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显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中成长

刘忠泽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大半年了。作为他一生中接触最多、交谈也最多的儿子，这半年中，许多往事常常涌现在我的脑中。他离开那天的清晨，身边就我一人，弥留之时，最后握紧我的手，一直看着我，直至心脏完全停止跳动。当时的情景，我无法抹去，总觉得他还有什么再说说、再交代。我的弟兄姐妹较多，在三个大孩子中，父亲在世时，我一直认为他对两个兄长亲切、爱护，唯独对我严厉；而对几个弟弟他又要求我多关照他们。在我19岁之前，我一直很敬畏他、害怕他。后来，尤其是十年动乱以后，因我是经常在他身边最大的孩子，接触、交谈、处理家中事相对较多，逐渐觉得他开始变得慈祥、能够交谈一些问题了。在他的晚年，我一直在他的身旁，不知不觉中父子俩又成为能够深层次交谈、一块探讨问题的朋友。这大半年，我经常回忆他对我的教诲。和母亲多次一块回忆他这一生；和弟兄们一块交换对他的看法；和他生前的同事、下级、秘书、司机等谈论他的工作、性格、特点、品德等。他的完整形象在我的心中逐渐清晰、真切。

严师

俗话说，一个家庭中的结构往往是“严父、慈母”。我们家也不例外。兄弟姐妹及亲朋好友对父亲在家中的地位认识几乎完全一致：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中，父亲是严厉的、严肃的。在子女的成长中，他更像一个严师。他的严格教育，不局限在孩子的学习成绩上，而是牢牢把握在人品上、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上。

1960年，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在家的孩子中，我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一天，时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的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中对我说：“在家中数你最大。从今往后，你们弟兄的衣服由你来洗，破了，自己学着缝补。长大了要学会这些生存的必需技能。姑奶（我母亲的姑母，一直随我们住在一起）年龄大了，又给你们做饭，不能再让她干这些事了。咱家是干部家庭，不自己干活，将来就会变成卢公子（一出秦腔戏中的人物，是品质恶劣的纨绔子弟）”。那时，既无洗衣机，又无洗衣粉，全凭肥皂加两只手。每个周末或假期，我的任务最主要就是洗衣服。最令人头疼的是洗绒衣，绒衣厚，一到水中又重又难搓。那时，我才刚满15周岁呀。同时，在姑奶的指导下，我又开始了缝补衣服。不久，就是裤子的P股部分的大块补丁，也补的像模像样了。后来，我在师大一附中的同班同学中，一些人的衣服破了，也让我帮他们补，这在当时的同学中还传为佳话。

这年冬季，全国人民生活空前困难，人人都感到饥饿难忍。我家也不例外。记得当时居民每月是27斤半粮，2两油，2两盐，半斤醋，半斤酱油。寒假中的一天，为了设法改善生活，我与几个同学约好，拟去翠华山打猎，当时，父亲经常性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单位给配发的自行车（后边再详谈），那天早上，得知父亲外出开会，未骑自行车，我便偷偷拿了他的鸟枪，骑着他的这辆车子，与几个同学去了翠华山，因饥饿未登上山，仅在山下打了几只乌鸦，下午返回到长安县北边的通用工具厂舅父所在单位，让舅父帮忙煮着吃了，所以，迟至晚上8点才回到家。刚进家门，就被等我等得焦躁不安的父亲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后边的吼骂声一句也没听清。从那以后，他的枪锁入了小库房，他的自行车只要是他不骑时一直都是锁着的。从那以后，只要是看他回来了，我就从后门溜出去，或是把自己锁在房中，不敢出来。一天，他突然早早赶回来，把我堵在家里，让我到他的房中去，我以为又要挨揍了，非常害怕。没想到他平静地对我说：怎么，还想不通？他先批评我私自拿枪的危险和危害，明确规定不得私自动用后，又为骑自行车的事耐心地说：一个人基本品德之一，就是把公家和私人的物品分清。凡是公家物品，是为工作需要而配备的，别人不能私自享用。凡是养成占公家便宜、揩公家油的坏习气，必然要犯错误。骑几次公家自行车事不算大，但养成这个坏习惯就可怕了。如养成把公家的物品占为私有的心理占了上风，那就是量变到质变。接着他给我约法三章，要求我今后坚决分清公私，不得沾公家的光，揩公家的油，给几个弟弟当个好榜样。还说，做到这一点不容易，但养成习惯，对一个人的终生都受益无穷。1962年，父亲下到渭南任兼职地委书记，这辆自行车仍伴随着他。后来，他调到省人委，在清理东西时，第一件事就是把这辆自行车交了公。而我从那件事以后，再也没有骑过他的这辆自行车。

