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显

复出后的工作情况

一　在省财办的领导岗位上

省革委会财贸办公室是1971年11月份为了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的。主任由解放军总后勤部驻西安办事处的政委阎子庆担任。副主任是老财办主任王慈。阎政委和王慈对刘邦显的上任表示了真诚地欢迎。尤其是阎政委反复表示，自己是军队后勤系统的政工干部，从未搞过经济工作，虽然自己是一把手，但实在力不从心。王慈是财贸系统的老人，过去的情况很熟悉，但在这新的体制下，常感无从下手，难以开展工作。对刘邦显的到来，他感到自己再不孤单了，凡事总有个懂行的人交换意见。担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一个前省委领导，专门约见了刘邦显，告诉他现在的工作和“文化大革命”前的不同，担任各口一把手的多是军队的领导，方法偏重直来直去，行政命令，对地方经济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往往考虑得不够周全，提醒刘邦显在工作中和他们加强沟通，具体交代布置上一定要非常细致、具体。

刘邦显明白了现时的情况后决心多看少说，逐步深入。他到了省财政局和担任领导小组组长的刘子隆深入交谈，又向副组长薛际春全面了解全省的财政状况；他到省粮食局，和老部下，现粮食局主要负责人孙定一全面分析了全省的粮食收购、消费及储备情况，又由惠云武副组长陪同，查看了部分粮库；省商业局当时由于王慈兼任一把手，他和王慈多次交流了意见后，又与负责人张明德一块儿实地了解省百货公司等企业的经营状况。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和在省委财贸部当部长时的体会告诉他，财贸工作是经济领域的综合性工作，成绩和问题往往反映在上边，实际问题却常常在下边。要真正搞好财贸工作，必须扎根基层，解剖麻雀。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一把手阎子庆，又向省革委会主管经济工作的副主任进行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同意由他带领一个包括由有关厅局负责人组成的工作组，下到乡镇搞调研，然后向省革委会提出具体的报告。一位领导还感动地说：现在，主动要求下基层的领导非常少了，你刘邦显还是老作风啊！

刘邦显带着一个20人左右的工作组，来到周至县马召镇，住了下来。这是终南山脚下的一个乡，南边是秦岭，北边是渭河平原，镇子东边就是黑河，往南进山，首先可以看到风景秀丽的金盆湾，再往里行，山大沟深，林木茂密，多种珍稀动、植物隐藏在其中，往北看，一马平川，小麦、玉米、水稻，多种粮食作物的产量在全省都是有名的。沿着浅山一代，是当时陕西的水果产量相对集中的地方。这就是陕西人常说的“金周至，银户县，白菜心心泾、三原”。周至是一个多种经济作物的综合产销宝地。也是一个经济工作综合考察的最佳地点。刘邦显带着他的工作人员开始了具体分工，全面考察。从产量、价格、销售、储存入手，到老百姓的收入、消费、购买等环节，扎实、细致、具体列明写清。半年后，一个翔实具体的报告交给了省革委会。

此时，张毅忱也被任命为省财办副主任。这是一个资历很老的同志，20世纪50年代就是陕西省的副省长，后被调到西北局任财办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前不久，再次返回陕西任副省长。“文化大革命”中，也同样经历了急风暴雨的冲击。

1973年底，阎子庆政委的地方工作告一段落，返回部队。省财办拟选一位新的一把手。是外派还是在原有的副手中产生，刘邦显首先向组织表明了态度：如果是调入一个一把手，他会积极支持新的一把手的工作，如果是在现有的三个人选中产生一位，其他两位都比他更合适。张毅忱是资历很老的同志，财贸战线工作时间很长；王慈对这一行业的情况最清楚、最熟悉。不论组织定下哪一位，他都会积极支持、配和工作的。在省革委会关于省财办一把手的人选的讨论会上，已从省农办主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前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非常明确地表示：从外调人既无合适人选，也不恰当。现在的三个成员两个都是前副省长，虽然张毅忱的资历最老，虽然王慈的情况很熟，但是，刘邦显的人品很好，作风也深入。同样，他的情况也熟，资历也比较老。中央要求的省级干部每年下基层不少于一年的三分之一时间，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没有几个人，但是，刘邦显是做到了。经过在财贸系统干部中进一步的了解，霍士廉的意见被接纳，刘邦显的支持者也是最多的。1973年12月，刘邦显开始任省财办主任。

