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成之世

一、汉元帝生平大事

汉元帝刘奭（前74年一前33年）是汉宣帝刘询的长子，公元前74年出生，前67年被立为皇太子，前49年宣帝逝世，太子刘奭即皇帝位，前33年驾崩。谥号为元帝，庙号高宗。

汉元帝即位后，次年改元初元。从此进入西汉后期，汉家王朝由此走向衰落。

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竟宁元年（前33年）在位。据《汉书》记载，元帝多才艺，尤其擅长史书，喜爱鼓琴瑟，吹洞箫，被称为“诗书皇帝”。

（一）元帝如何即位

刘奭的幼年屡遭磨难。这还要从他的外祖父许广汉说起。许广汉昌邑（今山西朔县）人，年轻时在昌邑王的王府里当一个中级官员。他的正式职衔是王府的“郎”。有一次汉武帝刘彻从长安到甘泉宫（今陕西淳化县）。许广汉是随行驾车的小官之一，不幸的是由于他过度紧张，手忙脚乱中错拿了别人的马鞍，放到自己的马背上。于是，他犯了“从驾而盗”的滔天大罪，这在当时是一定要判死刑的。武帝不知什么原因，大发善心，特别免他一死，要他接受腐刑（即宫刑）。

许广汉成了宦官之后，被任命担任掖廷丞，总理皇宫里的细小事务。后来，又因犯错，被判处充当苦工。之后很久，又逐渐升迁成了特别监狱的管理员。就在这个时候，落难的刘询已由外祖母家搬到皇宫里来读书，一老一少两人住在一起，时间长久，便结下深厚的友谊。后来，许广汉便将自己的女儿许平君许配给贫贱的刘询。汉昭帝元凤五年（前76年），许广汉的女儿生下了刘奭。

两年之后，即公元前74年，刘询登上了皇位，于是便封贫贱之妻许平君为皇后。当时的权臣霍光之妻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当上皇后，下毒害死了许皇后，许皇后死后被追谥为“恭哀皇后”。这样，年仅4岁的刘奭在失去母亲之后，由新立的霍皇后代为抚养。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霍皇后为了使自己的儿子能成为太子，将来继承皇位，三番五次想害死刘奭。

公元前68年，当时年仅8岁的刘奭被选为皇太子。第二年，霍皇后被废。皇上刘询可怜太子年幼丧母，又几次差点被霍皇后害死，所以在选立新皇后的时候比较谨慎。几经考虑之后，立王婕妤为皇后，选中她的原因是她行事比较低调，也没有儿子，不会加害刘奭，由此可见，刘奭的童年时代是非常不幸的。

汉宣帝刘询对太子刘奭的文化教育比较关心，封当时的大儒萧望之为太子太傅，周堪为太子少傅，教太子读儒家经典，学习古代礼仪。这些儒家思想对年幼的刘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再加上他的经历比较坎坷，所以对儒学特别感兴趣，由此便形成了太子对父皇当时“霸王道杂之”统治思想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刘奭年长之后，柔弱仁慈，喜好儒学。他看到宣帝重用的人多数是法家门徒，用严刑来治理天下，使当时的杨恽、盖宽饶等人仅仅是因为讥讽的言辞就被诛杀，心里很不满意。他常给父亲建议：“陛下用刑已经有些过度，应该多用些儒生来治理国家。”汉宣帝马上变脸教训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怎么能单纯依靠德教，采用周代的通知方法呢？况且那些庸俗的儒者不了解时政，喜好颂扬古代而诋毁今天的政策，怎么能依靠他们来治理国家呢？”接下来便叹息道：“乱我家者，太子也！”从此便冷落了太子，而对淮阳王较为亲近。这使得太子的地位不是很稳固，日子更加难过。

