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显

坚持原则　克己奉公

雷田颖

邦显离开我和孩子们已四个月了。作为七十年的战友，六十七年的夫妻，这几个月，两个人共同战斗、生活的各种经历，不时在我脑中泛起。许多回忆是甜美的，有些却是苦涩的。最近，孩子们告诉我正在准备给邦显写一些回忆文章，问我和邦显的七十年相识及共同生活的经历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我想了又想，觉得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八个字：坚持原则，一心为公！

1936年，抗日救国的高潮把当时只有十五岁、在西安培华女职上学的我也卷入到这一洪流之中。十二月九日，我和我们学校中的三个班同学及外校的许多热血青年一起，在到张学良的剿共总部、邵力子的省政府、杨虎城的绥靖公署请愿以后，奔上了去临潼向当时住在临潼华清池的蒋介石请愿的游行队伍中。在浐河桥头的十里铺，张学良追上我们，激昂地发表了讲话，并向我们保证，一周之内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三天过后，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住了，并扣在西安逼蒋停止内战，坚决抗日。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双十二事变”。从那以后，我开始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和许多爱国青年一起，四处宣传抗日救亡，演《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邦显的一个西师同学叫胡俊生，当时已是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具体负责和组织我们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在1938年4月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那时，我还不足十七岁。入党以后，我就成为培华女子职业中学的党组织的负责人。当时，全校仅四名共产党员，能够坚持党的救亡工作的只有两名。我常常感到势单力薄，力不从心。就在这时，邦显从西师毕业来到我们学校，从事行政工作。通过组织，我们彼此知道了党员的身份，我的心这才踏实了。初次相识，见邦显皮肤白皙，眼睛也大，举止沉稳，说话不多，感觉他似乎总有主见。以后，因党的工作，我们交往多起来，彼此也有了一定了解。这年夏、秋，日本人打到晋南，占领了中条山，直接威逼黄河和潼关。西安许多学校都考虑南迁到陕南。“培华”也准备南迁到汉中。我和邦显商量后，不随校南迁，直接到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组织关系因当时特殊情况，最后由邦显汇报给省委，是由省委的罗文治同志帮助予以办理的。初次相识、共事的几个月就这样匆匆结束了，我们相互之间也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1939年底，邦显到延安以后，先后在中央党校和马列学院学习，我们又见面了。我已由“抗大”集体转入“女大”上学。因为没有对敌斗争和工作的直接压力，我们的交往显得轻松，言谈的内容也多了起来。邦显还是那样慎言，那样庄重，有时又显得羞涩。我们谈学习，谈抗日，谈“培华”，也谈了到延安后的许多感受。不知不觉中，两个年轻人的心越来越靠近了。邦显的同乡、同学、好友张军在我们之间，总是扮演着一个红娘的作用。每一次相见，张军总是把我们俩往一块凑，千方百计给我们创造两个人单独交谈的机会，还不时给双方的一些同学、熟人散布一些促成的言语。那时，我们都年青，往往是五六个年青人一块散步，交谈。常常是好几个年青人逼我表态，或逼邦显开口。在延河水畔，在宝塔山下，在延安南关的老市场……都留下我们这些为抗日救国而聚到一起的热血青年的足迹，也留下我俩曾如何走到一块的倩影。1940年春，邦显满二十三岁，我满十九岁，在西北局秘书长贾拓夫的证婚下，我与邦显在延安结成了夫妻，开启了我们长达六十七年并肩战斗的历程。