担任了省财办主任后，刘邦显对张毅忱很尊重，又经常征询王慈对具体工作的意见，重大问题，一块儿研究协商。具体事项在决定前，先分别征求他们两个人的意见后，再拍板。规章制度他带头执行，生活实际问题，常常优先考虑其他两个人。因此，这个班子是团结的、祥和的。

二　探望胡耀邦

1974年刘邦显到北京开会。这是时隔九年的第一次进京。这次进京，他有一个不愿告诉任何人的心愿：他要去探视胡耀邦！经过多方打听，他探到了胡耀邦的家庭住址。一日傍晚，住在前门饭店的刘邦显将晚上的两张晚会票交给在北京工作的大儿子刘少峰夫妇，带着他八九岁的大孙女刘媛，徒步转悠，信步从天门广场走出前门，到前门大街，拐入一个胡同，敲开了胡耀邦的家门。这是一个北京前门外的老式院落。当时，院中住着胡耀邦和另一位老干部。

胡耀邦万万没有想到，长达九年未曾见面，又都遭受折磨，刘邦显会突然降临他家。两人相互凝视了许久，甚至忘了基本的问候。

随后，两人亲切地交谈起来，恨不得一下子把分别九年的情况全倾诉出来。胡耀邦的夫人李昭过来，牵着刘媛到另外一个房间玩耍，让这两个好朋友促膝谈心。

刘邦显和胡耀邦从现在的处境谈到了过去的遭遇，在说到赵守一、李启明等人仍在监护中时，胡耀邦说，不管怎么批判，他们的问题仍没有定性。我如果出来工作，一定会给他们鸣冤的。胡耀邦还对刘邦显讲道，较长时间没有工作，时间充足，他看到了很多书，体会不少，认识面宽多了。

时间过得很快，不觉到了吃夜宵时间，胡耀邦叫夫人李昭给刘邦显准备了面条，还专门做了油泼辣子。胡耀邦笑着说，我是湖南人，不吃你们陕西的裤带面，我吃米饭了。在饭桌上，刘邦显真诚地对胡耀邦说：老兄，你的正直、魄力和斗争精神无可挑剔，但是，还要善于斗争。胡耀邦感激地回答：不止一个朋友这样说我了，但是，在陕西的朋友中，你是很早就当面给我直言提出的。

分别的时候，胡耀邦拉住刘邦显的手，意味深长地提醒道：你虽然出来工作了，但是，那几个家伙还在主要位置上，周总理病重，处境仍然很艰难，你要加倍小心呀。

三　宝鸡任上，艰难主事

1974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两股政治势力都在迅速上升着。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在国内、国际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老干部被解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了，经济工作的起色也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首的四人帮的夺权意识越来越明显。而周恩来总理的身体病重到了已不能坚持正常工作了。不久，经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实际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者。

邓小平在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对经济领域和军队的全面整顿。到1975年春夏，整顿工作全面进入高潮。

在陕西，主持经济工作的实际负责人霍士廉看到全国明显在变化的形势，反观仍然墨守成规的陕西经济落后的现状，心急如火。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提出：工作要上去，干部就要下去！精兵强将一定要充实到第一线。有能力、有经验的领导可到第一线兼职。只有抓好下边的工作，全省的经济形势才会根本改变。在征得一把手李瑞山的同意后，霍士廉亲自点将：原西北局农工部部长、现省农办主任李登瀛兼任渭南地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现省财办主任刘邦显兼任宝鸡市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原西北局候补书记王林任省委常委兼西安市委书记和市革委会主任。这三人的任务就是要把整个关中经济中心带的工作搞上去，带动整个陕西省。从1974年底到1975年初秋，他们分头上任了。

