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央秘史

一、阉竖擅权

　　大自然有春夏秋冬，春的明媚，夏的火热，秋的肃爽，冬的宁静，变幻出四季的轮回。这一切，是规律使然，是无可抗拒的。但是，就植物在一年的生长过程来说，毕竟在春、夏时节阳气转盛，生机盎然，一到秋天，阴阳交替，成熟中则不可避免地带来衰落。因而，自古以来就多悲秋之情。

　　社会的发展，王朝的兴替，也是这样。汉代长安城里，未央宫中的时令，更是这样。如果说，高祖、惠帝时期好像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文帝、景帝时期好像阳春时节，万物生长；武帝时期好像盛夏六月，万物虽繁盛至极，却又酷旱难耐；昭、宣中兴，好似橙黄橘绿的初秋，使人产生几分快意；那么，到了汉元帝时代，渭水秋风，长安落叶，便使人顿生悲秋之感了。元代戏剧家马致远以元帝时昭君出塞为题材的杂剧，便题作《汉宫秋》，渲染出来的，就是未央宫中浓浓的秋意。

　　历史上，乱世的突出征象，大都是皇帝软弱无能，昏庸腐朽，宵小之徒兴风作浪，忠臣烈士忧谗畏讥，王朝内忧外患，大厦将倾。

　　汉元帝时代，未央宫中秋气衰杀，乱世的种种征象，已经开始出现了。

　　黄龙元年（前49）冬月，汉宣帝在未央宫弥留之际，也模仿武帝故事，诏命侍中乐陵侯史高为大司马，兼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为光禄大夫，受遗辅政。太子刘即位，是为元帝。

　　前朝故事可以模仿，可惜主角已经换人。因为，宣帝毕竟不是武帝，他尽管守中兴之业，却又贵外戚，杀名臣，用宦官，已经埋下了子孙亡国的根子；他所托之人，也不像霍光那样位高权重，忠心耿耿，或者有职无权，或者优柔寡断；所辅之君，更不像昭帝那样睿智聪敏，敬贤纳谏，而是宠信宦官，昏庸无能。于是，托孤辅政故事的题材虽然没变，演出内容却完全走样了。

　　先说故事的主角元帝刘，宣帝生前对他就颇为失望。宣帝最喜欢的儿子，是淮阳王刘钦，认为他素性聪敏，喜阅经书法律，对经邦治国颇有才干，曾由衷叹赏道：“淮阳王真是我子呢！”而太子刘却雅重儒术，处事优柔懦弱。有一次，他劝谏父亲治国宜重用儒生，毋尚刑法。宣帝听了很不高兴，很严肃地对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专用德教？再说俗儒不通时务，是古非今，徒乱人意，何足委任？”他却不以为然。宣帝曾看着他的背影，感慨地说：“乱我家法，必由太子，奈何奈何？”也曾产生过易储的想法，但想着太子为许后所生，许后与自己同经患难，后来又惨遭毒死，因而实在不忍心废立，刘的太子储位也就保持下来。《汉书》卷九《元帝纪》。所述元帝事，除注出者外，均见此传。

　　再说，宣帝给这个懦弱的儿子留下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摊子，搭建起的却是一个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乱班子。在他所安排的几个顾命大臣中，大司马史高职居首辅，却既无政绩，又无才略，所有郡国大事，全凭萧望之、周堪二人取决。这二人原是元帝的师傅，开始格外受到信任。萧望之见前宗正刘德之子刘更生敏赡能文，便推荐为给事中，使他与正直敢谏的侍中金敞对朝政左右拾遗，这一下惹出了矛盾。那史高以外戚辅政，自知资浅才短，起初还甘心退让，后来看到国柄完全掌握在萧、周二人之手，又得金、刘襄助，使自己相形见绌，便开始对自己有位无权的现状很不甘心，就想着别求党援。恰巧过去宣帝宫中，就给他留下了现成的两个党援。那是宣帝在诛除霍氏后，唯恐政出权门，特召入弘恭、石显两个宦官，一为中书令，一为仆射，使他们掌管奏牍出入。两人靠小忠小信，固结宣帝之心，得以逐加超擢。所幸宣帝还算英明，虽然任用他们办事，却始终不让他们专政。元帝英明当然不及乃父，仍令他们盘踞朝廷。二竖见这个懦弱皇帝容易摆布，也就逐渐生出邪心，开始向权力伸手。刚好史高不甘寂寞，有心联手，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所叙阉竖石显、弘恭事，均见此传。