1940年初，我从女大毕业，转入中央财经部办的会计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在中央粮食局会计处工作了三个月。这年夏天，邦显从马列学院毕业，我随他一起到陕西省委工作。陕西省委先在照金，后迁到旬邑县马栏镇。这年秋，邦显被省委任命为关中临潼县委书记，我随邦显一块去临潼开辟地下工作。在临潼县，我们多方努力，因是白区，难于立足，最后把立足点放在邦显的家乡附近的马额镇，以教书为掩护，进驻马额小学。不久，经过多方工作，把新的县委也扎在马额小学之中。这次来临潼，省委交代的几项任务中，首要一条，就是扎稳根基，长期隐蔽。为了做到这一条，除了我和邦显都担负一定的教学任务外，还要设法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当时，马额塬上一些社会名流和供孩子上学的人家迫切希望能把马额小学从一个初级小学扩大成完全小学（含高小部），并把校舍扩大，使其成为当地方圆几十里内一个叫得响的学校。邦显为了做到这一点，先做好镇长的统战工作，争取到一些资金，又利用镇长的威望和支持，拆庙筹集扩校必须的建材。在这个行动过程中，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尽管他的家离马额镇只有五里路，他没有把一砖一瓦一木拿回自己家，尽管拆的庙中就有他家所在村——庙刘村的两座庙，但他当场监督，把所有的材料运到学校，用于扩建。当时，学校有的人和镇上一些有影响的人，曾私自把一些材料拿回自己家中，他亲自说服，劝阻制止。不但这样，他还说服自己的父母，把家中一些暂时不用的材料拿出来，用于学校的扩建。为了筹备扩建学校的费用，邦显曾说服镇长，在马额镇开设了以赌为娱乐形式的场所，“用不义之财，做有义之举”，也筹到一些扩校的资金。那时，我公开既要给小学学生上课，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带学生，课余还要为党的事业操劳。当时，因环境艰苦，过度劳累，生的第一个孩子未成，身体受到一定损伤，未完全恢复，不久又怀上了第二胎。这种情况下，多么希望能有一点给补。但是，邦显原则性很强，丁是丁，卯是卯。凡是用于扩建学校的费用，一分一厘都不能用作它用！这时候，他已是学校的校长了，坚决以身作则，执行制度从他做起。我当时感到他不近人情，也不关心我。不久，校舍扩建成功，初小转完小，邦显得到马额镇及周围人民的空前拥护和赞扬。伪镇长、国民党区分部的头头都宣扬他。他对我说，扎稳根基，长期隐蔽的任务基本实现了，我才心中释然，懂得他这样做，既为人民办了好事，又为实现省委交给的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2年，省委调我们回边区学习。随后，“整风运动”开始了，进入1943年后，整风运动被康生、高岗一伙“以抢救失足者”的名义搞得变了形。我们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员都要承认、交代是叛徒，特务。不久，我和一些省委的同志被送到延安行政学院进行审查。那时，我还带着不足一岁的儿子。在延安行政学院，除了学习文件，就是要求主动交代，或揭发别人。那年，我仅仅二十二岁，还要照料小孩，却已失去人身自由。整天都是谈话，学习，交代，揭发，有时还硬逼着人说假话，诱导人揭发批判别的同志。伤天害理的事，我不干！诬陷别人的话，我不说！无中生有的事，更不能做！也有些人忍不住折磨胡说的。邦显当时在西北党校接受审查。虽然同在延安，因为有制度规定，有纪律约束，我们都不能违反，一年多的时间，未能见面。

延安整风后，我俩又回到马栏的陕西省委，我在生产科任会计，他在政策研究室从事白区工作的调研。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了。这年十月，为了恢复二华（华阴、华县），大荔，潼关一带的党的工作，邦显只身一人前往这一带了解情况，开辟新局面。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第二个1945年6月出生了）。不久，他回来汇报了情况后，又以华潼工委书记的身份重返到东府地区。1946年下半年后，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蒋介石、胡宗南侵犯陕甘宁边区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而我们的工作担子越来越重。我没日没夜的工作，还要照料两个年幼的孩子，更得准备随时随地地撤退搬迁。这种情况下，邦显在白区的工作情况又音讯全无，搞得我几方面揪心，成夜失眠。1947年初，蒋介石、胡宗南进攻边区的目的已很明显了，一些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也先后回来安排料理家属子女的事。我多么希望邦显这时候能回来啊！但是，他还是没有回来，仍然没有任何音讯。我当时没有办法，几乎把一个孩子送给人。1947年3月，省委机关终于开始转移了，邦显仍无消息。我背着小儿子，牵着大儿子，加入到转移的行列之中。和胡宗南匪军擦肩而过，匪军从坡上的公路行进，我们在沟底躲过。没吃没喝是常事，遭遇打仗在所难免。我一个二十六岁的瘦弱女子，拖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还肩负着一定的省委工作，多盼望邦显能和我在一块啊！可是，他仍是杳无音信，甚至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一度我怀疑邦显已经牺牲了，只是碍于形势恶劣，组织才没有告诉我。就这样，和蒋胡匪军周旋，东躲西藏，整整一年。直到1948年3月，组织才通知我，邦显在华阴开展工作，形势很好，让我带着两个孩子到华阴和他会合，以机要秘书的身份帮助邦显。这样，从1946年底到1948年春，一年半时间，我们才再次见面。邦显也告诉我，他也认为，在胡宗南的疯狂剿杀中，我与两个儿子早已牺牲了。当时，路已被胡宗南的军队封锁，华阴和马栏的情况根本无法联系。