刘邦显是1975年9月，最后一个被任命兼宝鸡市委书记的。到宝鸡去，他先见了临时主持工作的军代表杨建鼎和领导班子成员，未及进入工作状态，便急匆匆地以宝鸡市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和省财办主任的双重身份，参加由邓小平主持、华国锋等中央负责人参加领导的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这期间，发生的两件大事对刘邦显的影响相当大。

第一件事：刘邦显最爱的儿子刘少雄被迫害致死。刘少雄是刘邦显的第四个儿子，1951年6月出生，一直生活在刘邦显的身边。刘少雄从小有主见，个性刚强，处事坚毅，好学上进。1964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校，担任学生干部，在同学中威信很高。“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也加入红卫兵，破“四旧”、批“牛鬼蛇神”。但是，当运动进展到全面批斗游街、群众尖锐对立时，他悄悄地淡出了，开始阅读《毛泽东选集》和马列著作。一年多以后，他向亲朋好友倾吐了他的观点：“文化大革命”的这种做法是反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发动的这场“革命”，是违反宪法的，也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他的兄长劝告他，党内斗争很复杂，让他不要乱说，因为这些言论当时是“反革命”言论啊！可刘少雄坚持：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能颠倒黑白，把错的说成是对的！接着，他和一些有共鸣的人竟然效仿共产党早期的做法，进行准备，欲以实际行动反对当时的错误。因此1971年初，刘少雄被捕了，在陕西省体育场3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这个19岁的青年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押回下放地麟游县刘铁沟强制劳动改造。刘少雄仍不服气，在劳改中，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书写了数万字的读书笔记，越发坚定了自己的认识。他给自己更名为“明春”，坚信现在的乌云是暂时的，未来的中华大地一定是春色满园。可是，他住的破窑倒塌了半边，无人问津；他不断的申诉，无人搭理；他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甚至严寒的冬天没有基本的防寒设施。在这个四周荒无人烟的荒沟畔，他还要被经常训斥和批斗。肉体的残酷折磨、精神的反复摧残、孤立无援的处境，致使这个年轻人的神经系统错乱了。远在西安惦念着他的父母毫不知情，仍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来要求，来教育。刘邦显甚至有时用很严厉的训斥或说教来对待这个他最爱的“反革命”儿子。1974年秋，省精神病院收治了这个患有重度精神分裂症的年轻人。后悔的刘邦显虽然开始尽力予以弥补，加倍对刘少雄给予关心和体贴，可是“反革命分子”这顶帽子仍然是他与儿子无法逾越的鸿沟。1975年10月6日，刘少雄坚持着他至死不改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带着太多的人生遗憾，离开了人间。他那数万字的学习笔记被抄没后用火烧掉。四个兄弟瞒着父母，将刘少雄的骨灰撒入渭水，流入黄河，流向大海，去拥抱整个世界。从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兴冲冲回家的刘邦显听到这个消息后，几乎瘫倒在地。整整三天，他回到家中，不说一句话。第四天，他仍然沉默着出了门，坐上驶向宝鸡的汽车。

一年以后，“四人帮”彻底垮台了。两年后彻底为刘少雄平反。不久，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和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完全证实了刘少雄当初的认识。

第二件事：在这次去宝鸡前，霍士廉推心置腹地与刘邦显交谈了一次。说去宝鸡兼职一事，完全是他竭力推荐。他相信凭刘邦显的能力和作风，一定会搞好的。可是形势又有变化，江青、张春桥一伙又大力推出“评水浒、批宋江”，把矛头直对周总理和邓小平。未来的风向不知会如何变。看来，此去宝鸡不是他原来设想的那样简单了。他提醒刘邦显，一定要谨慎。形势真有了变化，一定要善于保护自己。刘邦显感激地接纳了霍士廉的建议。