1964年，父亲时任省委常委兼常务副省长。这年夏，我高中毕业拟报考大学。一个周末，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和我商量，可否晚一年再考大学。他说，我一直在上学，很少了解社会，非常需要到社会中锻炼。在中国，农村是最广阔的天地，不了解农村，就不懂得中国的国情，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革命。他还说，拟安排我到北郊马旗寨公社劳动一年。说心里话，我当时一心想上大学，而且还知道学校已内部政治保送我，所以，我回答父亲说，学校已教育我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当前国家更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劳动者。我觉得应按程序，先参加高考，如未录取，一定到农村全面锻炼自己。高考后，我被一所国家重点军事学院录取了。父亲看到录取通知书后，一方面是欢愉的，另一方面又告诫我，一定要补上对农村的了解这一课，否则，是很难了解中国社会的。接着话题一转，给我提出：从明天开始，你要和机关的干部子女一起参加义务劳动，主要是清理新城大院的垃圾，打扫卫生。你必须带好头，起模范作用。第二天，办公厅的一位同志带着约20几位机关领导上中学的子女，开始了义务劳动。在劳动中我的一位中学校友，也是一位副秘书长的儿子对我说，为教育好下一代，我父亲在机关党委会上提出要求，让领导带头动员自己的子女参加义务劳动。知情后的我，只能每次都积极参加，冒着酷暑和脏臭，以汗水来洗礼自己。

1966年春，作为一名军事院校的学员，我在宝鸡县甘峪公社胡家山大队参加了陕西省第三期农村社教运动。我牢记着父亲的话：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所以在这个半山区贫穷的生产队中，一头扎了下去。第一次工作队集中整训时，我被作为好的典型进行了宣扬。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特别是当时极“左”的政策，令我实在难以理解：一些表现很好的年轻人，因家中成分偏高，被打入另册；只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任生产队干部，在队里挪用公粮过千斤、钱过百元、哪怕是为广大社员活命，都一律作为敌我矛盾，批判退赔，退不出的，拆房卖瓦卖房梁。我实在看不下去，提出了不同意见。没有想到，招来工作队二次集中时，大字报铺天盖地被批判。我当时真想不通，利用一个机会回到西安，欲询问父亲“为什么”，当时，我并不知道父亲在省委内部已被批判。见到当时住院的父亲，我把自己在农村的体会和社教中两次截然不同的遭遇讲了出来。沉思了好一会，父亲开口说：“你终于补上了农村的这一课，非常好。记住，做任何事情都要与人为善，都要实事求是。别人再怎么胡来，你不能上手，不能胡说。回去，下一步的任务，是多参加劳动，多学习《毛选》，全面锻炼自己。至于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父亲对当时的极“左”是既反感，又无奈，他只能让我锤炼劳动人民的情感、立场。他看似严肃，又严厉，有谁又能理解当时的他独具匠心呢？

慈父

对子女们来讲，父亲又是一个慈父，但是，他的表达方式往往是那样的含蓄，那样不易被子女察觉。而且表达出来后往往又是那么严肃和难于接受。

1959年，国家开始进入困难时期，因为吃不饱等原因，这一年10月，我得了肝炎，被迫休学，住到了省医院。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无论如何是很难被病床束缚住。我经常偷跑出医院，到处看，到处转。没想到，在我眼中严厉的父亲和母亲每周都到医院来看我。开始，父亲听医院人员说我爱胡跑，就瞪眼训我。后来几次，他不训我了，每次来，虽然话不多，却总坐在我旁边，与其他病友聊天。再后来，我发现医护人员老爱叫我到他们那儿给他们画画，有的让我画马、有的让我素描、画速写。渐渐地，我跑出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出院时，我才知道，父亲专门给医护人员讲，男孩心野，爱动爱跑。要让他遵守院规，得有方法。这个孩子爱画画，让他画画、画马、画人物，他就能静下来。医护人员按父亲的叮咛做了，果然有效。

