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与汉初三杰

第10章　创业艰难百战多——汉高祖刘邦(9)

　　第四，招抚田横，导致田横被迫自杀。招诱豪杰归顺，否则即予以诛杀，这是天下新主的治世常规，倒也不必苛责刘邦。原来，田横被韩信施诈战败之后，只好归附彭越。等到项羽已灭，彭越对于刘邦的臣属关系已经确立，田横再也无法在彭越属下生存，于是与宾客逃亡到海岛上暂且容身。刘邦素知田横有英雄才具，恐其久居海岛终为乱源，就派遣使者前来宣布赦免田横的诏书，其中有一句威逼利诱的话：“（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不来，且发兵加诛。”田横知道天下一定，仅凭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与汉家朝廷为敌，又惧怕因为自己的抗命而导致属下遭遇屠戮，就被迫接受汉廷的传召，乘车前往洛阳。在距离洛阳还有三十里处，自杀身亡。在自杀之前，田横对两位随行的宾客感叹：“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汉书·田儋传》）刘邦感念田横的刚烈志节，为之流涕，调发士卒二千人，按照王者之礼厚葬了田横。两位宾客，在完成了田横最后的嘱托， 安葬了田横之后，自杀于田横的墓旁。等到田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横的死讯传到海岛之上，留守的五百壮士全部自杀以殉。田横及其属下的视死如归，赢得了天下人的尊重。刘邦在厚葬田横之后，不由得暗自庆幸：如果田横这样的英雄豪杰，独居一地，不知何时就会酿成大祸。“田横五百士”，更成为不屈雄杰的代名词。

　　第五，刘邦采纳娄敬与张良的建议，决策迁都长安。当时的娄敬是地位卑贱的戍卒，他求见皇帝，对刘邦分析了以关中为都城的优势。刘邦已经被打动，他询问张良，张良借机劝刘邦西进关中。当天，刘邦就决策迁都长安。为了表彰身居下位的人建言献策，刘邦特意晋封娄敬为“奉春君”，并且赐姓刘氏。后来，这位有战略眼光的刘敬，还曾经献策“和亲”，以处理与北部匈奴的关系。

　　第六，赦季布而斩丁公，借以彰显“臣事君以忠”的政治伦理。在“楚汉之争”的战场上，“为气任侠”的楚将季布，奋勇作战，多次使刘邦遭遇险境，狼狈不堪。及楚亡汉兴之时，刘邦以千金重赏通缉季布，并规定敢有藏匿季布者，罪及三族。然而，鲁地大侠朱家出面讲了一番各为其主的道理，刘邦就赦免了季布，使之尽展才干，终于成为汉初名臣。而季布的同母异父兄弟丁公，遭遇却完全不同。丁公也是楚霸王项羽的部下将领。当年，刘邦在彭城之战中败逃，丁公领兵追逐，短兵相接，刘邦命在旦夕。在危急之际，刘邦当面向丁公求饶，丁公于心不忍引兵而还，刘邦才得以脱身。等到项羽灭亡，丁公自恃有活命之恩，前来谒见刘邦。刘邦却下令将丁公在军中示众，所定的罪名是：“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并且宣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 （《史记·季布传》）刘邦此举传递的信息十分明确：对背叛君主的人，即便我是受益者，同样加以诛杀，决不宽贷！

　　刘邦在称帝之初，面临着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仅仅两三个月的时间，他就做了以上所述的若干事关大局的事情，可谓高屋建瓴、大刀阔斧。王者气度，借此而彰显出来。