在华阴，邦显不久担任东路工委书记，潼关、华阴、华县、渭南四个县的工作重担压在他的身上。我到后不久的一天，他交给我十几颗金戒指，让我保存好，说这是组织给的活动经费，需要的时候，变卖成现钱，用于组织活动和基本生活所用，并要求我将每一笔开销都记成账，连五分钱一斤的白菜账也不允许漏掉。我照着这样办了。为了工作，相会几天后，就把小儿子送回他的父母家中。半年以后，又把我的大儿子委托有关同志送回临潼老家。那时，邦显的身体迅速地恶化，经常吐血不止。但是，在他的生活中，却不许我有一丝一毫的特殊和照顾。甚至在吐血接连不断的情况下，都不许我动用这笔钱为他买一些营养品，如果不是王瑞亭一家为了救他卖掉自己的中药铺子，他恐怕早性命难保了。在这期间，他和同志们动员的几十名青年到陕甘宁边区去的一切花销，却全部是由这笔钱中支付的。东路工委的开销，也多来自公开的火柴厂中的收入，家中不困难的同志，也不额外给予补贴。我和他的生活，维持在最低的标准中，也就是刚能果腹。1949年5月，中共渭南地委成立了，东路工委的工作和有关手续也全部移交给渭南地委。作为移交中的一件大事，我把邦显交给我的十多颗金戒指的账目和剩余的十颗金戒指当着地委书记白清江、秘书长李经纶和邦显三人的面交给了组织，之后，邦显才告诉我，这笔钱中还包含两个孩子的生活费和我的一些必要的置装费。在边区省委机关两个小孩每月还发一定的奶费，一年还发一次衣服费，出来这段时间两个孩子一文钱也没用过。我听后生气之极，质问他为什么早不给我说，还差点把小儿子的命送掉。他却回答说，公家的那点钱来得容易吗？你在边区生产科工作，不是不知道，能省就得省。作为在当时省委生产科做财务工作的我，深知为当时的革命斗争挣得每一块钱都是非常不易的，有时，甚至需要付出血的代价。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这就是我的丈夫刘邦显。

建国初，邦显在渭南地委副书记的任上仍然是一心扑到工作中，因严重的肺病，多次大吐血，他住进了医院。出院后他和吕剑人等同志被安排到当时风景秀丽、环境幽雅的武功农学院中休养。这期间，以“反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对贪污）、反铺张浪费、反贪污盗窃”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开始了。当时的地委、专署的领导在动员会上，只讲找贪污分子，不提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激起不少同志的不满。我也发了言。对此事，地委和专署机关的群众形成两种不同意见。接着因渭南地委和专署几个领导人生活作风腐败，多吃多占，铺张浪费，贪赃枉法等问题引起了渭南地委、行署机关和渭南、华县、华阴等县上的同志们的气愤，几十个人联名上告，反映这些事。我因在当时的地区妇联任职（邦显兼任地区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听说某领导糟蹋了不少年青女干部和女青年的事，还听说某领导贪污了公家的黄金，甚至包括我们在地下斗争中节余的那些金戒指的事后，也气愤不过，站到反映问题人员的一边。那几个被反映有问题的领导，恼羞成怒，将反映问题的人和看法相同的人列成名单，内定为“反党、反领导集团”，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上报省委、西北局。邦显知情后返回渭南地委。他千方百计压我的火，不让我继续反映，要求我按组织原则办事，他去按政策给省委汇报。还说，在事情未落实前，不要再闹了。这些人（指被反映的人）都是陕北来的老同志，如搞不好关系，工作肯定要受大影响。我气不过，和他争，和他吵，他就是不依我，甚至还对我发脾气。最后，硬是压制住我默不作声。到1952年夏、秋，西北局采取了组织措施，把那几个被反映有问题的领导全部调离，这件事才告一段落。到1956年底党的八大以后，组织又对当时提意见的、被内定为“反革命”的四五十名干部最终有了一个明确的、公正的组织结论。事后，我知道了，邦显和那几个被反映问题的领导斗争是非常坚决的，也亲自到省委全面进行了汇报。只是当时国际、国内的斗争形势非常复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正在进行，新疆问题正在解决，根本不允许渭南地委乱下去！所以，他要求我们按组织原则办事。综合当时的形势和实际情况，他的做法是正确的。也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这就是时任我的顶头上司的刘邦显。