刘钦于公元前63年被封为淮阳王，他的母亲张婕妤，得到汉宣帝的宠爱。霍皇后被废之后，汉宣帝原本打算立张婕妤为皇后，但是又担心张家势力过于庞大，从而密谋加害太子，由此才改立王婕妤为皇后，但是张婕妤并没有因此失去宣帝的宠爱，反而更加得势。淮阳王成年后，喜爱经书和法律，聪明慧达，宣帝非常喜欢他。而太子过于宽厚仁慈，喜欢儒家学术，皇上经常赞叹淮阳王说：“这才是我的儿子啊！”并时常有改立太子的想法。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是一批老臣的观点和汉宣帝对许广汉父女的感恩之情保住了刘奭的太子地位。多数大臣依据传统礼制，纷纷上奏汉宣帝不要废掉太子，以稳固皇权。同时，宣帝也常常会想起自己在贫困时，许广汉父女对自己的恩情，又可怜太子年少丧母的不幸遭遇，最终没有废掉刘奭再立他人。

公元前49年，汉宣帝病重，安排后事，封外戚乐陵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都接受遗照辅佐政务，处理尚书事务。12月，汉宣帝病死，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

（二）大行善举

早在汉宣帝去世前，已经给接班人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史高。汉宣帝从小失去父母，被送往祖母史良娣的娘家护养。史高就是史良娣哥哥史恭的长子，宣帝即位后任命他为侍中，出入宫廷，很得信任。第二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他在当代儒士中，较有政治才干，是汉宣帝一心一意加以培养的人才。第三位是太子少傅周堪，他与未来的皇帝也有师徒之情，关系密切。

汉宣帝命他们三人搭建一个权力班子，以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以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以周堪为光禄大夫。

宣帝精于治道。刘向《别录》说：“（宣）帝不喜儒，好观《申子·君臣篇》。”众所周知，战国法家申不害写的《申子》一书，以重“术”而知名。所谓“术”是指国君不露声色操纵臣下的手段，是一种不准在社会上流传而由皇帝私下研习揣摩的“地下学问”。这种“术”，也体现在汉宣帝对后事的安排上。

借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汉宣帝也不例外。他从小依倚许、史外家，恩亲之情非别人能比。史家祖籍关东鲁地，后迁往关中，家势微贱，没有图谋不轨的社会基础，对未来皇帝的忠诚可以让人放心。因此，宣帝让史高担任大司马大将军，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重要。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中朝和外朝的缘起和区分。

汉武帝之前，皇帝一人之下，丞相统帅百官，总管政务，本没有中、外朝之分。汉武帝时开始在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朝臣系统之外，另外在皇宫之中又设立了一套机构，由侍中、左右曹、太中大夫、光禄大夫、尚书及大司马、前后左右将军等天子宾客或心腹重臣组成。这些人或许品秩、声望都不高，但由于能出入宫禁，为天子亲近执事，实际组成了一个对皇帝决策有很大影响的权力机构，这就是“中朝”。

汉武帝另组中朝，表面理由是，由于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朝廷多事，皇帝要吸纳一些亲近侍从参与谋政。但根本原因，还是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演进的必然结果。专制君主要把一切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要设法削弱丞相的权力，必须依靠一个在身边容易控制，而又惟命是从亲近自己的人马班子。

中朝产生后，逐渐成为凌驾于外朝之上的中枢决策机构，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则退化为简单的政令执行机构。

霍光受汉武帝遗命，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辅政，能够出入禁中，领尚书事，已经是威风八面的中朝首脑，实际权力远远在丞相之上。他之所以大权在握，关键是“领尚书事”，尚书设于皇宫中，是“典职枢机，凡诸曹文书众事皆由之”的中朝机构，皇帝经常委政于他。任何一个受汉遗命辅政的大臣，必须“领尚书事”，成为他的首脑，才能有实际权力。