　　二竖之中，石显尤为狡诈。他经常到史高家中钻营，紧密勾结。史高对他也言听计从，不断与萧望之、周堪寻衅闹事。萧、周也逐渐察知了内情，就向元帝进言，请他效法古时不近刑人的遗训，罢黜中书宦官，元帝却没有引起重视。弘恭、石显听到风声，就与史高商量，准备将刘更生先行调出。恰巧宗正一职缺人，史高就趁机入奏元帝，将刘更生从给事中任上调离。元帝不知内情，当即照准。萧望之察觉了他们的险恶用心，急忙将几个名儒茂才推荐为谏官，以充实自己的力量，以免元帝被二竖包围。

　　社会上的一些政治小人，看到中枢之中分为两派，就左右钻营。会稽人郑朋为了当官，先是极力巴结萧望之一班人，在上书中告发了史高派人四出征索贿赂的勾当，揭发了许、史外戚子弟的种种放纵行为。元帝得书，颁示给周堪，周堪认为郑朋很正直，便令他待诏金马门。郑朋得寸进尺，又直接致书萧望之，把他吹捧为古时周公、召公、管仲、晏婴一样的名相，表示了投奔到他门下的强烈愿望。萧望之就令他来见，他满口讨好、贡谀之辞，说得天花乱坠。萧望之开始也很高兴，继而一想，却感到这个人有点言过其实，就令人暗中探察，还真的察知到此人的诸多劣迹，就通知周堪，不宜再荐引此人。郑朋登门鼓吹之后，整天盼望着升官发财，但等了多日，却不见下文。实在按捺不住，就再向萧、周请谒，却都遭到拒绝。失望之余，他索性改换门庭，又去投靠到许、史门下。许、史子弟因他曾经投靠萧望之，开始拒绝接纳，他就借恶毒咒骂周堪、刘更生以表示忏悔，终于被原谅，引为爪牙。经侍中许章引荐，他得到元帝的召见。待诏华龙也曾被周堪斥责，就与郑朋狼狈为奸，经辗转攀援，最终结交了弘恭、石显二竖。二竖就唆使两人趁着萧望之休沐时候上书，劾奏萧望之、周堪、刘更生，说他们有意构陷许、史，诽谤皇亲。元帝看罢，即发交二竖查问。二竖奉命查讯，萧望之坦然道：“外戚在位，骄奢不法，臣欲匡正国家，并无歹意。”二竖回报时却无限上纲，攻击萧望之结党营私，专擅权势，为臣不忠，应召致廷尉。元帝稀里糊涂地回答了一个“可”字，二竖抓住机会，立即传旨饬拿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将三人投入狱中。元帝还不知道此事，使内侍往召周、刘二人入宫议事，内侍答称二人已经下狱，遂大惊道：“何人敢将二人拘系狱中？”二竖在旁，慌忙跪答道：“前日蒙陛下准奏，方敢遵行。”元帝生气地说：“你等只说召致廷尉，并未说及下狱，怎敢妄拘？”二竖一边叩头谢罪，一边说明在宫廷用语中，“召致廷尉”就是“下狱”。元帝也来不及细问，随即下令，命将三人立即释放出狱。二竖同声应命，起身趋出，却没有去向廷尉传旨，而是匆匆赶到大司马府中，与史高密议多时。第二天早晨，史高就入见元帝，道：“陛下即位未久，就将师傅下狱。如果说他们本来无罪，应该出狱，仍然供职，只能表明陛下举动轻率，反而降低威信。为今之计，还是应将三人免官，以免出尔反尔。”元帝听了，也觉得有理，就下诏赦免萧望之等三人出狱，但仍然免为庶人。史高与二竖当然高兴。郑朋写诬告信有功，擢任为黄门郎。

