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汉初三杰

第8章　创业艰难百战多——汉高祖刘邦(7)

　　霸王祠项羽塑像项羽失败的大局已定。他痛别爱姬，带领八百骑兵潜出重围。此时的项羽，还有东山再起的勇气。汉将灌婴率五千骑兵一路追击，到达东城（今安徽定远县）时，项羽身边仅有二十八骑相随。项羽不由得感慨万千，唯一令他不解的是，凭自己的武勇，为什么会败在刘邦手下？他还要向部众显示自己的勇敢善战：“我起兵至今已有八年了，身经七十余战，兵锋所指，无不破灭降伏，从未打过败仗，所以才能称霸于天下。但是，现在却被围困于此地，这是上天要我败亡，不是我不善于作战。今天我肯定难免一死，但还是愿意让你们看我如何痛快淋漓地大战一场，必定连败敌军，踏破包围圈，斩敌将，断敌旗。请大家为我作证：这是上天亡我，不是我作战无能。”项羽催马冲向汉军，声如霹雳，目似喷火，所到之处，汉军莫不惊避。结果，他仅损失两位骑士，却斩将、夺旗，突围而出。

　　逃至乌江（今安徽和县北），乌江亭长驾船相迎，劝项羽立即渡江，再图善后。项羽却断然拒绝过江，他惨然一笑：“当年我率领八千江东子弟渡江西征，现在无一人还生，即使是江东父老宽恕我，我有何面目与他们相见！”他徒步杀向尾追的汉军，为自己的荣誉，作最后一搏，身负重伤之后，他自刎而死。

　　项羽被刘邦、韩信等人击败于垓下，不得不自刎而死，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失败了的英雄。

　　项羽从二十四岁起兵反秦，轰轰烈烈，叱咤风云，最后却悲壮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三十一岁。他活动在历史舞台上，不过八年，却如一颗横扫天际的彗星，留下了多少辉煌和迷案。楚汉之争，以刘邦的胜利、项羽的灭亡而告结束，但两千年来，文人雅士却大多同情项羽、赞颂项羽，人们已习惯于宽恕项羽政策上的失误，甚至于把他性格中的某些弱点，也当做一种美德来给予歌颂。于是，这位历史上的失败者，在人们的良知世界中，被塑造成了不倒的英雄。

　　项羽身上最能唤起人们同情心的到底是什么？答案可能各不相同，但有两项会是对多数人颇具影响力的：率直、守信、重情的本性；面对死亡的无畏和悲壮。

　　鸿门宴和广武相约独斗决雌雄，尽展项羽的直率。

　　鸿沟守约撤兵，证明了项羽的言而有信。

　　重感情，爱面子，正是项羽鲜明的个性之所在。这一秉性，使项羽无法成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却同时使他成为最具真实人性的悲剧英雄。他重乡土之情：已入关中，尽管有人劝他自据关中，以图天下，他却选择归楚地，都彭城。尽管当时就有人讥笑他缺乏政治远见，是“沐猴而冠”，但这种向故乡父老显示荣耀的愿望，不是很正常的赤子恋乡之情吗？垓下之围，他面对强敌无所畏惧，听闻包围着他的汉军营垒中“四面楚歌”，他却心慌意乱，其他地方的得失，项羽可以坦然面对，故地失守，足以搅乱项羽的神智。张良巧设此计，正是抓住项羽乡土观念太重的性格，出奇制胜的，这也可说是“君子可欺以方”吧。他重宗亲之情：敬重叔父项梁，项梁被秦军袭杀之后，项羽殊死搏战，必求复仇。叔父项伯有三次暗助刘邦的行为（鸿门宴前夜泄露军机、鸿门宴间以身护敌、广武对峙劝阻烹杀刘父），项羽对他未加半句申斥，还是以礼相待，并采纳他的意见。他重男女之情：与对手刘邦“好色”不同，项羽的后宫生活不见于记载，兵困垓下时的“虞兮虞兮奈若何”一首千古绝唱，与虞姬的甘愿殉死，都说明项羽是用情专一的大丈夫。他重部属和故人之情：项羽和范增的关系，很值得深入考辨。他曾对范增相当尊重，后来由于中了陈平的离间计，才疏远了范增，致使范增负气出走，为此，项羽一直被批评为无容人之量。实际上，设身处地来想，范增这样一位倚老卖老的人，项羽对他已算是很有耐心，留足了面子了。即以鸿门宴的收场戏而言，项羽已接了张良转交的刘邦礼品，两军和解已成定局，愤愤不平的范增，却当场拔剑砍破礼品，并恨恨地骂道：“竖子，不足与谋！”表面上是在骂未能完成刺杀任务的项庄，实际上是讥责项羽。项羽中了离间计之后，对范增也只是“稍夺之权”，并无过分举动，范增即大怒告辞：“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这两番言论的语气，都有骄横犯上之嫌。联想到项羽和范增的年龄相差四十多岁，项羽又尊范增为“亚父”，范增大概在项羽面前总是以尊长者自居，两人之间能有几年密切合作，已属难得了，这必定是以项羽本人的谦恭自抑为前提的。如果以范增处理上下关系的方式，去侍奉刘邦，又会是何等局面？恐怕早就被杀头了！对于故交，项羽尽力给予信任和重用。大司马曹咎，塞王（后为长史）司马欣，因早年间曾救助过项梁，虽说才干平平，项羽也委以重任。甚至对已背叛了自己的故交，项羽也存一份情义。乌江的最后一战中，多处负伤的项羽，认出了已是汉军骑司马的吕马童，大声呼喊：“你不是我的故人吗？我听说刘邦以赏千金、封万户的重赏，悬赏购买我的头颅，来，我成全了你吧。”说完即自刎而死。虽然有死前大言之嫌，但肯以自己的生命，赠昔日故人以荣华富贵，如此酬友，项羽当推千古一人。