由此形成惯例，皇帝通过中朝控制外朝，大司马大将军是中朝首脑，这一职务又为亲近外戚所独占，从而使外戚成为皇权理所当然的代表。在皇帝年幼、无能或昏聩不理政事的情况下，便会出现外戚掌权的局面。于是在西汉后期，外戚专制成为君主专制的一种变态形式。至于外戚能被赋予多大权势，往往取决于个别皇帝的意志和能力。

汉宣帝在给予外戚史高以首席辅政大臣地位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了外戚政治恶性发展将会失去控制的危险性。因此，它采用权力制衡的办法，知道应该在辅政班子中有外戚异己力量的存在。

外戚多起于寒微，原与官僚士大夫之间少有瓜葛。皇帝委任他们要职，很容易使之与外朝大臣形成矛盾对立之势。外戚与外朝官僚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可以使皇帝利用外戚监视、控制外朝；一方面当外戚过于专权时，又可以利用官僚除去外戚。当年汉宣帝剪除外戚就是这样做的。如今，汉宣帝为接班人刘奭搭建的辅政班子，之所以包容了萧望之和周堪二人，打的就是“权力制衡”的算盘。

萧望之和周堪二人任太子师傅长达八年，师徒之间私情之密无人能比。虽然儒生好“是古非今”，饶舌讥讽令人不安和厌烦，但这些人以修身为本，口不离忠孝仁义，而且多数人“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对未来皇帝的个人忠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加上萧望之在中央和地方历练多年，被汉宣帝欣赏和重用，证明他是有一定的行政才干的，所以在众多大臣中独独选取太子师傅为辅政大臣，汉宣帝自有隐情和考虑。

汉宣帝平生并不喜欢儒生，但在考虑太子辅政班子时却偏偏选用两位儒生担任顾命大臣，这也说明，在当时情况下，政治势力也不得不和代表文化大传统的儒学取得妥协。儒生队伍的膨胀，慢慢就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任何君主也不能视若罔闻。要笼络和利用他们，就要给其代表人物以破格的优遇，诱以“官、禄、德”。如萧望之“岁中三迁，官至二千石”；匡衡“十年之间，不出长安城门而至丞相”。这些儒生一旦入仕，很快成为帝之近侍，不但影响大，而且极易取得高官。正如夏侯胜所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地拾芥耳”。

这时，汉宣帝为儿子设计的辅政大臣中有萧望之和周堪二人，已经是一种政治转型的信号。后来，汉元帝全面推行儒生政治，以“四科”举士，自有其必然的社会原因。

汉元帝即位初年，恩泽普降，对诸侯王、公主、列侯赏赐黄金，对现任官吏赏赐金钱布帛，还大赦天下。同时，体现天子关怀细民的善政也接踵而至。元帝下诏，把关中皇庄和关东郡、国的公田挤出一部分来，赈济无田或少田的农民；家产不足千钱的特困户，由官家借给他们种子、口粮，以度春荒。元帝还派出12名钦差大臣巡视天下，慰问孤老困穷、生活无着之民。对前一年遭灾严重的民户免除租赋，并把皇家闲置的湖泊园林租借给贫民垦殖。

早在当太子时，刘奭就听说过琅邪的王吉和贡禹两人“明经洁行”，学问和道德操守都很好。因此，元帝一即位，就派使节去征召他们入宫。结果王吉病死在途中，只来了一位贡禹。贡禹被拜为谏大夫，新皇帝多次向他虚心问政。他以古论今，批评的中心就是君主本人的生活。他说：“古代的君主都很节俭，除征收1/10的赋税外，百姓再没有其他负担，所以生活可以自给自足。高祖、孝文、孝景时宫女不过十余人，舆马不过百余匹。但到了后世，人君竞相奢侈，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以致上行下效，造成整个社会的奢糜之俗。”