　　一个月后，陇西地震，殃及关中，连太上皇庙也被震坍。元帝后悔前时黜逐师傅，以致触怒了上苍，就特赐萧望之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朔望朝请，位次将军，又召周堪、刘更生入朝，准备拜为谏大夫。二竖见三人又被起用，急忙面奏元帝，说这是自彰过失，元帝默然不应。二竖更为着急，又说到即使起用，周、刘二人也不宜直接升为谏大夫，那只能说明元帝上次处置失当，只可任为中郎，算是待罪任职，以表明天王圣明。元帝又被蒙蔽，二竖所奏又被采纳。所叙萧望之、周堪、刘更生事，分别见于《汉书》卷七十八《萧望之传》及卷八十八《儒林传·周堪传》。

　　元帝尊经重儒，与左右谈起萧望之博通经术，可任为丞相。消息传来，二竖自是惊慌失措。就是许、史二家，也惶恐不安。于是，他们内外联手，恨不得将萧望之置于死地。萧望之这时已经孤立无援，有人想要援助他，结果弄巧成拙，帮了倒忙，反致两下遭殃。

　　这人就是刘更生。他本来唯恐萧望之被校人构陷，想着上书陈情，又怕被人说成党同伐异，就托外亲代上封事，声称地震星变，都是弘恭、石显二竖所致。为今之计，应该黜去二竖，进用萧望之等忠臣，方可返灾成祥。书上，即被二竖闻知。他们猜想到这是刘更生所为，就面奏元帝，说这是分裂中枢，必须究治上书人，元帝竟然又准如所奏。上书人不堪恐吓，就供认是刘更生主使，刘更生遂被免为庶人。萧望之事前一无所知，事发后又恐怕株连到自己，遂书生气十足，想着以攻为守，令其子萧上书，诉说自己上次无辜遭黜，应该申雪。实际上，此举愚蠢至极，只能授人以柄，只能表明自己与刘更生上书有牵连；要不，为什么要遥相呼应呢？元帝令群臣合议，群臣见二竖得势，元帝已被左右，遂阿附权势，反说萧望之不知自省，教子上书申冤，有失大臣体，应以不敬论罪，捕他下狱。元帝见群臣都指责萧望之，也怀疑他可能有罪，沉吟良久，担心地说：“太傅性刚，怎肯就吏？”二竖在旁应声道：“人命至重！望之所坐，不过语言薄罪，他还不至于自戕？”元帝就命谒者去召萧望之。

　　石显借端作威，煞有介事地派出执金吾车骑，重重包围了萧望之的府第。萧望之闻变生惊，又大撒书生气，当时就要自裁。其妻从旁拦阻，认为不如静观其后。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门下生朱云认为士可杀不可辱，也主张自裁。萧望之仰天长叹道：“我尝备位宰相，已年过六十，还有何面目再入牢狱？”说着，他便叫朱云取来鸩酒，一口喝尽，当即毒发身亡。

　　谒者还报，元帝这才感到后悔，流涕道：“我原知他不肯就狱，果然如此。杀我贤傅，可惜可恨！”遂召入二竖，指责他们逼死师傅。二竖心中高兴，却佯作惊慌，免冠叩头。元帝心肠软了，又不忍加罪。为纪念死者，安慰生者，便传诏令萧望之之子萧嗣爵关内侯，每逢岁时，遣使到萧望之墓上致祭。又擢用周堪为光禄卿，使其弟子张猛为给事中。