　　然而，刘邦登基之后，实在没有享受“天下太平”的安乐之福，一系列麻烦事，接踵而至，使得这位开国皇帝大有疲于应付的感觉。

　　第一，忙于镇压异姓诸侯王和项羽旧将的反抗。在刘邦称帝的当年七月，燕王臧荼就率先起兵反汉了。臧荼在北部广大区域是有影响的豪杰，刘邦不敢大意，亲自领兵平叛。用兵两月有余，才将臧荼俘获。刘邦封自己的好友卢绾为新任燕王，希望他能够镇抚地方，为自己分忧。不料，后来卢绾的燕国也成为刘邦的一块心病。九月间，项羽的旧将利几起兵反抗。这次起兵的内幕，史书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又是刘邦亲自领兵平叛。由此可见，这次叛乱声势和危害性必定不小。汉高帝六年（前201）十月，离刘邦称帝不过八个月，有人上书告发楚王韩信“谋反”，刘邦采纳了陈平的建议，以“伪游云梦”的方式，诱捕了韩信；随后在“罪名”无法落实的情况之下，贬韩信为“淮阴侯”，限制居住在都城，迹近幽禁（详见“韩信”部分）。

　　第二，大封功臣，安顿内部。刘邦分做两批分封“大功臣”为彻侯（以后为了避讳汉武帝的名字，“彻侯”改称“通侯”）。第一批受封者十人，其中有：平阳侯曹参、户〖〗侯陈平、汝阴侯夏侯婴等人；第二批受封者十七人，其中有：留侯张良、〖〗侯萧何、舞阳侯樊哙、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曹参、陈平受封彻侯的时间早于张良、萧何，其中是否有特别的原因，我们已经无从考查了。“大功臣”二十七人受封已毕，其余功臣竟然出现了“争功不决”的局面，如果不把他们尽快安抚下来，也可能激起变乱。张良为刘邦设计了先封雍齿为侯的策略，因为雍齿早年间有背叛刘邦的一段经历，两人“交恶”是大家共同知晓的事情，雍齿受封，意味着其他人都会得到封侯之赏。于是，中小功臣们吃了“定心丸”一般，稳定了下来。这是张良协助刘邦安定大局的妙计之一（详见“张良”部分）。在封侯先后问题上，表现出刘邦的“心理”问题，最为明显的是“王陵后封”。王陵在汉初的开国功臣集团中，是很有个性色彩的人物。论及他的忠心耿耿，有一事为证。在楚汉之争中，王陵的母亲不幸被项羽俘做人质，项羽要挟王陵归降。王陵是著名的孝子，这必将对他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通晓大义的母亲，在汉家使者面前，毅然选择了伏剑自杀，并且嘱咐使者传语王陵“善事汉王”。王陵为了汉家开基，付出母亲的生命。仅此而言，王陵的地位在刘邦的功臣集团中应该有其独特性。但是，王陵受封却是相当晚的。直到八月间，刘邦才封王陵为安国侯。已经比封曹参等十人晚了八个月、比封萧何等十七人晚了七个月，甚至比封雍齿为侯还要晚。“王陵后封”的原因，《汉书·王陵传》记载得很清楚：“以善雍齿，雍齿高祖之仇，陵又本无从汉之意，以故后封陵，为安国侯。”其间涉及人事关系，需要稍做梳理和说明。王陵本是沛县的豪强人物，刘邦在起事之前，以待兄长之礼与王陵相交。王陵性格直率，敢于直言，刘邦本人也对他有所忌惮。刘邦起兵于沛县之后，许多丰沛故交前往依投，唯有王陵，自重兄长身份，不愿依托于当年的小兄弟麾下，他聚众数千人，独立成军。直到刘邦从关中东征项羽时，王陵才加入了汉军阵营。再加之，王陵与雍齿交情甚笃，而雍齿曾经利用镇守沛县之机，背叛过刘邦，给刘邦造成过被动。事后，刘邦为了顾全大局，没有处死雍齿，但雍齿是刘邦的仇人，却是汉初统治集团中尽人皆知的事。偏偏王陵是任气的长者，他不愿为讨好皇帝而中断与好友雍齿的关系，他在皇帝面前又总想保持当年兄长的地位，刘邦对他真有几分无可奈何，只能在分封功臣之时，迟迟不给王陵封侯定赏，聊泄一点怒气。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刘邦深知像王陵这样质朴诚实的大臣，正是国家不可或缺的柱石，所以才会在晚年指定他为曹参之后的丞相候选人。