他还说：“我以为君主应该仿效古代，自我节制。宫殿早已建成，自无可奈何；单说可以减损的：一是为皇家织造衣冠纹绣的齐地‘三服官’，每官有数千人做工，一年花费数亿万钱。二是皇家厩苑有马上万匹，消耗许多粮食。三是从武帝起，后宫美女多达数千人。皇帝去世，不但陵墓内埋藏金银珍宝多达190种，宫女也被大批送去看守陵园。这又使天下仿效，诸侯妻妾多达数百人，富豪官民畜养歌伎也有数十人。一边是内有怨女，一边是外有旷夫。厚葬之习遍及天下，人们倾其所有，葬埋地下。这种弊端的根由，在于天子及手下大臣。”

在贡禹看来，君主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能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他说：“我希望陛下能深察古道，从其俭者：舆车、衣服和日用器物的开支，可三分裁减其二。后宫可则贤者留下二十人，其余的放她们回家。先帝陵园中的女子，凡没有生养过孩子的，也全部遣放回家。宫廷用马有几十匹就可以了，多处的游猎苑囿可只留下长安城南一处，其余复垦为田，给予贫民。”

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人治。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为人表率，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并且在这种权力之上，再没有一种有效的可以约束的机制。儒家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只能奢谈“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

幸好，汉元帝很乐意接受儒家先圣和贤师的教导，从道德上净化自己，努力“温恭少欲”，多行宽政。于是，他继续颁布诏令：凡是皇帝很少临幸的宫馆亭台，一律不再拨款修缮；把宜春下苑交给贫民复垦；太仆寺削减御用马匹的数量，以节省粮食，减少牧放隶徒；掌管上林苑的水衡都尉，减少所豢养的食肉禽兽的数量；撤销供皇帝娱乐的“角抵戏”的演出班子，罢置齐“三服官”的机构。

尽管元帝没有完全采纳贡禹的建议，但他确实从自身做起，努力节俭，赈济贫民，这不能不说是明显的“儒效”。可以看出，汉元帝的确有爱民之心。但是，仅仅依靠减少舆马能节省多少开支？一个宜春下苑能使多少贫民得到土地？西汉后期出现大量土地并兼并，小民失业，出现流民百万的情况，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单纯依靠皇帝的善举和个人修养的改善根本就不能消弭。

在元帝统治期间，为了怀柔关东豪强，放弃了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使得中央集权受到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豪强大地主兼并土地之风日益盛行，统治阶级日趋腐朽没落。农民生活困苦，不得不起为“盗贼”，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三）恩师被害

正当汉元帝被引导着向儒家理想主义的“王道政治”前进时，现实政治的人事纠葛却搅得他心烦意乱。汉宣帝安排的辅政班子，不到一年就出现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为副手。但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每次退朝之后，他们总是被单独留下来，谈古今治乱，论天下政要。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萧望之为了扩大自己在朝中的影响力，就引荐一些儒士到皇宫中任职，汉元帝对他言听计从。

第一个进入他们圈子的是宗室刘更生（成帝时改名刘向）。他是楚王刘交（刘邦小弟）的后代，聪慧有才，曾在石渠阁会议上讲论谷梁《春秋》，后被拜为散骑、谏大夫。现在萧望之推荐他“宗室忠直”和“明经有行”，于是刘更生到皇帝身边，任“给事中”（中朝官）。

另外一个人是金敞。他出身于官僚世家，在汉元帝当太子时，他就任太子中庶子，随从亲近，现在也加入到中朝任“侍中”。

萧望之和周堪、刘更生、金敞四人志向相投，就在元帝身边“同心谋议”。元帝对他们的建议多有采纳，于是，萧望之等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史高虽然官居高位，却不得不成为一个屈居从属地位的人员。久而久之，史高与萧望之嫌隙日深。

