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空前强盛与挥霍无度
一、西汉帝国的巅峰
汉武帝在位期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在对外关系上，都采取了重大的变革，这些变革措施的推行使西汉王朝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富强和文明。
后世有“汉唐盛世”的说法，其中的汉盛世主要即指汉武帝统治中后期西汉王朝出现的繁荣强盛局面。
汉武帝对汉盛世局面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西汉帝国的空前强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疆域广大，政令一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在东起大海，西至流沙，南到象郡，北抵长城的宽广国土上建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制国家。
这已为当时的世界所瞩目。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由于匈奴的不断侵扰，各诸侯国叛乱频繁，使汉廷直接控制的版图有所缩小。
以秦郡为例，汉失其五，九原没入匈奴，南海、桂林、象郡为赵佗割据；上郡、陇西、北地三郡故塞（秦昭襄王长城）以外地区也为匈奴所占。
总之，直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１３５）以前，西汉王朝的疆域未有所扩大。
但是，自从元朔二年（前１２７）以后，汉武帝通过不断的征伐、开拓，西汉王朝的疆域逐渐扩大。
元朔二年，卫青、李息首先收复河南地，置朔方、五原二郡，使北方疆域恢复了秦时的规模。
元狩二年（前１２１）汉武帝在河西地置武威、酒泉郡，战胜匈奴后又于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分置张掖、敦煌郡。
同在元鼎六年，杨仆等平定南越吕嘉后，亡其地置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灭闽越后以其地入会稽郡。
再度开发西南夷后，置、武都、汶山、沈黎、越诸郡。
元封二年（前１０９），又开发云南地区置益州郡。
东北地区，元封三年（前１０８）灭朝鲜及其附庸后，置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
此外，西域广大地区的诸国大多都向西汉王朝进贡通好或上表称臣，西羌也表示归顺。
此时，西汉王朝的疆域东起朝鲜半岛东海岸，西至遥远的西域，北到阴山、大漠以北，南抵今越南中部一带。
这样一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大帝国，使我们伟大祖国的版图在此时已初具规模。
西汉王朝在全国一律实行郡国制，把这样辽阔而广大的国土完全统一在一个帝国政权之下。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全国共有郡国１０９个，其中王国１８个，郡９１个。
当时存在的王国经过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及种种限制后，在政治上早已不起作用。
王国大者不过十余城，小则仅三四县而已。
王国内的一切行政、司法大权都操纵在皇帝任命的相国手中，封王只是坐食租税而已，其同郡已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郡、国下置县，少数民族地区设道，县、道下设乡、里、亭组织。
西汉王朝在首都长安设有由“三公九卿”组成的朝廷，而郡、县的官吏均由中央朝廷任免。
这样，汉武帝通过操纵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把空前广大的西汉王朝完全置于自己一人有效的控制之下。
另外，如前所述，汉武帝还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加强中央集权。
像设立“中朝”（亦称内朝），以削弱相权；实行新的选拔官吏制度，以扩大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加强中央军力，注重首都和皇宫的防御等等。
为了打击地方割据、豪强势力，除了以“推恩令”削弱诸侯王外，还制定诸如“左官律”“附益法”等法律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禁止他们网罗人才，同时，还设置刺史，加强对地方的监察管理。
总之，汉武帝不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通过各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上也达到空前统一，并为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巩固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历史发展表明，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只有统一才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并确保自己的独立。
西汉王朝的空前统一和安定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汉武帝在位时期，在汉初对生产关系有所调整的基础上，采取了更有效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措施，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到他统治的中后期，西汉王朝逐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最文明的国家之一。
