供了参与政治的希望与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讲，武帝统治前期与战国时期的用人环境有相似之处，其下层人士参政的欲望都具有相同性质的狂热。
而武帝作为一代新主，年轻的帝王，其对于人才选拔的不拘一格，也为“自鬻”大量出现制造了诱导性驱动力，正如《汉书·梅福传》中所指出的：“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鬻者不可胜数。”
《颜氏家训·省事篇》对于当时“自鬻”者上书的内容曾做过客观的分析，按其上书意向划分为四类：“攻人主之长短，谏诤之徒也；讦群臣之得失，讼诉之类也；陈国家之利害，对策之伍也；带私情之与夺，游说之俦也。”由此可见，武帝统治前期社会较为清明，直接来自社会下层的舆论，还是可以自由发展并上达最高统治者的。
武帝对于“自鬻”者基本上采取鼓励政策，像主父偃、朱买臣、东方朔、徐乐、严安、终军等一批对西汉文治武功做出重大贡献的名臣，都是被武帝破格提拔的“自鬻”者中的佼佼者。
史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并非言过其实。
由于“自鬻”所依赖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本身具有不稳定性，其实现基础显得极为薄弱，当武帝执政时代的黄金时期过去后，“自鬻”的热潮亦不复重现。
而伴随儒学的日益显赫，其讲求尊卑、等级，强调师承、班辈的风气对“自鬻”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后世历代，再没有出现过像武帝时的“自鬻”热潮。
这也是东汉以后，统治阶级丧失了昔日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历史地位明显发生变化的必然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