1960年冬，我家住在省委八号院。因为饥饿难忍，人已浮肿，得了当时俗称的“71号病”，所以经常从学校跑回来设法填饱肚子。换言之，就是多吃多占别人的那一份，造成家中的粮荒。父亲看在眼里，又毫无办法。那时，全家为了保证父亲的身体，一直让他上灶吃饭，小灶的供应相对好一些。有一次，我把家里的粮吃了，造成姑奶没有饭吃。一个老人就这样饿着肚子。父亲急了，把我叫去，严厉地说：你总是吃别人的那一份。放了假，把你的粮票交到大灶，你每天自己上灶去！放了寒假，我提心吊胆，怕父亲让我上大灶。奇怪的是，父亲再也没有提起这事，而是改变了以往的习惯：每天早上不去小灶，而是让管理员每日把早餐送到家里来。那时，小灶给他的早餐是两个二两的馒头（十六两秤），一碗小米稀饭，两到三个小菜。每天他吃完饭后，我都发现他只吃一个馒头，喝了那碗稀饭，就叫我把剩下的端到灶房去。到第三天早上，我看到他出了门，饥饿的我忍不住把那个小馒头一口塞进口里。第四天早上，他前脚刚走，我后脚就到，抓起馒头，就往嘴里塞，一抬头，看见父亲到了门口又扭回头看着我，然后低头，转身出房，拉上门。我这才回过神来，回味到当时父亲的眼神似有泪珠滚动……这个寒假的以后日子里，正处在成长发育关键期的我每天早上都可以单独享受到一个小灶的馒头了。但父亲眼中的泪珠却让我铭刻终生。

1965年夏，越南抗美战争正酣。我作为一名军事院校的学员，被下放到东南沿海某空军战斗部队去锻炼。军列在6月18日深夜一点左右到达西安兵站，带队的领导突然把熟睡中的我摇醒，说：“车要在这里停留三个小时，给家里打个电话，看老人能不能来看看你。”我在兵站办公室给家中打了电话，父亲接的电话，说：“马上来。”半个小时后，父亲乘车来到地处西安西站西边的兵站。父母把我拉到车里。母亲问寒问暖，问东问西，父亲只是慈祥地看着我，一言不发。就这样，两个小时后，我必须返回到列车上，父亲突然给母亲说：给娃拿的好东西咋不拿出来？母亲恍然大悟，从一个手帕包中拿出一包葡萄干说：你爸让把这个给你拿上，路上慢慢吃，到了那儿自己注意，常来信。凌晨四点钟，军列开了。我看到父亲和母亲仍然站在凉风中向列车挥手……

6月22日到达广东东北部兴宁县的空军某师，始知当时台湾海峡战事吃紧。8月6日，突然一级战备，我和战友们进入战斗岗位。白天似乎相安无事，晚上，又一次进入临战状态……第二天凌晨才知道8月6日晚，我海军和台湾军队在东山岛和南澳岛之间的海域发生了激战，我方一举打沉敌方军舰“剑门号”，击伤“章江号”。因为我方空军准备充分，敌方空军未敢出动。其后两个多月，我们几乎一直是在战备状态下生活，我也忘了给家中写信。10月底，一封从西安来的家书到了我的手中。打开一看，是母亲的手迹，上面写道“一直未见到你的来信。你爸给我说，台湾海峡一直很紧张，他不放心，让我给你写信。娃呀，你不懂，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封信，深深震撼了我。我忘了给家里写信，父亲是高级干部，他知道台海的情况，他和母亲共同担心这个远在几千里外台湾海峡这边的军人儿子。我立即回了信，报了平安。11月14日夜，又是一级战备，我们再次进入临战状态。这一次，虽然多架战机升空，与敌人空军空中对峙，但都未开炮。而海军又取得击伤敌方“永昌”号军舰的胜利。我想起了远在西安的慈祥的父母，立即给他们写信报了平安，报了战况。

1968年夏，我大学毕业，因父亲当时被列为“黑帮”，我被划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行列，经群众评议后，方取得可以分配工作的资格。为了不与别人争好地方，我主动报名去当时条件最差的新疆。当时，父母已被扫地出门，家临时安插在省政府东院两间破房中。两位老人都处在被关押的前夜。我回家告别时，父亲深情地讲：走前回来吃顿饭吧，想吃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说：面条，最好有辣子。临行前一天，我回家告别，父母亲给我准备了面条，特别弄了一盘睁眼辣子（把芝麻炒热和油泼红辣面相拌而成）给我拌面。父亲还特意把家中仅存的一点好食品——半斤粉丝凉拌成菜，让我吃。我掩盖着内心的苦楚，尽量装出笑脸，忙说“好吃！好吃！”而父亲一口不动，还是慈祥的看着我，连声说：“再吃点，再吃点。”那一顿饭，确有生死离别的感觉，那一顿饭，父亲和我心中都很苦。但是，那顿饭时，是我一生中感到父亲最慈祥、父爱最真挚的时刻。临别时，父母和我眼中都充满泪花。第二天，我乘车去了那遥远的西部边陲。一个半月后，父母先后被隔离、关押……