初到宝鸡，邓小平、叶剑英两位副主席抓整顿的精神余温还在。“评水浒，批宋江”的热潮还未形成。刘邦显抓住这有利时机，大力推行以建立岗位责任制为重点的企业整顿，决心把经济搞上去。但是，好景不长，“评水浒，批宋江”的歪风渐渐在宝鸡刮起来了。有关邓小平干不长的消息越传越广。从正常的报刊、广播上也可以看出，邓小平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刘邦显的心越揪越紧，他越来越替邓小平担心，越来越感到风向不对头。他想起了霍士廉的临别赠言，把市委的工作交给军代表杨建鼎管，自己干脆带着一些人，对宝鸡市所辖的县一个一个地实地考察，面对面地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既躲过了令人讨厌的运动，又抓了实际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中华大地，仿佛天塌了。广大人民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之中，人们对国家未来的命运充满了忧患。“四人帮”却反其道而行之，违背民意，对周恩来的丧事作了许多限制规定。在宝鸡的刘邦显万分生气，他布置说：咱们一定要悼念。他在市委带头戴上黑纱，给周恩来开了追悼会。但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终于在全国如12级台风般刮了起来。省革委会在省上召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动员大会，要求各地市的领导带头在会上洗刷邓的流毒，一个一个表态。无奈的刘邦显只好在会上检讨自己，承认右倾，在宝鸡执行了邓的“整顿为纲”。他又想，回宝鸡后如何贯彻传达？于是暗下决心，反正自己决不胡说！就拿这次省上的文件和李瑞山、黄经耀、周茂芹等革委会领导的讲话，照本宣科。

回宝鸡后，宝鸡市在凤翔召开了“批邓反击右倾犯案风”的动员大会。作为一把手，刘邦显不得不在这个会上进行了动员，但他的动员报告内容，基本是省革委会某个主要领导讲话的翻版。

1976年4月5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国内形势更加恶化了，正常的经济工作，根本无从抓起。刘邦显又听说北京执行整顿工作颇有成效的万里、周荣鑫等几个同志再次被轰下台，被批判时，痛苦极了。公开场合，他还得说大话、套话、假话，内心深处，他痛苦极了。刘邦显病倒了。他的爱人雷田颖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到宝鸡，照顾他的病体，支撑着他坚持渡过难熬的日子。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华夏大地的天，再一次驱走乌云见晴天。全国人民，自发地走上街头欢庆、祝贺，被压抑太久的人民脸上布满了最坦诚又欢欣的笑容。一连数十天，到处是庆祝，到处是欢笑。

1977年，刘邦显回到省上，继续干他的省财办主任的工作。为了抢回失去的时间，他再次主动提出下到基层，掌握第一手的情况，指导全局工作。他带着一些人来到了大荔，深入实际，几乎大半年时间，他深入在基层，心里感到踏实和欣慰。

刘邦显没有想到，这时，远在北京的一个正逐渐进入中央核心圈的挚友却在关心着他，打听着他的情况，这个人就是胡耀邦。

1979年，在胡耀邦、王任重、马文瑞等领导的直接干预与督促下，刘邦显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被错误批判的事件得到了彻底平反。中共陕西省委专门下了文件，推翻了强加给刘邦显的一切不实之词，取消了加在刘邦显头上的全部罪名，肯定了刘邦显的工作。这一年底，作为拟产生的新一届省政府的领导人选，刘邦显被列为副省长的候选人。

四　再次担任副省长

20世纪80年代初，刘邦显再次被选为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同时，兼任着陕西省财贸委员会主任，掌管着全省财政经济工作的大权。刘邦显又恢复老作风，工作没日没夜地干，经常加班加点，经常下乡到基层。一个显著变化是，他深知自己这一代人年龄大了，事业要后继有人，就得选年轻人上来。他把自己在工作中考察过的人品端正、懂业务的中青年，不断地推荐给组织部门。不久，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进入厅级领导岗位，不少青年也任县处级的部门领导。为了使这些新一代的领导有一个好的作风，他在生活作风中，坚持艰苦朴素，带头勤俭节约。公车不准私用，公家的礼品要缴公，一滴水、一口粮、一度电，他都带头节省。事事以身作则，处处起模范作用。社会上逐渐兴起的请客送礼之风，他在机关带头拒绝接受，拒绝参加，并要求子女绝不能倒在这股歪风邪气之下。家中的正厅里，他仍然挂着那幅边框已泛黄的毛泽东手写体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时刻提醒着他和家人。