（二）农业生产的发展汉武帝时期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和进步，主要表现在牛耕的使用更加普遍、铁农具的推广、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和耕作技术的显著改进等方面。
牛耕技术始于春秋，但到汉初，牲畜极度缺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大部分农民只得用人力耕地。
汉政府为了促进耕牛的迅速繁殖，下令禁止宰杀耕牛，规定杀牛、盗牛者都要受到严刑处罚。
到汉武帝时，黄河流域的牛耕逐渐盛行起来了，各地普遍使用牛耕。
牛耕相对于人力耕种，大大节省了劳动力，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汉武帝实行的盐铁垄断政策，使得政府可以集中人力资源进行铁器生产，铁制农器的数量和种类大为增加，它的使用也更为广泛，不仅中原地区大量使用铁农具，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逐渐推广、使用铁农具。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还为兴修水利提供了便利条件。
而且，武帝也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
前文已经指出武帝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关中六渠的修筑，为发展关中农业生产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治理黄河是汉武帝在位期间更大的一项水利工程。
元光三年（前１３２），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十六郡。
元封二年（前１０９），汉武帝派大臣率领数万人，决心堵住决口二十余年的瓠子口。
他亲自到达治河现场，举行祭祀仪式，并命令上自将军下至小吏的群臣都“负薪”而往，以示治河的决心和对治河劳动的支持。
这次治理终于控制住了黄河水患，此后八十余年，黄河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水灾。
随着农具制作的进步，农田水利的兴修，农业耕作技术也大为发展。
而这一切又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农田得到大量垦辟，农作物的种类逐渐增多，产量也大大提高，人口迅速增殖。
尤其武帝晚年，任用农业专家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其代田法及各种新农具，为以后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此，后文将详加论述。
（三）手工业的发展汉武帝时期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铁器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当时的手工业，从经营方式看，有家庭、个体和官营手工业等类型；生产的目的除了自给自足之外，还出现了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较大规模的手工业经营。
手工业生产部门也逐渐齐全，专业性大大增强，今天我们能够考见的当时的手工业部门就有冶金、纺织、制盐、建筑、造舟、造车、皮革加工、酿造、制陶、漆器制造、编织业等等。
而且在各生产部门，工种之间的分工也日益细密。
冶金业是汉武帝时期规模最大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之一，当时冶金技术相当成熟，冶炼工序集中，设备齐全。
现代考古发现了许多汉代规模宏大的冶铁遗址，其中相当部分都是汉武帝时期的。
当时铸造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耙、椎、锄、铲、镰等等，手工业生产工具有锤、斧、锯、凿、钉、“牢盆”等等，兵器有刀、斧、矛、戟等等，日用器物的丰富自不必说。
纺织业是汉武帝时期另一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当时纺织原料主要有丝和麻，而此时发达的桑麻生产则为纺织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
西汉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许多规模巨大的官营纺织业作坊，大工商业者经营的纺织业也同样兴盛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说，通邑大都中从事买卖“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者”，可以“比千乘之家”。
官僚地主也常常自营纺织，而民间则是纺织业分布最广泛的地方，成为当时最普遍的家庭手工业。
随着纺织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消费的纺织品数量有了明显增加。
《汉书·贾谊传》载：“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
白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这则材料虽然只讲了文帝时的情形，但由此不难推见，武帝时纺织品数量更为增多，而其消费面也更加扩大。
当时，不仅统治阶级耗费着大量纺织品，汉武帝用于赏赐或发放的纺织品数量也相当惊人。