1984年秋，西安的对外开放刚刚起步。我作为西安第一个对外合作项目中美合作西安金花饭店的中方筹备经营的主要负责人，带着二十多名年青人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进行培训。那时菲律宾的局势很不稳定，几乎天天都有游行示威。当时的总统马科斯的反对者和拥护者经常你游行完了我再游。不时还发生对峙。我们在当地几乎天天能见到这种情况，已经熟视无睹。没有想到在国内的父母亲再次为我这个儿子揪心挂念。父亲从各种内参和文件中得知这个国家政局动荡，再次让母亲给我写信，关心，提醒，字里行间充满担忧、关爱。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对其他儿子也同样如此。2003年海南岛遇到台风，发了大水。病卧在床的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床前，让我无论如何给海南岛工作的小弟弟打个电话，问一下情况。我给他讲了，没事！他不依，还是让我打了电话，询问了情况。他仍不放心，叫去海南岛出差的兄长刘仰民一定去看看这个孩子，掌握第一手情况，受灾否。刘仰民返回后，详细给他进行了汇报，他这才放心。2003年，北京“非典”流行，父亲在病床上又一次呼唤我，让我了解在北京的兄长等人的情况，并告诫他们一定要注意预防。我给在北京的兄长打通电话，告知了父亲的关切和担心，让他一定注意，并将情况及时反馈给老人。

父亲生命的最后两年多，我每一次陪他聊天时，他都要把孩子们一个一个问一遍。有时，对他较长时间不见面的子女问得尤其详细。我知道，父亲是想他们了。每一次询问时，关切之情溢于脸庞，慈祥的神情流露在眼光中。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榜样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既是严师，又是慈父，更可贵的是他总是以身作则，给我们起到榜样作用。

1960年冬，父亲当时任省委常委兼秘书长。为了工作需要，当时给他配了一辆相对固定的小汽车。一段时间，因省委组织部未有正部长，他以常委的身份兼管组织工作。那时，家住雁塔路八号，书记处和常委会议室也在这里，但是，省委办公厅和组织部都在城内建国路。两处相距约八里路。当时，国家正处在相当困难的阶段，各项物资都很紧张，汽油更是稀缺之物。为了给国家节约，父亲主动领了一辆旧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往来于城里建国路和城外雁塔路八号之间。他的司机姓徐，徐师傅经常给我说：“你爸这人，放着汽车不坐，自己骑自行车，其他常委几乎没有这种情况。”

在生活中，他更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家这么多年，几乎是一直住在机关大院内，不是省委，就是省政府，水、电等都是包干制，即交了一定数量的钱后，使用数量不限。但是，父亲在日常生活中，严格制度，例行节约，每日洗漱或吃饭后，他都立即关好水管，只要是人离开，他都立即关断电源。对电视机开着、人去干别的事的现象，他不止一次批评、教育，这些年，粮食和副食相对宽裕了，但他仍然勤俭节约，不浪费，每次吃饭，吃多少就盛多少。盛到碗中，绝对不剩下。有时，馒头渣或菜叶掉到桌子上，也一点一点捡干净吃进嘴。

在执行规章制度中，他以身作则，从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开始。1961年，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他为了给国家节约汽油，曾给司机订了很严格的制度。一次，司机老徐空车从外放回，便自作主张，顺道把母亲和两个上幼儿园的小弟弟拉了回来。恰被父亲看见，他对母亲大发脾气，又狠狠地批评老徐。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对母亲厉害，吓得躲到房间不敢出来。这年冬，我和几个同学在周末的傍晚去小寨工人俱乐部看电影“夺印”，途经市保育小学（现育才学校）的门前时，见有七八辆小汽车在门前接放学的孩子。同行的几个同学都很有意见，说：国家这么困难，没有汽油，公共车都顶着大包（据说是沼气）跑。这些当官的还用小卧车接小姐、公子，也太不像话了。其中一个对我说：你爸也是大官，给你爸说去，看他管不管！我当时很不好受，晚上回家，壮着胆子进到父亲办公室，给他反映了这件事，他当时就表态说：这个意见提得很好，给你的同学们说，我一定解决这事。随后，他给省委书记张德生反映了这件事，并在省委常委会通报了这个情况，形成了正式文件，下发到全省各机关单位。此后，市保育小学门前较长时间内基本消除了小车接子女的现象。那几个同学后来对我说：这才像个共产党的大官样！