1956年底以后，邦显调到省委，先后任省委财贸部部长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这期间，我们俩的孩子增加到六个，而且全部是男孩子，最大的问题是当时的粮食定量根本不够吃。几乎月月熬不到头，我多次跟邦显说，能不能想想办法，他每次都硬生生地顶回来说，全国人都是这标准，咱有啥可特殊的。1960年冬天，因工作的失误，加上一些自然灾害，全国上下闹粮荒。一时间，因饥饿产生的浮肿病流行全国，人们为吃想尽了各种办法。一个周末，我的一个上中学的儿子回到家给我说：妈，我得了浮肿病，给我补了一斤黄豆，现拿回来。可是，他把口袋掏了遍，只找出十几粒黄豆。问他黄豆到哪里去了，他说，边走边吃，没有想到，回到家，一斤生黄豆就剩下这么一点了。我听后，眼泪止不住涌入眼眶。给邦显说，邦显也只讲了句，全国都这样，熬一熬，会好的。我没有办法，一边每周给孩子煮上三斤多白菜（没油，没盐，没调料，因为，那一年冬天这一切都定量供应），让他们带到学校吃。一边和孩子，公务员合伙开荒种粮，并在我工作的干部学校每天将搞副业剩下的豆渣买回一点，给饥饿的家里老小充饥。这一年冬，行政部门给省委常委以上的领导同志每人议价卖一袋面粉，邦显坚决让退了回去。理由是全国人民标准相同，咱们为什么要特殊！这对孩子们的影响也不好。他们在学校，和其他学生本来在一块，一切一样，如果知道父亲是当官的，有特殊照顾，这会有损于党的形象。他让公务员把面粉退回去！气得几个孩子怨言纷纷。我知道，孩子们都非常不满老子这种做法，可我又能说什么呢？毕竟，邦显在当时的情况下，想的和做的是对的。这就是孩子们的“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的父亲啊！

1964年起，我们一家搬入省人委新城小院。邦显担任省委常委兼副省长。他更严格要求自己了，也更严格要求家里所有的成员。这一年的夏天，两件事让我永远无法遗忘。

一、这一年的夏天，他把刚考完大学的一个儿子和刚考完中学的一个儿子叫到他跟前说，省人委从现在起，要把所有的中学以上的孩子组织起来义务清理新城大院的垃圾，你们两个一定要带头。现在的干部子女，如再不加强教育，一个一个就会变成卢公子（一出戏，叫打渔杀家，戏中的卢公子名卢世宽，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在具体的劳动中，孩子方知，这个意见是邦显在办公会上提出的。接连几周，邦显都要询问他的孩子劳动情况，那些领导干部子女参加了，有什么体会等。

二、仍是这年夏天，省体委组织全市青少年游泳选手，在兴庆公园举行横渡兴庆湖800米的游泳活动，分为青、少年两个组。我的三个孩子报名参加了这一活动。邦显因分管体育工作，必须去观看。这天早上，三个孩子兴冲冲地拿着游泳裤出了家门，恰逢邦显的秘书雷天舍和司机等在门外，一问情况，说是同路，以为不出什么问题，便把两个小的拉上车，果不其然，邦显出来后，一看车里的两个孩子，大发雷霆，硬是把两个孩子拉下车，还狠狠地批评教育了一顿，秘书、司机一直在旁站着，也吓得一言不发。躲在一旁的大孩子等车走后，出来无奈地嘲笑两个弟弟：小卧车坐舒服了吧！我也不骑自行车了，陪着你俩坐公共车去吧。一行三个人乘着公共汽车赶到了兴庆公园，参加了横渡兴庆湖的比赛活动。

这就是既是父亲，又是省级领导干部的邦显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和下一代的两例典型表现。也许正是这样的严要求，他的几个儿子几十年来从不以省长儿子的身份沾他的光，几乎从不因个人的事坐他的车，直至他去世。

1965年，城市社教运动在西安开展了，省人委机关也进行了动员。没有想到，刘澜涛的所谓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补课的做法也闯入我和邦显的家庭中。这事得从我的姑母说起。我的姑母从1953年起，就和我与邦显一起共同生活，因我八岁时死了母亲，就被父亲送到姑母家中抚养，直到15岁，才返回自己家。姑母一生是个命运悲惨的女性，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二十二岁就嫁到三原县一户旧绅士家作填房（即男方死了太太，再娶的话是二婚，被娶女子俗称填房）男方比他大二十多岁，前房的大儿子也比我的姑母年龄大。婚后两年，男方就死了，碍于封建礼教，我的姑母未生一儿半女，也得为这个丈夫终生守寡。因无儿无女，幼年的我曾被姑母养育了八年，名为姑母，实为养母。在邦显和我在白区搞地下斗争之时，姑母也为革命斗争作出过贡献。她的家曾作为邦显和我来往边区的落脚点，我们的一些进出边区的同志也曾在这儿歇过脚。甚至姑母本人和原丈夫的儿子，亲戚都参与过护送邦显，掩护一些同志的行动。1953年，姑母年龄大了，我将她接到我们身边共同生活。但是，姑母总是闲不住，她不但给我们全家做饭，洗衣，还帮我和邦显将三个孩子照看到大。就是这样一个老人，在城市社教中，因三原鲁桥镇丈夫家的成分问题，按照当时政策，不宜住在省人委小院内。邦显给我讲了情况。我实在不忍心把孤苦伶仃的这么一位老人的心再伤了，她已经七十岁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呀。我请求邦显，让他给组织说明情况，或者再想想别的办法。