中原地区的纺织品还通过赏赐、贸易等渠道大量输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
汉武帝时，匈奴单于上书要求岁给“杂缯万匹”和张骞通西域时“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便是明证。
至于其他手工业部门的发展情况，同样取得了巨大进步，不再一一赘述。
（四）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汉武帝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汉初虽然曾经禁止商人衣丝乘车、做官为吏，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山泽禁令的放弛，给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非常活跃，甚至“富埒天子”，“交通王侯”，势力强大。
当时商业经营范围很广，市场上充满着粮食、盐、油、酱、果类、菜类、牛、马、羊、布、帛、皮革、水产等丰富的商品。
商业的繁荣，又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京师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长安城始建于汉初，中经惠帝修筑城墙，武帝时又进一步扩建，使之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可以说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全长２２６００多米（相当于当时６０多里），超过当时西方最大的城市罗马城三倍以上。
城墙四周每面有三个城门，可容纳四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通十分便利。
城中部和南部是宫殿区，辉煌的宫殿群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有东、西等九市，是繁华的商业区；城北一部分为一般居民区，占全城十分之一左右。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长安城有八万八百户，如以每户平均五人计，人口则当在四十万以上，可见其繁华之一斑。
长安不仅是一座繁华的城市，更是一座文明的城市。
汉武帝在这里设立太学，成为帝国最高学府，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学子来这里学习研究；他还在长安城内建立了收藏图书的“秘府”，派专人到各地搜罗整理图书；许多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都是在这里写成的。
长安城成为当时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集中反映了西汉帝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
当时西汉王朝的富强和文明，还表现在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市上。
洛阳水陆交通方便，商贾云集，物产丰富；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稠密，是齐鲁的中心；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宛（今河南南阳）冶铁业很发达，又是南北交通要道；成都有居民七万六千余户，人口亦近四十万，它的手工业，尤其是蜀锦，驰名全国。
在中原以外的地区，也有许多繁华的城市，比如江陵（今湖北江陵），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吴（今江苏苏州），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
远在岭南的番禺（今广州），也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许多物资都是从这里运出海外或进入中原的。
这些城市都集中反映了西汉帝国的繁盛局面，其中自然也包含了汉武帝时代。
西汉王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通过汉武帝时期开通的“丝绸之路”传向遥远的西方，同时，西汉王朝也不断通过此路引进外国文明。
中国的凿井技术、铁制工具都是在汉武帝时通过大宛传向西方的，大批精美的丝织品也是从长安辗转运送呈现在罗马皇帝面前的。
据西方记载，汉武帝元封五年（前１０６），第一支中国直达商队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波斯（今伊朗），随后，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汉帝国开展了定期的贸易交往。
西方的珍禽异兽和香料、水果及乐器也随着西方的使者、商人传入中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二、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
作为一代专制帝王，汉武帝本为进取尚武、好大喜功、癖好多多之人。
随着西汉王朝的日益强大和经济的发展、繁荣，更加刺激了唯我独尊的汉武帝的奢侈享乐欲望。
后世在帝王人物的类比上有“秦皇汉武”之说，这里首先褒扬了他们对于当时历史发展所起的某种巨大作用，同时也暗含了他们在个人的一生行动和生活上有许多类同之处，奢侈享乐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共同点。
但无奈秦王朝仅是一个短命的帝国，而汉武帝在位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因此，其生活上的奢侈和挥霍是大大超过秦始皇的。