　　二竖除掉萧望之，又欲谋害周堪师弟。还没有找到机会，弘恭就病死了。石显继任中书令后，把大权更牢牢地抓在手中。他听说萧望之死后，朝野同情，舆论对他不利，就有意结交经术名家贡禹，屡次在元帝面前称扬鼓吹，使其得继任御史大夫。贡禹一介经生而位列公卿，当然很感念石显的恩惠，在上书中多言民赋钱粮，不提宦官、外戚之事。《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

　　偏值当时连年水旱，言官多归咎执政大臣。车骑将军史高、丞相于定国、御史大夫薛广德同时引咎辞职。元帝特赐予车马金帛，准令还家。至此，宣帝搭建的顾命大臣班底，在互相内耗、毫无建树之后，全部瓦解了。继任诸人都是儒生，一个个守正持重，静默和平，力求与世无争，给阉竖擅权提供了很大方便。独周堪师弟二人刚正不阿，成为石显的眼中钉。刘更生虽已失职，依然担心周堪又遭陷害，就缮成一篇奏章，历举经传中灾异变迁，要元帝黜邪崇正，趋吉避凶。石显见了此书，明知是指斥自己，但一想刘更生无职无权，说了也是白说，关键是要将周堪师弟除去。于是，他联合许、史子弟，借口当时夏令天寒，日青无光，完全是周堪师弟擅权用事所致。元帝本来不太相信，谁知满朝公卿也都跟着弹劾周堪师弟，便半信半疑，遂就此事问询长安令杨兴。这杨兴原来看到周堪颇受信任，就几次向元帝称赞他忠直可用。现在见元帝问询其人，以为已决定黜免，便添盐加醋，极口攻击周堪。说得元帝也不禁喟然叹息，道：“你说得也是，但周堪实无大罪，怎能加诛？众口一词非难他，又究竟作何处置？”杨兴听懂了元帝的意思，便稍稍改口，说道：“臣意可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只要不干预朝政就行。这样一来，陛下既恩全了师傅，又望慰了朝廷，可谓一举两得。”元帝略略点头。杨兴其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却能够大售其奸，可见当时官场风气之一斑。实际上，这也是历来政客、党棍的惯用伎俩。要不，中国怎么会产生厚黑学呢？官场怎能标榜胆大、心细、脸皮厚呢？

　　元帝对怎么处理周堪师弟还在犹豫，城门校尉诸葛丰也拜本进来，弹劾周堪师弟。就人品而言，这诸葛丰比杨兴要好，此举完全是误会使然。他原任司隶校尉，秉性刚严，不避豪贵，长安市民称颂道：“间何阔，逢诸葛。”他曾因侍中许章犯事，欲捕他入狱，不料许章恶人先告状，遂被降为现职。他满望周堪师弟能主持公道，替他伸冤，却不见二人有什么表示，遂专门致书向二人求援，又不见回音。他以为二人或者为虎作伥，或者落井下石，所以就乘机上书弹劾。元帝看了奏章，问清了事情的原委，干脆将诸葛丰的官职一降到底；为照顾舆论，将那师弟二人也左迁出去，贬周堪为河东太守，张猛为槐里令。《汉书》卷七十七《诸葛丰传》。

　　石显将一个个政敌不是逼死，就是贬走，得意忘形，气焰更为嚣张。一般人对这个阉竖不是没有看法，但看到他手握大权，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便屈服于权势，转而投靠他。他对来者并非一概不拒，对那些看不顺眼的，不但排斥陷害，而且置之死地。贾谊的曾孙贾捐之的遭遇，就是这样。