　　爱面子，实质上是一种自我保护人格尊严的方式。项羽自爱自重，希望别人给他面子，他也乐于给别人保留面子。刘邦的父亲、妻室，在项羽军中拘押约二年，项羽未曾借以给刘邦难堪，虽有烹杀刘父的一次要挟，终究未下杀手。对刘邦的妻子也未加以非礼凌辱。刘邦对于被俘的敌人妻室，却不如此循礼守矩，罚作奴婢，以供躯使，已算是幸运；稍有姿色者，刘邦还从肉体上给予占有。魏豹之妻薄氏，就经历了“被俘—奴役—侍寝”的全过程，这不是单纯的好色、泄欲行为，而是有意显示战胜者的地位，凌辱对手的人格尊严。两相对照，更显示出项羽的宽厚。

　　在死神面前能无所畏惧者，终是少数，所以人们难免对他们产生敬意。但是，仔细想来，并非所有不畏惧死亡的行为，都值得尊敬，关键取决于为何不惧死亡。有人出于对信仰或理念的虔诚而自甘献身，也有人悲观厌世而自行解脱，甚至流氓无赖可借以欺压良善！那么，项羽在垓下之战、乌江自刎中所表现的神勇、无畏、悲壮，是源出哪种精神境界？答案恐怕只有一个：珍惜荣誉，胜过珍惜生命。请看，在胜负已经判分之后，项羽还在执著地向残存的部属证明他是亡于天数，而不是败于战阵。胜败，甚至生死，项羽实已置之度外，他所关心的是后人如何评价他的败亡，权利、生命可视为过眼烟云，荣誉则高于一切，只有从这种贵族的人生观、生死观入手，才能理解项羽的絮叨多语。项羽神勇善战，确为千古一人，司马迁以雄逸之笔写神勇之战，也属亘古无二；但是，司马迁对项羽的辩白，却也未曾真正理解，于是在《史记·项羽本纪》结尾处，对项羽的执迷于武力，颇有讥刺，诚为一大憾事。

　　对于荣誉和实惠，项羽和刘邦，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取舍。两相对照，自有一番体悟。荥阳诈降，不惜以部将纪信代死；成皋独逃，劫夺韩信部属以挽回成皋败局，刘邦处之坦然。只要可以绝处逢生，可以转败为胜，采用何种手段，中间丢了多少“面子”，刘邦都不会在意。刘邦可以在遭遇失败之时一逃再逃，屡败屡起，项羽却一败垓下，即自刎于乌江。荣誉一旦丧失，项羽即自认为天地之间无所容身，所以他别无选择。

　　后世的文人骚客对项羽的慷慨赴死，大多予以同情和惋惜。唐代诗人胡曾的《乌江》（《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七）一诗，可为其中的代表之作：

　　争帝图王势已倾，八千兵散楚歌声。

　　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

　　另一位唐代诗人李山甫的《项羽庙》（《全唐诗》卷六百四十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虏为王尽偶然，有何羞见汉江船？

　　停分天下犹嫌少，可要行人赠纸钱？

　　周昙的《项籍》（《全唐诗》卷七百二十九）一诗，是唐代咏史诗的名作，诗篇出以婉责的口吻，表达的是深沉的惋惜：

　　九垓垂定弃谋臣，一阵无功便杀身。

　　壮士诚知轻性命，不思辜负八千人。

　　更加令人感慨的是，项羽的雄豪悲壮之气，竟使得宋代“婉约派”词人李清照感叹不已，写出过“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女词人，一改其“婉约”之风，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诗篇《乌江》，以歌咏项羽的英勇无畏：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有此一叹，项羽已足以不朽。人中之杰，鬼中之雄，项羽当之无愧。