萧望之等人一方面与外戚显贵成对立之势；另一方面劝导皇帝恢复“古制”，从而又得罪了宦官集团。儒生们多面受敌，终于导致自身的惨败。

汉武帝建立中朝，更多地利用尚书这个办事机构，并且用宦官担任尚书，这就是中书。但汉武帝雄才大略，中书宦官不但在天子的牢牢控制下不得擅权，地位也不尊崇。昭帝时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专制朝政，遂废止“中书”，保留士大夫担任的“尚书令”以为辅佐。汉宣帝亲政后，为了夺回霍氏手中大权，复设中书机构，臣下上奏封事（密封的奏章），《汉书·霍光传》记载“辄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这时，据《汉书·萧望之传》中记载说“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久典枢机，明习文法”。

汉元帝即位后，沿袭了这个体制。但与宣帝相比，由于他自身的政治低能，便给了宦官以窃取大权的机会。弘恭和石显都是从小受腐刑进入宫廷，被宣帝选拔为中尚书。他们熟悉王朝的典章制度，又心眼灵活，精明强干，能看人眼色，揣摩君主想法，深得皇帝心思。

汉元帝一当上皇帝，就身体多病，专心修养，不理政事。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贴身而又出入后宫无碍的宦官，最适合被委以重任。于是，弘恭和石显权势日盛，朝廷事无大小，都靠他们去向皇帝请示、传达、裁定。他们狐假虎威，贵亲倾朝，对不附和的人陷于罪法而惩处之，朝廷百官对之无不畏惧。汉元帝大权旁落，每日被哄骗得不知真情，反而以为宦官与外朝官僚之间没有瓜葛，不会形成朋党，会专心为主子皇帝办事，是可以信任的人。

在外戚和儒生的矛盾冲突中，宦官弘恭和石显站在了外戚史高这一边。在议论朝政时，他们一唱一和，坚持按照元帝的老规矩办事，反对萧望之等人的复古主张。萧望之决心发起反击，以夺回中朝枢机重地。他向元帝建议说用宦官为中书不合古制，意思是向把弘恭和石显调开，更换他们手下的儒士。没有想到，这一建议激怒了弘恭和石显，也激化了外戚宦官与儒生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使一向优柔不断的汉元帝不知所措。当时，元帝初即位，还不能马上变更祖宗之法，结果久议不决，不了了之。而宦官外戚则利用手中大权，把刘更生调出中朝，让他去外朝担任宗正一职。

萧望之和周堪越发想要巩固阵地，扩大对皇帝的影响力，于是不断向朝廷推荐名儒学士担任谏官。最终，萧望之和周堪等人与宦官弘恭、石显得矛盾越来越重。由于宦官弘恭、石显则专擅朝政，导致萧望之被陷害致死。

（四）西汉由盛而衰的分水岭

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这个评语应该是褒多于贬，至少是褒贬参半。从历史记载来看，元帝确实是一个性格柔弱、优柔寡断的人。至于"仁"字则要大打折扣。所谓"好儒"是真的，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最终只因好"俗儒"而功亏一篑。刘奭少而好儒，主张任用儒生。他认为汉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持刑太深。黄龙元年（前49年），汉宣帝卒，刘奭即位，次年改元初元。元帝温文尔雅，出入恭俭。他先后以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等儒生为相。这些儒生喜欢颂古非今，且优柔寡断，不知所守。

1、多才艺，用儒生

早在元帝做太子时，他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习之经十分广泛，包括《春秋》、《诗》、《尚书》、《礼》、《论语》等。元帝的经学功底，不仅远过乃父，就是在西汉一代所有帝王中，也可谓首屈一指。

其实，纯任德教在汉宣帝以前，基本上实行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到元帝时期，开始一反前代帝王之制，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那么，元帝为什么摒弃主张严刑峻法的"霸术"，而改用"以柔治国"、强调"教化"的儒术呢？其实，元帝"纯任德教"除了他自身具有深厚的经学修养外，更重要的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即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农民纷纷破产，有的沦为佃客和奴隶，有的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假田农民（国家佃农），有的成为流民，而这些人原来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编户齐民，即自耕农身上。再加上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各地不断爆发反抗西汉统治者的斗争。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统治者只好放弃"霸术"，纯任德教，以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方略的改变，是由元帝提出并加以实施的。