汉武帝的挥霍无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略见一斑。
首先，汉武帝是一个好声色的帝王。
前文曾述，他在宫中就聚集了全国美人七八千人，并且定期更换。
仅从数以千计的后宫美女花费一项，就可以想象其靡费是多么巨大。
如此多的嫔妃宫女必须有相应的宫殿和物资供应，而汉武帝所要求的帷帐器用更是豪华富丽。
本书第五章第一节曾引《西京杂记》卷二的材料，说明桂宫设有“七宝床”“杂宝桉”等所谓“四宝”，仅仅一个宫的器用就如此豪华，全部宫殿的器用要挥霍掉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啊！
其次，汉武帝一生还极端喜欢兴造离宫别馆，供其腐朽生活上的享用。
在兴建宫殿楼阁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难以计算的。
如前文曾叙述过的太初元年（前１０４）修建的建章宫，就是一个规模宏伟、精美华丽的建筑群。
它由许多宫殿台阁组成，号称“千门万户”。
《汉书·西域传赞》中说，汉武帝“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壁，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其他像新建明光宫、桂宫、增修北宫，扩建上林苑，开凿昆明池，花费的人财物同样难以计算。
就是汉武帝死后的陵墓也准备好了，他的茂陵不仅是汉代帝王最大的陵墓，而且以陵墓为主更形成了规模巨大、繁华的茂陵邑。
总之，汉武帝在位时兴建的大量宫殿建筑，挥霍掉了全国相当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又一沉重负担。
再次，前文已述，汉武帝十分欣赏自己“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这种生活也引导着他“贪恋世味”，一心追求成仙，要求长生不死，为此一生所信方士的欺骗，花费的财物也是难以统计的。
那些“身怀方术”的方士们都受到汉武帝的宠信，不仅被封以高官，还被重赐黄金财物。
像“敢为大言”的方士栾大，数月之内便佩六印，赐邑两千户，赐甲第、童千人，车马帷帐不计其数，后来汉武帝索性还把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他，同时带去“十万金”的家财，使栾大突然间“贵震天下”，红极一时。
武帝又听方士说要成仙必须吃什么“承云表之清露”，他就下令在建章宫用铜建承露盘，高二十丈，大十围。
他花费了这么多的赏赐和财物，最终也还是没能成仙。
但是，为了长生不老，甚至仅仅是为了精神上的安慰和满足，汉武帝都会不惜一切去做的。
更为劳民伤财的是汉武帝频繁的出巡活动。
他从即位以后直到晚年，几乎每隔几年都要大规模地出巡一次，有时甚至连年出巡。
南到湘衡，北至塞外，东起海滨，西止陇西等，都留下了他巡游的踪迹。
出巡的目的固然有视察军备和民情的意思，但更主要的还是求仙、祭神、封禅。
汉武帝一生曾数次专门为求仙和祭神而至于海上；元封元年（前１１０）行封禅泰山大礼之后，其后五年一封修，成为定制。
每次巡游，随从的浩浩荡荡队伍的花费自不必说，其所到之处都必须预先建筑道路桥梁，修缮行宫殿宇，沿途设供迎候。
每次出巡以万亿计的花费，更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这也必然激起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反抗。
汉武帝在位期间，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在对外关系上，都采取了重大的变革，这些变革措施的推行使西汉王朝在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富强和文明。
后世有“汉唐盛世”的说法，其中的汉盛世主要即指汉武帝统治中后期西汉王朝出现的繁荣强盛局面。
汉武帝对汉盛世局面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西汉帝国的空前强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疆域广大，政令一出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在东起大海，西至流沙，南到象郡，北抵长城的宽广国土上建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制国家。
这已为当时的世界所瞩目。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由于匈奴的不断侵扰，各诸侯国叛乱频繁，使汉廷直接控制的版图有所缩小。
以秦郡为例，汉失其五，九原没入匈奴，南海、桂林、象郡为赵佗割据；上郡、陇西、北地三郡故塞（秦昭襄王长城）以外地区也为匈奴所占。
总之，直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１３５）以前，西汉王朝的疆域未有所扩大。
但是，自从元朔二年（前１２７）以后，汉武帝通过不断的征伐、开拓，西汉王朝的疆域逐渐扩大。
元朔二年，卫青、李息首先收复河南地，置朔方、五原二郡，使北方疆域恢复了秦时的规模。
元狩二年（前１２１）汉武帝在河西地置武威、酒泉郡，战胜匈奴后又于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分置张掖、敦煌郡。
同在元鼎六年，杨仆等平定南越吕嘉后，亡其地置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灭闽越后以其地入会稽郡。
再度开发西南夷后，置、武都、汶山、沈黎、越诸郡。
元封二年（前１０９），又开发云南地区置益州郡。
东北地区，元封三年（前１０８）灭朝鲜及其附庸后，置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
