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帝即位之前,代王刘恒、昌邑王刘贺均是以诸侯王的身份入继大统的。由于缺乏皇位法定继承人的权威性,特别是在即位初期很难取得朝廷重臣的拥护,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依靠诸侯国旧臣以维系统治,同时还需精心调整与朝廷重臣及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以保持朝廷政治格局的稳定性。在文帝成功与昌邑王刘贺败亡的背后,都见有代臣与昌邑臣的影子。特别是刘贺前鉴不远,调整与权臣霍光之关系,则是初即大统的宣帝首要之务。这亦是在地节二年(前68)霍光去世之前,宣帝在政治上几乎很少有针对霍氏举措的关键所在。
宣帝即位不久,霍光表示要“稽首归政”,但宣帝依然委政于霍光,“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宣帝即位初始,即效法文帝,“论定策功”,益封霍光一万七千户,加之原先封户,“所食凡二万户”。西汉一代,虽然封侯者不在少数,但是封户逾万者却不多见。汉高祖时封侯者多达四百余人,封侯万户者仅有二人:平阳侯曹参与留侯张良,而丞相萧何方八千户,少者仅五六百户。虽然《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曰:“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但实际上三四万户的封侯并不见于史载。颜师古注曰:“曹参初封万六百户,至后嗣侯宗免时,有户二万三千,是为户口蕃息故也。”曹参侯国传四代,至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国除,距始封时已经69年,封户方逾二万。可见,霍光有生之年封户就高达二万,其权势恩宠之盛,可以想见。
除霍光之外,其余大臣,“车骑将军富平侯张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赐爵关内侯者八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宣帝已经即位的情况下,丞相杨敞于元平元年九月去世,霍光扶持其故吏蔡义任丞相,封阳平侯,此次也在益封之例。是时,蔡义年逾八旬,“貌似老妪,行步俯偻,常两吏扶夹乃能行”,较之前任丞相杨敞更为老朽不堪。霍光将如此丞相强加于宣帝,当时就有霍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的讥讽。
不仅蔡义为丞相时如此,蔡义于本始三年(前71)去世后,在继任丞相的人选上,宣帝仍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意图,而以长信少府韦贤为丞相。韦贤,初以邹鲁大儒的身份为帝师,“进授昭帝《诗》”,官至大鸿胪,与霍光共同尊立宣帝,赐爵关内侯,徙长信少府,“以先帝师,甚见尊重”,本始三年,代蔡义为丞相。从韦贤仕途经历看,与大将军霍光似乎不无关系,据《后汉书》载桓郁语曰,昭帝即位之初,“大臣辅政,亦选名儒韦贤、蔡义、夏侯胜等入授于前,平成圣德。”尽管韦贤不是霍光的故吏,亦是以“帝师”的身份出任丞相,且年逾七旬,“不习吏事”,为相五年,政事上毫无建树,与蔡义几无二致。由此可见,霍光所谓“以为人主师当为宰相,何谓云云?此语不可使天下闻也!”似乎并不是仅指蔡义而言,韦贤何尝不是如此。如果说所谓“论定策功”只是循例故事,恩宠群臣的一种手段的话;可是任命百官之首的丞相则是人主的权力所在,而宣帝则听任霍光处置,这一做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极其明智的,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霍光的戒备防范之心,这也是在霍光去世前,君臣能相安无事的一个原因。
地节二年(前68)春,权倾朝野的大将军霍光去世。宣帝为报答霍光的拥戴之恩,为霍光举办一个“皆同乘舆制度”的隆重葬礼,并下诏追思霍光功德曰:
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宿卫孝武皇帝三十余年,辅孝昭皇帝十有余年,遭大难,躬秉义,率三公、诸侯、九卿、大夫定万世策,以安宗庙。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复其后世,畴其爵邑,世世毋有所与。功如萧相国。
然而,在“追思霍光功德”表象的背后,一个翦除霍氏集团的行动却在有条不紊地展开。