　　司马迁本来就是以意气相尚的人，他对于项羽，是出于钦佩、惋惜之情，而给以重点刻画的，所以，项羽的性格及其悲剧，就有动人心魄之处。读史每到楚亡汉兴之时，常使人有愤愤不平之感。特别是秉性豪爽的人，这种感觉往往更强烈。笔者也正是带有这种感情色彩的人，对于在天下之争中，惯用机诈权术，以四万黄金离间对方君臣而巧夺天下的刘邦，往往带有一种鄙夷之感，每读宋代学者文同的《读史》诗，“可怜一掷赢天下，只使黄金四万斤”，常击节感叹，引为同调。当然，历史就是昔日的政治，不可纯以意气相争；楚亡汉兴，有诸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项羽与刘邦的个人性格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更何况，在项刘二人的性格中，都存在着自相矛盾的现象，如：项羽的仁爱与残暴；刘邦的豁达与猜忌；刘邦的知人善任与傲慢善骂，等等。这使得两人的性格和形象，产生了一种立体感。

　　项羽的性格中，确实有残暴的一面，主要表现在战争中的屠城和杀降。楚怀王的老将旧臣们批评他为人剽悍，所过之处无不残灭。尤以坑杀秦降卒二十万、西屠秦都咸阳二事，影响最为恶劣。但是，如果从项羽的身世和志向来分析，此二事并非全由残暴的性格所引发。项羽作为楚国贵族的后裔，一直接受着复兴楚国的教育，自孩童有识之时，即怀有向秦复仇的志向。既以复仇为职志，手段的过激，也就成为难以避免和可以理解的了。自古受降如临敌，更何况项羽在新安坑杀秦的降卒，史籍明载起因于东方将士与降卒之间的冤冤相报，降卒心中不服，激成兵变的可能性确实存在。或许在项羽看来，当年秦兵在长平之战后，曾将赵国降卒数十万人尽行坑杀，新安杀降未尝不是对长平暴行的循环报复。至于秦都咸阳，是在秦始皇征服六国的过程中而急剧扩大其规模的。读史者都不会忘记，秦始皇当年每攻灭一国，都令随行工匠描摹其宫殿样式和尺寸，然后依样画葫芦，在秦都咸阳附近重建。六国旧都群集于关中，并非正常的“文化交流”，秦始皇用以显示战胜者的天威不可测，而对于项羽等有灭国之恨的东方贵族人物而言，却无疑是耻辱的象征。宫殿巍峨，付之一炬，从旁观者和后世论史者的立场来看，确为残暴和愚蠢的行为，但从项羽的复仇心态而言，恐怕不如此不足以雪耻泄愤。

　　且不要简单地斥责项羽为人残暴，他又有仁爱的一面，甚至因此而被讥笑为“妇人之仁”。鸿门宴上，范增安排项庄借舞剑之名行刺刘邦时，就对项庄说项羽“为人不忍”。不忍人之心，就是恻隐之心、仁慈之心。甚至刘邦的文武大臣，在对比刘项二人性格同异时，都异口同声地把“仁爱”归之于项羽。韩信为刘邦指陈规取天下大计时，说项羽“对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可亲，部属有人生病，他前去探望，相对涕泣，与患者共进饮食”。陈平也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人中讲究廉节礼仪的人，大多去投附他。”陈、韩二人，都曾在项羽部下任职，必是依据耳目闻见所及而论人论事，自然真实可信。刘邦部下第一个憨直长者王陵，直到项羽败死、刘邦称帝之后，仍毫不避忌地说：“陛下傲慢凌辱人，项羽仁慈而爱人。”联想到王陵之母曾被项羽拘为人质，要挟王陵降楚，王母为使儿子一心事汉，自杀身亡的一段往事，王陵与项羽有事实上的杀母之仇，而能称项羽“仁爱”，可以推知项羽为人仁慈，必有过人之处，且为当世人所公认。

　　项羽失败的原因，“妇人之仁”的性格，当为其中之一。问题是如何看待“妇人之仁”，它可以被指斥为不顾大局，而在小节处优柔寡断，坐失良机，这是争天下者的一大忌讳。然而，直观地想来，“妇人之仁”与“英雄之志”相对立，它所表现的，正是不折不扣的人性（人之初，性本善之性），也就是顾念情义、虑及伦理、关注舆论，不敢轻易地背信弃义，在该耍阴谋时不耍阴谋，在该杀人时不杀人。而“英雄之志”，则是对正常人性的践踏和背叛，为了夺得天下，甚至只是为了博取利禄，可以不择手段，于是有了恩将仇报、骨肉相残。刘邦在面对项羽烹杀其父的威胁时，坦然谈笑，求分一杯肉羹，大出常人常情之外，这就是所谓的“英雄之志”的典型，自然毫无“妇人之仁”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