此外，西域广大地区的诸国大多都向西汉王朝进贡通好或上表称臣，西羌也表示归顺。
此时，西汉王朝的疆域东起朝鲜半岛东海岸，西至遥远的西域，北到阴山、大漠以北，南抵今越南中部一带。
这样一个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大帝国，使我们伟大祖国的版图在此时已初具规模。
西汉王朝在全国一律实行郡国制，把这样辽阔而广大的国土完全统一在一个帝国政权之下。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全国共有郡国１０９个，其中王国１８个，郡９１个。
当时存在的王国经过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及种种限制后，在政治上早已不起作用。
王国大者不过十余城，小则仅三四县而已。
王国内的一切行政、司法大权都操纵在皇帝任命的相国手中，封王只是坐食租税而已，其同郡已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郡、国下置县，少数民族地区设道，县、道下设乡、里、亭组织。
西汉王朝在首都长安设有由“三公九卿”组成的朝廷，而郡、县的官吏均由中央朝廷任免。
这样，汉武帝通过操纵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把空前广大的西汉王朝完全置于自己一人有效的控制之下。
另外，如前所述，汉武帝还采取各种手段，不断加强中央集权。
像设立“中朝”（亦称内朝），以削弱相权；实行新的选拔官吏制度，以扩大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加强中央军力，注重首都和皇宫的防御等等。
为了打击地方割据、豪强势力，除了以“推恩令”削弱诸侯王外，还制定诸如“左官律”“附益法”等法律限制诸侯王结党营私，禁止他们网罗人才，同时，还设置刺史，加强对地方的监察管理。
总之，汉武帝不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通过各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上也达到空前统一，并为这样一个庞大帝国的巩固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历史发展表明，像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只有统一才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并确保自己的独立。
西汉王朝的空前统一和安定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汉武帝在位时期，在汉初对生产关系有所调整的基础上，采取了更有效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措施，经过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到他统治的中后期，西汉王朝逐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最文明的国家之一。
（二）农业生产的发展汉武帝时期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和进步，主要表现在牛耕的使用更加普遍、铁农具的推广、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和耕作技术的显著改进等方面。
牛耕技术始于春秋，但到汉初，牲畜极度缺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大部分农民只得用人力耕地。
汉政府为了促进耕牛的迅速繁殖，下令禁止宰杀耕牛，规定杀牛、盗牛者都要受到严刑处罚。
到汉武帝时，黄河流域的牛耕逐渐盛行起来了，各地普遍使用牛耕。
牛耕相对于人力耕种，大大节省了劳动力，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汉武帝实行的盐铁垄断政策，使得政府可以集中人力资源进行铁器生产，铁制农器的数量和种类大为增加，它的使用也更为广泛，不仅中原地区大量使用铁农具，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逐渐推广、使用铁农具。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还为兴修水利提供了便利条件。
而且，武帝也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
前文已经指出武帝在位期间亲自主持了关中六渠的修筑，为发展关中农业生产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治理黄河是汉武帝在位期间更大的一项水利工程。
元光三年（前１３２），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十六郡。
元封二年（前１０９），汉武帝派大臣率领数万人，决心堵住决口二十余年的瓠子口。
他亲自到达治河现场，举行祭祀仪式，并命令上自将军下至小吏的群臣都“负薪”而往，以示治河的决心和对治河劳动的支持。
这次治理终于控制住了黄河水患，此后八十余年，黄河再也没有发生大的水灾。
随着农具制作的进步，农田水利的兴修，农业耕作技术也大为发展。
而这一切又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农业生产的发展，农田得到大量垦辟，农作物的种类逐渐增多，产量也大大提高，人口迅速增殖。
尤其武帝晚年，任用农业专家赵过为搜粟都尉，推行其代田法及各种新农具，为以后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此，后文将详加论述。