此时霍光虽死,但霍氏家族的势力依旧存在,霍禹嗣父爵为博陆侯,迁右将军,乐平侯奉车都尉霍山复领尚书事,中郎将霍云封冠阳侯,诸婿、亲戚依旧兵权在握。但是霍光之死,毕竟为打破霍氏家族左右朝政的局面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宣帝为强化皇帝权威,采纳御史大夫魏相的建议,废除“副封”制度,同时诏魏相给事中,引入内朝,从中牵制霍氏集团;旋即又以“老病”免除丞相韦贤,代之以魏相,将中外朝都牢固地控制自己手中。与之同时,封皇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位特进,与其弟中郎将许舜共同监护太子,免除祸生腋下之虑。宣帝此举断绝了霍氏家族以外戚身份继续操纵朝政的企图。难怪霍夫人显闻知许皇后子立为皇太子后“怒恚不食,呕血,曰:‘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霍皇后)有子,反为王邪?’”不久,宣帝又进一步采取措施,更任霍禹为大司马,罢除其右将军屯兵及官属,诸霍及亲戚掌握兵权者皆削除兵权,或外放任为郡太守,或更任为文职,京师屯兵的及宫廷宿卫均以外戚许氏、史氏子弟代领。地节四年(前66)秋九月,大司马霍禹等被人告发密谋反叛,家族尽诛,霍皇后废黜,“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十家”。
导致霍氏灭族的毒杀许后、谋废宣帝两个直接动因,吕思勉先生曾评议道:“霍氏诚有取祸之道,然谓禹谋自立,则与上官桀欲杀燕王而自立,同一无稽。即弑许后亦莫须有之事,附子非能杀人,尤不能杀人于俄倾也。宣帝非愚騃者,即视许后死不能救,又宁待魏相、许伯而后知之乎?”否认霍氏灭族是因谋反之故。吕先生的评议自有道理。霍氏谋反的方式几乎与上官氏如出一辙。在上官氏父子一为左将军、一为车骑将军,兵权在握的情况下尚且不能杀霍光,废除昭帝;霍氏家族在兵权尽解,护卫京城与皇宫的兵权早已掌握在宣帝亲信的许氏、史氏子弟手中的情况下,采取如此必败之道,确实有许多令人难以思议之处。
若从问题的另一方面考察,宋代史家司马光认为:
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执之,久而不归,鲜不及矣。昔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诈,固可以亲政矣。况孝宣十九即位,聪明刚毅,知民疾苦,而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侈趣之!虽然,乡使孝宣专以禄秩赏赐富其子弟,使之食大县,奉朝请,亦足以报盛德矣;乃复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丛衅积,更加裁夺,遂至怨惧以生邪谋,岂徒霍氏之自祸哉?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
司马光认定霍氏罹祸不仅有其自身之原因,而且与宣帝“酝酿以成之”不无关系。司马光这一看法具有代表性。霍光尚在世之时,“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的说法在民间已广泛流传,茂陵徐生曾断言:“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于是上书宣帝建议:“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但是“书三上,辄报闻”,除此之外,宣帝没有任何“以时抑制”的表示。
如果说来自民间徐生的上书不可能引起宣帝充分注意的话,在翦除霍氏集团中最为得力的丞相魏相,在霍光死后不久亦上书宣帝,表达了相近的意愿:
自后元以来,禄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复为大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壻据权势,在兵官。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或夜诏门出入,骄奢放纵,恐浸不制。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以固万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地节四年五月,山阳太守张敞也上书宣帝:
乃者,大将军决大计,安宗庙,定天下,功亦不细矣……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宠故大将军,以报功德足矣。间者辅臣颛政,贵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请罢霍氏三侯皆就弟。及卫将军张安世,宜赐几杖归休,时存问召见,以列侯为天子师。’明诏以恩不听,群臣以义固争而后许,天下必以陛下为不忘功德,而朝臣为知礼,霍氏世世无所患苦。