五　胡耀邦的谆谆教导

1983年秋，刘邦显与省委书记处书记董继昌去北京开工作会议。在北京，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霍士廉热情地把刘邦显请到自己在北京的家中，广泛地叙谈了一番。在谈到陕西的工作时，霍士廉建议他如有机会，最好给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汇报一下。在会议还未结束时，刘邦显突然大出血，被送到会议临时定点的北京朝阳医院救治。西安的家属们得知这个消息后，二儿子、三儿媳和老伴雷田颖急飞北京，和在北京工作的大儿子、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经贸部两个外贸法律制定讨论会的三儿子一起，排班24小时陪护刘邦显。刘邦显在北京的一些老战友、老同学杨克等人也纷纷来探视。老同学、时任中央劳动人事部部长的赵守一，更是每两天必来一次，来时第一句问候话，总是那句“女子娃，好些了没有”。躺在病床上的刘邦显想得很多，他最想的是能尽快见胡耀邦一面，把心里所想的给这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自己的挚友一吐为快。赵守一帮他联系了两次，均是秘书接的电话，未给予确切答复。他又给来探视他的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白治民提出这一要求，结果相同。直到他的老上级，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来到医院看望他，他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时，习仲勋一口答应，一定当面给胡耀邦讲到！

胡耀邦太忙了，平均一天只有五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所以，秘书把他们要求压了下来，胡耀邦得知后严厉地批评了秘书，并明确指示，安排好所有工作，三天之内一定要亲自去朝阳医院。权衡多种因素后，最终秘书还是通知朝阳医院，做好一切急救的准备，将刘邦显送到中南海胡耀邦的办公室来。

1983年11月底的一天午后，在几名医护人员和刘邦显秘书及二儿子的陪同下，刘邦显被一辆急救装备齐全的救护车接到了胡耀邦的中南海办公室中。胡耀邦扶着刘邦显到他休息的内室，让刘斜躺下，两个人开始了刘邦显毕生铭刻在心的一次长谈。

刘邦显首先谈了陕西工作的现状、问题的根源，明确提出，希望中央能派赵守一回陕主持工作。因为，从情况熟悉到工作能力，赵都堪当此任。沉思了一会儿的胡耀邦是这样回答的：你说的陕西的情况我知道，问题的原因也如你所说。我与习仲勋等同志商量过，正在考虑如何解决。对守一同志的评价和能力，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你恐怕不知道，经过十三年的折磨，守一的心脏病相当严重。让他回陕，能力不担心，身体却不放心。在北京，他只是主持一个方面的部门工作，相对轻松，有问题也可及时碰头解决，医疗条件也比陕西好得多。如果回陕西主持全面工作，他的心脏是负担不起的。

刘邦显万万没有想到，胡耀邦是如此关心爱护一个干部的，在使用上，又是如此全面、周到的考虑的，他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接着，刘邦显谈到了往事，又谈到当年西北局对胡耀邦的批判及做法，直率地给胡耀邦说：陕西不少老同志对你有意见！难道忘了西北局这个人是怎样整你的？胡耀邦笑了笑后，是这样回答的：邦显，你我都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都算是老同志了。可你想过没有，论年龄，这个人比你我都大，论资格，比你我都老，论经受的苦难，比你我的遭遇都更悲惨呀。他在敌人的牢狱中蹲了六年，又被我们自己人关了七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虽都受到折磨，时至今日，你我还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家。可他呢？是家破人亡啊！不错，他整了你，整了我，还整过不少人。可你再想想，你和我这几十年中就没有整错过人吗？在那个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中，我们都受过整，可也都不同程度的整过人呀！所以，把这些事不要太着重到某个人身上，这是我们党在那个时期的失误。只要不是康生、“四人帮”那些品质恶劣者，对具体的执行人，不要太着重个人的责任了。我坚信，大多数人都会重新总结我党几十年斗来斗去的经验教训的。你是我的好朋友，是陕西的老同志，回去给大家讲清这个道理。只要是我仍在这个岗位上负责，绝不允许党内再烙烧饼似的翻来斗去了。