（三）手工业的发展汉武帝时期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铁器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当时的手工业，从经营方式看，有家庭、个体和官营手工业等类型；生产的目的除了自给自足之外，还出现了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较大规模的手工业经营。
手工业生产部门也逐渐齐全，专业性大大增强，今天我们能够考见的当时的手工业部门就有冶金、纺织、制盐、建筑、造舟、造车、皮革加工、酿造、制陶、漆器制造、编织业等等。
而且在各生产部门，工种之间的分工也日益细密。
冶金业是汉武帝时期规模最大的手工业生产部门之一，当时冶金技术相当成熟，冶炼工序集中，设备齐全。
现代考古发现了许多汉代规模宏大的冶铁遗址，其中相当部分都是汉武帝时期的。
当时铸造的农业生产工具有犁铧、耙、椎、锄、铲、镰等等，手工业生产工具有锤、斧、锯、凿、钉、“牢盆”等等，兵器有刀、斧、矛、戟等等，日用器物的丰富自不必说。
纺织业是汉武帝时期另一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当时纺织原料主要有丝和麻，而此时发达的桑麻生产则为纺织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
西汉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许多规模巨大的官营纺织业作坊，大工商业者经营的纺织业也同样兴盛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说，通邑大都中从事买卖“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者”，可以“比千乘之家”。
官僚地主也常常自营纺织，而民间则是纺织业分布最广泛的地方，成为当时最普遍的家庭手工业。
随着纺织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消费的纺织品数量有了明显增加。
《汉书·贾谊传》载：“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
白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这则材料虽然只讲了文帝时的情形，但由此不难推见，武帝时纺织品数量更为增多，而其消费面也更加扩大。
当时，不仅统治阶级耗费着大量纺织品，汉武帝用于赏赐或发放的纺织品数量也相当惊人。
中原地区的纺织品还通过赏赐、贸易等渠道大量输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
汉武帝时，匈奴单于上书要求岁给“杂缯万匹”和张骞通西域时“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便是明证。
至于其他手工业部门的发展情况，同样取得了巨大进步，不再一一赘述。
（四）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汉武帝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还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汉初虽然曾经禁止商人衣丝乘车、做官为吏，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山泽禁令的放弛，给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非常活跃，甚至“富埒天子”，“交通王侯”，势力强大。
当时商业经营范围很广，市场上充满着粮食、盐、油、酱、果类、菜类、牛、马、羊、布、帛、皮革、水产等丰富的商品。
商业的繁荣，又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
京师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长安城始建于汉初，中经惠帝修筑城墙，武帝时又进一步扩建，使之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城市，可以说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全长２２６００多米（相当于当时６０多里），超过当时西方最大的城市罗马城三倍以上。
城墙四周每面有三个城门，可容纳四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通十分便利。
城中部和南部是宫殿区，辉煌的宫殿群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有东、西等九市，是繁华的商业区；城北一部分为一般居民区，占全城十分之一左右。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长安城有八万八百户，如以每户平均五人计，人口则当在四十万以上，可见其繁华之一斑。
长安不仅是一座繁华的城市，更是一座文明的城市。
汉武帝在这里设立太学，成为帝国最高学府，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学子来这里学习研究；他还在长安城内建立了收藏图书的“秘府”，派专人到各地搜罗整理图书；许多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都是在这里写成的。
长安城成为当时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集中反映了西汉帝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程度。
当时西汉王朝的富强和文明，还表现在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市上。