在工作中，父亲也是坚持原则，注意方法。“文化大革命”前，《参考消息》仅发到县团级，具有一定的保密性。“大参考”保密等级就更高了。出于好奇，我那时特别想看这些。但父亲非常注意，使我无机可乘。当时一位同学的父亲是省委组织部的领导之一，资格非常老，对子女也很宽容。我经常到他家去，不但能看到《参考消息》，偶尔还能看到“大参考”。所以时不时就把上边的一些消息在家中或学校讲。这事被父亲知道了，他单独约见了这位老同志，既严肃又认真地对这位老同志进行了批评，提出了要求，并在省委的会议上重申了保密原则。这位老同志训斥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事后告诉了我这情况。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参考消息》了。

晚年，父亲担任省扶贫顾问组组长后，去的地方不是陕北黄土高原干旱贫瘠之地，就是秦巴山区环境恶劣之处。由于不正之风的蔓延，这些地方的领导也经常是对省上来的领导请吃请喝，甚至安排歌舞厅娱乐。父亲对这些丑恶现象不但抵制，而且严厉批评。

一次，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为了给父亲一行四人接风，竟有近四十个陪吃陪喝的当地领导。父亲一怒之下，罢饭不吃，当场对这些在座的领导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最后考虑到不能浪费，父亲主动交了100元，并要求在座的每一位现场缴了50元后，这一顿接风饭才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下去。父亲随行司机曾给我说：老爷子太正统了，经常把当地的领导搞得下不了台！我清楚，这不是正统不正统的问题，是还要不要发扬我党优良传统的大问题！是还让不让广大人民继续信赖、拥护共产党的大问题。在这方面，父亲无疑是正确的，是伟大的。无愧是我们的榜样。

挚友

离休后的父亲，逐渐变得慈祥、豁达，既是一个长者，又像一个挚友，许多事都愿和人交谈，许多看法都能一吐心声。他一生的经历、波折，在回味的同时，更喜欢与人探讨，而且，能认真的听取对方的意见、看法。这一方面，我是深有体会。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父亲突然对我说：“白清江回来了，住在人民大厦，提出要见我，你说去不去？”白清江同志从1949年到1952年是渭南地委第一任书记（当时父亲是副书记），因渭华问题父亲和白清江同志之间形成了很深的思想沟壑。当时，我对父亲说：“你应该去！”父亲反问：“为什么应该去。”我说：“你忘了1983年11月在北京胡耀邦办公室中，耀邦是怎样给你讲应如何正确、全面的对待同志吗？你忘了在如何正确对待你的那个‘文革’前的老秘书的事上你是如何教育、说服我的吗？你当时引用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的观点，要求我‘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白清江是个老同志，几十年来给党也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现在，他已从辽宁省人大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况且，渭华问题早就有了组织结论，他也受到了批评教育。四十年过去了，这次他回来，又主动提出要见你，如果不见，你觉得合适吗？”

父亲沉思了好一阵子，回答我：“你说的对，应该见。但怎么见，让我考虑一下。记住，这件事先不能告诉你母亲，她心中疙瘩还没有全解开”。约十天后，父亲将我又叫到办公室，对我说：我去看了白清江，是和刘庚同志一块去的。我问：“怎么样？”父亲显然心情较愉快，感慨道：“他的头发全白了。”又不无伤感地讲：“我们都老了。但交谈的很愉快，共同回忆了许多当年的老人。四十年后重逢畅谈，不容易呀……”我出门准备上班时，父亲跟到门口对我笑着说：“这次，你出了个好主意！这才像我的儿子！”

这件事后，我和父亲开始了在许多方面都较深刻的交谈、交换意见。我们谈论对外开放后国家的变化，交换对社会现象的不同认识，谈论对党的领导、领袖、方针、路线的各自认识和理解，有时甚至争论党在历史不同时期失误的原因及当时领袖的作用。其中，关心、交换意见最多的是扶贫，反腐败，完善法制和台湾回归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在交谈中，我能深刻地感觉到，在这四个方面，作为一个即将走完人生道路的老共产党员的父亲，充满不能为党再尽心出力而流露出的深深遗憾。

父亲走了，至今，我和全家每一个成员仍然沉浸在对他的深深怀念之中。作为一个人，他并不完备；作为一个领导者，他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和缺点；作为我们的亲人，他也确实留下了一些不足和遗憾；但是，做为一个人民真诚的公仆，他的品质是优秀的，他的人格是崇高的，他的“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他一辈子“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活动是伟大的。这些，使我为我的严师、我的慈父、我的榜样、我的挚友而自豪！而骄傲！

2007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