刘邦显用一种全新的目光看着胡耀邦，这是一个思想境界和品格远远高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领导者。他完全折服了。

刘邦显又坦诚地谈了第三个问题，说：对耀邦的人品、能力、水平绝对佩服。但是，心中总有一种担忧，因为耀邦太直率了，对人也太坦诚了，具体事的方法也往往考虑得少。作为好朋友、知己、下级，他还是想提醒一下。胡耀邦亲切地回答道：不错，你不止一次提醒过我，守一他们几个同志和你一样也提醒过我。这个党的最高职务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历史把我推到这个岗位上，我能撒手不干吗？我只能向小平、陈云他们建议，适当的时间让我下来。邦显，我们都是老同志了，马克思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只有用自己很有限的时间多为中国的老百姓干些好事。斗来斗去，斗了几十年，我们亏欠老百姓的太多了。可中国的老百姓多好哇，他们仍然拥护我们，支持我们，也期待着我们。放心，我是反对终身制的。你回陕西后，替我问候那些一块工作过的老同志。特别告诉他们，在最后的有限时间中，全力做好为人民的事，不要再揪着历史的陈账，抛弃那些包袱吧。这样，去见马克思的时候，才不会后悔。

回到医院的刘邦显，久久不能平静。胡耀邦高瞻远瞩的言谈，一直翻腾在他的脑海里。晚上，三儿子来陪护他，看到他异常的神情时，问他怎么了。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耀邦比我了解想象的高尚得多，他是个真真正正的无私的伟人！

六　一线退出担任顾问

66岁生日过后，刘邦显从一线副省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担任省政府顾问，主要协助全面抓经济工作的孙克华副省长处理有关工作，同时，给刚调来陕西任省长的李庆伟同志当好参谋。

李庆伟是初次来陕西工作。听一些老陕西介绍，刘邦显是陕西的老人，是“文化大革命”前就管过陕西财贸、农业和文教等工作的老常委副省长，长年在基层蹲点，实际情况非常熟悉。他便登门请刘邦显陪同到陕北、陕南和关中各地去做调查。刘邦显不顾年老体弱，每次都答应，并亲自陪同，详细介绍情况，讲解当地的特点，提出一些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建议。在李庆伟任省长的近四年时间里，刘邦显成了他不可缺少的好参谋和陕西情况的“活字典”。

孙克华副省长在全面抓经济的工作中，更是和刘邦显经常通气、商讨。甚至财贸方面的有关事项和决定，几乎放手让刘邦显作出最后决定，直接参与决策。但是，刘邦显总是注意摆正自己的位置。他总是提出建议，请孙克华最后拍板，一旦决定，在实际贯彻中，积极配合。两个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成为亲密的好朋友。

张勃兴1986年底任陕西省省长。他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财政部门汇报说：全省财政状况相当困难，希望新任省长能跑跑中央，喊喊困难，争取中央给陕西拨付一些资金。张勃兴感到非常为难，他希望得到管财贸多年的老副省长，现任省政府顾问的刘邦显的帮助。刘邦显了解了情况后，对张勃兴讲：走，我跟你去省财政厅。两个人到了财政厅，厅里的负责人仍然是哭穷，希望省政府能向中央要点钱。刘邦显笑道：要我帮你们算账吗？接着，他把陕西历年来的财政收支情况一笔一笔地列出，又把1986年当年的收入、支出列出，最后的数据很清楚地显示，不是账上没钱，而是还有一定的盈余。财政厅几个负责人无可奈何地苦笑了。刘邦显最后对财政厅的几位领导苦口婆心地讲：希望得到中央财政支持的心愿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给新任省长汇报假情况。希望你们今后扎扎实实地支持张勃兴省长的工作，如实汇报、反映。这件事，张勃兴一直记在心里。2007年3月3日，在刘邦显家设的灵堂吊唁后，张勃兴又将这件事讲给当时在灵堂前的每一个人。

1987年10月，年已71岁的刘邦显彻底地离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