洛阳水陆交通方便，商贾云集，物产丰富；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稠密，是齐鲁的中心；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宛（今河南南阳）冶铁业很发达，又是南北交通要道；成都有居民七万六千余户，人口亦近四十万，它的手工业，尤其是蜀锦，驰名全国。
在中原以外的地区，也有许多繁华的城市，比如江陵（今湖北江陵），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吴（今江苏苏州），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
远在岭南的番禺（今广州），也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许多物资都是从这里运出海外或进入中原的。
这些城市都集中反映了西汉帝国的繁盛局面，其中自然也包含了汉武帝时代。
西汉王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还通过汉武帝时期开通的“丝绸之路”传向遥远的西方，同时，西汉王朝也不断通过此路引进外国文明。
中国的凿井技术、铁制工具都是在汉武帝时通过大宛传向西方的，大批精美的丝织品也是从长安辗转运送呈现在罗马皇帝面前的。
据西方记载，汉武帝元封五年（前１０６），第一支中国直达商队沿着“丝绸之路”来到波斯（今伊朗），随后，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汉帝国开展了定期的贸易交往。
西方的珍禽异兽和香料、水果及乐器也随着西方的使者、商人传入中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二、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
作为一代专制帝王，汉武帝本为进取尚武、好大喜功、癖好多多之人。
随着西汉王朝的日益强大和经济的发展、繁荣，更加刺激了唯我独尊的汉武帝的奢侈享乐欲望。
后世在帝王人物的类比上有“秦皇汉武”之说，这里首先褒扬了他们对于当时历史发展所起的某种巨大作用，同时也暗含了他们在个人的一生行动和生活上有许多类同之处，奢侈享乐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共同点。
但无奈秦王朝仅是一个短命的帝国，而汉武帝在位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因此，其生活上的奢侈和挥霍是大大超过秦始皇的。
汉武帝的挥霍无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略见一斑。
首先，汉武帝是一个好声色的帝王。
前文曾述，他在宫中就聚集了全国美人七八千人，并且定期更换。
仅从数以千计的后宫美女花费一项，就可以想象其靡费是多么巨大。
如此多的嫔妃宫女必须有相应的宫殿和物资供应，而汉武帝所要求的帷帐器用更是豪华富丽。
本书第五章第一节曾引《西京杂记》卷二的材料，说明桂宫设有“七宝床”“杂宝桉”等所谓“四宝”，仅仅一个宫的器用就如此豪华，全部宫殿的器用要挥霍掉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啊！
其次，汉武帝一生还极端喜欢兴造离宫别馆，供其腐朽生活上的享用。
在兴建宫殿楼阁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难以计算的。
如前文曾叙述过的太初元年（前１０４）修建的建章宫，就是一个规模宏伟、精美华丽的建筑群。
它由许多宫殿台阁组成，号称“千门万户”。
《汉书·西域传赞》中说，汉武帝“营千门万户之宫，立神明通天之台，兴造甲乙之帐，落以随珠和壁，天子负黼依，袭翠被，冯玉几，而处其中。”其他像新建明光宫、桂宫、增修北宫，扩建上林苑，开凿昆明池，花费的人财物同样难以计算。
就是汉武帝死后的陵墓也准备好了，他的茂陵不仅是汉代帝王最大的陵墓，而且以陵墓为主更形成了规模巨大、繁华的茂陵邑。
总之，汉武帝在位时兴建的大量宫殿建筑，挥霍掉了全国相当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又一沉重负担。
再次，前文已述，汉武帝十分欣赏自己“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这种生活也引导着他“贪恋世味”，一心追求成仙，要求长生不死，为此一生所信方士的欺骗，花费的财物也是难以统计的。
那些“身怀方术”的方士们都受到汉武帝的宠信，不仅被封以高官，还被重赐黄金财物。
像“敢为大言”的方士栾大，数月之内便佩六印，赐邑两千户，赐甲第、童千人，车马帷帐不计其数，后来汉武帝索性还把女儿卫长公主嫁给他，同时带去“十万金”的家财，使栾大突然间“贵震天下”，红极一时。
武帝又听方士说要成仙必须吃什么“承云表之清露”，他就下令在建章宫用铜建承露盘，高二十丈，大十围。
他花费了这么多的赏赐和财物，最终也还是没能成仙。
但是，为了长生不老，甚至仅仅是为了精神上的安慰和满足，汉武帝都会不惜一切去做的。
更为劳民伤财的是汉武帝频繁的出巡活动。
他从即位以后直到晚年，几乎每隔几年都要大规模地出巡一次，有时甚至连年出巡。
南到湘衡，北至塞外，东起海滨，西止陇西等，都留下了他巡游的踪迹。
出巡的目的固然有视察军备和民情的意思，但更主要的还是求仙、祭神、封禅。
汉武帝一生曾数次专门为求仙和祭神而至于海上；元封元年（前１１０）行封禅泰山大礼之后，其后五年一封修，成为定制。
每次巡游，随从的浩浩荡荡队伍的花费自不必说，其所到之处都必须预先建筑道路桥梁，修缮行宫殿宇，沿途设供迎候。
每次出巡以万亿计的花费，更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负担，这也必然激起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