　　第三，晋封刘氏宗室为王。刘邦对异姓功臣王心存疑忌，又以秦王朝没有宗室封王导致“孤立而亡”的历史教训为鉴戒，借着镇抚万民之心的名号，推行“大封同姓”的政策，在废黜韩信的王号之后，先后立从兄刘贾为荆王，少弟刘交为楚王，次兄刘仲为代王，长子刘肥为齐王。刘氏四王受封，是刘邦扶持宗室力量的重要举措。

　　以上三件事情，刘邦作为开国皇帝虽然做得辛苦，倒也有点“其乐无穷”的刺激与兴奋；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实在让刘邦哭笑不得、伤透脑筋。那就是——他的开国功臣，大多出身草莽，在封侯就职之后，尽管他们已经是新朝勋贵，却依然是不通礼仪，不守规矩。乃至于在朝廷之上、百官云集之时，也闹出了不大不小的“笑话”。《史记·叔孙通传》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场景：“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 其中的“妄呼”，很有可能既指互相呼喊姓名，也可能暗指酒醉之后呼喊出刘邦的名讳来。在“豪爽”、“不拘小节”的背后，反映的是等级秩序亟待建立的现实。这时，精通礼仪之学的儒者叔孙通，最为了解刘邦的心态和需要。他向刘邦建议尽快建立朝仪制度，并且自告奋勇地请命：“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对刘邦而言，这是正中下怀的。刘邦的可爱之处，在于务实而不为高言，仪式搞得太过于烦琐、典雅也是他本人所无力承担的，他实实在在地告知叔孙通：“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于是，叔孙通邀约了鲁地有学问的先生三十余人，与朝廷原有的学者以及叔孙通的弟子百余人，共同制定汉家朝廷的朝仪。

　　到了汉高帝七年（前200）的十月，正值岁首，借着长乐宫建成的大吉之期，诸侯群臣都来参加大朝典礼。在叔孙通主持之下制定的朝仪有了首次施用的机会。文武百官冒着黎明之前的寒风列队集合，在谒者的依礼导引之下，严格地按照官位的尊卑顺序进入殿门，廷中早已布置好各类宫廷卫士、旗帜标志。随着进退的命令，文武百官分列东西，井然有序。标志皇帝尊严的各种仪仗陈设就列。皇帝的车辇才缓缓出来，在端庄肃穆的气氛中，“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朝谒礼毕，又置酒殿中。各位侍坐于殿上的官员都按照制度的要求伏首抬头，依据尊卑次序向皇帝敬酒上寿。酒觞九行，主持仪式的谒者高唱一声“罢酒”。殿中还有御史执法，凡是举动不符合礼仪要求的都被随时责令退出。直到全部朝见礼仪、酒宴结束，在场的数百官员无人敢大声喧哗，更无失礼者。这一隆重庄严的朝仪，是刘邦和他的臣属们都未曾经历的，刘邦眼见那些平常不知尊卑有序的臣子们都如仪行礼、中规中矩，不由得龙心大悦。刘邦感叹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做皇帝的乐趣这才真正体会到了！于是，刘邦当即拜叔孙通为太常，并且赐金五百斤。

　　在尽享皇帝的尊严、威风之后，汉家开国皇帝刘邦还得为巩固政权而奔波不已，甚至还要亲冒矢石、出兵征讨。让我们历数刘邦此后几年间身历的大事：

　　汉高帝七年（前200），刘邦亲率大军征讨韩王信和匈奴，匈奴首领冒顿巧设诱敌之计，以四十万精骑将刘邦所率的先头部队围困于白登山（今大同东），长达七日，刘邦面临着被俘的危险。史称“白登之围”。幸得陈平巧设妙计，才侥幸逃脱。此后一直被视为汉家之羞。刘邦经历此次被围，目睹了匈奴的强大军力，此后不再奢望依靠军事手段解决与匈奴的冲突，而是理性地看待汉匈之间的力量对比，改为推行刘敬提议的“和亲”之策，以忍让之术暂且求得北部边境的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