但是，儒家也有保守、迂腐以及谶纬迷信的种种表现。他们首先是把日食、月食、地震以及水旱灾害等天文现象和自然灾害与政治联系起来，还有人在治河上采取“循经法古”的方略，凡是古书上没有记载的河道，就不能开辟，凡儒经上没有记载的治河方法，就不能采用。到了成帝在位时期，幸亏有一位实干的水利专家王延世，他不顾俗儒的干扰，两次治河立了大功，才使泛滥的黄河暂时得到治理。

在对外关系上，儒家一贯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武力征服。故当匈奴出现内乱时，有人认为趁机举兵灭之，萧望之则坚决反对。本来在对外关系方面，不以实力为基础，而空谈仁义，纯属儒家的迂腐之论，但在元成之时，国力衰弱，对外采取收缩政策，而不穷兵黩武，使国家得到安宁，未尝不是适时之论。

在元帝统治期间，为了怀柔关东豪强，放弃了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中央集权受到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豪强大地主兼并土地之风日益盛行，统治阶级日趋腐朽没落。农民生活困苦，不得不起为"盗贼"。为了结束百余年来汉同匈奴之间的战争局面，汉元帝以宫人王昭君和亲匈奴呼韩邪单于。初元元年，在车师地区设立戊己校尉（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管理屯田和防务。建昭三年（前36年），汉打通西域道路，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

由于利禄的诱惑，传授、研习儒家经学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自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到了元帝时期，经学才真正昌西汉印花敷彩绛红纱袍盛起来。正是由于以儒家仁义之道为治国指导思想，才使得业以动荡的社会又暂时平静下来，西汉王朝才没有即刻崩溃，而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

2、偶幸"家人子"

五凤元年（前57）正月，太子刘奭18岁，宣帝为他举行了冠礼，这标志他已成年了。五凤四年（前54），他最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临死前，她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刘奭对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愤成疾，闷闷不乐，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宣帝听说太子迁怒于众位姬妾，也不好强拗其意，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自己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五位"家人子"（无职号的低等宫女），排成一行，让太子刘奭自择中意之人。这时刘奭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里边有一个人还可以吧。"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令掖庭令把这幸运儿送入太子宫。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现在偶然见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没想到的是，王政君竟怀了孕。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前52），王政君生下嫡皇孙。汉宣帝见帝国有了继承人，喜出望外，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骜。骜者，千里马也。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寄予多么大的厚望！从此，老皇帝常常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刘奭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但是，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这一幕对王政君一家和西汉王朝都事关重大。

（五）大权旁落

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

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

（六）结束汉匈冲突

宣帝时期，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匈奴力量一再削弱，汉匈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权力之争，初有"五单于争立"，互相不容，屠戮兼并，西汉"单于天降"瓦当最后形成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的对立。在汉元帝期间，在汉匈关系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陈汤平灭郅支，一件是昭君出塞。

1、平灭郅支

汉元帝刚即位的时候，匈奴郅支单于自以为与汉朝距离遥远，加之怨恨汉朝支持他的仇敌呼韩邪单于，就有与汉绝交之意，并且与康居王勾结起来，在都赖水（今恒逻斯河）畔兴建了一座郅支城（今江布尔），作为自己进一步扩张势力的基地。郅支将势力向汉西域发展，直接威胁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建昭三年（前36），新一任西域太守对匈奴发动攻击，获得大胜。至此，汉朝最后消灭了虎视西域的敌对势力。以后近四十年里，西域维持着和平状态，中西交通也畅通无阻。陈汤为官虽有不少劣迹，但他矫诏兴兵、平灭郅支的功绩还是应当肯定的。