　　贾捐之对石显本来很有看法，几次揭发这个阉竖的罪恶，所以待诏有年，也没有当官。他听说长安令杨兴近来受到元帝的信任，便想托他介绍，代为吹嘘，当下投刺请谒。杨兴见他口才敏捷，文采风流，而且是贾长沙的后人，也很看重。两人结交多日，恰巧京兆尹一职出缺。贾捐之便直呼杨兴表字，一边吹捧，一边抛出钓饵，恭维道：“君兰雅擅吏才，正好升任京兆尹。若使我得见主上，定然竭力保荐。”杨兴自然心领神会，也直呼贾捐之的表字，回以钓饵：“君房下笔，言语妙天下，若能当上尚书令，比五鹿充宗好得多了。”这五鹿充宗原是经生，因投靠石显当上尚书令。贾捐之闻言大笑道：“如果我能代替五鹿当上尚书令，君兰也一定能当上京兆尹。这京兆尹系郡国首选，尚书令关天下根本。我二人求贤佐治，还怕天下不太平么？”两人尽管大言不惭，却都有点飘飘然。只是官职毕竟没有到手，还只是嘴上风光。杨兴趁机说道：“我二人若要进见，关键是要打通中书令的关节。”贾捐之一听是要投靠石显，摇摇头说：“此人奸横得很，我素来不与他结欢。”杨兴微微一笑道：“不结欢，就当不上尚书令。还不如枉尺直寻，暂时投靠，以求一逞，如何？”贾捐之求官心切，也就点头答应。于是，两人联名保荐石显，请赐爵关内侯。又由贾捐之上书，推荐杨兴为京兆尹，两个奏章先后递进。谁知石显早已得到消息，先将二人的密议奏知元帝。元帝开始还半信半疑，待二人递入奏章，果然如石显所言，当即饬逮二人下狱，使皇后之父王禁与石显究治。王、石二人经究治后称杨、贾二人隐怀诈伪，罔上不道，更相荐誉，欲得大位，应即加严刑。结果，贾捐之讨好阉宦，不但没有当官，还落得个身首异处，杨兴虽然保住了性命，却用现成的长安令，换了一个刑徒当。二人丧失气节，求福得祸，是名利作怪，是权势作威。那些削尖了脑袋钻营门路者，不能不引以为戒哩！《汉书》卷六十四下《贾捐之传》。

　　元帝即位以后，确实是多事之秋。从永光二年（前42）到四年（前40），天公从不作美，日食地震，交相变异。元帝就此问询光禄大夫匡衡，回答说是天人感应，下作上应。元帝便责问群臣道：“你等以前将天变相仍，归咎于周堪、张猛。两人外贬多年，天变加剧，试问再归咎何人？”群臣无话可说，只好叩首谢罪。元帝遂又征拜周堪为光禄大夫，领尚书事，张猛为大中大夫，兼给事中。

　　周堪师弟二人还朝，原以为元帝终于醒悟，正好大干一番。谁知元帝昏庸如故，石显依然把持朝政，朝里四个尚书，都是石显死党，处处与他们作对。再加上元帝连年多病，深居简出。周堪有事，都由石显代为奏闻，因而心情郁愤，有口难言，时间不长就病逝了。张猛失去师援，孤掌难鸣，终被石显构陷，传诏逮系，他不肯受辱，就在宫车门前拔剑自刭。刘更生听到二人死讯，倍感伤情，就模仿屈原骚体作了八篇《疾谗救危及世颂》，抒发悲怨之情。所幸自己丢了官职，却保全了性命，也就随遇而安了。