是时,霍氏家族日见侵削,其势危如累卵。魏相、张敞的上书显然是在试图为保全霍氏家族的做最后一次努力。但是这一努力同样也没有成功,宣帝虽然“甚善其计”,却没有采纳张敞的建议。就在张敞上书后不到五个月,霍氏家族就以谋反的罪名族诛。
紬绎徐生、魏相、张敞诸人所言,实则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愿:即在削除霍氏权力的前提下,保全霍氏家族,同时也是为了保全宣帝“褒宠故大将军,以报功德的”仁慈之主的令名。实际上,自霍光去世后,削霍氏权力的部署已经有条不紊地完成了,“罢其三侯(霍禹、霍云、霍山),令就第,亲属皆出补吏”,张敞所说“天下必以陛下为不忘功德”,魏相所云“全功臣之世”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但是霍氏最终仍难逃灭族之祸,其间原因值得深思。
霍氏灭族虽是在霍光死后,但是祸因在霍光生前业已埋下。
霍光集中外朝权力于一身,虽无掣肘之虑,却使霍氏集团自身也处于一种孤立无助的地位。因此霍光死后,一些与霍氏渊源较深者,纷纷以各种方式疏离霍光集团。如霍光女婿金日磾之子金赏在“霍氏有事萌芽”时“上书去妻”,以求避祸;曾为霍光一手擢升、位居其次,又有拥立之功的车骑将军张安世更是“小心畏忌”,闻知宣帝欲以其“继大将军后”时惶恐不安,恳请“天子财哀,全老臣之命”,深惧朝臣将其视为霍光第二,亟于消弭与霍氏交往甚密的心迹显见。丞相韦贤亦是如此,地节三年,“以老病乞骸骨”免相,金氏、张氏、韦贤尚且如此,更遑论那些久在霍氏的威慑之下,早已心存怨望的其他朝臣。当霍禹对宣帝侵削霍氏权力怨望不已之时,霍禹故长史任宣就直言相告:“大将军时何可复行!持国权柄,杀生在手中”,积怨甚多,“大司马欲用是怨恨,愚以为不可。”表明霍氏集团内部一些人也认识到,霍光过分集权及为政严酷,已经严重地削弱了霍氏集团的统治基础。
事实上,从霍光之死至霍氏灭族将近三年,客观上为霍氏集团重新调整与宣帝的关系留下了足够的时间。然而长期处于霍光权势荫庇之下的霍禹诸人,显然缺乏必要政治才干,不仅没能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反而以贵胄子弟的奢侈妄为的行为加速自身的灭亡。平心而论,霍光对其子霍禹的才干曾有清醒的认识:当初,张安世之子张千秋与霍禹皆以中郎将随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乌桓,还见霍光,“问战斗方略,山川地形,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无所忘失。”再问霍禹,“禹不能记,曰‘皆有文书’。”于是霍光“以禹为不材”,叹曰:“霍氏世衰,张氏兴矣。”但是为了保证霍氏权力的延续性,霍光在弥留之际还是借上书谢恩之机巧妙地为“不材”的霍禹求官。身居权力中枢又无相应政治才干的恶果很快地就显现出来,面对着霍氏权力日益被削夺的严峻局势,霍禹诸人除了“缮治第宅,走马驰逐”,骄恣享乐,纵奴逞威,就是面对宣帝的步步紧逼,相对啼泣,自怨自艾,几乎没有任何收敛的迹象及应变措施。如此之才干与作为,即使有心“谋反”,也只能是拙劣仿效上官氏,自罹其祸而已。正因为“禹、云、山皆庸才”,所以宣帝在诛除霍氏时才能“匕鬯不惊”,吕思勉先生之语,实为确评。
宣帝初立,谒见高庙,大将军霍光骖乘,“上内严惮之,若如芒在背……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班固《霍光传》赞曰:
霍光以结发内侍,起于阶闼之间,确然秉志,谊形于主。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
来自民间的“俗传”与史家颇具感伤的赞叹,道出了霍氏灭族的重要原因。但并不足以涵盖宣帝与霍氏关系的全部内容。
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中,左右其发展运行的因素甚多,仅就西汉君臣关系而言,既有汉初名相萧何,韬光晦迹保全自身及后裔的史实;也有同为汉初功臣之后,政治军事才干皆为一时之俊的周勃之子周亚夫,仅仅因为被景帝视为“此鞅鞅,非少主之臣”,就被诬谋反下狱、呕血而死的史例;亦有自恃帝舅身份的丞相田蚡,“权移主上”,受到武帝警告后始有收敛,得以全身而终的史事。同样,影响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变化的因素众多,其中固然有霍氏的原因,但是与宣帝外宽内忌的性格,是时政治局势的变化等诸多因素相关。通过对宣帝与霍氏关系的重新审视,不仅有助于深入分析西汉时期的君臣关系,亦可从中探究武帝末年昭宣之际政治局势发展演变的轨迹。