2、昭君出塞

竟宁元年（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入长安朝汉，并表示愿娶汉女为阏氏。元帝也愿意用婚姻的形式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就以宫女王嫱配他为妻。汉元帝认为这次政治联姻可使"边陲长无兵革之事"，特意把年号改为"竟宁"，意即边境安宁之意。

王昭君离开长安，出塞和亲。她骑着马，冒着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地到了匈奴，做了呼韩邪单于的阏氏，被封为“宁胡阏氏”，"宁胡"意即"匈奴得到昭君，国家就安宁了"。呼韩邪单于希望她能为匈奴带来安宁和平。昭君远离自己的家乡，长期定居在匈奴。她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去发动战争，还把中原的文化传给匈奴。从此以后，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有六十多年没有发生战争。呼韩邪单于去世后，王昭君又“从胡俗”，再嫁给呼韩邪单于的大阏氏的长子，虽然这和中原的伦理观念相抵触，但她从大局出发，珍惜汉与匈奴的友谊。王昭君在匈奴生一男二女。昭君的死年和死地，史书没有记载。

昭君这位胆识不凡的汉家宫女，为促进汉匈民族团结，自愿出塞履行政治联姻，成为名垂青史的杰出妇女。从此，汉匈长期战争状态宣告结束，双方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长达150年的汉匈冲突，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而昭君出塞则好似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3、改立太子的风波

昭君出塞不久，汉元帝就病入膏肓。这时，傅昭仪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王皇后、太子刘骜却难以得到进见的机会。元帝病情稍微缓和，竟然对王皇后、太子产生了更多的不满，遂有废立太子之心，这种现象在宫廷之中已经不再是秘密。史丹凭借有元帝的特殊信任而得以陪伴在侧，他在与元帝单独相处时，涕泣跪奏：皇太子之立长达十余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但是，定陶王得到皇帝爱幸却广为人知，近来更有道路流言，以为太子位置有动摇之议。言谈至此，史丹极力强调：“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

元帝有感于史丹的涕泣极谏，特别是他所分析的改立太子的昭旨一旦公布，就可能出现朝廷公卿共同抗旨的紧张局面，这使得元帝不得不明确表态：不会有改立太子之举。一场政治危机得以消弭。

（七）渭陵调查收获

竟宁元年（前33）五月，元帝去世，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从咸阳市沿底张公路北行，经二道原3.5公里，到达一道原。距原边约半公里处，有两个高大的土塚，就是汉元帝渭陵和孝元王皇后陵，当地群众叫做东陵和西陵。

陵墓作为人死后在另一世界的永久栖宿之处，在“事死如事生”和“厚葬”之风大盛的汉代，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汉代每个皇帝即位之后，就开始动用大量人力、物资和时间去营建自己的陵墓，当时称之为“寿寝”。寿寝主要由高大的封土陵冢以及殿堂、城垣、门阙等雄伟壮丽的地面建筑组成，绝大多数帝陵周围还有数量不等的功臣贵戚的陪葬墓。

1966年，在渭陵北的新庄村出土了透雕羊脂玉羽人飞马，震惊了学界。以后，又陆续在该地发现了几件罕见的玉雕品和其他文物，咸阳市博物馆对渭陵和文物出土地，进行了调查清理工作。如今，在陵区内踏查，无陵邑可寻，与史书记载相符。玉羽人奔马，高7厘米，长8.9厘米，现藏咸阳博物馆。

渭陵塚呈覆斗形，底边长120米，顶边长约50米，高29米，顶部已塌陷成面积20×20米大小、深约2米的坑。陵园平面近方形，边长400～410米。陵园墙基宽4.5米。陵的东、南、西三面尚残存阙门，与陵塚底边正中相对。土阙（内边）距塚120米。土阙长36米，宽约10米左右，残高约2米。两土阙相距17米。两土阙之间是门道。