　　石显的权势一天天盛隆，更是为所欲为。但是，朝中有识之士还是不断地向他的权势挑战，尽管也都以悲剧收场。郎官京房通经致用，便乘间进言，想要锄去阉竖。一天，元帝召他谈论经学，旁及史事。他遂诱导元帝总结周幽王、周厉王危亡的原因，元帝对此也还清楚，就笑道：“乱世人主，往往用人不明，否则自古到今，还有什么危亡主子呢？”京房进一步启发元帝：“今陛下嗣位数年，天变人异，与春秋相似，究竟今日为乱为治？”元帝也承认：“今日也是极乱哩！”等谈到今日致乱之由，元帝却不清楚了，沉吟半晌道：“今日有何人足以致乱呢？”京房不说不甘心，想说又不敢，只请元帝注意平日所最亲信的近臣。元帝想了半天，说：“我知道了。”他原以为元帝从此能够醒悟，驱除石显，没想到石显岿然不动，自己却被徙为魏郡太守。才过月余，又由长安发出缇骑，逮捕京房下狱，原来他受了岳丈张博的牵连。这张博从京房那里听到些宫中逸事，便告诉了淮阳王刘钦，又出主意让刘钦自求入朝，辅助主上，结果被石显探知，系于狱中，连京房也被牵连，一并弃市。《汉书》卷七十五《京房传》。

　　接着，石显又兴起陈咸和朱云的一场冤狱。

　　御史中丞陈咸，为前御史大夫陈延年之子，十八岁时入补郎官，抗直敢言。延年曾教他处事不要过于直露，对人应该宽厚和平。一次，一直说到半夜，只见他蒙睡去，头已撞在屏风上。其父不由得怒言斥责，他却淡淡地说：“儿已听了半夜，无非是教儿谄媚罢了。”延年无可奈何，也就随他去了。他依然刚直如前，任御史中丞后，更是疾恶如仇。他与槐里令朱云意气相投，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诋斥石显一伙的罪恶勾当。石显死党五鹿充宗仗着阉宦势力，在开坛讲经时，无人敢抗。朱云却昂首而入，与五鹿辩论，驳得他哑口无言。长安人士为此作了一首歌谣，唱道：“五鹿五岳，朱云折其角。”元帝听说后，召见朱云，拜为博士，又出任杜陵令，继而调为槐里令。朱云见石显用事，丞相韦玄成依阿取容，心想不如先弹劾韦，再揭发石。但拜本进去，不但没有扳倒韦玄成，还树了一个死敌。他在任上因事处决了一个人犯，反被人攻击为妄杀无辜，韦玄成准备借机报复。陈咸得闻此事，悄悄告诉了朱云，两人密商解决办法。不料此事被五鹿充宗察知，转告给石显，石显奏告元帝，批交丞相究治。韦玄成使廷尉拘捕二人，入狱拷讯。后经好友朱博援救，再加上韦玄成病危，陈咸才得免死，髡为城旦。朱云被削职为民。《汉书》卷六十七《朱云传》，又见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

　　石显也知自己害人太多，怕遭人暗算，就想尽办法巩固元帝对自己的信任。他曾经借口宫中事情太多，如果夜间奏事，宫门早闭，便不及呈入，请元帝准令开门。经元帝允准后，他往往深夜出取物件，故意延误，待宫门已闭，即传诏开门。有人劾奏他矫诏开门，元帝将原书取示于他，付诸一笑。他却装模作样，跪下流着眼泪感谢元帝的知遇之恩。从这件事上，元帝误以为石显都是照章办事，后来遇到劾奏石显的上书，遂一概置之不理。石显得到更大的宠信，更肆无忌惮。牢梁、五鹿充宗等人把他铐得越紧。长安人交口作歌道：“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累累！绶何若若！”

　　作恶总有尽头。元帝驾崩，成帝在居丧时，把朝政都委任给母舅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王凤一向就听说石显奸刁，就奏请成帝，夺去了他的重权，贬徙为长信太仆。丞相匡衡也反戈一击，趁机弹劾石显及其死党的罪恶。成帝就褫免了石显的官职，勒令他回籍。于是，石显只好怏怏就道，病死在半路上。死党五鹿充宗谪为玄菟太守，伊嘉贬为雁门都尉，牢梁、陈顺也一概罢免。长安人心大快，又传诵出一首歌谣：“伊徙雁，鹿徙菟，去牢与陈实无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