但是，邦显很认真地给我讲了政策规定和原则，尤其是强调了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摆正公私的位置，才能再去教育说服别人。就这样，姑母被设法安排到夏家什字街的一间简陋的民房中，孤独地生活了三年多，在“文化大革命”那场动乱中，悄然离开了人世。当时，邦显和我都在隔离审查中。每当回忆起这位对革命有功、对我和邦显有恩、对我们的儿子有情的老人，我就觉得愧疚，有时，也抱怨邦显。可是，冷静地再想想，作为公私从来很分明、又必须以身作则、模范带头的领导干部，在那种形势下，邦显又能怎样呢？

同样的，作为另一位对革命有功，对邦显有养育之恩的他的亲生父亲，邦显也是这样。在我的记忆中，邦显的老父亲已七十多岁了，每次来西安，都是徒步从家乡走下马额塬，到零口坐上火车，到西安站下了火车，走到西安家中。因为总是忙，邦显几乎很少陪他的父亲，经常是叫孩子或公务员陪老人，或看看戏，或是转转。返回老家时，也是叫公务员或孩子把老人送上去零口的火车，任年迈的父亲用双腿再去跋涉那个数百米高的马额塬。因实在看不下去，为此事我曾说过邦显，叫用汽车送一下老人。邦显的回答仍是那么生硬：公家的车，是工作用的。我怎么能坏了这个规矩！

回想起这些事，我的心很难平静。在邦显的心目中，原则、规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哪怕是对自己有情有义，有养育之恩的长辈，此规定也绝不可破。这就是作为一个晚辈的邦显同样扼守的准则啊！

在邦显的晚年，孩子们给他提出过，坚持原则、公私分明，是对的，但应有必要的家庭亲和力。邦显听后，确实变得慈善了。

他从心底感到自己的一生，对父母的赡养不够，对我的姑母有愧疚，所以，他将双亲的照片放大，挂在自己床前，朝夕相处了四年，直至去世。

他对我竭尽关怀和照顾。我因病住院，他最少两天来看一次。有时孩子们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不让他来，他就发脾气，对孩子们吼叫。来到我的病床前，几十年不善表达感情的他，仍是那么笨拙，除了总是那么几句问候话后，不知再说什么好，但慈祥关爱的眼神不离我身……

他住院时，对所有的子女总是一个挨一个的询问，每来一个孩子探视他，他都要把所有的孩子挨个问遍，深深地关爱之情完全流露在脸上。

就是请来照顾他的小保姆，他也做作自己的孙女一样，全方位的关心着她们，资助着她们。

但是，对待家庭的任何事，对待子女的任何事，他仍然是坚持原则，绝不向组织提任何非分要求！也绝不让子女向组织提任何要求。这一点，他坚持了一生！

邦显走了已经四个月了。这四个月中，我想他，怀念他，和身边的孩子经常谈论他。在我的心里，也在默默地总结他。七十年的战友、六十七年的夫妻啊！说心里话，今天的他似乎比他活着的时候在我的脑海中更清晰，更完整了。

七十年的战友，使我觉得他原则性极强，一心扑在事业上，个人几乎没有任何特别爱好。遵纪守法，堪称模范。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六十七年的夫妻生活中，我体会到，他有情有义，从无二心；在我们的孩子们的心目中，他正直，原则性强，有爱心，也关心孩子们的成长；在长辈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正直，严肃，事业有成，一心为民，又总是奋斗不息的好干部。他爱妻子，爱孩子，爱家庭，也敬老人。

孩子们的看法我赞同：作为父母的独子，作为妻子的丈夫，作为我们所有孩子的父亲，邦显的确留下了多多少少一些遗憾。但是，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邦显当之无愧，是个典范，是纯正的、伟大的，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的。

邦显，不知你同不同意我和孩子们对你的看法？

愿来世，你仍然是一个人民的好公仆，是一个优秀的人民的勤务员；愿来世，你仍然是一个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子女的好父亲，只是，再增加一些家庭温馨必不可少的亲和力。

2007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