墓冢外有陵园，其平面近似方形，边长约405米，陵园墙基宽4.5米，陵园四门外阙址保存尚好。阙址现存台基面宽46米，进深10米，残高2米。汉末王莽当政时，将渭陵陵园墙壁抹黑，又毁坏陵园门阙上的“罘罳”。“罘罳”即“复思”，想以此达到“毋使民复思”汉朝的目的。

渭陵，毕沅曾立碑定为汉昭帝平陵。但根据《水经注》等文献记载和近年来的调查，渭陵应在今咸阳市周陵公社新庄村。毕沅所断值得商榷。平陵和茂陵相邻，应在今咸阳市大王公社帝王村，与现今新庄的这个陵墓的地望并不相及。

渭陵西360米、北180米，与傅皇后塚东西对称，有一塚亦为覆斗形，底边长85米、顶边长30米、高约17米，顶部下陷。土阙残长30余、宽9米。两土阙相距15米。土阙（内边）距陵塚140米。此塚封土较其他汉皇陵低，但阙门距封土距离长，其陵园范围，超过了其他皇后陵。从该墓的封土形制，和陵园土阙内残存的云纹瓦当看，属汉陵无疑。毕沅曾将此冢定为“周康王陵”，实是明显的错误，应为孝元王皇后（政君）墓。王皇后饗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王莽篡位，更命为新室文母，“年八十四，建国五年（13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陵冢外有陵园，其平面为方形，边长三百米。陵园辟有四门，门外有双阙。现存阙址台面宽33米，进深13米。门阙遗址附近有大量的汉代瓦当堆积，其中有“长生无极”、“长乐未央”瓦当等。王皇后陵园称“长寿园”。

渭陵东北500米左右，有一个墓葬群，原来东西4行，每行7个，共28个。当地群众叫做“二十八宿墓”。《咸阳县志》称为“七妃墓”。现存墓冢12个。墓冢东西相距20、南北相距70余米，冢底边长20米左右。从汉代陵制、方位和近年出土的瓦当、筒瓦和花纹砖看，无疑为渭陵的陪葬墓区。《汉书·元后传》记载：阳朔三年（前22年）“凤死，天子临吊赠宠，送以轻车介士，军陈自长安至渭陵”。南边一组现存墓冢5座，原来可能有7座，俗称“七妃冢”。渭陵陪葬者有王凤、王莽妻和冯奉世等。

考古工作者曾在渭陵西北几百米处发现了大面积的西汉建筑遗址，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如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玉俑头像、鎏金铜鼎、鎏金铜钟等。但具体范围、形制及属何种建筑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玉鹰，身长7厘米，横长5厘米。1976年出土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新庄村，现藏咸阳博物馆。雕刻手法简洁，线条流畅，风格浑厚，羽毛的质感非常强烈，好像是一只羽翼刚刚丰满的雏鹰，表现出雏鹰可爱又凶残的本性。

玉俑头，高8.5厘米，面宽4厘米。1966年出土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新庄村，现藏咸阳博物馆。

玉辟邪，共两件，均为玉质，属于厌胜辟邪之物，现藏咸阳博物馆。辟邪，为古代传说中神异之兽，似狮而带翼，有驱走邪秽、祓除不祥之义。《汉书·西域传》记载说：“两角者，或为辟邪。”《山海经》曰：“辟邪之兽，来自海东神兽，能知人之忠佞，不直者，触而啖杀之。”这两件玉辟邪，一件高2.5厘米，长5.8厘米，另一件高5.4厘米，长7厘米。前者挺胸昂首，体态雄壮。后者面目狰狞，前腿用力抓地，后腿使劲后蹬，这种前弓后箭的刻划，显然描述的是发现“敌情”的那一刹那。

玉熊，汉代圆雕。高4.8厘米，长8厘米，1975年出土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新庄村，现藏咸阳博物馆。玉熊姿态生动，好像在漫步，肥胖笨拙，双耳后抿，衬托出一对小眼更加有神。雕刻手法简练，寥寥数笔就给人以周身鬃毛的形象感觉，栩栩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